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因两江总督何桂清落马而起。何桂清弃城逃往上海,不久被朝廷予以革职逮捕,如此一来,两江总督一职就得另觅他人。
早在江南大营被击破,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京城时,人们感到形势严峻,就开始议论纷纷,要求重用曾国藩的呼声甚高。曾国藩的友人、有“西南巨儒”之称的莫友芝与几位京城名流私下谈论,都认为江督非用曾国藩不可,于是大家决定去找高心夔商量此事。
高心夔是咸丰近臣肃顺的幕僚,他曾在曾国藩幕府参赞军事,后由曾国藩推荐给肃顺,且深为肃顺所倚重,与王闿运等人合称“肃门五君子”。高心夔自然是一心向着湘军,在樊燮事件中,除郭嵩焘相托外,他也曾力劝肃顺救护左宗棠,说:“宗棠以傲倨对樊之骄倨,失之为粗野,但樊以下骄上,失之为纲纪,怎么可以容许?况且朝廷正当用人之际,季高(左宗棠字季高)才名满天下,岂可不为季高一争?”
后来的事实证明,肃顺对高心夔的话很重视。这次也一样,高心夔把莫友芝等人的意见带给肃顺,说得肃顺连连点头。
第二天上朝,得知咸丰初步考虑的人选是胡林翼,肃顺急忙进谏:“胡林翼在湖北,一向处置得法,且武汉为上游重镇,所以胡不能动。倒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就都有德才兼备的人进行掌控了。”
咸丰表示同意,当即谕令赏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散朝后,肃顺喜滋滋地找到高心夔说:“事情成了!你怎么感谢我这个保人呢?”说完便握着高心夔的手大笑起来,两人饮酒庆祝,尽欢而散。
肃顺为曾国藩出任江督出了力,这是毫无疑问的,王闿运也证明说:“曾侯(曾国藩)大用自肃豫庭(肃顺字豫庭)。”
问题是,咸丰为什么能够这么痛快就接受肃顺的意见?要知道,皇帝对曾国藩的畏忌之心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已经根深蒂固,几乎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回想六年前,曾国藩率湘军攻占武昌,捷报到京,咸丰本来很高兴,打算让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未曾想彭蕴章(也有说是祁寯藻)的几句话把他吓了一跳,不但收回成命,而且对曾国藩倍加防范。
曾国藩在江西督师的那几年,是他从军生涯中极其艰难的一段岁月。因为没有任何实权,很多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江西巡抚陈启迈等人也对他加以刁难和侮辱,筹饷方面更是步履维艰。
曾国藩不堪重负,假都不请就离开江西,匆匆回家奔父丧了。咸丰倒是还要他出力,但除了不断催他重新出山外,却依旧没有任何要授权的表示。曾国藩忍无可忍,终于在给朝廷的奏疏中道出了自己的苦衷:“细细观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的人,决无法治军,纵能治军,也决无法兼及筹饷。”
曾国藩把话说得这么明白透彻,皇帝岂有看不懂的道理,但他就是对曾国藩不放心,所以只能继续装聋作哑,一直熬到浙江军情紧急,曾国藩终于同意复出为止。
湘军出兵东征皖北前也是如此,纵然胡林翼鼓动官文合奏,请诏由曾国藩援蜀,以便让其得到川督职位,咸丰也始终秉持着用归用,但横竖不能把督抚重任交到你手里的态度。
这一切被胡林翼看在眼里,对曾国藩特别同情,说:“此老(曾国藩)有武侯之勋名而尚未得位,有丙吉之阴德而尚未即报,真正令人感叹啊!”
武侯指的是诸葛亮,丙吉也是一位西汉名臣,有暗中保护未来皇帝却不张扬的美德。胡林翼的意思是曾国藩和他们一样有德有才,功勋赫赫,可惜却命途多舛,迟迟无法被提拔到应有的位置上去。
现如今,咸丰的心结终于被解开了,不过真正替他解开心结的,并非肃顺或其他任何人,而只是大势使然。
清代在立国以后即以绿营为国家常备军,它的缺陷之一是军队过于庞大,需要巨额经费予以维持,这对任何一个缺乏资金的政府而言,都是一种巨大的负担。偏偏清帝国就是那种特别缺钱的政府,稳定或者说是盛世的时候还好,一到多事之秋就不行了。
道光碰上了历朝历代都没有遇见过的强大外患,已经是力不从心,咸丰更是外患、内乱一齐来,债务多到能把人活活逼死。绿营极差的素质和纪律此时也暴露无遗,并且给这个王朝的螺旋形衰弱趋势又增加了下滑势头:军队越糟,镇压太平军所要耗费的时间就越长;耗费的时间越长,花销就越大,政府就越是拮据;政府越是拮据,帝国行政管理的质量就越差,太平军势力扩大的概率也就越高。
绿营不堪一用,江南大营自初立之日起,便已因军纪废弛、软弱疲沓而形同儿戏,并不是等它覆灭才显得不可靠。这些咸丰都未尝不知,可为什么还要执迷不悟地继续使用绿营,而且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两次重建江南大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