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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有一次胡林翼对鲍超说：“春霆大弟，你真是个将才，如果能带着两营陆军作战，必为出奇制胜之偏师。”
言者或许无意，听者却分外有心。鲍超随即到长沙招募了两营共三千多名兵勇，然后率部来见胡林翼。胡林翼感到有些后悔，因为他并未给鲍超下达募兵令，换句话说，就是这两营人马实际是没编制的，而没编制也就等于军饷方面出现了大缺口。不过既然已经招来了，再遣散是不可能的，胡林翼只能另外设法给他们凑饷。
湘军中凡五百人以上的大营常常以指挥者的名字来称呼，鲍超字春霆，他的部队便被称为霆营，也称霆军。霆军自成立起，其军饷就不稳定，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
没有军饷怎么办？总不能听任部队垮掉。鲍超的办法是每攻克一座城池，便允许部队劫掠三日，三日后再整肃军纪，做出秋毫无犯的样子。
湘军一般来说军纪还都不错，但鲍超的霆军在外面的名声却很差，曾胡能够一直予以容忍，完全是因为霆军特别能打仗，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劲旅。
鲍超练兵颇有一套。有的营排兵布阵时，是以低级武官和新兵驱前，高级将领率强兵督后，鲍超反其道而行之，他把级别高些的营官全都安排在队伍的最前列。太平军老远一看这些人的衣服，就知道他们的身份，于是常常集中力量予以攻击。营官们为了保护自身安全，必然要挑选和训练精兵随其左右，这样鲍超都不用自己过分操心练兵的事，营官们会自觉自愿地去做。
亲自上阵搏击是鲍超打仗的一贯风格，不过他并不单靠蛮勇取胜。每次与敌人相遇，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哇哇叫着拎两把板斧往前冲，而是深沟高垒，以静制动。在此期间，他四处派出间谍，对敌方将领的情报进行刺探和收集，以便全方位了解其性格为人和行军作战的特点。
收集情报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实地侦察。在战前的两天，鲍超会带着几名营官亲自到前沿，对敌方营垒及其前后左右的地形进行仔细观察，并在回营后将观察结果画成草图。
第三步是开“诸葛亮会”。营官们被全部召集到中军帐，对照着草图商讨战法，讨论时大家可以畅所欲言，甚至于唇枪舌剑，互相辩论，总之是碰撞出的智慧火花越多越好。
开完会，定下战策，就进入了执行阶段。鲍超这时的要求是各司其职，不能再有任何异议，谁违反了规定，战后即以军法处置。
因为情报未搜集完整或形势不利于仓促出战，霆军常有与敌人相持长达数十天的情况，但是一旦决定要打，就一定要打到赢打到底，而且必须是歼灭战。有时部队追溃败之敌，一追就要追一两天，在这种情况下，鲍超也不肯舍弃，他就是要打一股灭一股，这一股如果不灭掉，就绝不匆匆忙忙地另开一席。
曾国藩总结湘军的基本战术，谓“结硬寨，打呆仗”，鲍超虽非曾国藩一手提拔，却将湘军的这种战术特点和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二郎河一役中，陈玉成率先败于鲍超之手，营垒被霆军击破，所部死伤达万余人。发现太平军突进二郎河，多隆阿也挥兵杀到，李秀成拼命力战，才勉强保住了六座营垒。
无论鲍超还是多隆阿，在用兵方面都不莽撞。他们知道这两次能打胜仗都只是钻了陈玉成急躁轻进的空子，太平军仍拥有反败为胜的足够实力，因此天黑后就马上收拢部队，以防遭到反噬。趁此机会，陈玉成、李秀成方得以连夜突围。
长江后浪推前浪，过去在湘军大将中塔罗（塔齐布、罗泽南）齐名，如今多隆阿和鲍超已足以取代他们的位置，军中呼为“多龙鲍虎”。陈李联军本有希望借三河大胜之势横扫湘鄂军，但因为多隆阿扼守宿松，鲍超据守二郎河，胜利之师在二人面前又变成了败军，原有计划自然也就无法实现。实际上，陈李联军至此就停留在了太湖一线，未能再往前推进一步。
获悉太平军连胜的势头被遏制，胡林翼断言：“贼（对太平军的贬称）不能乘着我军士气沮丧之机，合力继续进行攻击，单从这一点来看，我就知道他们走不远了。”
话虽是这么说，但经过三河、桐城两战，太平军在安徽曾面临的危机已然解除，与此同时，他们暂时不敢动的也只是湘鄂军，打绿营依然不在话下。
在太平天国后期涌现出的主要统兵将领中，除了陈玉成、李秀成外，尚有李世贤、杨辅清、黄文金等人。李秀成将重点放在江南，到安徽这边只是应陈玉成之请进行联合作战，所以在曾国藩、胡林翼看来，他的威胁性反而最低，尚排在李世贤等诸人之后。
以在安徽战场上的活跃程度而言，李世贤被认为仅次于陈玉成。就在陈李联军都止步不前的时候，李世贤在安徽宁国连破绿营各部，1858年12月，又击破清军湾沚大营，浙江提督、督办宁国军务的邓绍良阵亡。消息传出，朝野为之震惊。都兴阿上书咸丰，奏请让胡林翼“夺情视师”，居中指挥，同时他还提到在三河战役中，如果有胡林翼在武昌调度，李续宾绝不至于孤军落败，行文措辞颇为激烈。
都兴阿的这份奏折所触及的正好也是咸丰的心病，他当即给胡林翼下达了“夺情视师”的圣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