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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不好直接去问，恰好“同年”、前翰林院庶吉士陈鼐正在曾国藩幕府中，他就托陈鼐前往打探。
陈鼐见到曾国藩后，旁敲侧击不得要领，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少荃（李鸿章）愿侍奉老师，顺便历练一下，积累一些经验。”
得知陈鼐的来意，曾国藩也阐明了没有马上接纳李鸿章的原因：“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这里局面狭窄，恐艨艟巨舰，不是潺潺浅流所能容纳的，他为什么不回京供职呢？”
知生莫如师，曾国藩素知李鸿章才气纵横，豪宕不羁，是块好材料，但好料也还需继续打磨，如果对方不愿接受，倒不如先把丑话说在前面。
陈鼐忙道：“少荃经历了许多磨难，非原先可比，老师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机会，试试看呢？”
曾国藩点点头，这才同意让李鸿章入幕。
打磨从李鸿章入幕的第一天就开始了。曾国藩的作息极有规律，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而且每顿饭必召集幕僚一起吃。合肥一带的风气白天吃饭较晚，李鸿章也早就养成了贪睡的习惯，就找借口说头疼，想在被窝里再赖一会儿。没想到不一会儿差弁、巡捕都络绎而来，说是曾国藩一定要等所有幕僚到齐才肯动筷，否则宁可不吃。
万不得已，李鸿章只好披上衣服，踉跄着跑去吃饭。饭桌上的气氛很是压抑，因为曾国藩从头到尾一句话也不说，直到众人都吃完了，他才把筷子往桌子一放，然后正颜厉色地对李鸿章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幕中，我有话要告诉你，我这里所崇尚的仅有一个‘诚’字。”说罢，拂袖而去，李鸿章从未领教过被当众严词训斥的滋味，受到极大震动，以致好半天都没能回过神来。
曾国藩并不是故意要给李鸿章难堪。事实上，他是在用“诚敬”二字打磨李鸿章。所谓诚，是不欺己不欺人，反映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撒谎。所谓敬，是勤慎有恒，反映在现实生活中，是早起床。
不撒谎、早起床看起来似乎是小事，但只有从点滴入微，把这样的小事做好，方能负巨艰，当大难，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我老师实在厉害”，这是李鸿章被曾国藩训斥后最直接、最真实的感受。从此，他再也不敢贪睡了，每天一大早就逼着自己从床上爬起来，胡乱盥洗一番后赶紧跑去点卯吃饭。一开始还真有点受不了，不过慢慢地就习以为常，并且渐渐也不觉得苦了。后来他独立办事处处勤勉谨慎，可以说都是曾国藩一手造就出来的。
李鸿章能够及时投奔曾国藩实在是他的幸运。他自己也说，他拜过很多老师，但都不及“此老翁”（指曾国藩）善于教化。
曾国藩平时都和幕僚们一同吃饭，吃完饭大家就围坐在一起，或者谈经论史，或者研究时局，“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甚至于有人给曾国藩送东西，他也会拿来给幕僚们看，问该不该收。大家众说纷纭，有的说该收，有的说不该收，说法不一，各有侧重。等众人发言结束，曾国藩又在不与任何一个人观点“撞车”的情况下，独抒己见，并且说的道理还能折服在场的所有人。要知道，曾氏幕府藏龙卧虎，人才极多，能做到这一点，岂能不令人心服口服？
曾国藩召集幕僚议论，不是他真的对收受礼物拿不定主意，而是如同教导李鸿章要“诚敬”那样，为了要将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方法潜移默化地灌输给身边的人。
身为统兵大帅，曾国藩同样堪称完美。李鸿章先后跟过吕贤基、福济，但两人在军政方面其实都茫茫然没有什么主意，与之相比，曾国藩仿佛指南针，他会抓住任何一个细节，随时、随地、随事地进行点拨，足以令每一个幕僚和部下获益匪浅。
李鸿章秉性高傲，一生很少把别人放在眼里，但他最佩服曾国藩，开口必称“我老师”，敬如神人一般。很多年后，他还告诉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你太丈人文正公（曾国藩）是我老师，你可惜未曾见着。我老师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
曾国藩一方面着意对李鸿章进行训导磨炼，另一方面也不忘放手使用。李鸿章入幕后，初掌文书，继而又负责批阅公文、起草书牍和奏折。他在京时就帮助吕贤基办理此类事务，自然是一把好手。曾国藩很满意，当着别人的面夸赞李鸿章：“以少荃的天资，办理公牍是最适合不过的。所拟文稿都远远超过了一般人，将来必定大有作为，甚至可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就更胜于我，这也说不定。”
湘军内部有两个很重要的机关，一个主饷，称为粮台；一个主兵，称为营务处。营务处并非湘军独创，绿营本来也有，其作用与现代社会的参谋处类似，用于辅助主帅，参与平时练兵和战时用兵等军中事务。不过湘军的营务处除此功能外，还实际担负训练将才的作用。
幕僚之中，凡是经过曾国藩亲自考察，认为可以储为将才的，就会被放到营务处学习军务，以为异日出任将领做准备。李鸿章在幕府待了一段时间后，就奉命随曾国荃往前敌办理营务处，期间曾国藩在信中一再叮嘱他对军务务必度德量力，用心一一加以体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