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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之败早就令胡林翼坐卧不安，急欲奔赴沙场，现在皇帝既颁下圣旨，“夺情视师”似乎显得更加有理有据，可他同时又是个出名的大孝子，即便接到圣旨，内心也仍处于两难之间。
是曾国藩的来信最终促使胡林翼下定了决心。曾国藩在信中说，湘军在三河阵亡将近六千人，元气大伤，今后能否复振已成未知数，如果“润公”（胡林翼号润芝）再不出山，时局将不可挽救。
1859年1月，胡林翼接受曾国藩的建议，从湖南原籍回到武昌，复任湖北巡抚。在武昌巡抚衙内住了没几天，便渡江驻扎黄州，加以整顿军务。
在胡林翼复任之前，李续宜已先行到达黄州，收容了自三河、桐城两战溃退下来的七千余湘军。胡林翼到黄州后又新征了一批兵卒，加起来不下万人，他把这些部队全部交由李续宜掌握和整训。
李续宜是李续宾的弟弟，兄弟俩多年随老师罗泽南征战，但李续宜的名气一直远不如乃兄。在胡林翼看来，这并不是因为李续宜才能不济，而是李续宾生前的光芒太过耀眼，以至于李续宜“功多为续宾所掩”，若得到合适的机会，必能够脱颖而出。
这时胡林翼还了解到，在他回家服孝期间，湘军的后勤供应不正常，官兵已经有两个月拿不到饷银了，部队士气很受影响。获悉这一情况，他眉头一皱，从案头取出一张白纸，用毛笔唰唰地写下几行字，然后让文书刊印多份并盖上了他的印章。
文件是寄给各路厘局的，胡林翼在上面写的是自己现编的一首打油诗：“开口便要钱，未免讨人厌。官军急收城，处处只说战。性命换口粮，岂能一日骗？”文末他直接提出要求：“恳求各路厘局大财神办厘金三万串。”
文件寄出不到十天，运送军饷的船只便络绎而至。通过看似戏谑的笔墨游戏，一个困扰湘军的难题得以迎刃而解，但胡林翼也知道这并非长久之计，为此他决定让阎敬铭主持武昌粮台。
阎敬铭是陕西人，早年三次参加会试均告落榜。按照科考制度的规定，他这样的落榜生可以像江忠源一样参加“大挑”。“大挑”没有笔试，只有面试，现场由王公大臣负责挑选验看，实际就是看这些王公大臣对士子的印象如何。
阎敬铭身材矮小，两只眼睛一高一低，走起路来还慢腾腾的，不像一个青年士子，倒活脱脱是个乡间老头儿。“大挑”时，他刚刚按次序跪下，连说话的机会都没能得到半句，一位参与面试的亲王就如同看到鬼一样大叫起来：“阎敬铭你赶快离开考场！”
因为颜值的差距，同样是参加“大挑”，江忠源得了教职，阎敬铭什么都没捞到不说，还遭到了当众羞辱。他深以为耻，此后便发愤读书，不但终于考中进士，而且如同曾国藩、胡林翼一样，被选为了翰林院庶吉士，成为进士中的佼佼者。
生活就是这么充满戏剧性，当年“大挑”中的那位亲王以貌取人，没想到却在无意中把一个人的人生推向了更高阶段。
庶吉士在翰林院要学习三年，三年后再进行一次考核，叫作“散馆”。同为庶吉士，三年学成后，大家的水平有高有低，“散馆”中考得好的，比如曾国藩、胡林翼就会被授予翰林院编修或检讨，拥有留任翰林的资格，此谓“留馆”。
剩下来的人或被派到各地做官，或到六部任主事、御史。阎敬铭属于这一类，他被分到户部“以主事用”（即干的是主事的活儿，但还不是正式的主事）。
任何一种官僚制度在诞生之后，随着时间的延续，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很多弊端，清代部务也是如此。
尚书是部的最高长官，官员能做到这个位置，一般年纪都已经是爷爷外公辈了，精力难以集中。侍郎作为副职，大多直接来自“留馆”的翰林，身上或多或少还存有书生气，加上初涉部务，并没有多少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司员把拟好的文件送上来，侍郎们常常只会在上面占个位置署个名，时人称之“画黑稿”，如曾国藩那样精明强干的侍郎只是凤毛麟角。
按清代旧例，尚书、侍郎先在工部任职，稍稍对工部的事务熟悉了，就很快要调到兵、刑两部，等到在兵、刑两部也琢磨出点味道来了，却又要再转礼部、户部直至吏部。当年曾国藩就是这么一个个跑过来的，要说“换岗锻炼”也不是没有益处，问题是自吏部以后，官员升迁方向将脱离六部的圈子，到了那时，尚书可升协办大学生，侍郎可升总宪（即都察院左都御史），他们就算已经精通部务，也失去了继续打理部务的机会。
尚书、侍郎既对部务漫不经心，就不得不委权于下属，即郎中及其副职员外郎。后者的情况其实也好不了多少，能干一点的积累十余年资历，刚刚达到熟稔部务的程度，就会在“京察”（即京官考核）中被保为一等。朝廷一看是个人才，马上便派去做道府以上的外官。剩下来的多为鱼目混珠或好逸恶劳之辈，这些人自己干不了或不肯干，就把活儿全部推给主事等更下属的官员，从而形成了各部实际权力反由主事掌握的奇怪现象，史家称之为“太阿倒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