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
有一位同学性格偏狭急躁,看到曾国藩的书桌被放在窗前,就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户外射来的,你往窗前一坐,光线不是让你遮住了吗?赶快挪开!”
曾国藩语气平和地问他:“你叫我放在什么地方呢?”
“放在床边好了!”
曾国藩一声不吭地照做,果然把书桌移到了床边。
曾国藩学习很刻苦,晚上还要用功。这位同学又嘟囔开了:“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噪人吗?”
曾国藩没办法,只好改为低声默诵。
不久,曾国藩参加湖南乡试,考中了举人。捷报传到,那位同学这个羡慕嫉妒恨啊,当即怒气冲冲地对曾国藩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
曾国藩听了没有跟他计较,反倒是旁边的同学不服气了,质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那人哼了一声,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
如此无理取闹,不可理喻,同学们都替曾国藩打抱不平,但曾国藩仍然毫不在意。这一年,他才二十四岁,其超人气度可见一斑。
走上仕途之后,曾国藩给人的印象却是极其较真儿,许多时候都一码归一码,似乎眼睛里揉不进一粒沙子,但其实在私事和个人荣辱上他一直都相当豁达,有了战功恨不得全部归于同事或部属。这也是他能够仅凭道义来统摄湘军众将的原因之一。
曾国藩在意和计较的是公事,所谓“直道对官场”。这种在意和计较让他吃了不少苦头,那一年他不顾一切地奔父丧回籍,朝廷自然是有意见,连湖南地方也对他多有诋毁之词。
在异乡孤立无援,人见人欺也就算了,没想到回家乡还得承受这么多莫须有的攻击,曾国藩内心十分痛苦,因此得了比较严重的失眠症。
好友欧阳兆熊听说曾国藩的情况,便推荐曹耀湘前去治病。曹耀湘懂得医术,同时也是一名学者,在做完初步诊断之后,他告诉曾国藩:“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
岐黄是中医的代称,黄老则泛指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古代士大夫往往儒道互补,在仕途得意时强调儒家的积极进取,失意时便以道家的清静无为来作为精神寄托。曹耀湘看出曾国藩所得的失眠症其实源于心病,是遭到严重挫折后的必然反应,他认为单纯的医药治不了曾国藩的病,学一点道家的人生观,倒或许有用。
曾国藩本来就是个博古通今的聪明人,被曹耀湘点透后,立刻变得豁然开朗,多少原先一直想不通的事一下子都能想通了。在日记中,他这样记述自己的感悟——
细细想来,古今亿万年,没有穷尽,可是人生也就只有几十个寒暑而已;大地数万里,看不到边界,但人生活在大地上,白天不过住一间房子,晚上不过睡一张床罢了;书籍浩如烟海,一个人就光是过一过目,他一辈子所能看过的书,也仅是九牛一毛;人情百态,事变万端,一个人水平再高,力量再大,他一辈子所能办成的事,亦只是沧海一粟。
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写道:“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不知不觉,曾国藩的境界与之相合了,他真正懂得了什么叫作退一步海阔天空,什么叫作过刚则折,什么叫作能屈能伸。
曾国藩的性格至此发生了重大转变,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在一贯的刚直中掺进了“柔道”,即所谓刚柔并济,内方外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