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杀到武昌时,城里百姓早就逃散一空,能用于守城的只有千余兵卒。武昌周遭却有十九里路那么长,这一千多人散开来,平均一个城垛只能勉强安一个兵,就这还不够分配。
陶恩培后悔莫及,可身为巡抚,他有守城之责,没有皇帝的准许,擅自逃走是要被问责乃至杀头的。这时幸好曾国藩已派胡林翼等人回援,然而让胡林翼意想不到的是,他好不容易快马加鞭赶到武昌,陶恩培却不让他进城。
陶恩培这么做,是因为他发现太平军并没有马上进攻武昌,而只是据武昌对面的汉口、汉阳以守。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没必要让胡林翼进城:你直接进攻太平军吧,此谓“以攻为守”。
胡林翼等人所率援军加一块儿,仅三千余人,武昌城外的太平军接近万人,而且士气旺盛,如何能够轻易击退?更主要的是,陶恩培又一次错误估计了形势,他以为太平军一样在守,其实人家只是蓄势待发而已。
太平军能够不断进行无根据地的流动作战,在于他们可以“打先锋”(或称“打掳”)。所谓“打先锋”,不是军事上的派先锋出来打仗,而是四处征集粮草、夺取船只、扩充军队。这是太平军自金田起事后最常用的战略战术,其好处是打到哪里就可以把饭锅端到哪里,这个地方空了,再跑别的地方去,一城一城这样打过来,便不愁没有粮饷。太平军不急于攻取武昌,除了等待后续援军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打先锋”。
相比之下,官军很难做到这一点。他们的粮饷主要依赖朝廷和地方政府供给,虽然在缺饷的情况下,很多官军的军纪也一塌糊涂,但带兵官随时可能因此遭到地方官员的参劾,他们也不敢像“打先锋”那样把当地席卷一空。湘军则更特殊,曾国藩在建军时就以“不扰民”为宗旨,粮饷除由政府调拨一部分外,都由地方上募集劝捐,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一直比较困难。
胡林翼所部到武昌,既不能进城,又得不到其他方面的补给,兵单饷绝,别说打仗,就是不打仗,肚子还饿得咕咕叫呢。此时的胡林翼已升任湖南布政使一职,湖南布政使负责民政及钱粮赋税,可是战争期间,并没有一毛一厘的钱粮可供他调配或使用,而且布政使也好,按察使也罢,都没有巡抚大,人家是省长,得听他的。
上司再愚蠢,还是上司,不能不服从命令,攻是肯定要攻的,哪怕是注定失败。第一次,胡林翼感到前途茫茫,悲观至极。他在家书中留下了遗言,说自出黔以来,才一年的时间,自己已由从四品(知府)升正四品(贵东道),又由正四品升正三品(按察使),再由正三品升从二品(布政使)。“我不过是一个迂腐书生,才四十多岁,就得以连升三级,位居大吏,就算死了也够本了,你们不用为我伤心。”
寄出家书,胡林翼操起家伙就向太平军发起进攻。这种进攻跟预料的差不多,属于搔痒类型,根本难以撼动太平军阵营,所幸他还留着一条性命。
很快太平军转守为攻,朝他的大营杀了过来,胡林翼顿时只剩招架之力,而太平军开始投入进攻,是因为他们的粮饷已经筹足,后续援军也陆续赶到了。
虽然胡林翼拼尽九牛二虎之力,守住了自己的大营,但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武昌失守,陶恩培也以自杀了局。
协防武昌失去了意义,胡林翼被迫移师武昌以西的金口。谕令传来,他接替陶恩培,署理湖北巡抚一职。胡林翼曾经感慨其职务升迁之快,孰料没有最快,只有更快,转眼之间,不是连升三级,而是连升四级,特别是湖北巡抚一职,那是几个月前曾国藩得而复失的职位,这意味着胡林翼以湘军将领的身份,第一个跨入了封疆大吏的行列。
胡林翼能有如此好运,除了湖北军情紧急,咸丰客观上不能不对他委以重任外,与恭亲王奕入主军机处也不无关系。
道光给咸丰留下的军机处班底,首辅是穆彰阿,但咸丰基本上不听他的,只听从老师杜受田的。在穆彰阿被罢黜后,从未进入军机处的杜受田更是在咸丰背后呼风唤雨,成了事实上的首辅。
杜受田虽没有大的才识,但他为人谨慎,机敏好学,尤其是非常爱惜人才,曾上疏荐举林则徐、周天爵,又曾保全向荣,做了不少实事。不幸的是,杜受田没过几年就累死了,在咸丰耳边絮絮叨叨的变成了新首辅祁寯藻。
祁寯藻号称道咸年间的“儒宗”,老夫子学问广博,动辄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兴致来了,有时能讲得忘了时间。每到这个时候,咸丰为了表示敬师重贤之意,不得不装出精神抖擞,越听越爱听的表情,只苦了那些站立听讲的军机大臣,个个叫苦不迭。
祁寯藻有学问倒是有学问,但在处理实务方面却非常迂腐无能。他认为湘军兴起不利于清室,因而时时排挤曾国藩。当初在咸丰面前说曾国藩坏话,导致曾国藩丢掉湖北巡抚之职,乃至在七八年时间里都成了有责无权的人。也有的史料记录讲坏话的是彭蕴章。反正不管是谁干的,这两人对曾国藩和湘军的态度基本相同,他俩属于一丘之貉。
和道光年间一样,若是和平年代,这类老爷子几乎是众望所归,连皇帝都得把他们抬出来撑场面,然而到了战争或者形势复杂的时期,就明显不如原来那么吃香了。
到北伐的太平军即将逼近北京,咸丰明显感觉到军机处不得力,不得不委任奕为军机大臣,帮自己掌管政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