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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雪融，到了全力一击的时候。1827年2月6日，长龄主帅亲征，率队向喀什噶尔大举进军。张格尔闻报，急忙在喀什噶尔外围的村庄筑起防线。张格尔非常懂得在战争中利用地形，他事先挖坑设坎再引水淹没，使得村庄外多出了许多不知深浅的水渠，以此来限制对手的骑兵战术。
骑兵过不去，长龄就组织步兵突击。张格尔则把水渠当成屏障，用俄制的燧发枪进行隔河阻击。在近代武器谱中，燧发枪和火绳枪同属前装滑膛枪，但燧发枪比火绳枪又先进了一步，其点火装置为摩擦燧石，射速和射程都要明显优于火绳枪。
这样，持燧发枪的叛军在火力上压制住了持火绳枪的官军。不过，两方对峙之下，长龄还之以连环铳炮——这是清末官军在火器运用中的一种常用打法，实战时由鸟枪兵和火炮兵一排排上，交替配合，以保持枪炮连续不断。
如此，连环铳炮反过来压制住了单个的燧发枪。在连环铳炮的密集打击下，临渠防守的叛军纷纷中弹倒毙，重重叠叠地倒压于水渠之中。
就在双方处于胶着之时，长龄派出的骑兵部队从左右两翼发起包抄，使得叛军阵营大乱，再也支撑不住。官军乘胜追击，于1827年2月29日进至喀什噶尔城下。
张格尔图穷匕见，决定倾巢出动，十余万人临河列阵，黑压压竟长达二十余里。面对着数倍之敌，长龄只能智取，不宜强攻。长龄挑选敢死队，准备实施袭扰战术，以疲惫敌军，但是当晚敢死队出发后，忽然出现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意外状况：平地刮起大风，一时间飞沙走石，连前面的道路都看不清楚了。
看上去，这不是好兆头。面对敌众我寡的形势，假使张格尔借着这阵大风发起反击，官军未必抵挡得住，于是长龄和杨遇春商量要不要退营十余里，待风停后再攻。
为什么要退？这不正是老天助官军一臂之力吗？大风一起，张格尔不知道官军有多少兵，又怕官军借机渡河，必然心虚。作为一支客军，打持久战不利，最好的生存方式就是速战速决。于是，杨遇春对长龄说：“我认为，不是退，而是要进，不是用敢死队，而是要大部队！”
杨遇春到底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有见地，于是长龄点头表示同意。长龄当即就派出千余名骑兵，打马直奔护城河的下游，虚张声势地做出要从那里渡河的假象，以牵制叛军主力，而杨遇春则亲率主力以夜色为掩护，从上游实施抢渡。
一过河，官军再次发挥连环铳炮的威力，炮声夹着风沙，给张格尔上演了“一部声光俱佳的立体大片”。叛军有性能较好的燧发枪，但缺乏杀伤力大的火炮，不仅城下连营被轰得稀里哗啦，城池也很快就守不住了。
占领喀什噶尔后，官军已取得明显优势，长龄不再害怕分兵会削弱战斗力，除他自己坐镇喀什噶尔外，杨遇春和杨芳分别出兵将南疆四城全部予以收复。
仗是打赢了，但道光帝并不高兴，原因是张格尔跑了。其后，道光帝尽管下谕旨再三缉拿，仍然到处都没有张格尔的踪迹，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自古“擒贼先擒王”，张格尔乃此次南疆之乱的祸首，三番五次地来兴风作浪，其人不除南疆则得不到真正的安宁。于是，道光帝很生气：“我以前为什么一再强调要出奇兵，为的就是要在正兵从正面出击的同时，以奇兵截断张格尔的归路，如果当时那么做，张格尔还能跑得掉吗？”
长龄无言以对，交不出人来，即使挨骂也得受着。
张格尔到哪里去了呢？大家都以为张格尔又逃去了浩罕，没承想他跟浩罕国王也闹掰了，人家拒绝收留，于是只好暂时钻进了游牧部落的帐篷里。
如果张格尔就这么做了牧民放放牛羊，倒可能没事了，毕竟南疆这么大的地方，而长龄也就那么点兵，不可能进行地毯式搜索，更不可能长期驻扎。
可是，当不了良民的终究还是当不了良民。道光帝也深知张格尔的秉性，他决定不仅“瞒天过海”地故意派人四处散布官军已然全部班师的假情报，而且还使出了反间计。
南疆不止一种教派，有对张格尔死心塌地的，自然也有跟他不是一条道的。道光帝通过积极善后，竭力取得不跟随张格尔的这些教派的支持，并告诉他们：以后你们只要看到张格尔这个到处惹是生非的人，记着一棒砸过去就是了。
张格尔对道光帝设下的局深信不疑，便在当年年底凑了一支五百人的骑兵重新冒了出来。出来后，张格尔确实没看见官军的大部队——杨遇春真的撤回了内地，但张格尔撞见了维吾尔人，而这些维吾尔人就属于跟他不对付的。
见维吾尔人密密麻麻，不是热烈欢迎，而是捕捉猎物的神情，张格尔赶紧打马就走。
在道光帝的“瞒天过海”之中，杨遇春走人是“正”，还有一个“奇”始终在南疆蹲守，而率领奇兵之人称得上张格尔真正的命中克星——他就是杨芳。
在得到张格尔终于再次出现的报告后，杨芳发力猛追消灭了张格尔所率骑兵，并将张格尔本人一举擒获。1828年1月，道光帝在紫禁城内获知了这一特大喜讯，当即题写了两个大字——“绥边”。
平定“张格尔之乱”的功臣被绘像于京城紫光阁内，其中长龄、杨芳、杨遇春居于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