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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门销烟尽管解气，但它却使中英关系从此走向恶化。
在19世纪早期，鸦片还不是世界公认的毒品。当时，世界一致认为有四种东西会使人乱性，依次是酒、茶、鸦片、香烟，鸦片只能排在第三，仅仅盖过香烟。
当时，如果要说有毒，英国人则会说茶才有毒。为此，他们还做过实验，找来两头猪，一头喝茶，另一头不喝茶，结果一个劲地喝茶的那头猪后来死了（当然，谁也没想过它是不是水喝得太多胀死的）。因此，在英国社会，茶叶曾像海洛因一样遭到严禁。直到后来茶叶普及后，你喝我喝大家喝，也没见有什么事，英国这才开禁。
因此，在当时英国人的眼中，鸦片并非毒品，只能算是普通商品。要说英国人理亏，实际亏在鸦片属于走私贸易，而走私在英国这样的“文明国家”是不合法的，所以英国政府在公开场合对此也是遮遮掩掩，并对商人们强调：你们要贩鸦片是你们的事，赚了钱自然归你们，要是被中国海关没收了，对不起，也别哭着喊着来找我们！
可是，虎门销烟之后就不一样了，原因是在义律对鸦片商人们做出承诺后，英国政府对那些被没收的鸦片就负有了保管的责任。
义律上缴鸦片纯属无奈，他没料到林则徐会眉头都不皱一下，就将两万多箱鸦片毁个精光。事后，义律也只能在洋商面前装聋作哑，但洋商们可不干，他们抱定英国政府这条大腿不放，非得把损失捞回来不行。
西方国家好坏都在“民主”两个字上，政府得听从舆论。于是，这些洋商就托人回国游说，活动经费采取摊派的法子，按每缴一箱鸦片摊派一元，两万箱鸦片一共集资了两万元经费。
这就是所谓院外游说团，经过游说团如此这般地一运作，果然就把英国国内舆论给炒了起来。中英这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度，原本就互不了解，最易生出敌意，只要有煽动力的话题一出现，自然不怕没有随之鼓噪的人。
鸦片商人们的在华遭遇被无限扩大，包括他们如何在商馆里“无故”失去自由，失去饮食，以及被威胁要结束他们的生命等。在这次舆论中，偶尔也有人提到走私这桩事，但立刻就会遭到反驳：“走私，那也是没办法！我们是想跟他们正常贸易的，可他们又不允许，合着你能贩我茶叶，我就不能卖你鸦片？”
还有人煞有介事地进行考证，说中国人禁烟是假，其实是那些贪官污吏在耍阴谋诡计，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想把英国的鸦片商人全部赶走，然后好自己种鸦片做独门生意。
就这样，英国政府这下再也“脱不了干系”了，由此伦敦的空气对中国变得十分不利。
其实，林则徐并没有那么蛮不讲理。在收缴并销毁鸦片的同时，据说林则徐还以一箱茶叶换一箱鸦片的方式给了英国人补偿，可问题是中国的“陋规”实在防不胜防，经办的官吏以次充好——在茶叶里面掺了很多沙石。
彼时的茶叶贸易已不比从前，英国也在印度大量种植茶叶，因此英国人喝的茶大部分是印度茶，中国茶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当时，印度茶叶的价格很低，中国茶质量若再不行的话根本就卖不出去，于是英商最后只好自己花钱将茶叶重新寄回中国。所以，英商不仅没能捞回本，还又搭进去不菲的运费，自然火气更大，叫嚷得更凶了。
虎门销烟之后，林则徐发布命令，规定洋商如再向中国销售鸦片，主从犯将被分别处以斩首和绞刑，同时要求各国进口商船必须写下保证书，向中方保证“夹带鸦片，船货充公，人即正法”。
葡萄牙和美国都愿意写保证书，唯独英国不愿意，事情就这样僵持下来。与此同时，由于洋商对广州产生了畏惧心理，其商船经常停泊的地方也换成了香港九龙的尖沙咀一带。
1839年6月20日，水手们到岸上的尖沙咀村去游玩，而这帮水手就像遭查禁的鸦片商人一样同样是英美混杂，里面既有英国人也有美国人。然后，美国水手喝了酒，跟村民吵起架来，但美国水手人少，看看打架也不一定能占便宜，就溜走了。
不过，美国水手没溜远，他们钻进了村里供奉神像的小庙。这帮家伙打不过村民，就拿神像撒气，把庙里的一座神龛给捣毁了，而且这还不算完，临走时还顺手牵羊偷走了神像头上的装饰金叶。
村民们发现后非常生气，拔脚就追。不过，村民们没追上美国水手，却碰到了一大群英国水手，而且这些水手也喝得酩酊大醉。
当时，村民们谁也搞不清楚美国人和英国人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蓝眼睛、高鼻梁的洋人，又全是一个个酒气熏天的样子，便将英国水手错认成了美国水手，双方发生了一场拳脚加棍棒兼石块的大冲突。在冲突中，有个叫林维喜的村民被打倒在地，最后不治身亡，这就是“林维喜案”。
听说出了命案，义律急急忙忙地赶到现场进行处理，他对水手们打赢群架可一点儿都不觉得高兴：“销烟案还没处理，又出这种事，真够闹心！”
义律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便决定用钱来堵住中国人的嘴。于是，义律拿出一笔钱，除了赔偿村民和打点底层官吏外，还企图和死者家属“私了”。当然，村民们是不难打发的，林维喜的儿子便写了张字据，证明他父亲“纯属死于意外，与洋人无关”。
拿到字据后，义律如获至宝，他为此一本正经地贴出悬赏，宣称谁能提供证据指证凶手，将重重有赏。
事情似乎办得十分妥帖，但林则徐那么精细的一个人，怎么可能被轻易骗过。林则徐下令当地知县重新查办，一查下来发现原来是英国水手打死了人，于是当下便向义律提出交涉——“交人，至少交一个”。
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义律同意继续给死者赔钱，但他拒绝将凶手交出，理由是英国人要由英国人自己来审判，这叫“领事裁判权”。
义律以为抛些新名词出来可以起到震慑的作用，不料林则徐竟回以“国际公法”。
林则徐被后世称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诚非浪得虚名。到广州后，由于经常要跟洋人打交道，林则徐也意识到不能老是鸡同鸭讲，必须了解一些国外的法律知识。“林维喜案”发生后，林则徐就让身边担任翻译的幕僚，再加上一位美国传教士，用合译的办法将《万国公法》的相关部分翻译了出来。
这样，就搞清楚了英国在中国并不享有领事裁判权，而英国的法律也只在自己的国家才生效。换句话说，别说区区一英国水手，就是英国女王来了，也要遵守中国的律法。
义律很是狼狈，但又不甘心，他知道按照大清律法得一命抵一命，交出去的水手便难逃一死，于是决定单方面行动。
1839年8月12日，义律在英国的船上开庭，对五个打人的凶手分别处以罚金和监禁，并送回英国监狱服刑，之后他才正式通知中国官方。林则徐闻讯大怒，三天后，他下令中止中英贸易，同时派兵进入澳门，将在澳的英国人全部驱逐出境。
英国人想赖着不走，林则徐就仿照围困商馆之例停水停食，撤走所有中国仆人和买办。这个办法最为有效，英国人乖乖地撤出澳门，全挤到船上去了。
当然，船上的日子很不好过。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义律也没了退路，何况他手里还拿着一张可以证明其“无辜”的字据。1839年9月5日，英方派人与林则徐进行谈判，可是双方的要价实在相差太大，根本就谈不到一块儿去。
谈判未果，中英在九龙打了起来，史称九龙之战。作为鸦片战争的前奏，这场战役小到不能再小，却是两国海上军事力量的首次碰撞和测试。
英国海军船坚炮利，早在17世纪中期就已跃升为世界第一海上强国，曾经的海上霸主西班牙、法国无一不是其手下败将。此次亮相的英军木甲战船，设计方面已日趋完善，由于所处位置往往远离陆地基地的支持，因而这种船具有很强的独立作战能力，船上安装的火炮多达一百二十门。相比之下，广东水师尚不能称为海军，若套用西方标准，大体只相当于海岸警卫队。与此同时，广东水师的平底风帆战船也只不过是巡逻船，甚至可以说就是有武装的民船，不仅吨位小，而且船上仅安装了十门左右的炮，到了海上别说攻击，甚至连自卫都很难。
对于此次中英之战，观察家称为“16世纪与19世纪的冲突”，双方军事力量的差距竟有三个世纪那么远。在这样的对垒中，广东水师即使以多打少，也占不到任何上风。仗虽然打得异常难看，但是林则徐接到的战报却都是一片捷报，这也导致他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给出了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的描述。
道光帝看到战报，自然是兴奋得不能自已，而在他头脑中浮现的分明就是在南疆擒住张格尔或成功击退浩罕士兵时的情景。
因此，道光帝给林则徐的批示是：“不患卿等孟浪，但戒卿等畏葸。”直白地说，就是“既然打都打了，就不要跟他们客气，我不担心你们冲动，就怕你们胆小”。
既然皇帝把话说到这份儿上，林则徐就算是想“客气”一些也不行了。至此，中英双方枪来炮往，冲突不断。1839年11月3日，又发生了穿鼻之战。
穿鼻之战和九龙之战并没什么两样，损失的都是广东水师的人船，然而最后放到林则徐和道光帝案上的仍是捷报。
林则徐是以讲求实学、倡办实政闻名的大吏，做事又十分细致，虚假战报或许可以骗他一次，但绝对骗不了第二次，只是事情既然开了那么好一个头，不是说改变口吻就能马上改变的，可谓骑虎难下。
经过权衡，林则徐决定采取分化战术，一方面宣布停止中英贸易，另一方面对答应“改悔”并写下保证书的英商区别对待，准许他们在广州经商，所谓“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可是，道光帝批评了林则徐，主要还是批评他“畏葸”：“什么区别对待？不用他们交保证书，全部赶走！”
到这个时候，道光帝已经完全不把英国放在眼里了，心想对方真的是“边夷”，分明与张格尔和浩罕还差着一大截子呢。
其时，洋商在粤海关的交纳虽多，但绝大部分都已作为“陋规”和贿赂，进了官员和行商（垄断对外贸易的中国商人，自乾隆时期起锁定为广州十三行）的私囊，最终上缴朝廷的正税每年仅为一百万两白银，不过占清王朝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左右。因此，道光帝对中英贸易持无所谓的态度，他给出的方案是一刀斩断：“朕知道会因此损失一点海关税收，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区区税银，何足计论？倒是英夷（英国人）惨了，他们卖不成鸦片、买不进茶叶，岂不是死路一条？”
接到谕旨，林则徐只好改“畏葸”为“孟浪”。1840年1月5日，林则徐宣布正式封港，完全断绝中英贸易。
这下子，真把英国人给惹急了。
英国的民主程序很烦琐，可是反应并不慢。早在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就做出决定，为恢复贸易，将派遣完整的海军舰队前去中国海域，“林维喜案”由此成为鸦片战争的直接导火索。
这尚是威慑性的，等到中方封港后，内阁议案便被提交国会进行激烈辩论。1840年4月，国会进行正式投票，虽然很多议员都不主张用兵，甚至有人认为销售鸦片乃不义之举，但在维多利亚女王及外相的影响下，最终还是以271票对262票，仅多出9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军事行动案。
英国政府并不把这次出兵称为战争，他们认为仅仅是在用武力进行交涉，交涉的目的是“对中国此前之侵害，要求赔偿，英人在华之安全，要求保证”。不过，从后来战争的结果来看，英方的意图远不止于此，多数史家都认为英国其实是在报复，即对中国拒绝向世界打开贸易大门进行报复，正如当时一些殖民主义者所说：“中国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语言。”
6月28日，义律下令封锁珠江口，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
直到穿鼻之战，与广东水师作战的都只是少数英国军舰。就此，林则徐认为，这“一小撮”军舰远道而来，兵饷给养都要依赖于商船，现在封了港、断了贸易，只需再守上几天，到时必然攻又攻不动、吃又吃不饱，除了打道回府再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让林则徐料想不到的是，他即将面对的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批，整整四十多艘军舰，对方也并不需要商船提供补给，随船而来的粮草已经足够。
就在广东局势陷入无比紧张之时，又一个意外出现了：义律没有进攻广州，他除了留下几艘船继续封锁外，主力均随其北上前往浙江定海。
当时及后来的很多评论都想当然地做出判断，认为是林则徐防住了义律让他无机可乘，而义律又不能干坐着，就去钻别的空了。其实，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早在英国出兵之前，英国内阁给义律下达的指令就是占领定海，因为觉得定海处于广州与北京的中段，不仅能直接给予中国皇帝以震慑，还能作为继续北上的根据地。
尽管林则徐之前曾通知包括江浙在内的沿海各省，要他们防备英军进攻，但江浙官员承平日久，没人相信火会烧到自家门口。当英国舰队抵达定海时，当地政府还以为来者是被风吹迷了路的商船，其战备状况可想而知。
7月6日，义律对定海发起进攻。毫无悬念，战斗进行几个小时之后，定海即告失陷。
道光帝获知这一消息后既吃惊又纳闷，他不明白英国人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坚挺了，左思右想后得出结论是浙江官员太熊样了——“这些人平时养尊处优，像个木偶人一样，也不做好准备，临到打仗就张皇失措，当然只有挨人揍的份儿：革职，全部革职！”
不过，定海失陷的暂时受挫并没有动摇道光帝的自信心和优越感——“这帮小丑，不过凭借着他们船快小小得逞了一下，等我大清的军队开过去，他们还不是该咋的就咋的？”
与道光帝不同，远在广州的林则徐则表现得忧心忡忡。英军攻打的是浙江，起源却是广东，这说明他事情没有办好，革职的人里面虽然暂时没有他，但并不代表他就没有责任。
在林则徐送往京师的奏折中，他向道光帝“自请治罪”，并要求把他派往浙江前线，以便戴罪立功。不过，道光帝的回复只有三个字：“知道了。”
君臣间极其微妙的情感变化，尽在“知道了”三个字中。过去，道光帝曾把林则徐列为最宠信的大臣，他百分之一百地相信这位能吏可以把广东那边的事办好，就在定海沦陷之前他还下旨要将林则徐调任两江总督，以接替病逝的陶澍。
直到浙江送来战报，道光帝才知道事情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而他心中产生了疑问——“林某还是那个天下第一能吏吗？得打个大大的问号了”。
要知道，一旦在信任上出现问题，态度就完全两样了。林则徐在奏折中曾发出警告，指出英军极有可能再北上天津，提醒皇帝做好防范，但道光帝不以为然地笑了：“定海被偷袭一把也就算了，天津是什么所在，那是国都卫城，还能让夷船占到便宜？”
道光帝的轻蔑尚未从嘴角消失，英国的军队就来了。1840年8月6日，义律在其堂兄、英国远征军司令懿律的陪同下，率英国舰队到达了天津大沽口外。
话说道光帝即使瞧不起“夷船”，但人家的舰船快是个事实，现在别说收复定海，连防守天津都成了问题。根据直隶总督琦善的报告，天津方面根本还没来得及做好防守准备，理论上在册的两千多名防军却只有六百人可以征调来应急。
琦善并没说假话，因为他也算是个有名的“能吏”。
琦善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满洲贵族子弟，一生下来连根手指头都不用动，就已经是一等侯爵了。
相对于别人拼着命读书是为了考取功名，琦善是不用那么累的，他托老祖宗的洪福天生就拥有朝廷赏赐的荫生资格。这个荫生根本不用读书，只要形式上去考一次试、走一下过场，就能做官了。
琦善得到的官职是刑部员外郎候补，这一年他才十六岁。当时，琦善年纪小，又没怎么读过书，毫无疑问是纨绔子弟和不学无术者的代名词。在同一个部门里面，好多汉人官员从寒窗苦读开始，胡子熬到了白都还没能爬到这个位置，要想让别人心理平衡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老资格的前辈有时就不免借用事务之机，对琦善暗中奚落几句：“这乳臭未干的小娃娃，除了身上那件大人给披的马甲，什么本事都没有，估计官也做不长。”
琦善的自尊心很强，听到议论后气得不行：“要面子要脸，非得做出点名堂让你们瞧瞧不可。”
于是，琦善花了三百两银子，用重金从部里请来一个退休老吏并拜其为师，专门学习做官的技巧和本事。两年期满，“尽其技”，把能学到的都学到了。
出师后的琦善果然不同凡响，十八岁正式补官，二十九岁便当上了独当一面的河南巡抚，接着又历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等职，其升迁之路犹如坐了火箭一般。至鸦片战争时，琦善的正式职位是直隶总督兼文渊阁大学士。在清代督抚中，直隶总督最为显赫，乃疆臣之首，连两江总督都要排在其后。至此，前辈们曾经对琦善的预言已彻底破产。
尽管这样，琦善经常告诉别人自己仍是“本大臣爵阁部堂”。
琦善之所以能飞黄腾达，一方面是由于他善于“阴探上旨”，知道怎么对上司察言观色、投其所好，而另一方面也与其敢于任事和勇于负责有很大关联。
与陶澍、林则徐之类的知识型能吏不同，琦善走的是“古灵精怪”路线，即所谓“诡道怪行”，脑子里随时冒出各种各样新奇的点子，而且常常能歪打正着把事情给办妥了。当初，漕粮海运的成功实际上就少不了琦善的一份功劳，他自始至终都参与了海运的谋划和运作，连陶澍本人也请教过这位“点子大王”。
因此，史书上称琦善“明干有为，政声卓然”，是一个精明强干且有不错政绩的官员，乃至于“宣宗至赏之”，即道光皇帝特别赏识他。
在道光时代，尽管“模棱官员”到处都是，但道光帝看人的眼光并不差，除曹振镛这些需要摆在桌面上给人看的元老外，他真正欣赏和重用的人极少是平庸之辈。
道光帝知道琦善在天津防务这些大事上不会且也不敢胡说八道，所以心里立刻虚了起来。道光帝不是一个没有军事经验的皇帝，他当然清楚在敌方大军压境的情况下防务空虚意味着什么。
天津乃北京的门户，天津若破，京城必危。事到如今，道光帝不改变态度都不行了。于是，道光帝告诉琦善，只要“夷船”不先开枪开炮，就不要急着动手，双方先接触一下再说。这可以算是道光帝的缓兵之计。在此之前，别说皇帝，就连浙江巡抚对英国人都待搭不理。
琦善奉旨前往天津大沽口，表面是去拿义律递交的照会，暗地里也有刺探“英夷”舰队虚实的目的。不过，琦善不看还好，看了心里怦怦直跳：英国那“夷船”一看就知道是高吨位的大家伙，其船舱分三层，每层都有百余炮位，军舰首尾还各有一门重炮；在速度上，“夷船”更是了得，“它们不管顺水逆水，都能飞奔来去”（琦善的形容）。
琦善的报告就像在给道光帝放一部文字版的资料片，一直困扰着他的一些疑惑顿解：原来英国人的船速和机动能力根本就不是他所能估测的，即便他可以在平定“张格尔之乱”中做到几乎一步不乱；原来英国人“船坚炮利”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难怪守备本来就差劲的定海会在几小时之内就失陷了；早先林则徐曾从广州发来捷报，言称海上作战“七战七捷”，如今可算知道其中有多少虚假成分了，恐怕要做到“一捷”都不可能。
天津之战，显见是打不了。再看琦善拿来的英方照会，这实际上是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发来的一份通牒。但是，若要真这么说，皇上的面子往哪里搁，于是琦善解释它是“英夷”的申冤书，洋人们像窦娥那样受了冤屈，让您这个“大皇帝”来给他们洗冤昭雪。
洋人提出的条件也并不高，就两样：一是要“雪冤”，也就是处理查禁和没收他们鸦片的林则徐；二是要“乞恩”，请求皇帝能够恢复广州贸易，给他们这些可怜的洋人一点活路。
话得分怎么说，琦善这么一说，道光帝心里就顺多了。
林则徐在京期间，受到道光帝八次召见，每次君臣密谈的时间都超过四个小时。他们当时究竟谈了什么，林则徐后来虽有透露，但未细说。不过，从林则徐与友人的书信，以及他到广东后的众多奏折来看，道光帝给予林则徐的训令除了禁烟，应该还包括一条：那就是不能因为禁烟发生边境冲突或战争，即所谓“开边衅”，概括起来就是“鸦片务须杜绝，边畔决不可开”。
说起来，“张格尔之乱”是道光帝登基后所面对的第一个大规模“边衅”，他整整花了七年时间、动用四万大军、耗帑一千多万两白银才最终解决，而他自己也被弄得疲惫不堪。在起用林则徐禁烟时，道光帝的心理底线就是不能再出现大的战乱和动荡，因为他明白帝国日益窘迫的财政已难以应付下一个“张格尔之乱”，而且他本人也已年近六旬，不再如年轻时那么能折腾了。
道光帝在京城中是这么跟林则徐交代的，而林则徐去广东后也曾一次又一次向其保证不会发生大的战争，然而结果还是和“英夷”打起来了。此时，在道光帝的眼中，鸦片战争虽然仅仅只是和“张格尔之乱”一个级别的“边衅”，但既然已经突破其心理底线和预期，他自然有理由对此表示不满。等到英国舰队到达天津大沽口后，道光帝的承受力终于到达了极限：“好你个林则徐，我让你查查鸦片，怎么最后弄到大动干戈让人杀到皇城门口来了？”当然，最惨的还是由于大清帝国的军队来不及准备，一时间似乎还打不过英国的军队，而这不光是谁赢谁输的问题，更关系到“天朝上国”的体面。
就在道光帝辗转反侧考虑要不要扮演清正廉明的大老爷给“洋窦娥”们一个公道，也给自己一个台阶下的时候，不识相的林则徐偏偏发来密折，上面讨论的仍然是如何跟英国人打到底的事。
道光帝再也忍不住了，冷淡和不睬也终于变成了无法遏制的冲冠一怒：“我这连耍猴都快用上了，就怕再打起来，而你在那儿还要说空话、瞎呛呛，嫌我还不够闹心是不是？”
林则徐是个宁折不弯的人，决不会因为外来压力而轻易改变自己的主张。当林则徐接到道光帝怒气冲冲的批复时，他立即意识到皇帝在和战策略上正动摇不定，所以紧接着他又发来了第二道奏折。
“英国人船坚炮利不过是用来吓唬我们的，只要我们拿出银子来打造船炮，制服他们就绰绰有余。如果不早点动手，只怕祸患将无穷无尽。”在这道奏折中，林则徐再次重申，禁烟是没有错的，“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就算是尧舜那样的圣人在大清国也会力主严禁。
可是，这份“主剿”的奏折在道光帝那里激起的只是更多、更大的愤怒：“我要不要动手，早点还是晚点动手，还用你来教吗？你说‘英夷’在吓唬我们，我看是你学‘英夷’来吓唬我才对吧！”
道光帝提起笔唰唰地给批了个上联“无理”、下联“可恶”，最后是横批“一片胡言”。至此，林则徐在道光帝心目中的位置一落千丈，曾经“才略冠时”的光环也黯然失色。
1840年9月28日，道光帝下旨将林则徐予以革职，罪状为“受人欺蒙，措置失当”。虽然是朝廷内部的处罚，其实也是做给洋人看的，告诉他们皇上替你们“雪冤”了。
换下林则徐，道光帝要起用一个更好的“能吏”，此人就是琦善。
随着琦善走上前台，清廷的对英政策也由“主剿”迅速转向“主抚”。所谓“剿”“抚”都是中原王朝沿袭下来的政治术语，其中“抚”实际上袭用的是汉代以来的“羁縻”政策，即用施恩手段来控制周边桀骜不驯的少数民族，以避免不必要的、代价高昂的战争。对道光帝而言，他对英国人的“抚”绝不是承认自己软弱或屈服于对方，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家长式”控制。
琦善正是诠释清廷“主抚”政策的最佳人选。在从义律那里拿到照会的同时，琦善就派人给英国舰队送去了“一份包括牛羊鸡鸭的丰厚食物”，包括义律、懿律兄弟在内，船上的英国水兵已经很久没有吃到新鲜食物了，一看到这么多好吃好喝的没法不感到高兴。此后，琦善又在天津大沽口亲自设盛宴招待义律及英国随员。据其中的一名上尉说，他们当时吃的有“精美的牛羊肉、燕窝汤、海参和蔬菜炖肉，花样、数量之多，给这场盛宴以新颖和奇特的气氛”。
鸦片战争前，琦善主要在北方做官，没有直接和西方人打过交道，对西方和西方人的看法与他的同僚们在观念上也毫无区别，即都视之为“蕞尔小国”“化外蛮夷”，即便大沽口外的“夷船”令其大为震撼，但这种基本观念亦不会有所改变和动摇。当时，中国官员描绘英国等“外夷”的常用套语是“夷性犬羊”，而在琦善给道光帝的各种奏折中“夷性犬羊”则成了最典型的词语，同时他对英国人也毫无赞赏之意。然而，这只是在清廷内部。在对外与义律等人打交道时，琦善就立刻换了一副面孔。据义律后来回忆说，琦善接待他时穿戴优雅得体，“态度十分自然和沉静”，而且“非常谦恭有礼”；当着琦善的面，他说了一大通林则徐的坏话，而琦善居然没有一句反驳地全盘接受了。
令义律等人更为受用的是，琦善对他们还相当恭敬，甚至可以说是崇拜。在得知义律的堂兄懿律是英军司令后，琦善马上称赞懿律道：“才能杰出，有阳刚之气，有清晰的洞察力。”
在此之前，义律眼中的清朝官吏不是高高在上，就是狂妄自大，无一例外。据义律回忆说，他在被调来中国的第一年，不仅受到中国官场的慢待，而且还在交涉过程中受到清军士兵的攻击，脑袋上被先后重重地打了两下。不过，琦善打破了义律的成见，让他颇有又惊又喜之感。
自中英因为鸦片贸易发生“纠纷”以来，义律自觉受的全是夹板气：巴麦尊小瞧他，认为他没能力；鸦片商人们嘲讽他，觉得他对商人未尽到应有的保护之责；林则徐教训他，指责他和鸦片商人们同流合污。作为义律本人来说，他也心心念念地盼望着中方谈判代表能够设身处地多“体谅”一下他的不易，而琦善的“善解人意”可谓恰到好处地迎合了他的这一心理，使他相当满意。
俗话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琦善恭维奉承的这一套做法，其用意讲穿了就是要先让英国人舒服，接着再自动自发地为他们的用兵动武感到“羞愧”。果然，义律等人再没有一个个紧绷着脸了，似乎他们是想到起初大动干戈的那副凶相也确实有点“难为情”的样子。于是，琦善趁势提议：“眼看北方天凉了，要不我们到广州去谈吧？”
琦善一边声称“对中国皇帝来说，赔偿鸦片烟价既不合理也不公正”，一边却又向义律暗示“中国皇帝可能会改变主意，只是‘需要更多时间来好好考虑这个问题’”，而且还信口开河地忽悠义律说：“皇帝陛下已经决定派一位钦差大臣去广州……证明朝廷处理问题是仁慈的、平和的。”
琦善在进行暗示时特意表现出胸有成竹且大权在握的样子，让义律感觉到面前这位中方高官就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人之一”，而且必定就是“中国皇帝派赴广州的钦差大臣，只是他自己不便明言而已”。
不管是在广州也好、在天津也罢，只要是和琦善谈判，义律就一百个愿意，他也认定只有从琦善这里才能得到一个相对让他满意的结果。被琦善着力恭维的懿律亦作如是想，二人略作考虑之后即同意撤回广州。
就这样，英军兴师动众而来，最后除了好吃好喝以及琦善的几句奉承话外，义律兄弟几乎是什么实质的也没得着，但他们还是心甘情愿地撤回到广州。义律在向巴麦尊报告时再三称赞琦善，并且竭力为自己撤回广州的决定辩解，说如果他当时粗暴地向琦善施压会如何如何不好意思，接着又表功说自己是怎么怎么做才没有引起这位“中国最大的总督”的恶感，使得对方同意亲赴广州与之继续谈判。
琦善并未向英方做出任何承诺，仅仅靠“魅力攻势”就解除了英军在大沽口的威胁，把“巨无霸”式的强敌给哄回了广州。于是，道光帝认为琦善很有能力，可谓堪比诸葛亮那样的神人：“你的片言片纸简直可胜十万雄师！”
作为一种奖赏和勉励，道光帝决定让琦善去广州接替林则徐的钦差大臣一职。
其实，另派钦差大臣去广州本是琦善用来敷衍搪塞义律的套路，没想到却成真了，更没想到的是这个棘手的活儿还落到了他自己手上，然而事到如今他也只能硬着头皮上路。
11月29日，琦善作为新任钦差大臣到达广州。
曾几何时，琦善和林则徐都是坚决的禁烟派。在道光帝宣布第三次禁烟后，琦善在天津进行了雷厉风行的查烟活动，共起获烟土十五万余箱，而当年广东起获烟土二十六万余箱，居全国第一。琦善所辖的直隶虽次于广东，但已远远高于当时由林则徐主政的湖北，后者起获烟土数也仅为两万余箱。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琦善当时禁烟禁得狠，并不表示他跟鸦片有多过不去。其实，查与不查都可以归入“官场技能”范畴——各地大吏在政治上都无定见，唯以揣摩皇帝旨意，讨皇帝欢心，投机适应为能事。琦善在这方面堪称高手，他对道光帝的心思可谓猜得既准又快，在多数人还摸不清风向的时候便知道皇帝要对严禁鸦片动真格了，所以大事小情无不使着劲上。等到道光帝把禁烟的态度摆明，封疆大吏们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是禁烟派，即便原来倾向“弛禁”的亦不例外，递上来的奏折无不是要“痛打落水狗”，但他们的动作这时候还是晚了，因为琦善早就凭着禁烟的政绩已经排在全国第二了。
现在，大清帝国的朝臣们又开始重新站队，因为林则徐“主剿”被革职了，琦善改了“主抚”高升了。因此，在大清帝国的官场上，不能不说随风而变有时也是官场生存的一大法则。
12月4日，琦善正式接任两广总督一职，中英谈判也在同一天启动。由于懿律因身体不适已去职，义律便作为英方的唯一全权代表与琦善进行谈判。
琦善这个总督大人跟帝国所有督抚一样不通洋文，英国人递上来的文件怎么看都像是一堆道士画的符咒。不过，等到有人把这些文件翻译出来时，琦善蒙了——那真是能要人命的符咒啊！
出京时，道光帝和琦善所定的谈判底线是“雪冤”和“乞恩”，具体一点说就是惩办林则徐和恢复通商。孰料义律对惩不惩办林则徐毫无兴趣，他要做的是生意——除了通商，还有割地赔款。
这可把琦善给难坏了，他做不了主，只能含含糊糊地向上汇报，同时尽其所能地拒绝英方的要求，随后谈判中止。此前，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已训令义律，让他不要跟中国人谈判并直接开打，而义律实际上并没有严格遵守这一训令；现在，义律见琦善不肯让步，他便搬出了巴麦尊训令中的撒手锏——“下令英军向广州发动进攻”。
经过前面几次的较量，即便林则徐可以将错就错不揭开真相，呈送假战报的广东水师也已有了自知之明，那就是自己的舰船没一艘合用——别看它们平时海岸巡逻、追走私船、打海盗还能凑合，要在海上跟正规海军作战就等同于白送。
在此前提下，林则徐也不得不承认与英军“交锋于海洋，未必即有把握”。不过，林则徐转而想到，既然海上打不过这些洋人，为什么不“诱擒于陆地”，把他们诱到陆地上来斗呢？
在被革职之前，林则徐采取的是一种“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古老战术，他特意对虎门炮台进行了检查和加固，力图以陆上炮台的优势来克服海上力量不足的弱势。按照林则徐的预计，英军只要敢登陆，准保让他们鸡飞蛋打——连根毛都捞不着。
虎门是广州的门户，而虎门炮台扼守着通往广州的水路。1841年1月，英军向虎门的第一道防线沙角炮台发起了进攻。
当时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将虎门炮台比拟为“金锁铜关，难进难出”。确实，虎门防御体系由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亲自设计，称得上是整个大清国最强大的海防工程，其特点就是形成三重门户，由分隔三地的炮台对来敌实行层层堵截，以达到御敌于广州之外的目的。这些堪称全国炮台之最的石头炮台，不仅建有高大的防护墙，而且装备的大炮也多，最多的有六十门炮。然而，问题也恰恰就出在这些老旧大炮上，它们大多是明朝时的火绳炮，好一点的是经火绳炮改良的所谓“红夷大炮”，二者都是两三百年前的老东西了，虽然看上去体量不小，但其实笨而无用，既瞄不准又打不远。
战前，英国将“复仇神号”军舰秘密派到中国战场，专门作为摧毁中国炮台的决定性武器。与九龙之战时的木甲战船不同，“复仇神号”是新式铁甲舰，也就是后来甲午战争时北洋海军拿来看家的那种铁甲舰——这种铁甲舰的装甲坚韧，射击精准，吃水深度也很浅。
沙角之战期间，明明海水都没有涨潮，但“复仇神号”照旧可以溯河而上，令人难以置信地闯入浅水区域。在炮台与“复仇神号”对射时，根本就是“你伤对方不着，对方打你却一打一个准”。虎门炮台又全都没有顶，任何命中炮台的炮弹都很容易造成大破坏和大伤亡。战斗中，有很多清军士兵其实是被活活烧死的，因为他们受伤后摔倒在地，手上鸟枪的火绳点燃了火药，而火药就捆绑在其棉制服的胸部和腰部处……在有的地方，清军阵亡者的尸体摞了三四层。对此，据一名英军军医形容说：“海水都因死尸太多而变黑了。”
素以骁勇著称的副将陈连升殊死作战，由于“弹箭迸落如雨”，以致他“身无完肤”。陈连升的儿子悲愤欲绝，奋勇抵抗，一并死难。陈连升父子及炮台官兵的脑浆迸溅在墙壁上，炮台内到处都是他们“混杂在一起的焦黑难闻的”残躯，其情形之惨烈令英国人都感到目不忍睹。
在对炮台的远程防御火力予以完全压制后，英军开始登陆。虎门炮台在设计上有一个致命缺陷，它主要是用来对付海盗的，基本没有考虑来自陆地的攻击，每个炮台都防前不防后——侧背全空着。英军一直在现代战争中操练，在战术意识上也已与清军拉开了长长的距离，他们登陆后直接就从炮台侧背摸了上去，而不是如清军所想的近距离往火网里钻。
林则徐和清军所有将士都没人想到英军会出现于侧背，大家都想当然地认为“洋人之所以不会下跪，是因为膝盖不能弯曲”，这些只能直着走路的英军士兵不可能会如猿猴一样攀爬炮台。可是，英军就那样爬上了炮台，而且动作极其麻利，各炮台很快就告失陷。
关天培在此战中特派水师船队配合炮台作战，船队停泊的水域较浅，而船队指挥官原以为英国大船过不来，但孰料“复仇神号”的加入改变了这一状况。英军攻陷炮台后，先派一艘木质帆船切断水师船队的突围路线，接着“复仇神号”向船队逼近，一俟到达射程范围即向船队猛烈扫射。
“复仇神号”射出的第一发炮弹就击中了一艘战船的火药库，以致战船被当场炸飞，“船上所有人都一命归天，火光迸射，就像火山剧烈爆发一样”。伴随着烟雾、火光以及爆炸的巨响，现场状况十分惨烈，甚至一些炸碎了的四肢残骸从半空中落下，这让“最勇敢的人看到这种情景……都感到毛骨悚然”。水师为之军心大乱，其他船上的士兵也纷纷逃到岸上，任由他们的平底风帆战船漂向岸边，直至被“复仇神号”像打固定靶一样逐一击毁。
有人说，沙角之战时，琦善拒绝向虎门增派援兵，是战败的主要原因。其实，当时琦善已向虎门调派了足额的兵力，交战时清军兵勇超过一万人，每座炮台都给塞得满满的，后来者连脚都插不进去。可是，即便数量上占有这样的绝对优势，清军仍然遭到惨败，不仅丢掉炮台，而且死伤达七百多人。英军方面却仅有不到四十人挂彩，死亡一个也没有。
这一战让琦善大为惊骇。据清末笔记记载，琦善并不是完全不懂兵法之人，胆子也不小。后来，在琦善被起用与太平军作战期间，他完全称得上是一个督师有方的大帅。当太平军优势兵力逼近时，“众咸栗栗”，旁边的人都在发抖，而他仍然指挥若定，毫无慌乱之色，结果那一仗还打赢了。
太平军与清军之间虽然也差着级别，但双方还够得着、看得见。不过，英军与清军之间，一个悬殊了得——琦善即使踮着脚尖、仰着脖子都看不清楚对方，如此这般不惊骇才怪。
既然还是打不过，那只有先谈一谈了。
如今，林则徐在虎门销毁的那些鸦片算是英国政府的财产——得赔，义律的开价是两千万两白银，但琦善只肯出六百万两。琦善可怜巴巴地对义律说：“我赔这些钱给你，不知道要给皇上讲多少好话，没准皇上一不高兴还会重罪治我，而且我告诉你皇上其实也拿不出这笔巨款，得靠我自己想法子另外筹措。”
在谈判时，琦善给自己设计的角色定位很奇怪，一会儿像是义律和道光帝之间的调解人，一会儿又像是义律的中国朋友，横竖就不像一个正式的谈判代表。面对义律施加的压力，琦善始终保持着一副真诚无比、掏心掏肺的表情：“你开高价勒索我不要紧，辜负我一片苦心也没事，就怕我被弄走后整个天朝上国再也找不到像我这样事事替你们着想的好人了，所以你一定要好好考虑其中的得失轻重才行。”
琦善的这一套对义律颇为有效，后者犹豫再三，终于还是做出了让步：“六百万就六百万吧！”
谈判犹如做生意，起价高，还价狠，乃正常现象，可是足足三倍的差距，生意又好像不是这么做的，只能说跟油头滑脑的琦善在一起，英国绅士义律还是有些吃不消。
对于琦善来说，犹如菜市场买菜的谈判好办，最让他为难的是割地。义律坚持，“葡萄牙有澳门，英国得取香港”，说：“给不给？不给的话，定海和沙角你们也别想要回去，而且我们还会继续进攻拿更多的地，都不用你给。”
彼时的香港，跟澳门一样是一个偏僻得不能再偏僻的“不毛之地”，定海和沙角要比其重要得多，倘若一定要割个地方给洋人，那么琦善无疑只会选香港。
可是，如果皇帝不点头，即使再偏僻的地方琦善也不敢说割就割，毕竟这不是他家的私产。于是，琦善耍了个滑头，他将“割让”改成了“寄居一隅”，意思是英国人择块角落住住可以但无产权，而且税收还得交给中国政府。
这就是“穿鼻草约”，属于谈判草案，不是正式文本。在未得到道光帝同意之前，琦善一直改来改去，而且以种种借口拖着不肯签字或盖印，其中仅笔墨官司就打了一个多月，双方来来往往的照会发了有十五通之多。
义律也不是一直都有这种耐心，可他一旦喊打喊杀，琦善马上就会说：“我这就写报告代为恳奏，好好地劝一劝皇上，你不要着急。”
等到义律真急了，琦善索性装病躺倒在床：“我病了，而且病情很重。不过，你放心，我只要一息尚存，爬也要爬过来给你签字。”
琦善这么一说，让义律不心软都不可能。事实上，“穿鼻草约”即便真的实现，距离英国政府的心理价位也还差着老大一截。义律这位全权代表之所以会弃英国政府指令于不顾，很大程度上倒真的是因为琦善的表演太成功、太感人了。
可是，有一个人看不懂了，不仅不懂，还为此大发雷霆，而这个人就是道光帝。道光帝同时收到了两份奏折，一份是关于沙角战败的报告，另一份是琦善的密折。
作为一个主持过重大军事行动的皇帝，道光帝并不缺乏对战场的基本判断力。道光帝相信，如果中英海战的话，己方可能确实不是英方的对手，但陆战则未必，过去平定张格尔和阻击浩罕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强化了他的这种印象及自信心。
“海战不行，陆战行”，在这一点上道光帝与林则徐算是想到一起去了。可是，如何解释沙角之败呢？道光帝认为，这与琦善有关。
琦善在密折中描述了英国陆军力量的凶猛，强调了自己倾向于和谈了局的不得已。但是，在道光帝看来，这纯属被英国人吓破了胆，有你琦善这样的主帅，难怪打不了胜仗。
至于琦善提到的一些谈判细节，如英方的要价、中方的还价，就更让道光帝火大了。在道光帝看来，英方的要价中除了“雪冤”和“乞恩”，其他都是非分之想：拣出其中的任何一项，大清立国以来都从无先例，而答应其中的任何一项，自己今后也将注定无脸见列祖列宗。
在道光帝看来，就这样你琦善还跟他们谈，以至于代敌人索求条件，究竟安的什么心？于是，道光帝给琦善下了结论：“林则徐是学着‘英夷’来吓唬朕，你琦善是助纣为虐，帮着‘英夷’来诓骗朕，十足的丧心病狂加丧尽天良！”
道光帝指示琦善，立即跟英方摊牌，关闭谈判的大门，通商也不给了，而且“朕志已定，绝无游移”——意思是“我下了最大决心，决不会再动摇”。
道光帝的这道“关门谕旨”以六百里加急，也即当时清朝最快的通信速度发出，半个月后到了琦善的手中。
皇帝的脸板到如此可怕的程度，就算琦善远在广州，他也能体会到那种不寒而栗兼如临深渊的感觉。不过，琦善却并未照皇帝说的办，不仅没有关闭谈判大门，反而更进一步改变了先前由专使从中间说项的做法，亲自前往虎门与义律直接会谈。
这已经属于“抗旨不遵”了，琦善当然知道后果，可他不得不如此，因为负责军事防务的关天培也需要他这么做。
关天培是武秀才出身的将领，胆略过人。当初，在办理漕粮海运时因风险太大，一开始没人敢督运护送，琦善和陶澍为此都十分头疼，关天培以区区参将身份毛遂自荐，主动要求担任押粮官。当关天培护送船队到达天津时，百万漕粮完好无缺，由此得到道光帝的垂青，成为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不过，诸如海运这种可以建功立业的机会毕竟少，因此关天培总是觉得不得劲。有一年，关天培出去跟朋友喝酒时喝醉了，忽然提到有人给他算命，说他“生当扬威，死当庙食”，也就是“活着的时候可以扬名天下，死了也会受到人们的纪念”。但是，关天培认为算命先生根本没算准：“生当扬威，死当庙食，如今我都四十多了，哪里有啊？”
驻守虎门时，关天培已经六十岁了。
关天培胆大，也不怕死。在战绩虚妄的“七战七捷”中，关天培这位老将军的英雄形象其实并不虚妄。关天培眼见得身边的水师舰船一艘接着一艘沉没，惊恐的水手们纷纷跳水，作为指挥官的他愤然拔出腰刀，大喝一声：“敢退后者立斩！”
在关天培的督率下，已经破损不堪的旗舰仍然连续不断地开火，尽管炮弹根本就够不着对手。在当时的情况下，关天培几无生路，但他这种自杀式的英勇举动却打动了英方担任指挥的义律，后者挥挥手让下属不要再开炮，听任关天培突围而去。
如果可以坚持，关天培决不会轻言放弃，他觉得坚持不住是沙角之战以后的事。沙角沦陷后，英军将上横档岛也围困起来。上横档岛是虎门防御体系中最关键的一道屏障，近半炮台设于此处。关天培感到格外焦虑的是，上横档岛也有跟沙角一样的软肋，即侧背空虚，只要英军从侧背进行突破，正面的炮台就失去了作用。
所以，这个时候琦善“喊停”正是关天培最需要的，他需要时间喘息休整和弥补漏洞，甚至如果可以实现停战，也许是最好的选择——沙角之战是守军准备最充分，表现也最英勇的一战，但结果很惨烈，使得官兵士气大挫，一部分士兵甚至因此“闹赏”——不增发饷银就不打仗了。
谈判期间，在琦善的支持下，关天培一方面增发饷银，以鼓舞军心；另一方面，不顾英方的反对，一直在“偷偷摸摸”地对炮台进行补漏。琦善的“公然抗旨”，实质上起到了拖延时间，为关天培打掩护的作用。
如果说以前与义律谈判还有几分诚意的话，此后由于道光帝表明了“主剿”的态度，琦善就只能完全靠说谎来维持了。那段时间，琦善不停地变换各种能想得到的招数，往往到关键时候身体就出现这样那样的“状况”，然后顺势要求会议延期举行。
有一次，义律、琦善二人连谈了十二个小时，条文都重新拟好了，义律以为大功即将告成，结果竟然又让琦善忽悠了。
谈判间隙，琦善返回广州，迎接他的是两份文件：一份是道光帝的最新谕旨，言明会有新的“主剿”将军来广州就任，这表明他遭到罢黜只是时间问题；另一份是义律的照会，告诉他按照两人的约定，英军已经从定海撤出，所以这次他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签字，否则再也不会客气。
这样，两边的“债主”气哄哄地都来了，夹在中间的琦善再也支持不住，便顺着椅子就滑了下去。这回真不是装的，琦善整个人到了天旋地转、心神恍惚的程度。
不过，琦善还想再拖上两天。当然，“重病缠身”的情况需要在第一时间通知义律，不然人家不知道，所以琦善让专使给义律送去一个照会：请个假，顺便通知会议延期。
在专使身上，另外还带了一份琦善草拟的文件，这份文件上将“只许香港一隅”改成了“可许全岛”。琦善叮嘱专使见机行事，说如果义律见了照会后情绪不错，那就把这份“优惠文件”给他，继续讨洋人高兴高兴，反之则不要给。
专使回来时，把“优惠文件”又原样带了回来——看来义律真的挺不开心。不过，一天天就这么跟个“病人”干上火，正常人能开心得了吗？
当然，不开心，就要找别扭了。义律算是给足了琦善面子，在限定时间到来后又多等了三天，三天一过还是见不着琦善的影子，于是他就动手了。1841年2月23日，英军舰队向上横档岛进发。
这次关天培吸取了教训，为了不致重蹈沙角战败的覆辙，他趁着琦善谈判休战之机在上横档岛侧后加建了隐蔽式炮台并增派兵勇，以确保英军无法再抄袭后路。可是，关天培在补住一个漏洞的同时，另一个漏洞又被对手给紧紧抓住了，英军抢先攻占了关天培未能设防的下横档岛，并以该地为制高点设立了野战炮兵阵地。战斗开始后，英军部署在下横档岛的野炮居高临下，火力齐开，完全覆盖了关天培主防的上横档岛，打得岛上官兵一片混乱。
中英军事上的差距，不仅仅体现在武器和兵员素质上，技战术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要知道，在西方的近现代战争中，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建立制高点和凭借野战炮火实施打击都早已成为一个常识，绝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倘若把背景放到冷兵器时代，关天培绝对出类拔萃，但在横档之战中，他仅仅在军事思维上就差着人家二三百年。战斗一天就结束了，关天培英勇战死，“身受数十创以殉，天下痛之”。这位老将再次以自己的无畏表现赢得了对手的尊敬，当家人领走他的遗骸时，英舰特地鸣放礼炮致哀。关于关天培个人命运的预言，则分毫不差——“生当扬威，死当庙食”。
与沙角之战相比，横档之战输得更加无话可说，中国军队死伤三百余人，被俘千人，而英军仅有五人受伤。
十多天后，琦善倒了霉，主要原因不是打了败仗，而是有人上密折控告他收取义律的贿赂“私许香港”。要知道，优柔寡断，同时还爱诿过于人，堪称是道光帝品性中两个最大的缺陷。于是，道光帝正好对广东局面不满，便顺势以此为由下令将琦善革职并锁拿回京问罪。就这样，曾经被道光帝捧上天的两位重臣——不管是之前的“主剿派”林则徐，还是后来的“主抚派”琦善，最后的命运竟然都是披头散发地被装入囚车，其间相差不过几个月而已。
倒是义律还挺“仗义”，听闻琦善受审的消息后，特意拟出否认自己对琦善行贿，以及英国官员不会也没理由对之行贿的文件转交广州知府，希望能够给琦善“雪冤”。广州知府并未将这份文件上达天听，也幸好没送上去——义律虽然在华多年，却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官场。义律所不知道和不明白的是，倘若他的文件能够被中国皇帝看到，琦善的处境不但不会得到改善，反而还会雪上加霜，因为这恰恰可以作为琦善和义律确有“勾结”的直接证据。
随着虎门炮台的陷落，广州已经无险可守，最近时英军兵锋距广州仅隔数公里之遥。
不过，在最需要英雄的时候，英雄终于出现了。1841年3月5日，杨芳赶到广州。
在道光帝看来，从沙角到横档虽已连输几轮，不过那都可以算作海战，陆战就难说了。道光帝不是一个锦衣玉食的孱弱天子，虽然不是“马上得天下”，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起码也算“骑马保天下”，尤其在经历“张格尔之乱”的重大考验后，他是不会缺少指挥陆战并一战而胜的勇气和底气的。
道光帝认为，过去的张格尔不是也猖狂得不行，张牙舞爪的样子以为谁都拿他没办法，而当时的南疆纵然不算生死存亡却也在危在旦夕之间，形势之紧张绝不亚于如今的广州，结果还不是让我给活捉了。
当时的士大夫，从林则徐开始都相信“夷刀不能远刺，夷人腰硬腿直，一击即倒”，也就是说洋人在陆地上既不擅冷兵器刺杀，又无法弯腰攻击，稍微一击就会倒地。道光帝亦不例外，在他看来，洋兵只要离开他们的艨艟巨舰，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被击败。那么，之前海战中其实也掺杂陆战，为什么会输得那么难看呢？道光帝认为问题还是出在将帅身上，想想就明白了：琦善那么怕死，整天就惦记着跟英国人谈判，那仗能打好吗；关天培倒是不错，但他是水师将领，没有指挥过大规模陆战，即便输也并不令人意外。
于是，这次道光帝特地组建了一个全新的队伍，重新出征广州。在这个队伍中，杨芳不是主将，但他无疑是最为耀眼的，也最令皇帝所看重的。
当年平定张格尔之乱的“三剑客”，长龄、杨遇春都去世了，只剩下杨芳仍健在。这位生擒张格尔的英雄，其时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家了，而且还耳聋，与同僚交流都需要借助于笔谈。按常理，杨芳这种情况早该回家颐养天年抱孙子了，他自己也多次以病求退，可是道光帝环顾宇内像杨芳这样战功卓著且经验丰富的战将实在太过稀缺，所以他又被起用了，直到此次被任命为参赞大臣。
其实，道光帝派杨芳出征是希望将张格尔一役的胜利在广州重新复制一遍，并对此信心十足。道光帝丝毫不担心杨芳打不了胜仗，他怕的是英国人船快，别一打不过就要“远遁外洋”朝深海里跑，这样过段时间又要卷土重来，然后他又要再次遣师出征。
“杨芳，你要这么干，像平定张格尔之乱那样，先出奇兵断其后路，务使片帆不返，让他一条船都回不去，然后再四面出击扫荡干净，直至擒住义律，如此才算大功告成。”
在被任命为参赞大臣之前，杨芳官授湖南提督。接到谕旨时，杨芳正在江西，他火速到达了前线。
当杨芳现身广州，立刻赢得一片欢呼，无论百姓还是大小官吏，皆“倚为长城”。
到任后，杨芳迅速调兵遣将，组织兵勇扼守各个要点，但他很快发现义律并不是张格尔，而英军也比南疆叛军和浩罕骑兵厉害了不知多少倍。
在张格尔一役中，叛军已经装备了燧发枪，但数量并不是很多，用“连环铳炮”足以应付；但是英军不同，他们手中拿的全是燧发枪或更高级一点的后膛击发枪。相比之下，清军所使用的鸟枪仍为手工打制，可谓既差又老，有的用了几十年都没更换过，最离谱的竟然有用了接近两百年的。与此同时，各地的鸟枪质量还不平衡，具体来说，御用枪（主要为鸟枪，也有少量燧发枪）最优，八旗兵次之，绿营垫底。
鸦片战争开始后，调到前线征战的部队基本全为绿营，他们实际是拿着全国质量最次的鸟枪（火炮亦是如此）在应敌，即使这样也只装备了一半人，如此算来得多少支鸟枪才及得了一支燧发枪啊，所以“连环铳炮”毫无作用。
比枪更有发言权的是炮，不过双方的差距仍可参照枪比对。在性能上，清军的大炮既缺少瞄准装置，也不能转动，而且它们很少被及时退役更新，已经使用了几百年的比比皆是。由于缺乏保养，常年在室外承受风吹日晒，几乎每门大炮都锈迹斑斑。对此，一个曾在广州看过这些大炮的西方人很不屑地称其“破败不堪，像是蜂窝”。与大炮配套的火药在质量方面也很差，工艺水准落后了英军一大截，就算炮弹落到敌阵，对英军也造不成太大的实际伤害。
仅仅武器方面，清军和英军就已不在同一水平线上。于是，一到实战，大清帝国的兵勇便失去了招架之功，上多少死多少。久而久之，下面的将领们也都泄了气，有的临战前竟暗地派人与英军商量：“能不能你不放炮，我不放炮，谁都不要放炮？”
后来，将领们一想不对，上面知道要杀头的呀，又赶紧觍着脸改口，说：“要不这样吧，我放几次没有炮弹的炮，算给皇帝留面子，然后马上就走掉……”
当然，杨芳也傻眼了，以往的那些作战经验毫无用武之地了。
据野史中记载，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杨芳曾派人全城竞购克敌武器，这些所谓武器既不是枪也不是炮，而是一只只马桶。
马桶是所谓“不洁之物”，在过去的所谓驱邪活动中是老法师的必备道具，甭管多么凶猛的魑魅魍魉都抗不住洁癖，只要拿马桶之类“秽物”一熏，对方指定遁地而逃。
除了马桶外，还请了法师，建了道场，扎了草人，整个是一个“天灵灵地灵灵，玉皇大帝来显灵”的气魄。
据说，这就是杨芳穷极无聊下想出的非常规战术，更准确一点讲叫作以非常规对非常规——“洋人整得这么吓人捣怪，一定是使用了‘邪教善术’，那我也如法炮制，给他来个‘以邪制邪’”。
不过，类似的段子虽然听起来像那么回事，但经不住仔细推敲。要知道，杨芳怎么说也是见过世面的百战之将，不是一天到晚偷看志怪传奇的书生，再怎么瞎合计也不至于干出这么没谱的事来。
事实是，杨芳确实收集过桶，不过并不是装大粪的马桶，而是能灌装桐油的木桶。杨芳收集这些木桶的目的是要置之于广州内河的木排之上，对进犯英军实施火攻。可惜的是，这些来自古典兵书的精妙战策，在近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同样微乎其微。杨芳的苦心孤诣，换来的仅仅是英军受伤八人的回报，而己方却被打得稀里哗啦、一败涂地。
说是两军对垒的生死战场，但那些英军不像在打仗，倒更像在举行一场假日郊外狩猎。
杨芳再也无计可施。或许，在来广州之前，杨芳对琦善之类的“软骨头”还会有诸多不屑，若是两人见了面没准连搭理一下的兴趣都不会有，可到这个份儿上他也总算是体会到了“滑头爵爷”琦善的难处——谁都不容易啊。
1841年3月18日，英军在时隔两年后重新占领了位于广州城外的商馆，并在那里升起了英国国旗。杨芳的努力只是维持了两个星期，两个星期之后他的英雄形象便土崩瓦解，而广州也再次成为一座危城。
这个时候，打已无力的杨芳不能不想到和谈，毕竟走道还是得匀称着走。3月20日，杨芳与义律达成停战协定，准许恢复广州通商。
谈和，琦善可以，因为他是钦定的谈判代表；杨芳不行，他是军事统帅，打仗才是他该干的活儿，停战协定之类完全不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不过，事到如今，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该怎么跟道光帝讲，假如猛不丁地照直说出去，岂不是要把皇帝和他自个都给活活噎死？
于是，杨芳也捡起了文人那一套，写起了粉饰太平的官样文章，经过一番文学加工和“合理想象”，那一个又一个败仗摇身一变全都成了鼓舞人心的胜仗。
在派杨芳出征后，道光帝的日子并不好过。为了尽快解决战事，这位极度节俭的皇帝不得不为此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在1841年的头三个月里，道光帝已经下令从七个不同省份调集大约一万七千兵勇前往广州，并增拨三百万两白银用于军费。然而，大清帝国的调兵和运兵速度都相当缓慢，先期聚拢广州的绿营兵勇尚不足三千人，这三千人能否在杨芳统率下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还真让人悬着一颗心。
其实，再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渴望一场货真价实的胜利了。道光帝“日夜引颈东南”，天天都伸长着脖子，在焦急地等待前方凯旋的佳音。
“佳音”来了。读完杨芳的“胜利喜报”，道光帝如释重负，心里那个得劲、那个舒服就别提了。欣喜之下，道光帝对杨芳这位“晓畅军事”的大将尤其喜爱到不行：“没有我的参赞大臣果勇侯，广州还能保得住吗？”
唯一让道光帝有些不解的是，既然打了这么多胜仗，为什么杨芳不一鼓作气把英军全给灭了呢？
杨芳的答复是，“不是我不能灭，您不是说过吗，这次一定要予以全歼，所以我使的其实是‘羁縻之计’，等后续大部队到齐，再一网兜下去，管教一个都跑不掉”。
听了杨芳的解释，道光帝恍然大悟：“征调的军队还未完全集结，这个时候如果太狠，确实有可能把英国人给提前吓跑。看来杨芳是真懂兵法啊，如果真那么做，是趋小利而误大局。你有眼光，有魄力，有计谋，待功成之日，一定要给你记首功。”
道光帝是个打过仗的人，当然知道什么叫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过去平定张格尔时，道光帝就给长龄放过权，这次他也决定不干扰杨芳的“从权制驭之术”，等大部队到达广州时再说。
俗话说得好，“丑媳妇总有见公婆的时候”。经过前期的铺垫和试探，杨芳开始小心翼翼地触及实质问题，请道光帝对通商一事予以认可。
道光帝接到杨芳的这份奏折，已经是广州恢复通商将近一个月以后的事了。尽管杨芳在奏折上仍然依照从前的基调和口吻，把恢复通商说成“暂作羁縻”之计，但没骗得了皇帝。于是，道光帝从梦境中清醒过来，变得勃然大怒：“如果我当时就答应了通商这件事，何必劳驾你老人家去广州，又何必费劲巴拉地调动这么多的军队，更进一步说我又何必将琦善抓起来呢？”
道光帝立即下旨将杨芳予以革职，但没像琦善那样押解进京而是革职留任。概因道光帝清楚，此时正是前线吃紧之时，派得上用场的军事将领绝对紧俏，所以骂归骂、罚归罚，但人还得用。
1841年4月14日，团队总负责人、靖逆将军奕山到达广州。
论出身，琦善已经是上等贵族，但奕山还要“贵”，其玄祖是康熙帝的第十四皇子、雍正帝的亲兄弟允禵。
在康熙帝的众多皇子中，允禵的武功最为显赫，他曾以抚远大将军的身份挂帅出征，而后一举平定了西藏叛乱，被朝野认为是继承皇位的有力竞争者之一。可是，康熙朝又是一个优秀者相互猎杀的时代，康熙帝的皇子们都非常出色，结局当然“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雍正帝登基后，对骨肉兄弟基本上是一个都不放过，而允禵因锋芒太露自然也难逃厄运，不仅没做成皇帝，还遭到长期监禁。
不过，这都是上上辈的事了，这些恩恩怨怨在奕山出世时早已化为尘世中的一缕青烟。奕山很有出息，他似乎继承了玄祖允禵的遗风，在家道中落若干年后再次走上了以武竞雄的道路，从三等侍卫、御前侍卫一直做到领侍卫内大臣。
领侍卫内大臣相当于御前侍卫总指挥，官衔为正一品，论品级在武官里面已经到了头。有如此争气的玄孙奕山，想必九泉之下的允禵也应该知足了。要说还有缺憾，就是奕山尚未能够像老祖宗那样在征讨“边夷”的战事中取得突出业绩。奕山虽曾参加过平定张格尔一役，但当时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将士。
不过，这次奕山远征广州不一样，他一方面是三军统帅，连杨芳那样的英雄都要随其驱使；另一方面“英夷”嚣张、皇帝忧心，要想延续百年前家族的荣光，恐怕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
奕山对杨芳非常倚重，可是他在向对方问计时得到的答复却是“待机而动，不可浪战取败”，其潜台词是“乖乖地守着吧，别出去瞎打，一打指定后悔”。
当然，如果别人说这话，奕山没准会一脸不屑，但杨芳是活捉过张格尔且连长龄、杨遇春在世时都要另眼相看的百战之将，他说会打败仗就十之八九要打败仗，绝不会有多少水分掺在里面。
听完杨芳的话，奕山倒吸一口凉气，心里隐隐约约就有了不祥的预感。其实，奕山本来还想让杨芳打打前锋，至此也只好断了念想。
杨芳说的是实话。杨芳这个人一辈子打仗，打的胜仗多，吃的败仗也不少，但是以往不管怎样即使败也能败中求胜，广州之行却是唯一的例外：他从未见过如此强大的敌人，一言以蔽之就是怎么打都打不过，区别只在于败到怎样一种程度。因此，杨芳这个老将军再也不敢做任何建功立业的非分之想，只打算“以通商换和平”。
杨芳本以为说动了奕山，然而一个月后奕山还是下达了进攻命令。杨芳闻讯急得拔剑大叫，说“我给你讲了就是不听，这回要惹祸了”，而且局面也将难以收拾，“事且败而局难收”。
其实，奕山也很无奈。
当时，从各省调派的援军仍未完全到达，奕山分兵设防广州后剩下的兵力并不是很多，而这些人马还大部分是陆军，他们防守城墙可以，要用于主动攻袭对方舰船就显得有些勉为其难了。
在奕山看来，杨芳说的也许是对的，即此时不宜主动进攻，然而他奕山不能一直缩在家里，诸如允禵之子孙这些虚的姑且不表，最关键的是皇帝差他到广州就是来主动进攻“英夷”的。
奕山加封靖逆将军后，位高权重可比当年的允禵，出京后六道谕旨中的每一道上面都有“一意进剿”“星夜兼程”这样的字眼。道光帝既然如此欣赏看重，如此急如星火，那奕山自然也不可能是到广州坐着蹲点的。
自从到达广州后，奕山又接连接到道光帝的两道谕旨。不过，皇帝的思维和感觉仍然停留在张格尔一役时期，谕旨里左一个“抄袭路径”，右一个“片帆不返”，还在拿对方当南疆叛军和浩罕骑兵，就怕让任何一个洋人溜掉。
当然，不光是道光帝三令五申，英国人也不是傻的——义律在得知奕山重新布防后，又杀气腾腾地挥师扑了过来。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之下，奕山纵算再难也势必冒险一攻，不然无法向方方面面交代。可是，怎么攻呢？
拼枪炮，连杨芳都说了指定没戏；使拳脚棍棒，奕山出京时倒也带了一批御前侍卫这样的功夫高手，问题是人家不能让你近身啊，所以这是比拼枪炮更不靠谱的事。
那么，剩下的只能向老祖宗讨教了，但老祖宗传下来的经典战法又无非两种：一曰水攻，哪座城池一时攻不下来，就引水漫灌，如水淹七军；二曰火攻，见对方势大，便烧他没商量，如火烧赤壁。前者无法用于水战，因为无法以水灌水；后者用到水战则是再妥帖不过了，如曹军水师“樯橹灰飞烟灭”的佳话倒是传了一代又一代。
继杨芳之后，奕山殊途同归地也想到了火。不过，杨芳点火，是为了守；奕山这一把火却是要用于攻，具体来说就是要趁着黑夜对驶入广州内河的英国舰船实施火攻。
奕山见杨芳的桐油木桶已然不济事了，便命人在自己下榻的贡院内日夜打造秘密火器。这里面有射到对方人堆里就能引起大火的火箭，还有相当于现代燃烧型手榴弹的火球、毒火炸炮、毒火球，反正是绞尽脑汁把大清帝国能搜罗到的各种大小“发明”都翻腾了出来。除此之外，又在广东佛山装配火船和火筏，它们与秘密火器一起组成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火攻船队。
以火攻水，一般陆军是玩不转的，因为光火船、火筏就驾驭不了。于是，奕山从福建雇募了近两千名水勇参战。
奕山本来在广东、福建还招募了五千名水勇，但这些人正在路上；此外，清军的准备工作也未全部完成。不过，由于道光帝越催越急、英军越逼越近，奕山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他便在未通知杨芳的情况下提前发动了广州之战。
1841年5月21日深夜，火攻船队出动。百余只满载浸油棉花的火船从上游冲下，紧随其后的是运兵船。奕山的计划是先用火攻，继而让步兵登舰与英军近距离厮杀。
应该说，奕山的这种战法并无不妥之处，他的统兵指挥与临场表现也算中规中矩。遗憾的是，英国海军并非一千年前的曹军可比，几艘军舰转舵变向的速度都很快，移动也非常灵活，见火船冲过来能闪的都闪了，遭到破坏的最多是一些来不及躲避的小艇。
倒是临近的炮台发了威，趁着英国军舰争先恐后地往后闪避，一时顾及不到岸上，他们噼里啪啦发炮一连击中了三艘大军舰。
大清帝国炮台的岸炮虽然看上去个个“高大全”，但内囊都是虚的，甭管轰多少下都轰不沉军舰，顶多在表面搞些小伤疤。不过，这样已经算是不错的战绩了，而奕山更是乐坏了，他当即以六百里加急的方式给道光帝发去报捷奏折。
奕山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皇帝身边转悠，要他不说假话、不吹牛皮根本是不可能的，只是多点少点的区别而已。这份奏折也毫不例外，尽得添油加醋之能事，在那上面“击中三艘军舰”变成了“烧毁六艘军舰”，至于英军的死伤——奕山干脆眼睛一闭用了一个“不计其数”来形容，还说“逆夷号呼之声远闻数里”，即英国兵的惨叫声几里之内都能听到。
这样，道光帝没有理由不高兴了。实际上，自从广州开战以来，道光帝几乎天天都盼着好消息，心情“焦切之至”，已经快急疯了。如今，奕山的那份不知注了多少水分的捷报如同春风化雨，立刻把可怜的皇帝从不幸中拯救了出来。
按照原来的要求，道光帝是要奕山一个都不放过地将英军予以全歼，但在林则徐、琦善、杨芳等“能人”一个接一个让道光帝心碎之后且又等了这么多天，他已经不知不觉地从“全胜”退向了“能胜”，像这样扎对手几个眼的事情也就能接受了。
然后，道光帝传旨嘉奖，奕山也以为自己得手了。但是，到第三天即1841年5月23日，风云突变，英军主力到达了广州。
义律的进攻令下得比奕山还早，但是由于此前英军驻于香港，所以迟了几天才在广州附近集结完毕。
在英军发起进攻后，奕山使出浑身解数，进行了局部的有效抵抗。据英方统计，从5月21日到25日，英军共死伤七十七人，创造了自鸦片战争开始以来英军伤亡的最高纪录。
可是，奕山并没有力量扭转乾坤，他像杨芳一样或许在传统的古典战争中可以如鱼得水，但在近现代战争中无一例外是寸步难行。5月25日，义律再次复制虎门战役时从侧后包抄和抢占制高点的打法，攻占了广州城北的四方炮台，随即建立了野战炮兵阵地。
四方炮台可以俯瞰广州全城，只要英军愿意，野炮可以打到城内能看见的任何一个位置。到了这个份儿上，奕山不得不投子认输。5月26日，义律开出停战条件，除中国军队需撤出广州城外，另索要六百万两白银赔偿，说白了就是“赎城费”。
撤是没有问题，残余守军本来就没什么作战能力；主要是钱让谁掏，如果写个奏折给道光帝，那包括奕山在内的好些人的脑袋就要骨碌骨碌地掉下来了。
还好，广州的本地商人有钱，不就六百万两吗？“我们给，只要你们不在城里打仗就行。”
双方都说妥了，但中间却插进一个花絮兼意外。由于在等待双方的谈判条件，英军实际上处于一种既不能打又不能撤的状态，按照军事原则英军指挥官只能改集中屯兵为分散驻扎，以防御对手随时可能发起偷袭。
当英军官兵集中行动或作战时比较容易约束，纪律尚可，争吵、酗酒乃至对附近区域进行骚扰的现象也少一些，但分开来就不一样了。英军从香港出发时仅仅带了两天的口粮，两天过后都吃得差不多了，他们就得到周边乡村去购买，中间免不了要顺手牵羊干出点类似于土匪的勾当。更有甚者，还有一些住在庙里的英军，他们闲着没事干竟然将庙里寄存着的棺材撬开——里面的尸体是经过防腐处理的，为的只是想看看那些尸体“已成干瘪的样子”。
遭到英军骚扰最多的是一座名为三元里的村庄，“洋土匪”的行径在当地百姓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5月30日，由五千多民众和乡勇组成的队伍，手持长矛、盾牌、刀剑甚至是三齿耙一类的农具，聚集于山上的英军营地背面。
对于英军来说，清军正规军都不在话下，自然不怕这些百姓。对此，英军不以为意，派出一支先遣部队想将乡勇队就地驱散。乡勇队似乎也害怕英军真打，他们立即开始撤退，于是英军得意之余便在后面紧追不舍。追着追着，一场大暴雨突然不期而至，倾盆而下的雨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雨帘，积水的路面与周围的稻田混为一体，使得几米之内一片模糊，什么都看不清了。
在大暴雨中，英军的燧发枪失去了作用。乡勇队之所以一上来就退却，其实就是在使诱敌深入之计，现在一场大暴雨更是天遂人愿，便趁势回过头来用长矛刀剑对英军发起了猛烈反击。英军开不了枪只得用刺刀应战，这使得广东人的功夫在雨中大显神威，英军被刺死砍伤多达四十九人，仅次于奕山组织的正规军作战。这就是著名的“三元里抗英”。
可是，这实际上对整个局面已经影响不大，英军很快派出持有后膛击发枪的部队前去救援。击发枪又叫雷击枪，这种枪械不怕雨淋。当英军一开枪，民众和乡勇即四散而去。
当然，老天爷不可能每次都帮忙，相信奕山如果与义律一对一贴近肉搏的话也未必就处于下风，可人家不会给这种机会，而且英军明确告知这种来自民间的攻击若不中止，停战协定便作废，即先把广州城给占领了再说。
奕山虽然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恨不能把“三元里抗英”的功劳也揽自己身上，但他是个聪明人，该服软还是乖乖服软，该交的钱也不敢少一个子儿。
1841年5月31日，英军拿到了全部的“赎城费”，开始陆续撤退。一周后，英军的海陆军完全退出广州，甚至连虎门炮台都交了出去。实际情况是，以英军这样的机动速度，以清军这样的防守能力，英军眨眼之间又可以重新控制广州，确实用不着捏在手心不放。
杨芳的担忧果然没错，折腾半天什么效果没起到，反而损兵折将并多付出去六百万两白银。事情到此还不算完，奕山作为主将得给皇帝一个理由，即一个战败和“赎城”的正当理由。
在随后发出的奏折中，奕山没有否认英军攻占四方炮台的情节，但他说这是“汉奸”作祟里应外合的结果，并不说明英军有多高明。
不管怎么编排，如此结果总是令人气短，而下面的发展若是照实说的话无疑会更令人沮丧，因为马上就要到战败认输的环节了。
到了这里，奕山显示出了丝毫不输于文学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笔锋一转端上了一盘比武侠小说还要精彩得多的“文学大餐”，题目或可称之为“我与夷人的那点事”。
据奕山的奏折里说，即使到这种关头他仍然临危不惧，下定决心要与广州城共存亡——“他们不过占领一个城北，如果他们来攻城，准保把他们全给从城头上撸下去”。
“这个时候，城外有夷人向城内招手，好像是要说点啥。往下一看，几个英军头目站在城外，嘴里叽里咕噜，而且有画面配合声音，他们一会儿指指天，一会儿指指心，总之动作十分古怪。听不懂，找来翻译听了，说英国人是要禀请大将军出面，以便向大将军申冤叫屈。”
这个“大将军”指的当然是奕山。当然，前面都是铺垫，下面就轮到奕山“尽情发挥”了：
“要请我出来？知道我奕山是什么人吗？皇上派来的靖逆将军啊，奉命而来，唯知有战，来这里的使命就是消灭你们。不见！
“我下面的一个总兵就依令站在城头上，把这帮不要脸的英国人痛骂了一通，说你们敢无耻地再说一遍，大将军是你们见得了的吗？
“亲爱的皇上，您都不知道这时候发生了什么情景，英军里面最大的头目忽然脱掉帽子向我们行礼。（请注意：奕山连细节都没放过，因为照传统的说法“夷人膝盖不能打弯”，所以在他笔下英军大头目的最高礼节不是下跪，而是脱帽。）
“行礼之后，大头目又屏退左右，他把手上的指挥刀一扔，然后便低着头一声不吭地站在城墙前。
“皇上，您是了解我的，照我一向的倔脾气，是绝不愿意搭理这些洋人的。但是，您也看到了，他们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太麻人，所以我就派翻译走下城去问他们——你等究竟有何冤屈。
“洋人说了，由于我们不给他们通商，导致他们‘亏欠无偿’，已经卖出去的货也收不回本钱，亏大了。他们占领四方炮台，其实就是觉得离得太远怕说话听不见，就选了这么一块地方来就近递话。
“洋人们没别的奢望，就是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把商欠也就是欠的那些本钱还给他们，然后让他们通商给个活路，从此再也不敢来滋事了。”
就这样，经过奕山功力不凡的“再创作”，在广州之战中求和的变成了英国人，“赎城费”变成了合理合法的“商欠”，给道光帝的印象好像这一仗还打赢了。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谎言。应该说，自林则徐禁烟以来，所有大吏没有一个不说谎的，不过总还有个限度。林则徐上报“七战七捷”，有鼓舞军心和让道光帝支持“主剿”立场的目的，但汇报英军的情况大多没掺假。琦善扯淡，主要是对义律扯，他对道光帝讲的也基本都是实情。杨芳呢，迫不得已也编过一些无中生有的“胜仗”，可再怎么编还是不敢说英国人会向他“乞和”……
不过，奕山到底是在皇上身边做侍卫的，他真是“艺高人胆大”——什么都敢吹，什么都吹得出来，给人印象就是“上嘴唇着天，下嘴唇着地”——整个完全不要脸了。
倒是道光帝似乎完全被奕山给蒙住了，阅看奏折后马上传旨嘉奖广州之战的一干“有功之臣”。
奕山可以撒弥天大谎，可是毕竟封不住其他人的嘴，有知道实情的官员随后就发来密奏弹劾奕山谎报战况。耐人寻味的是，道光帝并没有像以往那样一跃而起怒发冲冠。
道光帝超常冷静，冷静得像换了个人：“再派人私下调查，看情况究竟怎样？”
调查的结果，说明奕山说的大部分是谎话。这时候，大家以为奕山该倒霉了，孰料还是没有。道光帝只批复“留览”，说放着看看吧，然后就烟消云散了。
其实，既不需密奏，更不需私下调查，毕竟道光帝又不是足不出宫的小孩子，他能真的看不出奕山奏折里的虚假吗？再说，道光帝派新队伍出征的目的就是绝不允许和英国通商，哪怕是“乞和”，而那杨芳巴巴结结半天还不就是奔着这个去的，要是通商就能止战，早就不用费这老劲了。
此时，道光帝不是看不出有人说谎，他是心累了。就像从前对付“陋规”和推行实政一样，一开始都是除恶务尽，非要怎么样怎么样，到了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对方看似不怎么样，其实厉害得很，该惊着的也不是对方而是自己。
自鸦片战争以来，从林则徐到奕山，一圈人用过来了，可谓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而且都是帝国官场出类拔萃的人物，可仍然不能像张格尔之役那样完美收官。对于道光帝来说，如果他不同意英国人的要求，那这一仗就还得继续拖下去，但这一拖消耗的都是白花花的银两，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国库显然已经承受不起了，所以他现在着急的是如何收场，哪怕是平局或略赢也认了。
奕山明白地告诉道光帝，只要答应了英国人的“乞和”与通商要求就可以，钱也都不用国库出，这样对方就再也不会滋事了。事到如今，道光帝已经没心思去追究奕山到底有没有说谎了。道光帝认为，他自己已经输得够惨了，再不收就收不住了，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
“那就这样吧，夷人那种猪狗一样的东西，不值得跟他们计较，何况你在火攻中还惩戒了他们，何况他们还脱了帽子行礼。朕能够体谅你们不得已的苦衷，知道你们也挺难的，通商和商欠这两件事，准了！”
道光帝急于从奕山给搭的台阶上下来，可他疏忽了一件事就是义律与奕山达成的停战协议仅止于广州一地，令他想不到的是战火竟然还将向北方继续蔓延。
道光帝以为战争已经结束，这个错觉说起来还不能全怪他，甚至不能全怪说谎话蒙人的奕山，这与义律也有很大关系。
原来，义律的北上军事计划推迟了。英军本来六月就要出发，但是军中流行疾病，连海军指挥官都病死了，躺倒在床的超过千人，远远超过虎门、广州之战中的死伤人数；好不容易熬到七月，英军恢复了一点元气，但又刮起台风，停泊在香港的英军舰队遭到重创，包括义律的座船在内共有六艘军舰沉没，其他舰船也不同程度受到损伤。
等台风过去，义律正要率军北上，却接到命令他被免职了。义律的免职跟杨芳和奕山无关，他其实是被琦善给抱着同归于尽的，原因就在那个从没被认可过的“穿鼻草约”。
当琦善因为这份“史上最晦气的谈判草案”而被革职问罪的时候，义律也正被英国政府骂得狗血淋头，外相巴麦尊甚至指责义律简直单纯到不可思议：“我们的海军舰队已经赢得了完全的胜利，可是你看看，你弄来的都是些什么烂条件！‘穿鼻草约’里答应的那点银子，连赔商人的鸦片钱都不够，想不通你这个白痴怎么会坐地就答应了。”
英国内阁开会决定召回义律，命令早下了，只是因为通信原因，相关文件才姗姗来迟。代替义律的是璞鼎查爵士，他的风格与义律完全不同。义律长期跟中国官员打交道，他在鸦片战争以前就没怎么被中方待见过，所以姿态一直放得很低。璞鼎查是一个军人出身的殖民主义者，相信“大炮就是真理”，而且义律的下场无疑也给他敲响了警钟——“软不得，只能一硬到底”。
1841年8月21日，在璞鼎查的指挥下，英军扬帆北进，目标直指福建。福建的最高长官原先是邓廷桢，但邓廷桢因协同林则徐查禁鸦片而在处分林的过程中受到牵连，早已被革职问罪。正是在这个时期，道光帝碰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即随着林则徐、邓廷桢这些人靠边站，海防前沿一时人才奇缺，甚至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
不管道光帝此前如何挑三拣四，但有一个事实连他也不能不承认，那就是林则徐、邓廷桢都属于第一线的能吏，所谓“三军易得，一将难求”，要找一个后继者何其难哉。
当然，没有一线的就只能找二线了，于是道光帝调任颜伯焘接任邓廷桢的闽浙总督一职。颜伯焘家世显赫，从祖父到父亲都做过一品大员，但汉人官宦家庭不同于满人，没有叼着奶瓶就能当侯爵的道理。颜伯焘是堂堂正正的进士出身，然后从翰林院编修做起，累官升至云贵总督，从而给这个官宦世家又增添了几分荣耀，被称为“一门三世四督抚，五部十省八花翎”。
居官期间，颜伯焘曾让人刻一“官箴”石碑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上云：“公生明，廉生威”。这是前人的句子，并非颜伯焘自创，但听起来煞是大义凛然。
如果据此以为颜伯焘是个清官，那就大错特错了。颜伯焘非但不“清”还贪得很，所谓座右铭只是给别人看的罢了。后来，颜伯焘被革职还乡，那排场简直惊煞人：光抬东西的杠夫就有六七百人，跟随左右的家属、仆人、杂役粗看一下则有三千多，吃饭的时候每天都要摆上四百多桌酒席，几天之内就花掉了上万两银子，简直比大观园的贾府还要奢侈。要知道，这还是在颜伯焘被免职的情况下，他在任时是什么样就可想而知了。
颜伯焘是贪官不假，但退一步说能做事的贪官总比不做事的庸官要强，而颜属于前者。史书记载，颜伯焘“娴习吏治，所至有声”，虽然不能跟林则徐相比，却也绝不是一个烂角色，而更重要的是林则徐他们曾经坐过的位置空了下来急待添置人手。
作为伯乐，既要识人，也要知道如何把对方的能量完全调动出来。道光帝一向把“德”放在首位，对官员摆排场花大钱十分痛恨，但在颜伯焘进京请训时却对这些一句未提，反而三天之内五次召见，一遍遍地鼓励新任闽浙总督“认真整顿，勉力而行”。
就是简单的这几句话，颜伯焘刻骨铭心，差点没感动得当场大哭以叩谢隆恩。
颜伯焘固然很贪，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发誓要做一个忠臣，一个粉身碎骨也要报答皇帝知遇之恩的忠臣。
在颜伯焘去福建上任的途中，英军还未撤出定海。当颜伯焘听说奉命“主剿”的浙江钦差大臣伊里布迟迟不敢进兵，他不由大为生气，当即上奏道光帝要求重新起用林则徐，与伊里布一起负责“剿办”。
伊里布是颜伯焘过去的老上司，也算对他有恩。如今，颜伯焘这么做摆明是不给伊里布面子，但他不管这些，因为他现在心里装的全是道光帝交托给他的使命，谁要挡路就直接拍死。
闽浙总督的任所在福州，但是颜伯焘没待几天就走了——他要去厦门，其原因是广东方面传来消息，说在英国人想要开辟的通商口岸中厦门已经榜上有名。这让颜伯焘敏锐地感觉到，如果英军要进犯福建的话，厦门这座良港将首当其冲。
在离开福州时，颜伯焘将其他所有事务都一股脑儿移交给了福建巡抚刘鸿翱，从此一门心思地投入厦门防务。
鸦片战争之前，厦门的防御工事几乎是一片空白。在战争打响之后，邓廷桢在海边紧急督建了一座炮台，但是仅半年光景就快被海潮给冲散架了。颜伯焘一问，并非邓廷桢从中贪了工程款，而是经费所购材料只够支撑半年。邓廷桢和林则徐一样，都属于比较清廉的官员，申请经费也是谨小慎微，能节约尽量节约。在颜伯焘没来福建之前的一年多里，福建动用的军费全部加起来也只有五十万两白银。
颜伯焘做事素来大手大脚，他趁着皇帝倚重便奏请户部拨银，一张口就是一百万两，而其理由也很充分——“不能光看贼吃肉，不看贼挨打。没有钱，什么事都办不了”。
道光帝准奏，只是在旁边加了四个字“核减节省”，即“知道前线急用，但请你老人家能省还是要尽量省着点花”的意思。
户部虽有意见，但皇上都批复了是不能打回票的，只能打折扣，饶是如此钱也不算少了。在这么多银子里面，颜伯焘会不会贪或贪多少则是件说不清楚的事，唯一可以说清楚的是他没有把厦门工事给修成“豆腐渣工程”。
颜伯焘拿到了钱款后，决定将邓廷桢快要散架的炮台干脆拆掉，免得留下来反而坏事坑人，并重新修建一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海防长城——“石壁”。
用于建造“石壁”的材料是花岗岩，而花岗岩是最硬的石头。颜伯焘相中花岗岩，除了够牢、够结实外，还因为比较好找——闽南本身便是花岗岩的主要产区。在“石壁”之外，颜伯焘又修建了多处炮台，以与“石壁”形成鼎足之势，这样的构架有些像虎门炮台却无疑比虎门炮台要坚固多了。
就这样，颜伯焘仍然觉得不踏实。颜伯焘原计划在厦门外围设计一个“岛链”防守体系，即每座岛上都建有“石壁”炮台，岛与岛之间则通过大型战船来实行联防，这样英军尚未接近厦门便可能被打得落荒而逃。
设计得很是精巧，无奈没有这么多火炮来进行配合。要知道，“岛链”加战船，总共需要一千多门炮，一时之间哪里造得出来，只得放弃。
即便没有“岛链”，光一个“石壁”，也够英军“喝一壶”了。修好“石壁”后，颜伯焘放话出来，说“如果英军敢来厦门，便是自寻死路。我一定让他们‘片帆不留，一人不活’”。
颜伯焘不怕英军来，就怕他们不来，以至自己错过立功报恩的大好机会。
世上的事，没有比等待更令人心焦的了。偏偏义律迟迟不动身北上，老在广州左一茬右一茬地磨蹭。颜伯焘实在着急，只能竖起耳朵打听，随时捕捉那里发生的风吹草动。
颜伯焘不打听还好，一打听才知道奕山不仅打了败仗、“赎”了城池，还欺瞒皇上，这下把他给气得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恨不能把奕山从广州城里提溜出来好好地揍上一顿。实际上，弹劾奕山的那份密折就是出自颜伯焘的手笔，他在这份奏折中不避嫌疑，也不怕惹怒皇上，再次保荐林则徐“可当广东之任”。
道光帝看了之后不置可否。过了不久，道光帝发来谕令，说战争已经结束，让颜伯焘减少海防兵力，这样可以省点军费。
当然，颜伯焘的消息比道光帝灵通，判断也更准确，他可不相信“战争结束”这种说法。再说了，“战争结束”对道光帝可能是利好，但对他颜伯焘而言几乎就相当于一个坏消息：都不打仗了，他苦心经营的“石壁”给谁看呢？还有他对皇上的耿耿忠心，以及他痛歼“英夷”的雄心壮志，不都堵一块了吗？
可是，另一方面圣旨颁下，又不能不敷衍一下。颜伯焘是老官僚，做这套可谓游刃有余，他先压着装着没收到或是没来得及办，接着再拖：要下面的官员调查，下面调查完了他再调查，他调查完了再研究，研究了再请旨。
等一套官僚主义流程办下来好多天过去了，颜伯焘拿出的不过是一份酌定裁减兵员数量的单子。这份单子还得上报皇帝批准，来来去去又要许多天，所以自始至终福建海防其实一兵未减。
事实上，颜伯焘的预计与英军攻击的首选目标完全一致，璞鼎查要占领的正是厦门。就在颜伯焘把那份单子发出去的当天晚上，英军舰队就开到了厦门。
1841年8月25日，英军穿过了厦门外围“岛链”。“岛链”里面虽有炮台，但只有很少的几门炮——隔靴搔痒，起不到什么作用。接着，就轮到了颜伯焘引以为豪的“石壁”，眼看着大兵压境却一点都不惊恐，只有兴奋——“终于来了，打的就是你！”
次日，颜伯焘坐镇厦门岛亲自指挥，从三面“兜击”英军。
战事一开，“石壁”首先引起英国人的注意，他们对这种防御工事的防炮能力和坚固程度留下了深刻印象。例如，一名军官夸张地描述说，对着“石壁”放炮，就算放到世界末日都伤不到里面的守军。
发现正面打不垮“石壁”，英军再次祭出“侧后包抄”这一战术。随着“复仇神号”铁甲舰驶至“石壁”背面，舰上的英军步兵蜂拥而下搭人梯爬上了“石壁”。
要说颜伯焘对广东情报搜集得很齐全并对此早有防备，但要命之处在于他也在不知不觉中上了广东方面“宣传”的当。从沙角之战到横档之战，再到广州之战，英军每次都从侧后发动袭击，但清军的口径从来不说是英军袭击而都说是“汉奸”所为。因此，在颜伯焘看来，汉奸能有多少能量呢，适当提防一下就行了。于是，颜伯焘虽守了侧后，但是派去的守军不多，也没有添置火炮。当发现英军从背后袭来，守军措手不及，只能以鸟枪、刀矛、弓箭甚至石头来匆匆抵挡，大多数人的反应都是匆匆打上几枪就跑。
在半小时之内，那足足耗去颜伯焘半年心血的“石壁”体系便散了架。一名英军军官爬上山后，看到修筑于悬崖上的一座炮台敞开着大门，便独自冲了进去。炮台里面倒是有四五十个士兵，但在英军军官冲进去时看到的是这些士兵或坐或躺，他们正在吞云吐雾地吸鸦片，枪支则被放在了一旁。士兵们发现来了不速之客后，他们都没顾得上看一看一共来了几个人便纷纷夺门而逃，结果区区一个英军军官居然就把整座炮台给拿了下来。
与鸦片战争中的其他任何一次战斗没什么两样，清军在厦门之战中也迅速落败。目睹这一场面的颜伯焘痛彻心扉，禁不住与身边的官员一起大哭起来。
当然，颜伯焘不能不哭，他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前进，从来没有想到过后退，但仍然被打败了，而这个败还不是光荣的败，是毫无尊严和骄傲的败。战后统计，守军减员达三百多人，包括总兵在内的将领就战死了八人，而英方伤亡仅有十七人，连个零头都算不上。
颜伯焘痛骂过奕山的无能无耻，可当败局已定他也只有仓皇逃跑的份儿，因为他的勇气早已被无声地吞噬，剩下的只有惊慌和不知所措。
在这无比现实的世界里，不管曾经怎样豪情万丈，一旦剥开假面，其实亦不过是命运的傀儡或弃儿罢了。
9月13日，道光帝收到了厦门失陷的奏折，他这才清醒过来，知道战争并没有结束，而是在继续，遂赶紧谕令其他沿海各省加强防范。
这个时候，璞鼎查已经奔着浙江来了，负责浙江军务的是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裕谦和琦善一样，都是满蒙贵胄出身，但他这个家族实施的是完全汉化的教育，这使得裕谦从小就规规矩矩，读书、考科举一样不少，之后考中进士，更成为八旗子弟中值得夸耀的例子。
裕谦在官场中也仅属于二线人才，比较勤勉，就是天资差了点儿，始终干不出什么值得夸耀的政绩，而这导致他一直升迁得比较慢，老在知府一级徘徊。
正是鸦片战争的突然爆发，裕谦得到了命运的垂青，使得道光帝将其破格擢升，短时间内连跳几级，以钦差大臣身份直接署理（代理）两江总督。在道光帝给裕谦的谕旨上，写道：“朕只有早早晚晚地候着，等你报来捷音了。”
脑子不活络的人往往更容易认死理，而裕谦就是这种人。裕谦对皇帝的感恩戴德之情还要超过颜伯焘，他是真打算以一死来报君恩的。
裕谦对林则徐十分崇拜，不仅和颜伯焘一道一有机会就为起用林则徐鼓与呼，而且时时处处都向林则徐学习——学其耿直不阿，学其强硬立场——几乎形同于林则徐的影子，被公认为自林则徐被撤换后“主剿派”的当然领袖。
“主剿派”的对立面自然就是“主抚派”。同为八旗子弟，裕谦最看不起也最憎恶的人却正是当时在广州“主抚”的琦善。裕谦曾第一个上疏弹劾琦善，并列出了琦善的五大罪状，说琦善自以为得计，其实不过是被英国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一个小丑，这种头号奸臣早就该革职了。
裕谦的奏疏轰动一时，大长“主剿派”的志气，连被革职的林则徐都为之击节赞赏，并对这篇“名疏”予以了亲笔抄录和评点。
就这样，一个裕谦让“主抚派”的官员个个抬不起头来。奕山敢欺瞒皇帝却不敢得罪裕谦，论地位他并不比裕谦低，但还是毕恭毕敬地写来亲笔信，信中一再解释自己的苦衷，话语中甚至不惜讨好求饶，就怕这位“大忠臣”来了性子会抓住他不放，让他也跟琦善一样倒霉。
在裕谦的任职范围内，他不需要道光帝提醒，从来没有放松过迎击英军的准备，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精神上的准备。
英军第一次占领定海期间，由于严重水土不服，曾像在香港时一样遭遇大病疫，共有四百多人死于热病或痢疾，并将大部分做了就地掩埋处理。裕谦上任后，他让人把尸体全部掘出来，先“鞭尸”，然后或挫骨扬灰，或剁碎后投入大海。
这是对死的，活的也一个都不放过：抓到“通夷”的汉奸，斩；捉到零星的英国俘虏，杀！裕谦不给情面，不留后路，如此狠辣就是要让众人知道他有进无退的决心和意志，断了部下们的首鼠两端之念：“我做得这么极端，‘英夷’一定恨死了我们，所以你们别想再玩暧昧，更别企图搞什么谈和。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死战到底！”
获报厦门失陷，裕谦马上集合群臣在关帝庙举办了拜神仪式。当然，拜神免不了要祈求关帝爷显灵，保佑定海这里能转败为胜，但最主要的环节还是带着文武百官发誓。
裕谦的第一句话十分悲壮：“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接着，裕谦回忆起了他的曾祖父班弟。班弟在乾隆时期曾出征准噶尔，最后一战被围困于伊犁，实在突围不出去后选择了自杀殉国。
裕谦说：“我会跟从我的曾祖父（班弟）。自我以下，凡文武将佐，敢说‘退守’这两个字，或者私自投降英军的，一定明正典刑，让他受到天谴神殛。”说这番话时，裕谦言辞慷慨。定海总兵葛云飞等人原先信心不足，时有“张皇摇惑之辞”，见裕谦做出这番表态后也大受震动，不敢再犹疑不定。
除了思想舆论上绷紧弦外，裕谦还在定海亲自部署建立了空前规模的防卫体系。
自中英爆发军事冲突以来，从最早的九龙之战，到最近的厦门之战，尽管战场逐渐内移，将领也逐渐换成了以陆战见长的将领，但要论战争性质大部分仍只能算在海战范畴，这给包括道光帝在内的军事决策者们好歹留下了一份自信：那就是海战纵然不济，陆战还是有机会一决高下的。
有这份自信，人就还不会被逼得无路可走。裕谦在布阵时，基本舍弃了定海城外的岛屿，他将主要兵力全部集中于县城区域，为的就是转移战场把他认为“不善陆战”的英军聚歼于陆地之上。
不过，浙东不像闽南那样容易找到坚硬的石头，裕谦没有条件筑“石壁”，他打造出的是一座面积很大的“土城”。所谓“土城”，是把县城前的空旷地带全部用土墙围起来，这种土墙系用泥土和石灰掺和所制，虽比不上花岗岩那样坚不可摧，但也具有相当的牢度。
裕谦是个文官，按照魏源的评价是“裕谦任事刚锐，而不娴武备”，但他显然也对中国的传统兵法做过一些研究，知道如何利用地形。在“土城”附近的山上，裕谦建立了炮城炮台和瞭望哨，以便对进入“土城”的英军进行俯瞰打击，可以说该注意到的地方都注意到了。
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裕谦信心满满地说“形胜已握，人心愈固”，即既占有陆战地利之便，军心民气又被鼓了起来，这仗还怕打不赢吗？
1841年9月18日，英军舰队陆续集结于定海。当月26日，英舰在靠拢海岸时遭到“土城”炮台轰击。此后的五天内，英军曾多次派出水兵分队登岸，守军也果断出击，予以一一击退。
五天的“首秀”是很让人得劲的，一轰就跑，一打就走，谁看着心里都会觉得舒坦。可是，大清帝国的官兵们并不知道，这五天其实是英军完成火力侦察和部署的五天，真正的总攻并没开始，更糟糕的是由于“土城”炮台的火炮射程太近，从头到尾也没能对英军造成什么损失，反而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被对方瞧了个仔仔细细、明明白白。
裕谦用的是冷兵器时代的传统兵法，而璞鼎查掌握的却是以热兵器为主的近代战术。在那五天里，璞鼎查完全搞清楚了“土城”点线结合的布局，知道“土城”的要害其实是山上的炮台，换句话说，只要打垮了炮台，则“土城”不攻自溃。
当然，英军有充裕的时间建立更好的火力制高点，他们在内港的山岛上设置了野战炮兵阵地。守军看到后也曾用炮火进行射击，可惜的是根本够不着，人家完全可以哼着小曲安安心心地把阵地工事垒起来。
10月1日，英军总攻开始。战斗打响后，英军野战炮兵阵地率先启动，将中方炮台上的火力予以完全压制，紧接着“复仇神号”铁甲舰把步兵运上了岸，他们绕开“土城”直接攻向各座土山。
在过去的五天里，定海连降大雨，守军对火力侦察这一套又不明就里，大动干戈的结果是把自己搞得十分疲惫，而此时骤遭重击后很快就顶不住了。负责督阵土山炮台的葛云飞等三名主将都先后力战而亡，后来他们被合称为“定海三总兵”，虽然三人至死一步不退，但仍无法挽回败局。
英军在付出伤亡二十九人的代价后，攻占全部土山，至此“土城”已起不到任何屏障作用，随即定海县城失陷。
与定海一水之隔的就是镇海，亲自驻防镇海的裕谦眼睁睁地看着悲剧一步步上演，他终于认清了一个始终不愿承认的现实，即以海战见长的英军不是不擅长陆战而是太擅长陆战了，他们在陆战方面的水平和能力远在清军之上，无论是“石壁”还是“土城”在他们面前都一样不堪一击。
如果防守工事起不到作用，裕谦就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了。当裕谦经过读书人聚集的学宫时，忽然对着学宫前的池子发起了愣，而池子旁立了一块石头，上镌“流芳”二字，正是这两个字触动了裕谦的心思。
裕谦叹息着对幕僚说：“我的曾祖父班弟是乾隆二十一年八月殉难的，现在也正好是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如此凑巧，真不是一个好兆头，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命！此地不错，你们以后要记着在池旁替我收尸了。”
1841年10月9日，英军舰队进至镇海。早前一天，裕谦遣退了身边的幕僚让他们先走，并且嘱咐说：“我明天会在镇海城头亲自指挥，你们在离城池数里的地方观战。如果赢了，就可以给我写捷报；如果败了，不要管我，你们自己逃命去吧。”
幕僚们悲戚不已，而裕谦还不忘给大家打气：“东南尚可为，勉之。”——朝廷很快就会再派大将镇守曹娥江一线，大局还是有希望的，你们好好努力吧！
10月10日，英军发起登陆行动。裕谦闻讯，立即登上城墙进行指挥。这时，由于战事不顺，浙江巡抚余步云登城面见裕谦，请求“暂事羁縻”：实在顶不住了，就服一下软不行吗？
余步云并非一般武将，他曾跟着杨芳参加张格尔之役立下殊勋，其画像还上过紫光阁。在幸存的纯武职官员中，论名气和功绩，杨芳以下就轮到余步云了，这使得他平时颇有些倚老卖老，对裕谦这位上司也瞧不上眼。但是，当大难临头时，看似文弱的裕谦又显然要从容镇定得多，于是余步云的请求被一口回绝了。
第二次，余步云又回来了，这次他要求撤退到宁波，理由则冠冕堂皇，声称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镇海百姓遭殃。
此时，炮声震天，声音小了对方都听不见。裕谦大声对余步云说：“你如果要撤到宁波，那你到时自行上奏。我不能下这个命令，而且我是不会走的，如果镇海沦陷，我会即刻殉节。”
余步云见裕谦毫不动摇有些急了，索性把话挑到了明处：“这样打下去，无非死路一条。我死就死了，只可怜了剩下的一家老小。大人，你知道吗？我还有一个女儿，正好今天出嫁，我都看不到了！”
裕谦当初连英国俘虏都杀，看上去何等绝情狠辣，但听余步云说到此处亦不免黯然神伤：“我知道，儿女情长谁都免不了，可是忠义事大。我们都对着关二爷发过毒誓，谁不遵守自己的诺言，必受惩处。”
余步云发现不可能再让裕谦改变主意，于是回营后就自顾自地跑了。当然，余步云跑不跑对战局而言关系都不大，只是跟他个人有关——一年后，余步云被问责处斩，成为鸦片战争中唯一被判处极刑的高级官员。
守军很快就顶不住了。就在镇海即将陷落的一刻，裕谦来到学宫前的那座池子旁，他先朝着京城的方向磕头，完了纵身一跃跳入池中。一旁的随从急忙将裕谦救起，救上来的时候人已经昏死过去，但还有一口气，接着送往余姚，在半路上即气绝身亡。
1841年10月18日，道光帝收到了镇海失陷的奏折，他的本能和第一反应仍是要找个人来承担责任，那就是处罚裕谦。但是，仅仅几天后，裕谦殉难的消息便传至北京，于是道光帝又转而决定给予其哀荣和高规格的祭葬。在此期间，裕谦自杀的细节让道光帝忍不住落泪，而英军的逢城必拔则令他“愤恨之至”。
道光帝随即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并从内陆八省调集一万多兵勇赶赴浙东参战。这完全可以被看成一个复制的“张格尔一役模式”：在征讨张格尔一战中，道光帝就将扬威将军授予长龄，而调兵一万之举同样可类比于当时大规模的调兵遣将。
当然，对于道光帝此举，可以说这是在重拾旧梦，而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是黔驴技穷，因为道光帝手里能打的牌实在已没几张了：海战打不过，陆战更够呛；一线的能臣用完了，二线的也基本出尽了。
面对“有将不可恃，有兵不可用”的困境，道光帝只能勉强再博这一把，至于结果如何，他已不敢去多想了。
作为皇族成员，新任扬威将军奕经比奕山更为显贵，他是雍正帝的四世孙。到雍正帝立嗣时，皇子们之间的权力争夺已不像康熙帝时那么激烈了，一方面是前面的骨肉相残把后面的人都给吓得不行，另一方面则是雍正帝设计了“秘密立储”制度告诉大家都不要抢，到时打开匣子就知道谁能当皇帝了。
皇位争不了，于是众皇子们都变得本分起来。奕经的爷爷就是个很有名的书画家，一辈子跟笔墨丹青打交道，从没有扛过枪拿过刀。到了奕经这一辈，他才开始拿刀，不过是拿的小刀，也就是像奕山一样做宫廷侍卫。
奕经虽说曾外放担任过黑龙江将军，还曾跟着长龄出征南疆，但他似乎只继承了书画家爷爷的血脉：性格偏软，适合从文而不是从武，对征战杀伐这套学问也始终没能真正领会。
要论兵略，奕经都不如奕山。这么说吧，奕山算是皇族成员中的一线能臣，奕经至多排在二线，而皇族成员与满汉大臣在能力方面又差着档次，因此奕经的实际水平只能到三四线外面去找。当然，道光帝也不是不知道奕经有几斤几两，只是他实在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