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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因两江总督何桂清落马而起。何桂清弃城逃往上海，不久被朝廷予以革职逮捕，如此一来，两江总督一职就得另觅他人。
早在江南大营被击破，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京城时，人们感到形势严峻，就开始议论纷纷，要求重用曾国藩的呼声甚高。曾国藩的友人、有“西南巨儒”之称的莫友芝与几位京城名流私下谈论，都认为江督非用曾国藩不可，于是大家决定去找高心夔商量此事。
高心夔是咸丰近臣肃顺的幕僚，他曾在曾国藩幕府参赞军事，后由曾国藩推荐给肃顺，且深为肃顺所倚重，与王闿运等人合称“肃门五君子”。高心夔自然是一心向着湘军，在樊燮事件中，除郭嵩焘相托外，他也曾力劝肃顺救护左宗棠，说：“宗棠以傲倨对樊之骄倨，失之为粗野，但樊以下骄上，失之为纲纪，怎么可以容许？况且朝廷正当用人之际，季高（左宗棠字季高）才名满天下，岂可不为季高一争？”
后来的事实证明，肃顺对高心夔的话很重视。这次也一样，高心夔把莫友芝等人的意见带给肃顺，说得肃顺连连点头。
第二天上朝，得知咸丰初步考虑的人选是胡林翼，肃顺急忙进谏：“胡林翼在湖北，一向处置得法，且武汉为上游重镇，所以胡不能动。倒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就都有德才兼备的人进行掌控了。”
咸丰表示同意，当即谕令赏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散朝后，肃顺喜滋滋地找到高心夔说：“事情成了！你怎么感谢我这个保人呢？”说完便握着高心夔的手大笑起来，两人饮酒庆祝，尽欢而散。
肃顺为曾国藩出任江督出了力，这是毫无疑问的，王闿运也证明说：“曾侯（曾国藩）大用自肃豫庭（肃顺字豫庭）。”
问题是，咸丰为什么能够这么痛快就接受肃顺的意见？要知道，皇帝对曾国藩的畏忌之心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已经根深蒂固，几乎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回想六年前，曾国藩率湘军攻占武昌，捷报到京，咸丰本来很高兴，打算让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未曾想彭蕴章（也有说是祁寯藻）的几句话把他吓了一跳，不但收回成命，而且对曾国藩倍加防范。
曾国藩在江西督师的那几年，是他从军生涯中极其艰难的一段岁月。因为没有任何实权，很多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江西巡抚陈启迈等人也对他加以刁难和侮辱，筹饷方面更是步履维艰。
曾国藩不堪重负，假都不请就离开江西，匆匆回家奔父丧了。咸丰倒是还要他出力，但除了不断催他重新出山外，却依旧没有任何要授权的表示。曾国藩忍无可忍，终于在给朝廷的奏疏中道出了自己的苦衷：“细细观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的人，决无法治军，纵能治军，也决无法兼及筹饷。”
曾国藩把话说得这么明白透彻，皇帝岂有看不懂的道理，但他就是对曾国藩不放心，所以只能继续装聋作哑，一直熬到浙江军情紧急，曾国藩终于同意复出为止。
湘军出兵东征皖北前也是如此，纵然胡林翼鼓动官文合奏，请诏由曾国藩援蜀，以便让其得到川督职位，咸丰也始终秉持着用归用，但横竖不能把督抚重任交到你手里的态度。
这一切被胡林翼看在眼里，对曾国藩特别同情，说：“此老（曾国藩）有武侯之勋名而尚未得位，有丙吉之阴德而尚未即报，真正令人感叹啊！”
武侯指的是诸葛亮，丙吉也是一位西汉名臣，有暗中保护未来皇帝却不张扬的美德。胡林翼的意思是曾国藩和他们一样有德有才，功勋赫赫，可惜却命途多舛，迟迟无法被提拔到应有的位置上去。
现如今，咸丰的心结终于被解开了，不过真正替他解开心结的，并非肃顺或其他任何人，而只是大势使然。
清代在立国以后即以绿营为国家常备军，它的缺陷之一是军队过于庞大，需要巨额经费予以维持，这对任何一个缺乏资金的政府而言，都是一种巨大的负担。偏偏清帝国就是那种特别缺钱的政府，稳定或者说是盛世的时候还好，一到多事之秋就不行了。
道光碰上了历朝历代都没有遇见过的强大外患，已经是力不从心，咸丰更是外患、内乱一齐来，债务多到能把人活活逼死。绿营极差的素质和纪律此时也暴露无遗，并且给这个王朝的螺旋形衰弱趋势又增加了下滑势头：军队越糟，镇压太平军所要耗费的时间就越长；耗费的时间越长，花销就越大，政府就越是拮据；政府越是拮据，帝国行政管理的质量就越差，太平军势力扩大的概率也就越高。
绿营不堪一用，江南大营自初立之日起，便已因军纪废弛、软弱疲沓而形同儿戏，并不是等它覆灭才显得不可靠。这些咸丰都未尝不知，可为什么还要执迷不悟地继续使用绿营，而且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两次重建江南大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