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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用外国人打仗同样可以从史册中找到依据，康熙时旗兵中就有俄罗斯人。只不过这时的情况有些特殊，咸丰皇帝不提，就是英法美等各国也都反对本国侨民参加中国内战，英国甚至颁布法令，规定任何违反中立政策的英国人，都将被处以五千美元的罚款，外加两年的监禁。
当然，扎得再紧的篱笆墙也不会完全没有缝隙可钻。各国对待佣兵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尤其一些“不承担国际义务”的小国更是如此，比如上海的西班牙领事馆就允许菲律宾人在华从军（菲律宾时为西班牙殖民地）。美国虽然愿意维护它已公开宣布的中立政策，但它在上海连一座监狱都没有，除了少数重犯要借英国的监狱或自家将领的私邸进行拘押外，大部分被判有“较轻的重罪”的美国人都会被予以释放，而美国人在华从军就属于“较轻的重罪”。
自19世纪50年代起，上海码头上每天都停泊着大约三百艘外国船只，菲律宾和美国籍的失业水手、流浪汉、海军逃兵比比皆是，只要条件足够吸引人，招募佣兵几乎唾手可得。事实上，还在太平军席卷东南之前，上海就已经有了一个佣兵组织。
战乱时期，长江和附近海面上的盗匪极其猖獗，一般捕快根本就对付不了，于是上海捕盗局不得不以船捐作为主要经费来源，雇用了一支名为“缉盗队”的佣兵组织。该组织的头目系美国冒险家、绰号“海军上将”的高夫，原为“孔子号”缉盗船的船长，受雇于衙门后，便带着由菲律宾和华人混合组成的佣兵干起了捕快的活儿。
“缉盗队”为使用佣兵开了路，但这还只是一个类似于警察的佣兵组织，并非野战部队。苏松太道吴煦、盐运使杨坊在继续雇用“缉盗队”的基础上，开始谋划建立一支能与太平军作战的佣兵武装。
若按照做官途径区分，江苏巡抚薛焕是所谓正途出身，即通过科考走上仕途，吴、杨则都是所谓异途出身，头上的乌纱帽均来自捐纳。吴煦是一个典型的胥吏，年纪轻轻就在衙门里混，对办案、理漕、刑讼、交际等关节无所不通。杨坊原先在洋行做买办，他利用这个职务发了财，成为沪上有名的富商，而且懂一点“洋泾浜英语”（上海人说的中国化英语），是吴煦在对外事务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助手。
吴、杨共同的特点是对钱财看得比较重，他们不在乎名节操守，且又很会来事，换句话说，薛焕这种正途出身的人不好意思去做或做不好的事，他们在行。
杨坊名下有一家泰记洋行，这家洋行主要以贩卖鸦片牟利，同时也负责操作一些涉外的半官方事务，“缉盗队”即属此类。得知杨坊仍在继续“寻找富有军事知识的人”，与泰记洋行有着业务往来的英商希尔在高夫的支持下，向他推荐了“孔子号”的大副、美国人华尔。
华尔时年才二十九岁，蓄着一头披肩的长发，看上去更像一个印第安人而不是美国白人。他的性情也确实很像印第安人，从小就异常好动，到了十几岁仍没片刻安静，在职业选择上，除了军人，他对任何一种职业都毫无兴趣。
最初，华尔想报考西点军校，可惜没被录取，但这并没有能够阻止他对于打仗的渴望，之后他便私自离家参加了墨西哥内战，以佣兵身份在墨西哥和尼加拉瓜武装偷渡难民。华尔此举违反了当时美国的中立法，他因此遭到逮捕和拘禁，然而从监狱里一出来，他就又加入法国军队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
战争尚未结束，由于和上司发生争执，华尔辞职离开了军队。重新回到美国后，他曾做过一段时间生意，但实在难以适应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于是便再度出海来到战火纷飞的中国。
在华尔和杨坊相识时，杨坊被介绍为“一个富甲天下的中国银行家”。当着杨坊的面，华尔建议：“财产与生命受到威胁的上海商人，应组织一支对抗太平天国的私家军队。”同时表示愿意亲自组建和指挥这支军队。
杨坊一听正中下怀，马上同意了他的计划，并答应由中方负责提供军队的粮食和购买武器的资金。
在高夫的帮助下，华尔开始搜罗兵员，最终他招募到了一百多人，其中大部分是菲律宾人，这就是最早洋枪队的雏形，薛焕等中方官员称之为“吕宋夷勇”。
华尔给上海许多华人留下的印象，是一名美国的“被撤职的军官”，但他其实没在美军中待过一天。当然，他也不是什么欺世盗名之辈，多年的佣兵生涯让他积累了一定的军事知识和实战经验，尤其是当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对他帮助很大。那场战争被称为有史以来第一场现代战争，华尔不仅从中了解到世界战争发展的最新动向，也学习了如何组织部队，以及将部队拆开作为散兵使用等各种技能。
洋枪队的问题主要不是华尔，而是士兵。这些人之所以加入洋枪队，纯粹是被冒险的前景、优厚的报酬和战利品所诱惑，队员水平本身参差不齐，有的能力很差，偏偏官府又要应急，在洋枪队尚缺乏充分准备和训练的情况下，就匆匆忙忙地把他们派上了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