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仆名叫刘斗斋,李氏父子出京前他一直在李文安的寓中为佣,此时李文安正在庐州(今合肥)办团练,他就随李鸿章到了舒城。眼看情况紧急,他忙暗暗地把李鸿章拉到偏僻处,对李鸿章说:“他们死就死了,无可避免。公子为什么也要随他们一起死呢?你纵使自己不怕死,难道就不顾念老人倚门而望,焦急期盼儿女归来的心情吗?”
李鸿章一听,也有了悚然心惊之感,忙问他有什么脱身之策。刘斗斋说:“马已备。”他牵出已准备好的马,让李鸿章骑着马连夜逃出了舒城,第二天舒城便被太平军攻陷,吕贤基投水自尽。
李鸿章对刘斗斋感激不尽。他显达之后,在皖鄂间拥有良田百顷,便命刘斗斋的儿子某甲负责给自己收田租,不料某甲负责了十年,居然一文钱都没有收上来。李鸿章把人叫去询问,某甲将账簿呈递上去,他翻开一看,别说收钱了,账上入不敷出,还得再倒贴进三千两白银才能做到出入相抵。
这哪里是家人,简直是家贼啊!李鸿章大怒,一脚便将某甲踢翻在地。不过他所做的也仅此而已,并没有再加罪于某甲,只因为对方是恩人忠仆之子。
逃出舒城后,李鸿章又随父亲在庐州办团练,但是这条路非常不好走,简单说来,就是乡勇易招,饷银难觅。李文安不得不四处募捐,有时还免不了要用上“勒捐”等不得已的法子,乡民为此向上告状,说李文安“翰林变作绿林”,借办团练之名假公济私,都快变成强盗了。
李文安的精神压力非常大,很快就在忧愁中告别人世。死的时候正值夏季,李文安身体肥胖,却仍然毫无顾忌地大口喝酒,而且还露宿在外,丝毫不在意会生病,所以有人说他其实是自杀的。
与此同时,李鸿章转投新任安徽巡抚福济幕中。福济是李鸿章参加会试的副考官,两人有师生之谊,他对李鸿章也很器重,但福济与吕贤基相仿,说到底只是一个不懂军事的文官,朝廷命其收复庐州,他在指挥作战时不得其法,导致官军连连受挫。
李鸿章在战场上待的时间长了,已经积累了一些军事知识和经验,见福济一筹莫展,他遂以幕僚的身份主动献计,建议不要再直接进攻庐州,而是应先攻含山、巢县,以切断太平军的援兵及粮饷之路。
经过福济的批准,李鸿章自率所练兵勇出战,在一连夺占了含山、巢县两城后,进逼庐州。石达开急忙派兵驰援庐州,但因为湖北战事所迫,这部分援兵不得不回师援鄂,福济、李鸿章正好趁这个机会将庐州一举拿下。
此次胜利让李鸿章初步博得了善于用兵和打仗的名声,福济立即奏请朝廷,授其福建延津邵道道员衔,并赏顶戴花翎。虽然冒了一下尖,但李鸿章毕竟还没达到能真正独当其任的水平,加上官军内部互相猜忌,他之后就再没打过胜仗,福济部也屡遭失败。
看到太平军声势浩大,各路官军纷纷退避,李鸿章颇觉丧气,他年少气盛,依然想靠主动出击来扳回局面,于是就向前敌总指挥、总兵郑魁士请战。郑魁士说:“叛军(太平军)的实力这么强,你既欲战,愿意立下确保必胜的军令状吗?”
李鸿章听后当场立下军令状,随后带兵出击,向太平军发起反攻,结果大败而归。至此,官军一蹶不振,福济亦被朝廷下令免职。
太平军在皖北的攻势并没有中止,他们漫山遍野杀来,合肥附近的村寨皆被其占领,连李鸿章的祖宅都被陈玉成部焚毁一空。李鸿章所练兵勇在作战中全部溃散,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带着母亲及几个弟弟逃往江苏镇江避难。
李鸿章自随吕贤基回籍办团练起,历时五年,可谓碰得鼻青脸肿。他倍感潦倒失意,自称“书剑飘零旧剑徒”“青衫沦落十年人”,以往的“三千里外觅封侯”也变成了“昨梦封侯今已非”。
即便如此,李鸿章也没有停止扬名立万的理想追求,换句话来说,假如没有这种追求,李鸿章就不是李鸿章了。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也是曾国藩的门生,曾国藩组建湘军之初,即奉调李瀚章负责粮台事务,对他甚为器重。曾国藩移师皖北后,李瀚章便推荐弟弟前去拜见曾国藩,以便能为其所用。
见到故人之子,自己曾经的学生和门生,曾国藩也非常高兴,当即便留他住了下来。可是令李鸿章感到不解的是,这一住就是将近一个月,曾国藩却始终没有明确表示出接纳他的意思,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