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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这个地方，原先除了盗匪猖獗，民间诉讼也是一大害。
安顺人爱打官司，芝麻绿豆的事情都要拿来争，而且好胜心强，哪怕是弄到倾家荡产，也非把官司打赢不可。知府面前的积案堆到山高，哪里处理得完，因此不胜其烦，大多数都推给底下的差吏。
差吏对案件的是非曲直丝毫没有兴趣，他们只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和“吃完原告吃被告”有兴趣，结果使得案件再次成为悬案，又积压下来。
就是一些能结的案子，也往往让老百姓怨声载道。原因是官差不够用，只能用社会编外人员，叫作“白役”。能够被派作“白役”的，大多是些无赖之徒，属于对社会有害无益的人。一旦奉命办差，便狐假虎威，竭尽吆三喝四、敲诈勒索之能事。
差吏和“白役”，一文一武，导致“一人投状，十家破产”，百姓畏之如蛇蝎一般。胡林翼的解决之道是无论案件多么琐碎，知府都要亲自审案，不给差吏从中插手的机会。
官府中的差吏称得上“潜规则”中的黑手，个儿顶个儿的是职业人精。知府要亲自审案，那好，我们就另想辙。
老百姓胆子小，对案件程序不熟悉，差吏便想钻这个漏洞，对原被告收取费用。这是要玩智商了。胡知府别的没有，有的是智商。他把办案的程序和规则，缩减到最明白，然后一五一十地全写在传票上，执行傻瓜式的一站操作，让想从中渔利的人全喝西北风去。
别的知府见到案子多，心里便发怵，胡林翼的主意用不完，又不能全烂肚子里，摆弄这些案子简直易如反掌。在搞定盗匪的同时，所有积案、现案全部料理清楚，其中仅积案就有三百余起，而“人自以为不冤”，即使输了官司的人也个个心服口服。
胡林翼深悉标本兼治之法。正如他十三岁时说过的，“今天下之乱不在盗贼，而在人心”，社会的风气和道德水准很重要，这是治本之举。他在安顺倡导修建义学十余所，这些义学由乡里集资，用于供贫困家庭的儿童读书。此外，还组织搜集编写节烈与孝行的事迹，汇总表彰的相关人员多达八百人次。
安顺本为化外之地，文教不兴。自明朝戍边置郡以来，两百年了，地方政府从来没人想到过要报告节孝，这是第一次。后来曾国藩就称赞胡林翼为政的最大功劳就是移风易俗，在他看来，这比胡林翼在“荡平疆土”，建立战功方面的业绩还要可贵。
胡林翼在安顺，屁股还没坐热乎，省里一纸调令便来了。要调他走，不是因为他干得不好，而是干得太好了，尤其胡林翼在平定盗匪方面的举重若轻，真是让省府大员开了眼界。
比安顺更乱，盗匪更多的地方，在贵州有的是，快让他去。
新的去处名为镇远。原镇远知府是个年逾花甲的老头儿，家中还有老母和不听话的儿子。他纯粹是为了生计，才不远千里跑到镇远来做个官，可是谁知道一来就掉进了火坑。
安顺明代置郡，与安顺相比，镇远直到清代才真正归入中央政府的统辖范围。由于教育开化得晚，此地的社会治安十分混乱，抢掠、烧杀、拒捕每天都有，司空见惯。老爷子这么大岁数，哪里承受得了这么重的压力，来了之后没一件案子破得了。上司大怒，便将他撤了职。
见到胡林翼，老头儿哭哭啼啼，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说撤我是应该的，也不敢有什么怨言，可今后的生活该如何维持呢。胡林翼很同情这位可怜的前任，不过他首先要应付的还是对方留下的这个烂摊子。
对抓捕盗匪，胡林翼早就驾轻就熟，上任半个月，便解决了原来两个月都无法破获的杀人大案。除去大盗，还剩下当地的一些地痞流氓。这些人公然讹诈商户，收取“保护费”，搅得地方上不得安宁。以前的官府差役与之有勾结，自然听之任之。
胡林翼知道被他称为“贪而滑”的差役用不得，他决定独辟蹊径，弃“役”用“士”。
士者，读书人也，也就是镇远的举人秀才。书读得多的人，一般脑筋都轴，爱认死理，不会像差役那么油滑。胡林翼把访查到的痞棍名单，按所在区域不同，分别交给这些读书人，让他们回去联系乡里宗族，设计将痞棍诱擒，然后交给官府。
胡林翼还笑眯眯地做出承诺，每抓住一个痞棍，赏银五两，再发大银牌一面。举人秀才有些为难，说要是宗族里的族长或乡民不配合，该怎么办呢？胡林翼拉下了脸：“要是他们不起劲，你们就来报告我，我马上将他们全抓起来。理由嘛，包庇罪！”
一边是政府的奖惩，另一边是乡间的除恶，大家的积极性马上被调动起来。尽管让乡民动手抓这些往常连根手指头也不敢碰的痞棍，多多少少都有些后怕，但胡大人不是说了吗，不把他们送进去，就得治我的罪，那就不如先送他们了。
地痞流氓一批批地被捆着送往官府，这帮原先神气活现的人至此威风扫地，眼见得是“苍孙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