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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名字叫爱新觉罗·旻宁，是嘉庆帝的第二个儿子，即二阿哥。旻宁有一个长兄，但出生三个月就病死了，所以他实际上可以算作大阿哥。1813年9月15日这一天，嘉庆帝不在京城，阿哥们则聚集于上书房（原为尚书房，道光年间改为上书房）读书，谁也没想到一场震撼宫廷的大事变会发生在眼前。当天，一群百姓竟然持刀弄枪地闯进了戒备森严的皇城！
他们是天理教徒，或者说是一群造反者，首领唤作林清，所以史书又把这次突发事件称为“林清之变”。
林清施展“无间道”把秘密工作做到了大内深宫，好多太监都是其安插进来的教徒，他们里应外合，使得造反者轻易就混进了紫禁城。
林清原计划调集数百人攻打皇宫，但教徒们说这又不是赶集，里面地方小，容不下那么多人，由内应太监做向导则轻车熟路，人多反而眼杂，于是林清就临时挑了两百人作为敢死队先闯进紫禁城去。
当然，组织这样的惊天大行动，意外总是少不了。结果，真正闯进深宫的只有五十多人，但这五十多人已经足以把宫内搅到天翻地覆。
当天，负责在上书房值班的官员是礼部侍郎宝兴。宝兴熬了一个通宵，正打着呵欠准备回家，路上正巧就撞见这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幕：一群人舞着刀冲过来，个个犹如从地狱里放出的罗刹，而那一把把刀都泛着白光，冷森森的令人胆寒。
宝兴是个文官，心里吓得突突地乱跳，但好在他的临场表现还能算得上是个半拉老爷们儿，脚下虽然已经打晃，倒还能挣扎着踉踉跄跄地往回跑。
此时，附近的一名护军统领闻讯而至。护军是宫内警卫，这位警卫首领倒也不含糊，立即带人上前摆了一个防御阵势，但大内高手勇则勇却不智，因为跟在他后面的没几个人，即使武功精湛，对方也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敢死队员。一阵拼杀之后，天理教的人虽然倒了一些，但几个护军同样也都挂了彩。
眼见得护军已经抵挡不住，一旁的宝兴赶紧让人关门：不行了，得向上汇报。
惊闻大变，紫禁城内早就乱了套，一个比一个狼狈。亲王贝勒爷们固然心虚胆怯，争着要驾车逃命，但有的护军统领竟然也想跟在后面溜之大吉。最倒霉的就是如宝兴那样的文官，手无缚鸡之力不说，跑还跑不快。例如，某位翰林院编修就差点挨了刀子，多亏他的仆人挺身救主替他挨了几刀，这才得以虎口脱险。三天后，当搜索队在一个柜子里发现这位翰林时，他已经饿得不成样子了。
怕吗？很少有人不怕，当然也有例外。二阿哥旻宁正准备去向母后问安，走在路上就发现不对劲，他不顾皇宫内禁止使用火器的规定立刻大叫一声：“快把我的火器拿出来！”
其实，阿哥们的火器就是用来围猎的家伙，如鸟枪、火药罐等，只是以往打鸟兽而现在要用来打人。
上书房太监奉命爬上墙垣，登高警戒，但不一会儿就听到他尖着嗓子喊起来：“不好不好，爬墙过来了。”循声望去，果然看到有人上了墙，手里还举着白旗——不是投降的标志，而是进攻的号令。
火器已经取出，旻宁端着鸟枪立于殿下。那一刻，墙上墙下上演的是磨刀霍霍者与一位阿哥的对垒，双方的距离如此之近，彼此间的眉毛、眼睛、鼻子全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鸟枪也称鸟铳，因枪筒后的击发扳机形如小鸟，且枪本身又可击落林中飞鸟，故有此名。实际上，鸟枪就是步枪中的火绳枪。按照明代戚继光在其所著兵书中的说法，鸟枪始自倭寇，换句话说，它最早是由倭寇带到中国大陆来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早在戚继光成名之前，明朝军队曾有一次成功袭击倭寇巢穴的战斗，此即双屿港之战，正是在那次战斗中，明军缴获了倭寇使用的葡萄牙以及日本本土产火绳枪（日本对葡萄牙火绳枪的仿照和改良产品）。
在双屿港之战中，明军还俘虏了善于造枪的洋工匠。由于在战斗中领教了火绳枪的威力，明朝朝廷便派中国工匠跟着这些洋工匠学习，因此拥有了自制火绳枪的技术和能力，后又几经改良便有了鸟枪。后来，在清朝与明朝的战争中，清军从明军那里学到了造枪技术，于是继明军之后鸟枪也成为清军的主要单兵火器。当时，鸟枪在清军中已经达到半数配置，即鸟枪手和刀矛弓箭手各占一半，清宫中亦有少量配备，称为御用枪。
鸟枪的枪身很长，作为最初级步枪的火绳枪本身是一种前装滑膛枪，发射前须先从枪口装填火药，接着塞入弹丸，最后再以火绳点火，使用起来极其烦琐。因此，在发射鸟枪时，一般都要几个人轮流装填弹药和发射，但若一个人单挑就很考验个人能力了。
事实证明，旻宁的动作很快，而且枪法极准，第一枪就撂倒一个，再一枪又打死一个。就这两枪，旻宁把进攻者全都给镇住了，乃至“错愕不敢前”，没人再敢随随便便攀上墙头。
不过，枪壮㞞人胆。当枪声一响，大家的胆量和爆发力全都被旻宁的超水平发挥激发了出来，于是其他皇子也跟着乒乒乓乓地放起了枪。
危急关头，旻宁担当起了领导者的角色，他一边下令将紫禁城的四门紧闭严防死守，一边派人发出警报召集京城禁军入内护卫。
当然，还有一件事不能忘，那就是得派人向嘉庆帝奏报所发生的一切。
嘉庆帝接到奏报已经是第二天的事了，此时他正在丫髻山行宫，距北京城近两百里路程。1813年9月19日，嘉庆帝急忙起驾回宫，但刚到达京郊就听说有天理教人马正浩浩荡荡地直奔他们而来，据传有三千之众。
随同嘉庆帝的御林军并不多，从扈从大臣到普通兵丁都被吓得面如土色：看这情形，对方杀进皇宫的过程倒像是在围点打援，我们怎么干得过人家三千精锐呢？
嘉庆帝到底是扳倒过和珅的皇帝，虽然也免不了心慌意乱，但表面还能强作镇定：“不要怕，等他们真的来了，你们在前面抵御，我一定会督后观战。”潜台词是，“我这个皇帝绝不会扔下你们，一个人逃跑”。
上上下下紧张了半天，但最终才发现是虚惊一场，“有贼三千”纯属谣言。嘉庆帝一行回到北京，得知“林清之变”已被平定，而在过往惊心动魄的三天里二阿哥旻宁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第一天，在宫内护卫和京城禁军的内外夹攻下，基本遏制了天理教的正面攻击，但警报并没解除，因为还有很多教徒潜藏于紫禁城内，皇宫不是更安全而是更危险了。
从第二天起，旻宁宣布戒严，并下令禁军进行大搜索。到了半夜，突然电闪雷鸣，下起了雨，禁军所用武器是鸟枪，火药受了潮，无法射击。于是，官兵们全都抱怨，说雷雨早不来晚不来偏这时候来，真是招人骂。后来，他们才知道教徒们原本聚集一处已经准备在紫禁城里纵火，听到雷声后大部分人惊溃而去，余下的再想点火但被雨水把火种给浇灭了。
不过，虽然雨水浇灭了火种，但天理教的暗袭并未停止。因此，宫内也不敢放松戒备，甚至旻宁还亲率贴身侍卫四处进行巡查。
如果没有这场雷雨，紫禁城可能会被付之一炬。从这个角度说，该出口大骂下雨的不是京城禁军，而是天理教教徒。这个神奇的雷雨夜似乎是大清国运尚存的一个标志，当天理教教徒火攻不成，试图再次翻越大内宫墙时，闪电把地面变成了白昼，完全暴露了他们的身影和行踪。
在无法正常使用鸟枪的情况下，旻宁还有别的武器——这个武器的名字叫弹弓。旻宁使用弹弓的纪录是——“百步之外瞄准飞鸟，百不失一二”，基本上是百发百中，完全是一个神枪手的水准。
旻宁挟弓以射，弹无虚发，越墙者无不应弦倒下。在转到乾清宫时，旻宁忽然看到有一个人立于殿脊之上，正手挥令旗，组织新一轮进攻——这些天理教教徒堪称民间高手，功夫真是个个了得，想想紫禁城的宫墙有多高、殿宇又有多高就知道了。
旻宁一摸口袋，袋里空空如也，弹丸已经告罄。情急之下，旻宁用上了“咬”的方法——当然不是咬人，而是咬纽扣——他把衣服上的几颗金纽扣全咬了下来。
这样，金纽扣就变成了弹药。于是，旻宁来了个连珠射，而那殿脊上的指挥者则被击个正着，随即摔死于殿下。
雨越下越大，天理教再也无计可施。待天明以后，“林清之变”宣告完全失败。
经历这场没有预演的事故后，旻宁威望大增，群臣纷纷上奏夸赞：有的夸他智勇沉着，有的赞他举措有方。同时，嘉庆帝在回京途中就夸旻宁“有胆有识、忠孝兼备”，册封为智亲王，而其所用的鸟枪也成了一把英雄枪，被命名为“威烈”。
作为父亲，嘉庆帝对旻宁的出手并不感到特别诧异，他还清楚地记得其小时候的事。
那一年秋天，皇家例行“木兰秋狝”（木兰秋围），也就是组织大家到皇家猎场去围猎。当时，乾隆帝尚在，嘉庆帝和一班皇子皇孙随队而行。乾隆帝对时年八岁的旻宁非常偏爱，在皇子们比试射技时特意把这位皇孙带在了身边。旻宁“初生牛犊不怕虎”看得兴起，等父辈们一结束比赛，他就迈步上前拿出了自备的小弓箭啪啪地连射过去，并接连中了两靶。
乾隆帝见孙子出落得如此有出息是又惊又喜，急忙把旻宁叫到了身边，摸着他的小脑袋打趣道：“你要是能连着射中三靶，我就赏你黄马褂。”
旻宁二话不说，举弓便射，这次竟然又中了靶心。射完之后，旻宁将弓箭往地上一扔，跪倒在乾隆帝面前。乾隆帝乐不可支，问旻宁想要什么赏赐，可他就是抿着嘴不回答，也不起来。
乾隆帝大笑：“我知道了。”
“赏黄马褂”本来只是一句戏言，但小孩子较真儿，这样乾隆帝不履行诺言还不行。再说“君无戏言”，过去有人凭一片梧桐树叶都能分到一个诸侯王当当，一件黄马褂算得了什么呢？
乾隆帝立即命侍臣去取黄马褂。侍臣挑来选去，所有黄马褂里只有成人穿的，又不可能临时赶制儿童穿的，只好取来一件大的黄马褂给旻宁披上。
旻宁如愿以偿，这才开开心心地谢恩站起。
对于旻宁来说，那件黄马褂实在太长太大了，披在身上连路都不能走。于是，乾隆帝下令侍卫抱着旻宁走，一路走过去，观者无不惊羡不已。
俗话说得好，“从小一看，到老一半”。乾隆帝看好旻宁这个孙子，嘉庆帝也看好这个儿子，而成年后旻宁的神勇表现也证明赏给他的那件黄马褂已经越来越“合身”了。
不过，虽然阿哥里意外地诞生了一位英雄，但“林清之变”还是从心理上给嘉庆帝留下了沉重的阴影。
按照原计划，丫髻山行宫离乾隆帝的陵寝很近，嘉庆帝准备要去给乾隆帝扫墓，然而京城发来的奏报把所有好心情都一扫而空。在返京途中，嘉庆帝便命大臣起草“遇变罪己诏”，不料一番自我检讨下来他却发现自己不仅没有犯什么大错，甚至还完全够得上一个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好皇帝标准。换言之，嘉庆帝心想：“朕即位十八年了，这十八年来心里满满当当的都是国事政事天下事，从没有敢懈怠疏忽。现在，突然给朕来这么一手，‘实不可解’，真是不知道老天爷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当然，“好皇帝”的委屈都是相同的，就像当年的明朝皇帝崇祯帝一样。崇祯帝在一番自怨自艾后，很快就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大臣，愤恨“诸臣之误朕”。嘉庆帝也是如此，“再三跟你们这些大臣讲，不要因循怠玩，认真一点，但你们不听，还是忽悠，结果忽悠来忽悠去，弄出这样的大祸”。
在嘉庆帝看来，“林清之变”简直跟火星坠落地球差不多，“皇帝尚在行宫，老巢就差点让人给抄了，历数汉唐宋明，哪朝哪代有过这样的事？”
留京的王公大臣们迎接王驾，他们跪听嘉庆帝的“罪己诏”时个个呜咽失声，哭得稀里哗啦。当然，还是有那么几个最“没心没肺”的，私下仍在说：“我觉得我们已经很尽职了，您还说这话。”
嘉庆帝是大清帝国的当家人，不管是抽自己嘴巴，还是打别人屁股，反正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他是真急了，觉得这个家越来越难以维持”——
“我们大清以前是何等强盛啊……”
说起来，嘉庆帝的运气也真是差，父亲乾隆帝的文治武功看上去完美得不能再完美，偏偏到他当政的时候犹如《水浒传》中“洪太尉误走妖魔”的开篇，什么天罡地煞都被放了出来。
先是白莲教哗然而起，酿成大清开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民变；接着政府与民间互相攻伐，一人一嘴毛，国家由此元气大伤，眼睁睁地看着“康乾盛世”到了头。如此一蹉跎就是九年，刚刚把白莲教给摆平，猛不丁地又来一出“林清之变”，确实让人有点晕头转向、不知西东的感觉。
嘉庆帝烦闷不已，这一年，他甚至连生日都没心情过了。
“林清之变”时，有一支箭射在皇门匾额之上，但过后进行清理时箭头被特意予以保留。嘉庆帝似乎有意用这种方式来告诫子孙：有朝一日，你们要用实际行动把插在匾额上的那支箭头给拔掉。
这个时候，嘉庆帝自己感到更多的却是一种无力感。
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朝廷基本瓦解了天理教，但阴影并未能从嘉庆帝的心中完全褪去。直到临终的前一年，嘉庆帝还不忘跟大臣们聊起这件事：“永不忘十八年之变（林清之变）！”
1820年7月25日，嘉庆帝突然驾崩于热河行宫。
老皇帝一死，最紧要的事就是确定帝国的继承者。从嘉庆帝的爷爷雍正帝开始，清廷便实行了“秘密立储”制度，即老皇帝想让谁做储君就把名字写下来封存于匣中，等到后面要宣布继承者的时候就到乾清宫最高的“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去找。
“林清之变”让嘉庆帝对整个禁紫城皇宫都失去了安全感，他没有再把匣子托付给“正大光明”殿，而是直接带到了热河行宫。可是，嘉庆帝驾崩得太突然，随着他一断气，那个写有储君名字的匣子究竟在哪里就成了问题。
如果找不到嘉庆帝的遗诏，该怎么办？只好活着的人给答案了。
孝和睿皇后力挺二阿哥旻宁。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孝和睿皇后是旻宁的继母，旻宁的亲生母亲早在其未成年时就去世了。虽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孝和睿皇后对旻宁十分照顾，而旻宁对继母也很孝顺，当年“林清之变”时他就曾亲自到后宫去安抚，以免她担惊受怕。可以说，这对母子不是亲生，却胜似亲生。
惊悉嘉庆帝去世，孝和睿皇后既不清楚匣子藏于何处，也从没听皇帝透露过所立储君是谁，不过她知道的一点是——旻宁才是未来皇帝的最合适的人选。
皇宫之内，从一般妃子到皇太后，可以说没有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的亲生骨肉当皇帝，所以“宫心计”演了一次又一次，从没有遇冷的时候。孝和睿皇后有两个亲生儿子，如果两个儿子争气，相信她也没有到超凡脱俗的地步——非要胳膊肘往外拐不可。
可是，孝和睿皇后反复衡量之后认为，她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当皇帝都不够格：三阿哥一天到晚听戏，是个票友；四阿哥日日迷醉于古籍善本之中，是个书呆子，这两个阿哥加起来也抵不上一个旻宁。
孝和睿皇后是个理智而聪明的女人，在江山社稷和个人私欲之间，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当天，孝和睿皇后便颁发了懿旨，表示如果一时找不到匣子则当立旻宁，“以顺天下臣民之望”。
旻宁早在“林清之变”后便誉满天下，“天下臣民”当然都希望这位智勇兼备的二阿哥能够继承大统。不过，这时忽然又传出消息，嘉庆帝放储君名字的匣子找到了。
原先恨不得挖地三尺，当匣子真的出现时，众人反而忐忑起来。从嘉庆帝生前的言行来看，他最欣赏的皇子无疑应该是旻宁，然而所谓“天恩难测”，皇帝的心思也不能猜——一猜就是错，没准儿他只是嘴上说两句，但真正挑选继承人时又会是另外一种想法。
军机大臣奉命开启密匣，打开后发现嘉庆帝留下的传位诏书上钦定的皇太子正是旻宁！
这样，大家都想到一块儿去了，真是众望所归。1820年8月27日，旻宁正式即位于太和殿，第二年改年号为“道光”。
在登基的最初那几年，坊间一直流传着关于道光皇帝的种种传说。某县有个“贰尹”，即县令副职，说是副职却一直都在排队等候，要想到任就得进京参加吏部组织的考试。
这位“贰尹”一考下来，名列第二名，心想这么好的成绩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可是，很多天过去了，好消息并没有如约而至。本来第一名被选以后就要轮到第二名的“贰尹”，但榜单直接跳过给了第三名，紧接着第四、第五名都戴着乌纱帽心满意足地到各地做官去了，而他这个第二名依然没有消息。
这位“贰尹”家里很穷，去一趟北京也没带多少盘缠，时间一长便显得窘迫起来。起初，这位“贰尹”还相信朝廷，以为是吏部的办事人员弄错了，纠正过来后还会给他机会，于是四处借钱饥一顿饱一顿地待在旅馆里继续坐等喜讯。
然而，事实是，“你就是把旅馆坐穿，也没你什么事啊”。吏部考试不是科举考试，实际比的是关系和背景，而不是分数和能力。换言之，这位“贰尹”被刷下去了，那一两句评语就把他一个名列前茅的人给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清醒过来之后，这位“贰尹”备受煎熬。
实际上，这位“贰尹”独留异地，本就没有任何依靠，进入仕途又希望破灭，不禁绝望至极。在神情恍惚中，他一个人走到城外林子里，悬了根带子就要上吊，但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弹弓嗖地发出，弹丸飞过，带子被打断了。
“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这位“贰尹”非常惊异。正值“贰尹”东张西望之际，林子深处突然走出一男子，此人身材高大，装扮不俗，正是刚才的发弹者。
此人对“贰尹”的行为很生气：“堂堂男子汉，为什么要上吊呢？”
等“贰尹”抽抽噎噎地把前后情形诉说一遍，此人又笑了：“我当什么事，这有什么难的？”说着，此人从身上摸出了一只鼻烟壶，虽然鼻烟壶很常见，但他的鼻烟壶不常见——白玉鼻烟壶。
“明天你就拿着这只鼻烟壶去吏部大堂求职，求不到就不要出来。”
“贰尹”恍惚间也搞不清状况，糊里糊涂地答应下来，并在第二天真的去了吏部。吏部门房侍卫都是势利眼，见此人衣着寒酸，竟然要直闯吏部大堂，当即将其认作不知哪条街上冒出来的疯子：“别进大堂了，还是让我们先扭送你去班房再说吧。”
推推搡搡之际，几个官员正好从吏部门口走出，一眼就发现了“贰尹”手里拿着的白玉鼻烟壶。这几个人顿时脸色大变，立刻呵斥门房侍卫：“不许无礼，快请来人里面坐！上茶，上好茶！”
“贰尹”入内后有些不知所措，倒是官员们很快道出了破格礼遇的缘由：“你手里拿的鼻烟壶，是当今皇上的东西。你怎么得到的？”
“贰尹”这才知道昨天遇到的那个人竟然是当今皇帝——道光帝，可是这对他来说究竟是福还是祸呢？
这边“贰尹”尚在七上八下之中，那边道光帝已经询问了入朝的吏部官员：“那个带着我的鼻烟壶去吏部求职的人，他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是道台（副省级）、知府（市级）还是知县（县级）？”
几个吏部官员开始还以为“贰尹”只是无名之辈，没料到背景真的通了天，于是心里也七上八下起来，只好吞吞吐吐地回答：“都不是，只是一个贰尹。”
道光帝笑了：“那这小子的运气也太差了，难怪会痛苦到要上吊，弄得我在林子里打猎都不安心。你们看他都到这步田地了，可以选一个最好的职位给他吗？”
结果，这位“贰尹”拿着吏部颁发的官印开开心心地上任去了。
不过，这个流传于清代野史中的故事疑点颇多，但毫无疑问的是它显示了早期道光帝的魄力——当皇帝微服走出宫殿，用手中的弹丸击断林中的带子时，他收获的是一颗颗民心。
话说嘉庆帝在把旻宁写到传位密诏之上前，对未来的继承人有过各种方式的考察，其中之一便是探询其治国的想法。
在回答嘉庆帝的询问时，旻宁说他要以“敦崇教化”为治国之源，以“甄别贤愚”为治国之本，概括起来就是要以德治国。后来，从道光帝的施政来看，他并没有自食其言，确实是这么做的。
在这个世上，也许最不缺的就是鼓吹道德的人，但太多的“道德家”都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别人，把任性的喇叭朝向自己。不过，道光帝不是这样，他于古玩珍奇一无所好，对吃喝玩乐也不热衷，从不搞“七下江南”或者“形象工程”之类的事，闲下来基本是读书作文。在个人自律方面，道光帝的表现别说乾隆帝那样的风流皇帝不能相及，恐怕嘉庆帝也是做不到的。
在整个清朝皇帝序列中，要论生活俭朴，不会有谁比道光帝的票数多。在道光帝即位之初，内务府按惯例准备了四十只御用砚，但道光帝说：“我一个人要这么多干什么，浪费嘛。”于是分赐给大臣，一人一只。
道光帝所用的御笔仿制于民间，是极普通的那种，甚至连笔管上镌字都认为浮夸、没必要。对于皇宫里的御膳，道光帝从不挑食，虽然偶尔也会想起要尝尝某个菜，但若太贵就马上打住了。
于是，宫中的费用缩减不少，每年不过开支二十万两银子，全部用度都在里面了。
道光帝自律严苛，但圣人不是天生的，即使皇帝有时也免不了生出八卦之心。有一年，道光帝在便殿召见官员，所谓便殿就是皇帝吃饭休闲的地方，又因所召见的官员是亲近心腹，双方都很放松，因此君臣间说起话来也就比平时随意得多。
道光帝伸了个懒腰：“长昼如年啊，每个白天都是这么难熬，你有什么消遣的法子吗？”
官员回答：“我以为读书最好。”
这是标准答案，但道光帝还是皱了皱眉头：“读书当然好，可我说的是那种可用于消遣的书。我已经找遍内务府藏书，从没见到过啊，不知道外面有没有这样的妙书可以看？”
官员恍然大悟：“哎呀，皇上，外面的妙书可多了，光我就看过……”
道光帝长居深宫，对这些“妙书”别说看，甚至连名字都没听说过。因此，道光帝表情很是茫然，只好说：“嗯，我记下来了。”
第二天早朝，道光帝在军机处碰见一位军机大臣，这位军机大臣状元出身，书香世家，家里多的是书。于是，道光帝便笑着问军机大臣：“听说你家里藏书丰富，像这些妙书一定买了吧？”
接着，道光帝列出了一连串“妙书”的名字。
军机大臣不听犹可，一听大惊失色，立刻趴在地上一个劲地磕头。
道光帝不高兴了：“朕不过是想跟你借来看看而已，你不借也就算了，用得着这么惊恐吗？”
军机大臣却早已汗流浃背，因为那些“妙书”的名字是这样的：《金瓶梅》《肉蒲团》《品花宝鉴》……
这些都是当时如雷贯耳的“三级名书”啊。军机大臣身为状元就算曾经偷看过，但在大庭广众之下也不能承认，再说皇帝这么皮笑肉不笑的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啊。
军机大臣一个劲地否认：“这些都是淫书，臣家里绝不敢买，更不会收藏。不知道皇上是从哪里得知臣有这些书的，真是太冤枉了啊！”
当知道这些“妙书”竟是“淫书”时，道光帝当场愣在那里，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心想：说是要对天下人进行“敦崇教化”，自己却第一个看“淫书”，说出来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回去后，道光帝气呼呼地写了个手谕，把推荐“淫书”的那位官员狠狠地骂了一顿。
那些年，道光帝不光自律甚严，而且广开言路，鼓励御史上条陈发表意见。这些条陈，道光帝亲自批阅，然后分发军机处及各部处理。当然，条陈里面免不了会由事及人，对军机大臣或各部大臣提出尖锐的批评甚至是举报。常见的情况是，当事官员不敢不遵从皇帝的旨意，但会牢牢地记住举报人的名字——“哼哼，我可是讲究人，今天你摆我一道，说不定哪一天我也会让你变成死玩意儿！”
道光帝留了个心眼儿，他会把条陈中御史的名字和上书日期都一一裁去，但有的条陈从行文风格和语气上就很容易让人看出是谁谁谁，他就索性把前后文也裁掉，只保留中心意思。这样一来，哪怕是心眼儿再窄的大臣也难以打击报复，而御史们要是还不明白就等于“白活”了。
道光帝所谓“以德治国”真不是一句口号，它首先体现的是他自身的素质和水准，而厚道也是其中一种。
道光帝的道德境界是连自己“精神出轨”都不允许，而这也成为他对朝廷官员评判优劣、“甄别贤愚”的一个重要标准。
常言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不过，在清代，这句话说的是地方上的官吏，而京城的普通官员都没什么额外油水，小日子也没那么好过。有位翰林家里很穷，薪水不高，又不愿到地方上做官，生活因此陷入窘迫，常常靠跟朋友借钱度日。某天，这位翰林又去朋友那里借钱，去了之后当然不能一开口就说借钱的事，于是两人下棋赋诗一直到傍晚，这就把借钱的事给忘了。
道光帝听说后把这位翰林调到了内阁，并且告诉说没有人保举和推荐，要给予提拔的正是他自己：“为什么要提拔你，因为从借钱那件事上，我就看出你是一个进退有操守的人！”
当然，“德”只是一个方面，道光帝并没有忽略官员的能力。在道光帝刚刚登基的那几年，除了拿自己做榜样，倡导“以德治国”外，还没忘记大力推行实政。
所谓实政，用道光帝的话来说，就是要“实心实力办事”，只重效果，不求虚名。在倡办实政的大旗下，道光帝当起了伯乐。
1824年冬，运河大堤忽然溃决，导致运粮的漕船搁浅，这让执政才四年的道光帝大为不安。从皇家宫廷到各级官员，再到驻于北方的八旗军队，其粮食大部分都要依赖于南粮北运，一旦河道运输卡住就都面临着饿肚子。
道光帝赶紧召集文武百官商议，有人提出“暂雇海运”，从海上开辟新的运粮通道。当时，大部分官员都反对，理由不是说海运不可行，而是说以前没这个先例，因为谁也没见老祖宗从海上运过粮食。
道光帝力排众议，旗帜鲜明地支持漕粮海运，并任命陶澍为江苏巡抚具体经办此事。
陶澍就是得到道光帝赏识的那一匹千里马。据清代野史记载，出人头地之前的陶澍曾经非常落魄，家里穷到锅底朝天，只能靠做私塾先生度日，同时只要有俩钱就拿去喝酒赌博，横竖没个能混出头的气象。
很自然地，陶澍遭到乡邻们的各种嫌弃，没人叫他大名，而是直呼“陶阿二”，即陶二流子之意，以致体面一些的人家都不愿意搭理他这个二流子。
到后来，陶澍的妻子都忍不住嫌弃他了。陶澍的妻子崔氏带着哭腔对丈夫唠叨，说：“这破家也太穷了，简直处处戳我的心哪。这样不行，我不能跟你一块儿饿死。”
崔氏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要么你把我给卖了换钱，要么直接下一纸休书。
陶澍怎么也不可能下作到把自己的妻子给卖了，所以只能“休”。这里所谓“休”，其实说穿了不是陶澍休崔氏，而是崔氏要离开陶澍。
可怜陶澍当时穷得就只剩下和妻子相依为命了，让崔氏如此一逼，他倒真的有一种今人所说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喝了一瓶二锅头”的感觉了。
陶澍强笑着劝崔氏回心转意：“夫人的见识也太浅了一点吧，我不过是还没交上大运罢了。前不久有算命的先生给我测过，说我日后必将发达，你不要着急，总有机会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
崔氏根本听不进去：“你说的交大运得什么时候，让我继续等，等成一具干尸啊！好吧，我相信你是有福之人，自然有女人可以和你同享富贵。咱们现在就分开，但愿我出去后真能听到你的好消息。”
在崔氏的催逼下，陶澍迫不得已，只得写了“休”书。很多年后，陶澍进京赶考，得中进士，此后一路升迁，真的做到了朝廷大员。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传奇。因此，科举纵有千般坏处，但它毕竟也可以使一些生活在底层的寂寂无名者咸鱼翻身，从而施展其才华。
陶澍不同于范进那样的迂腐之辈，年轻时所传闻的喝酒赌博也并不能掩盖他那一颗济世之心。早在不得志时，陶澍喜欢读的就是一些经世致用的“野书”，别人看着都为他着急：“你赶快看点‘正经书’，争取考个状元什么的吧！”
陶澍不慌不忙，而且还能洋洋洒洒地说出一番道理来：“读书人的使命是什么，不光是求得荣华富贵，还要转变国运世运，所以我看这些书是有用的。”
如果陶澍还是“陶阿二”，这番高论就只能是自说自话；但当陶澍真的做官后，这些曾为大部分士人和官员所轻视的学问，果真令其大放异彩。
古人讲究“忠孝节悌”，朝廷对符合这一要求的人物不仅会下旨表彰，还会按人头下发费用用于建造牌坊。当然，孝顺儿子、乖巧弟弟虽不多，但贞女烈妇总是不少，建造牌坊的费用加一块儿就成了一个不小的数字。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笔钱往往被办事的人贪污吞没，但反过来又狮子大开口地向当事人勒索修牌坊的钱，而相关的费用也由三十两被无端地提到了百余两之多。
陶澍初任江苏巡抚时便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想出了一个妙招：将当地的贞女烈妇放在一块儿，由官府按地方统一在一个地方建造一座牌坊。
于是，第一块牌坊，上面有五百多人；第二块牌坊，三千多人。这样，既为朝廷省下一大笔钱，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何乐而不为呢。
陶澍在自己的辖区内施行后，还怕别的省不知道，特地将这一做法刻印成册，让各省仿照推行。这件事情尽管看上去不大，却是其他墨守成规的同僚所不愿尝试的，由此也可见陶澍为政之实。
其实，道光帝一开始推行实政的时候并不喜欢陶澍。陶澍为官做人不够圆滑，平时喜欢的是评点众人，尤其身任监察御史时更是对人丝毫不留情面。每每说起某人某事，陶澍都是一副声色俱厉的样子，乃至于激动到胡子都会当场翘起来。
那时候的道光帝正鼓励群臣大胆直谏，可作为一个从小接受严格的皇家教育且极度自律的人来说，他实在看不惯陶澍的有些做派，甚至怀疑此人是不是说一套做一套，纯粹是为了搁人面前显摆来了。
结果，道光帝私下一查后知道陶澍言行一致，这才转而对他大加赏识和重用，而且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你这个人尚有良心，肯说几句正经话。”
在陶澍主持海运之前，漕运方面正一筹莫展，乃至于付出了几百万两银子连个影子都见不着，这让道光帝大为恼火，而多名官员也因此遭到重责。
那些受责官员能够把应试内容倒背如流，也可以写一手漂亮的字，但他们对漕运一窍不通，说什么什么都不懂。在这方面，陶澍就强多了，也只有他才能胜任如此复杂浩繁且无先例可循的工程：调运和雇用多达千余的粮船，组织水师一路督运护送，监控从兑米到验米的每一个环节。
此次漕粮海运相当成功，属于道光帝早期办得最为成功的实政之一。对道光帝和陶澍来说，此次漕粮海运都称得上是生平的一大政绩。
文治是必要的，但武功更不能少。事实上，从乾隆帝到嘉庆帝，他们寄望于道光帝的也正是这一点。
年轻的道光帝身上具备很多乃祖乾隆帝的气质，血脉之中有辽阔的大漠，有驰骋的骏马，乃至那些习惯和语言。按照清代制度，满蒙官员在大殿上跟皇帝谢恩请安，一律使用满语。可是，满人入主中原已经两百多年了，说汉语在很多满人中也逐渐形成了习惯，反而满语倒变得有些陌生。有位满人武官回北京，在给道光帝谢恩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紧张，就忘了这条禁忌而从头至尾都用汉语。
道光帝不是听不懂汉语，但他越听越恼火，心想：“满语是我们满人的基本语言，老祖宗那会儿就一直说，可你作为满人一句都不会就是忘本！得，立马革职。”
对于道光帝来说，满语代表着百年前那个强悍的马上民族，如今虽然早已从马上到了马下，但尚武精神不能丢，否则就不足以应付类似“林清之变”那样的变故，而呼啸的羽箭也随时可能再次插进皇门的匾额。
在道光帝即位的第六年即1826年，“张格尔之乱”爆发。
早在乾隆年间，南疆就发生过“大小和卓叛乱”，乾隆帝多次出兵平叛，有名的“香妃故事”即源自这几次军事行动。在晚年乾隆帝自夸的“十全武功”中，南疆平叛独占三席，而且最为耀眼。后世史家认为，“十全武功”多有自吹自擂的成分，唯独这三仗名副其实。
南疆叛乱失败后，始作俑者大小和卓死了，大和卓的孙子随乳母逃到了境外。张格尔便是大和卓的孙子，他多年来总是隔三岔五地过境滋事，不是杀哨兵、抢马匹就是烧房子。不过，张格尔一般都是小规模寻衅，而且只要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会一下子跑掉，驻疆官兵也拿他没什么办法。
1826年，张格尔第三次入境，这次他成功地把当地回民煽动起来，掀起了大规模叛乱。当年8月，叛军攻破喀什噶尔（今喀什），参赞大臣庆祥兵败自杀，随后南疆四城全部陷落，“大地上血流成河”。由此，西北边陲一片混乱，形势严峻，让人恍然又回到了“大小和卓叛乱”的年代。
此时，道光帝肩上所要承受的重担，不比当年的乾隆帝轻多少。在“张格尔叛乱”中，裹从的回民超过数万人，而这让道光帝感到十分不解。自从乾隆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中央政府在南疆实施的一直是轻徭薄赋的政策，并没向当地人收多少税、征多少役，而且新疆回部也“久已习为恭顺”，渐渐地服从中央政府了。那么，为什么南疆的回民们又突然会被张格尔所裹从呢？
道光帝敏锐地察觉出了蹊跷，他随即下令文华殿大学士长龄负责查访。经过调查，长龄确认原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贪横不法、民愤极大，是导致张格尔乘隙作乱的间接诱因。斌静被迅速革职拿问，由刑部按照“激变良民”律处以斩监候，后交宗人府“永远圈禁”，这就是震惊朝野的“斌静案”。
道光帝宣布，对叛乱分子区别对待，胁从者如果能解甲归降，就予以赦免，各归各家，只对“一条道走到黑”的予以严惩，这就等于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张格尔。
在道光帝的平叛大军中，长龄有统率之才，遂授以扬威将军。帅之外还要配将，将的人选是陕甘总督杨遇春，授以参赞大臣之职，作为长龄身边的左膀右臂。
此次征讨，道光帝从吉林、黑龙江、四川三省调集兵力达五万之众，为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时兵力的两倍多，但他仍无必胜把握。
与大小和卓时期不同，张格尔的叛军属于中外混合部队，除当地的一部分死硬分子外，还包括相当数量的浩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士兵——他们骑着马，挥着刀，嗜血好杀，彪悍善战，非常难以对付。在大军出发之前，道光帝特地把出征将帅召集到一起，指着地图交代自己的作战方略：“看见这个地方没有，此地名叫阿克苏，乃南疆之要冲，你们的先头部队到达这里后不要急于冒进，以防中计。”
那么，留在阿克苏干什么呢？
“等！等后续部队全部到达，厚集兵力，才能做到一鼓作气。”
道光帝的判断是准确的。张格尔在攻克南疆四城后，也把阿克苏视为重中之重，叛军一度距离阿克苏仅四十里之遥，与城池隔河相望。
杨遇春作为先锋官，已先一步到达了阿克苏。作为一个行伍出身的老将，杨遇春一生经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大小数百战，其中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天理教皆由其一手平定。杨遇春长于练兵，别人认为熊样的兵到他帐下可能就生龙活虎了，而他的精锐部卒如果归其他将领指挥却不一定好使。
随杨遇春先期到达阿克苏的一共只有五千陕甘兵，在立足未稳时便面对强敌进攻，但杨遇春没有紧张到手足无措，而是毫不慌乱地自己第一个先冲了出去。
杨遇春行伍出身，从士兵做起，每升一级都拿军功说话，这才完成了从士兵到将军的历程。杨遇春打仗从不怕死，总是身先士卒、一马当先。不过说来也怪，在战场上冲在最前面的人也不一定就是死得最早的人，尽管周围全是箭矢、火药，以至于杨遇春的战袍都多次被毁，但他本人始终毫发无伤，因此嘉庆帝曾赞叹他为“福将”。
在杨遇春的带头冲杀和直接指挥下，官军两面夹击，共击毙和俘虏叛军千余人，“大河以北，已就肃清”，即大河北岸的叛军全给解决了。
这一击非常关键。当张格尔尚准备在大河以南整兵再战时，长龄已率后续部队赶到，并按照道光帝的部署实行严防死守，使张格尔夺取阿克苏的企图彻底化为泡影。
得知首战告捷，道光帝忽然改变了他的军事计划。
按照道光帝最新发出的密旨，长龄一边向张格尔散布假消息，宣称官兵将按原计划继续驻留阿克苏，短时间内不会立刻进剿，一边却暗暗地分出兵力对喀什噶尔进行突袭。
张格尔吃了败仗，士气不振，如今正是出击的时候。因此，道光帝才会变“静”为“动”，这就是军事上常说的“奇奇正正，虚虚实实”。
收复喀什噶尔，柯尔坪（今柯坪）为必经之地。张格尔熟知南疆地形，他的眼力也很霸道——“你必过，他必守”，其时柯尔坪共有三千叛军用以据守。显然，要啃下这块硬骨头，没副好牙口可不行，于是长龄和杨遇春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杨芳。
杨芳时任陕西提督，他是杨遇春一手提拔的老部下，也可以说是杨遇春帐下最出色的一员战将。
那还是在与白莲教作战的时候，杨芳奉命进行侦察，发现对方一支军队正在渡河撤退。这是发起强袭的最佳时机，但是杨芳这个骑兵侦察小队，包括他在内共九个人、九匹马，而敌人却密密麻麻足有数千之众。当然，杨芳知道敌众我寡的形势，但若等回去报告后再行动肯定来不及，到时候没准人家早就乘着船跑了。于是，杨芳当机立断，派两名骑兵回去报信，他自己则带着余下的骑兵纵马直冲过去。
白莲教虽然人多势众，但大家都急着逃跑，军心不稳，这一冲便把队伍给冲乱了。当时已有五艘船只离岸，杨芳搭弓引箭，嗖地射了过去。这一射倒不在于能不能射中目标，而在于让对方受惊，而受惊之后船上的人你推我搡，本来就拥挤不堪的船只吃不住重，立马就翻掉了。
杨芳连发五箭，连翻五船。杨遇春随后驱大军赶到，消灭了这支白莲教军队，此役被称为“军中奇捷”。由此，杨芳得到了杨遇春和朝廷的重视。
军中关于杨芳的传奇故事还有不少。某次，一支官军因待遇不公而闹哗变。杨遇春督军平变却吃了败仗，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杨芳对杨遇春说：“这批官军曾是我的部属，大家处得如兄弟一般。现在，他们见了我都躲着走，显然仍记着我的好，所以我愿意一个人深入虎穴去劝回他们。”
说完，杨芳单人独骑去了对方军营。起先，杨芳说道理：“你们难得打赢一仗也没什么了不得，该吃亏还得吃亏，如果早点投降悔过的话，还来得及。”
不过，这些人仍然犟着脖子不为所动。见此情景，杨芳又赶紧拿多年的兄弟情说事，而且越说越激动，直至说得声泪俱下。“男儿有泪不轻弹”，众人大为感动，也跟着流下了眼泪，一场兵变就这样被予以化解了。
论在朝野间的名气，其时的杨芳不如杨遇春，但他是最有可能超越杨遇春的人，而南疆平叛给予他的正是这样的天赐良机。
1826年10月，杨芳奉命突袭柯尔坪，却只带了两千多兵卒。杨芳的老本行是侦察兵，因此非常注重侦察，无论行军还是扎营，周围随时都有探马负责察看敌情，即使突袭也不例外。这一招成了杨芳的护身符。其实，在距离营地仅几公里的林丛中潜藏了两千多叛军，为的就是打埋伏，但他们已被杨芳的侦察兵提前发现了。一场遭遇战之后，伏击的叛军反而被杀得大败而逃。
第二天，杨芳采取两面夹击的战法，在柯尔坪将叛军牢牢夹住，双方冷热兵器一齐上，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这一战，基本将柯尔坪叛军予以全部歼灭。
柯尔坪的克复，为直取喀什噶尔创造了先决条件。不过，此时南疆逐渐进入冬季，大雪封山后，道路崎岖难行，官军被迫暂停进攻。
从各地调集的大军陆续集中于阿克苏，但这么一块巴掌大的地方短时间内一下子集中如此多的人马，吃穿成了最大难题。政府的后勤补给点远在陕甘，往新疆运点粮草不容易，相比之下，乌鲁木齐的屯粮倒是很足。道光帝马上决定将乌鲁木齐设为新的粮台，并派钦差大臣具体督办，就近采买粮食。
从乌鲁木齐到阿克苏，路途比内地近了一半还不止，平叛大军再不用为粮草不继而发愁，因此长龄等人转忧为喜。
肚子是吃饱了，但天气还是不好，进攻喀什噶尔非得推到第二年不可。此时，就明年究竟如何打，君臣之间展开了争执。
清代皇家时不时就要举行的“木兰秋狝”式围猎，实际上是一次次向祖先致敬的“军事大演习”，所谓“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亦不可无”。正是在这样不间断的仿生军事训练中，道光帝知道了要如何“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知道了怎样才能“给馈饷，不绝粮道”，也逐步培养出了“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信心和决心。
自从开战以来，不在前线的道光帝比在前线的长龄还要忙。为了毕其功于一役，道光帝为来年作战构想了一个出奇制胜的策略，即三路进兵，一正二奇，一路为“正兵”，两路为“奇兵”，从而给张格尔布下天罗地网。
可是，道光帝的这一战策也存在不足。张格尔在喀什噶尔驻军不下数十万人，而官军加起来才五万人，很多还没到达，加上又要分兵留守阿克苏，实际上能够进兵喀什噶尔的只有两万两千人——这种情况下，兵分得越多其实越不利。再者，若完全按照道光帝的奇兵路线行军，官军要经过长达数百里的大漠戈壁，沿途的少数民族部落又被张格尔所蛊惑，部队还要一边走一边防备，效果将大打折扣。
长龄是一个军事行家，他看出了问题所在，因此在收到道光帝的密旨后直接给皇帝打了回票。
对于长龄的抗旨不遵，道光帝没有动怒：“好了，当地情况你一定比我更了解，我不会再遥控指挥，你觉得该怎么打就怎么打。”
春暖雪融，到了全力一击的时候。1827年2月6日，长龄主帅亲征，率队向喀什噶尔大举进军。张格尔闻报，急忙在喀什噶尔外围的村庄筑起防线。张格尔非常懂得在战争中利用地形，他事先挖坑设坎再引水淹没，使得村庄外多出了许多不知深浅的水渠，以此来限制对手的骑兵战术。
骑兵过不去，长龄就组织步兵突击。张格尔则把水渠当成屏障，用俄制的燧发枪进行隔河阻击。在近代武器谱中，燧发枪和火绳枪同属前装滑膛枪，但燧发枪比火绳枪又先进了一步，其点火装置为摩擦燧石，射速和射程都要明显优于火绳枪。
这样，持燧发枪的叛军在火力上压制住了持火绳枪的官军。不过，两方对峙之下，长龄还之以连环铳炮——这是清末官军在火器运用中的一种常用打法，实战时由鸟枪兵和火炮兵一排排上，交替配合，以保持枪炮连续不断。
如此，连环铳炮反过来压制住了单个的燧发枪。在连环铳炮的密集打击下，临渠防守的叛军纷纷中弹倒毙，重重叠叠地倒压于水渠之中。
就在双方处于胶着之时，长龄派出的骑兵部队从左右两翼发起包抄，使得叛军阵营大乱，再也支撑不住。官军乘胜追击，于1827年2月29日进至喀什噶尔城下。
张格尔图穷匕见，决定倾巢出动，十余万人临河列阵，黑压压竟长达二十余里。面对着数倍之敌，长龄只能智取，不宜强攻。长龄挑选敢死队，准备实施袭扰战术，以疲惫敌军，但是当晚敢死队出发后，忽然出现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意外状况：平地刮起大风，一时间飞沙走石，连前面的道路都看不清楚了。
看上去，这不是好兆头。面对敌众我寡的形势，假使张格尔借着这阵大风发起反击，官军未必抵挡得住，于是长龄和杨遇春商量要不要退营十余里，待风停后再攻。
为什么要退？这不正是老天助官军一臂之力吗？大风一起，张格尔不知道官军有多少兵，又怕官军借机渡河，必然心虚。作为一支客军，打持久战不利，最好的生存方式就是速战速决。于是，杨遇春对长龄说：“我认为，不是退，而是要进，不是用敢死队，而是要大部队！”
杨遇春到底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有见地，于是长龄点头表示同意。长龄当即就派出千余名骑兵，打马直奔护城河的下游，虚张声势地做出要从那里渡河的假象，以牵制叛军主力，而杨遇春则亲率主力以夜色为掩护，从上游实施抢渡。
一过河，官军再次发挥连环铳炮的威力，炮声夹着风沙，给张格尔上演了“一部声光俱佳的立体大片”。叛军有性能较好的燧发枪，但缺乏杀伤力大的火炮，不仅城下连营被轰得稀里哗啦，城池也很快就守不住了。
占领喀什噶尔后，官军已取得明显优势，长龄不再害怕分兵会削弱战斗力，除他自己坐镇喀什噶尔外，杨遇春和杨芳分别出兵将南疆四城全部予以收复。
仗是打赢了，但道光帝并不高兴，原因是张格尔跑了。其后，道光帝尽管下谕旨再三缉拿，仍然到处都没有张格尔的踪迹，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自古“擒贼先擒王”，张格尔乃此次南疆之乱的祸首，三番五次地来兴风作浪，其人不除南疆则得不到真正的安宁。于是，道光帝很生气：“我以前为什么一再强调要出奇兵，为的就是要在正兵从正面出击的同时，以奇兵截断张格尔的归路，如果当时那么做，张格尔还能跑得掉吗？”
长龄无言以对，交不出人来，即使挨骂也得受着。
张格尔到哪里去了呢？大家都以为张格尔又逃去了浩罕，没承想他跟浩罕国王也闹掰了，人家拒绝收留，于是只好暂时钻进了游牧部落的帐篷里。
如果张格尔就这么做了牧民放放牛羊，倒可能没事了，毕竟南疆这么大的地方，而长龄也就那么点兵，不可能进行地毯式搜索，更不可能长期驻扎。
可是，当不了良民的终究还是当不了良民。道光帝也深知张格尔的秉性，他决定不仅“瞒天过海”地故意派人四处散布官军已然全部班师的假情报，而且还使出了反间计。
南疆不止一种教派，有对张格尔死心塌地的，自然也有跟他不是一条道的。道光帝通过积极善后，竭力取得不跟随张格尔的这些教派的支持，并告诉他们：以后你们只要看到张格尔这个到处惹是生非的人，记着一棒砸过去就是了。
张格尔对道光帝设下的局深信不疑，便在当年年底凑了一支五百人的骑兵重新冒了出来。出来后，张格尔确实没看见官军的大部队——杨遇春真的撤回了内地，但张格尔撞见了维吾尔人，而这些维吾尔人就属于跟他不对付的。
见维吾尔人密密麻麻，不是热烈欢迎，而是捕捉猎物的神情，张格尔赶紧打马就走。
在道光帝的“瞒天过海”之中，杨遇春走人是“正”，还有一个“奇”始终在南疆蹲守，而率领奇兵之人称得上张格尔真正的命中克星——他就是杨芳。
在得到张格尔终于再次出现的报告后，杨芳发力猛追消灭了张格尔所率骑兵，并将张格尔本人一举擒获。1828年1月，道光帝在紫禁城内获知了这一特大喜讯，当即题写了两个大字——“绥边”。
平定“张格尔之乱”的功臣被绘像于京城紫光阁内，其中长龄、杨芳、杨遇春居于首位。
不过，不管曾有过怎样的精彩，总会有一些生命中的魔咒让人无奈。当年，平定“林清之变”后，嘉庆帝对当时的二阿哥旻宁（道光帝）大加褒奖，称其有胆有识。旻宁回奏，说“那时候我也是气血上涌，不知道恐惧，但是事后还是越想越怕”。这话并非完全出于谦虚，从一个正常人的反应来看，旻宁说的是实情。
在执政的最初几年，道光帝也不知道恐惧，可以微服出宫，可以把一个普通翰林直升内阁，也可以在不动声色中指挥一场又一场可与其祖父乾隆帝相媲美的大战役。
当最初的激情散去，道光帝仔细打量面前的这副摊子时，才猛不丁地发现其中的可怕之处。
从嘉庆帝开始，为了对付各种突如其来的民变，“康乾盛世”留下的国库几乎都被用空了，以致到了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的程度，至道光帝即位时国库仍然是只出不进。
例如，张格尔一役，经户部核算，军费没有一千万两白银下不来，而国库无论如何也拿不出这么多，最后只得左挪右支，却还是差了两百万两的缺口。
“一分钱都能逼死英雄汉”，何况两百万两呢？清朝自康熙帝开始就有“永不加赋”的祖制，道光帝想来想去，只能在内务府想办法，于是吩咐由内务府拨出这笔钱。内务府大臣一听就着急了，宫中用度已经够少了，每年不过二十万两，一下子却要挪出去两百万两。
满人在东北生活时本有简朴、节俭的传统，道光帝与清室的前代皇帝相比，堪称是这一传统的最佳继承者。道光帝现在遇到难关了，他对此的感悟变得更加深刻了，想着挤一挤总会有的。
在内务府大臣眼中，曾经智勇兼备、英姿飒爽的道光皇帝，终于彻底变成了“一个一毛不拔、毫无风度的铁公鸡”。
为此，最“受伤”的还是道光帝身边的那些近臣。从内务府大臣到太监，这些人从宫外采购物品多多少少都有回扣，可是由于道光帝近乎极致的“抠门”，他们的隐性收入也大为减少了。
说是伺候皇帝，得到的油水还不如一般王爷，谁会没有怨言。某天，道光帝想换换口味尝尝片儿汤——一碗汤罢了，不算“出格”吧，便交给内务府一份制作片儿汤的食谱，说你们让御膳房照做就可以。
内务府汇报说，做可以，但要另外盖一间厨房，请专门的厨师，这样共需经费六万两，另外还需每年再加一万五千两的维护费。
道光帝听了吓一大跳，他皱着眉说：“我知道前门大街有一家饭馆能够做这种汤，每碗不过四十文，你们可以每天让太监去买。”
内务府的人嘴上不说，肚子里已装满了怨气：“每天买？我们辛辛苦苦跑断腿，却连一文回扣都拿不到。”
过了几天，内务府向道光帝汇报：“您所说的那家饭馆已经关门了。”
道光帝怅然若失，唯有叹息而已：“我这个人向来不贪嘴，也从不肯浪费朝廷的一分一厘，可是我一个皇帝难道吃碗汤都不可以吗？”
就这样，道光帝在吃穿上百般算计，甚至连碗汤都喝不成，结果平叛的军费当然是省出来了，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帝国的风气。
说起来，这股风气已有上百年的历史。较之唐宋，明清的开国皇帝都过于苛刻而精明，官员的薪俸能开低绝不开高，因此各级官员得到的俸禄都非常少。许多官员“十年寒窗”好不容易熬出头，动力之一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希望做官后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结果却如此这般寒碜，哪里能够安之若素。
从顺治年间开始，清朝朝野上下便流行“陋规”：商民要给小吏送礼，小吏要给官员送礼，地方官员要给京官送礼。长此以往，社会风气逐渐败坏，行贿受贿更是成风。
在清朝皇帝中，雍正帝最为务实，他实行“高薪养廉”提高了官员待遇，但此时“陋规”已像是被放出闸的洪水，再也遏制不住了。到嘉庆帝死后道光帝即位时，“陋规”已俨然成为一种谁也离不开且见怪不怪的社会现象，从下到上办什么事都要暗中“孝敬”（行贿），否则就寸步难行。
道光帝要“以德治国”，当然也想整顿和清查“陋规”，并在即位之初曾专门下达过相关谕令，但谕令遭到了官员群体的一致反对，几乎没有一个赞成的。
面对巨大的反对声浪，以及官场已经出现的混乱迹象，道光帝只能被迫收回成命，同时做了“自我检讨”承认自己“刚做皇帝，不懂吏治，做事难免冒失”。
等到真的“懂”了“陋规”的影响之后，道光帝就更加不敢动这样高难度的“外科手术”了。事实上，道光帝也的确没有什么办法，他在历数祖祖辈辈之后就知道根本不能拿“陋规”怎么样了。
在道光帝执政的中后期，实政已经进行不下去了，早期实施的也大多虎头蛇尾而不了了之。例如，陶澍承办的漕粮海运，等到河运的状况稍稍好转后，海运即被予以废除。
除了观念守旧，更主要的还是开辟海运挡了很多人的财路。与陶澍同一时代的清末思想家魏源就曾经说过，至少有三种人对海运不满：负责收税的税吏、负责收粮的粮官、负责河运的船队。
漕粮河运这个食物链很长，相关的人都想从中层层牟利，他们上下相通，所掀起的舆论压力也足以使道光帝望而却步。
道光帝以一人敌天下，纵然是皇帝也无能为力，而“陋规”不除他的以身示范似乎也只能为帝国官场添些笑料。
道光帝很少为自己添置衣服，最多一个月才换一套。他有件旧的黑狐皮袍，衬缎稍微大了一些，便想改一下在袍子四周再添些皮子。
内务府报了个账，说需要上千两银子才能完成。道光帝毫不意外地迅速抽手，决定不添了。
第二天，军机大臣值班，把这件事当新闻一样传播了出去。从此，文武百官都把道光帝看成怪物一般，以为他有节俭的癖好。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皇帝好这一口，再不跟风而进拍马屁就是傻了。
道光帝“喜欢”旧衣服，大臣们也都跟着穿旧衣服，新的直接拿到当铺去换旧的穿。京城官多，需求量大，争相购买的结果竟然是把旧官袍的价格都托抬起来了，一件旧的比做两件新的还贵。
道光帝的一条裤子破了不舍得扔，便让内务府打上补丁，叫作“打掌”。大臣们见了纷纷仿效，明明裤子没破，也非得在上面打一补丁不可。
道光帝召见军机大臣，发现他的裤子打了补丁，就问他，怎么你也“打掌”啊？
军机大臣的回答是：“再买一条费钱，所以就打掌了。”
再问：“打一个掌，需要多少钱？”
军机大臣被问住了，衣服上打补丁不过费一块碎布的事，就是说出花来能用多少钱，但又不能不答，愕然良久，只好往大了讲：“得三钱银子。”
道光帝满脸羡慕之色：“外面的东西真是太便宜了，宫中内务府给钉这样一个补丁，足足用去我五两银子呢！”
从三钱到五两，加了十倍还不止，道光帝当然不甘心。因此，道光帝决定还要省，最好是也能用三钱银子打一补丁，这样的对话其实就是在打听行情。
对这样的问题，不老实回答无疑会有欺君之罪，太老实又容易得罪内务府。要知道，内务府那些人尽管拿皇帝没辙，却一定会把你牢牢记在心里，山不转水转，没准下次让人绊倒头破血流都不知道是怎么摔的。
所以，回答一定得有技巧。例如，皇帝问，你家吃鸡蛋，知道一个鸡蛋需要多少银子吗？
说多说少都不好，最佳答案是避实就虚：“我吃不得鸡蛋，不知道价钱。”
实际上，朝臣们公开场合争穿旧衣服，给新裤子打补丁，都是为了应付道光帝。
皇帝待己对人都那么严苛，“甄别贤愚”的标准是看是不是有德，换句话说，就是有没有向其看齐靠拢。谁能做到？大部分人都做不到，那只有比拼演技了。
道光帝曾经不打招呼地跑到军机处，为的就是检查里面的人是否有迟到早退的现象。有了这次遭遇后，大臣们学乖了，每天都会留下一人，以应付类似的突然袭击。
道光帝果然又来了，看到天色这么晚军机处仍有人在办公，很激动：“他们都回去了，你为什么单独留下来？”
被问的人早就准备好了答案：“臣责任重大，哪敢贪图安逸！”
道光帝连连点头，当天便给这位“会说话”的幸运儿送去一块匾额，上书“清正良臣”。
做得好不如演得好，渐渐成了官员们的葵花宝典，如武英殿大学士曹振镛更是把这种演技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曹振镛历仕三朝，长期居于高位，号称政界不倒翁。有门生向曹振镛请教做官秘诀，他报之一笑：“能有什么诀窍呢，不过是多磕头少说话罢了。”“多磕头”，就是要顺着皇上的心思来，他喜欢什么你跟着做什么，哪怕是做到不近情理的地步。
曹振镛每天上朝都是一副标准打扮，上面披一件旧袍，下面套一条“打掌”的裤子。这倒也没什么稀奇，因为文武百官都是如此，乍一看整个帝国朝廷跟丐帮也没什么两样。说曹振镛绝，就绝在他下朝之后还有更为精彩的“演出”。
下朝之后，众人脱去朝袍如释重负，该咋样仍咋样。曹振镛也换上了日常装束，但他换完装就挤进集市买菜去了。
曹振镛买菜与普通人家大婶毫无区别，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常常为了讨价还价与小贩争到面红耳赤、头破血流。
小贩：“看您老人家像个体面人，能多少讲究点不？我的价已经喊到最低了，这一文钱无论如何不能让。”
曹振镛：“一定还能便宜，那一文钱你让也得让，不让也得让。”
小贩生气了：“我不卖还不行吗？亏本生意，搁谁也不能答应啊。”
这时，曹振镛就会唰地掏出他的腰牌：“我是内阁大学士，明察暗访，专门抓不法商贩，你现在就跟我去衙门吧！”
小贩一看腰牌魂都吓飞了，这么大的官一辈子也没见过，人家只要凭一句话就能“咔嚓”一下把我给弄折了栽盆里啊：“得，别说区区一文钱，您就是白拿也行。”
曹振镛倒也不会白拿，只要“演出”成功就开心了。
当曹振镛拎着小菜扬扬自得地打道回府时，有关他的“新闻”自然早就传遍了街头巷尾，更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道光帝一听，我是平民皇帝，你是平民宰相，觉得十分投缘，于是见到曹振镛总是特别亲热，臣君之间的关系如同知己。
据史书记载，曹振镛的确是个清官，没有明显的劣迹。可是，一个宰相除了当清官，更重要的是还得干实事。但是，曹振镛什么实事也不干，甚至也从不轻易对政事发表意见，这就是他的“少说话”。
当皇帝当场问话时，曹振镛不敢装哑巴，他直接装聋子：“您问这事该怎么办，嗯，容我想想，这个这个，那个那个——对了，刚才您问什么来着？”
曹振镛确有一点耳疾，但并不是听不见，可这被他当成了护身法宝，谁都拿他没辙，连皇帝也无可奈何。
由于曹振镛演技出神入化，且无懈可击，遂被外界称为“模棱宰相”。
道光帝忙乎半天，帝国的整体局面仍是一地鸡毛，到处都是这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模棱宰相”和“模棱官员”，如果要他们干点实事，他们既可以阳奉阴违，也可以巧言搪塞，反正是总能围绕政策找对策。于是，朝堂之下“马照跑，舞照跳，酒照喝”，“以德治国”和实政都刚打开一个缝就“吱呀”一声关上了门。
就这样，理想的胳膊终究没能扭过现实的大腿。于是，道光帝施政开始以守成安静为归，执政之初的勇健和敢为也逐渐被疲惫和保守所取代。看流传下来的清宫帝王图像就知道，在脸型和面部表情上，道光帝的父亲嘉庆帝下颌宽厚，祖父乾隆帝雍容华贵，只有道光帝五官紧凑、脸庞瘦削，在给人局促和压迫感的同时还多少显得有些忧伤。
道光帝尽管连碗片儿汤都喝不上，但他的工作量却着实不小，每天群臣送上来需要批阅的奏折都能堆成山，从早到晚都在与这些奏折战斗，而且似乎永远看不到有解脱的希望和可能。于是，道光帝悄悄地问计于身边的心腹大臣：“你有没有什么好法子，能够让我稍微喘口气的？”
对方想了半天，给出了个主意，不过看上去很像馊主意。上朝时，道光帝就依计把一些奏折给单独拣出来，然后痛斥大臣：“我真是高看了你们，瞧瞧你们写的这些奏折，连格式都出错，字也写得不端正，歪歪扭扭，别以为这是小问题，这是态度问题，后果很严重！”
道光帝所说的后果，就是要交吏部处分，降级的降级，撤职的撤职。如此一来，群臣全给吓傻了：奏折不符合“标准格式”，字体用了稍显随意的行书，而非中规中矩的楷书，竟然就得如此严重的后果，如果奏折内容里再出一点格，那还不得抄家杀头灭九族？
其实，上奏折跟发俸禄并不挂钩，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字不写也不会被扣俸禄。于是，大臣们的奏折很自然地变少了，内容也变得空泛无物，就算是御史上的条陈中也基本找不出什么刺。那些奏折越来越像八股，既规范又严谨，但毫不例外都在重复着各种各样的假话、空话和套话。
官场的这股倾向很快蔓延到了考场。一张考卷，考官往往不看考生阐述了些什么，有没有真材实料，只要用词上犯了忌讳，或者写的字不合心意，甚至哪怕是写错了一个偏旁，那就只能等着名落孙山。
科举是那个时代选拔人才的最重要的渠道，如此取士势必导致很多真正优秀的人才无法脱颖而出。浙江杭州进士龚自珍素有才名，他在殿试中针对“张格尔叛乱”后的南疆治理大胆提出改革主张，洋洋千言，令阅卷考官都惊叹不已，但结果因其楷书写得一般，只被打了个中等分数，连“优”都没够得上。
龚自珍一生不得志，四十八岁那年辞官归隐，留下了那句著名的慨叹——“万马齐喑究可哀”。
就算不再清理“陋规”，不再推行实政，乃至于连待办的奏折也人为地减少下来，但皇帝仍然忙得气喘吁吁，席不暇暖。
仅一个“张格尔叛乱”，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无一不需要皇帝为之操心，真是费尽心神。好容易消停了那么几年，紧接着另一件让皇帝伤透脑筋的事再次跳了出来，这就是禁烟——禁绝鸦片的问题。——说“再次”，是因为大家已不陌生，算是老相识了。
鸦片是舶来品，但鸦片输入中国也并非源自清代。事实上，早在北宋时期，官方药典上就已经有了关于鸦片的记载，只不过当时仅仅作为药用而已。据考证，民间吸食鸦片的风气起自明末，算起来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从雍正朝开始，大清国即宣布禁止鸦片输入。道光帝即位后，再次重申禁令，所以这虽是他第一次禁烟，但对于大清国而言却不是第一次。
其实，道光帝当皇子时也抽鸦片。有一年春天，还是皇子的道光帝正在书房里读书，读着读着犯了春困，便让家仆给他敬烟。据记载，道光帝自己说，吸烟后整个人都变得神清气爽，不仅不再犯困，还得以文思泉涌，并当场作小诗一首。为此，道光帝感叹道：“以前的人都说酒很完美，要我说，只有烟才是最如意的。嘿嘿，真是太开心了。”
道光帝即位后既然已自居道德模范，自然再不能偷偷抽鸦片了，而且已把对待鸦片的态度与“以德治国”和清理“陋规”联系起来，因此在禁烟方面他必须表现得比从前更严厉、更无情才行：吸食鸦片败坏社会风气，使人堕落，助长沿海走私现象，导致官员们内外勾结、偷奸耍滑，这么坏的东西绝对不能容忍，一定得予以取缔。
按照帝国实情，一般情况下光发禁令还不行，得皇帝用眼睛紧紧盯着。可是，在道光帝即位之初，他急着要办的大事太多，如海运漕粮、“张格尔叛乱”，哪一件看上去都比禁烟来得紧急，只好先把禁烟搁置了。
等忙完了海运漕粮、“张格尔叛乱”以后，道光帝已经意兴阑珊，连他自己都没兴趣和热情再去主动干什么实事了。不过，禁烟是个例外，不干不行，而且道光帝在道德纲纪之外又发现了鸦片的更大害处——拐了他的银子。
中国本身没有大的银矿，早期的钱主要是指铜钱。当时，南美洲的墨西哥是世界上白银的主要出产地，自明朝以后南美的白银才开始随着贸易大量涌入中国，使中国俨然成了一个白银的国度。但是，到道光帝即位前后，好巧不巧地爆发了拉丁美洲独立运动，致使全世界白银产量锐减了一半多，因此清廷也出现了银荒。
当然，道光帝不一定清楚白银的来源，他只知道把每一两白银都尽可能留在国库里。然而，根据御史递上的折子，每年洋人们依靠鸦片贸易要从中国赚走数百万两白银。一年数百万两好像不多，但如果对比一下大清帝国日渐窘迫的白银储量以及皇帝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节俭，这数字就相当可观了。
另外，还有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则更令人光火，说那些看上去黑黝黝、黏糊糊的鸦片，其实是洋人地里的泥巴——这些洋人竟然拿这些一钱不值的泥巴来换我们白花花的银子，世上还有比这更可恶的事情吗？——当然，鸦片实际上不可能是洋人地里的泥巴，但这个说法却令中国人有被当傻子耍弄的感觉，无比生气就在所难免了。
于是，道光帝第二次下达鸦片禁令。相比第一次，这一次的范围更广，力度也更大，从东南沿海到全国，从县令到督抚，实行全民总动员。
对于成功地办理漕粮海运、平定过“张格尔叛乱”的道光皇帝来说，他认为自己大风大浪都经历过了，确实想不出一块“洋泥巴”会有多大的能量。
当然，大臣们上奏的折子里的信息似乎也在验证这一结论，每年年底在各省送上来的查禁奏折中都是一片报捷之声。到1835年底，道光帝自己都似乎确信已经“天下无贼”了，至少在大清帝国境内再也无人敢顶风吸食或私种鸦片了。
三年之后，即1838年，真相逐渐露出了尾巴。道光帝吃惊地发现，鸦片贸易不仅没有销声匿迹，而且每年都在呈倍数快速增长。
举个例子，嘉庆末年走私的鸦片每年不过才四千箱。在道光帝第一次发布禁烟令期间，首次突破了一万箱，到第二次发布禁令时已接近两万箱，似乎是禁令越严烟民越多，有的官员自己也成了如假包换的“瘾君子”。
鸦片进来，白银当然就要出去。每年两万箱的“洋泥巴”，足足从中国人手里赚走了上千万两银子，而且那些御史在奏折中还添油加醋地将上千万两说成是七八千万两，给道光帝造成的印象就是即使想明天不破产都不可能了。
穷日子磨出来的琐碎，已经足以把皇帝折腾得苦不堪言。现在，银子还要被抢走，而且不是一两一两地抢，是千万两千万两地抢，这无异于在挖心挠肺，用一千把小刀子捅着皇帝的心。
道光帝非常愤怒，继两次禁烟失败后宣布了第三次禁烟，并不比以往地要动真格了。1838年9月，庄亲王奕镈、辅国公溥喜被削去爵位，其中庄亲王乃是皇族中地位最高的“铁帽子王”，原因就是吸食鸦片。削爵令下，一时震惊朝野。
道光帝刚拿皇亲国戚开刀完毕，就接到奏报在天津查获了走私烟土十三万两。这是自清政府宣布禁烟以来，一次性查获烟土最多的大案。
道光帝这才发现他自己仍然错误估计了鸦片的能量，那不是普通的“洋泥巴”，而是威力无比的“洋魔土”。
面对如此顽固和强大的敌人，再按部就班地一点点来，无疑是在瞎忙一气，最后只能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得出重手——使绝招了。道光帝相信，只有堵住源头，鸦片走私才可能完全绝迹。
鸦片走私的源头在哪里？在广东。
天津方面奏明，所查获鸦片都是由广东商人在广东购买，再从广东运到天津来的。其实，就算天津案不爆发，此事也早有端倪——广东查禁到的鸦片量每年都排在全国第一，换个角度看也足以说明那里的鸦片走私有多么猖獗。
这是用得着“千里马”的时候，必须派得力官员前去主持禁烟了。说起道光帝最喜欢的“千里马”，当属陶澍无疑，此人办理漕粮海运的气魄和才能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但是，无奈时年六十多岁的陶澍健康状况不佳，已经中风躺倒在床，实在指望不上，于是道光帝想到了林则徐。
林则徐从小家境贫寒，父亲是私塾先生，由于家里人口多，有时还不得不以卖柴为生。不过，林家穷归穷，但林则徐从小就显示出了极好的个人品质。某天，林则徐和私塾里的小伙伴出去玩，看见一位老太太掉了串铜钱在路上，两人就帮着一道捡，谁知小伙伴中途用脚踩住了一文铜钱，等老太太一走就偷偷地藏进了自己的口袋。
林则徐看在眼里，非常不高兴。后来，林则徐做两广总督，那人也恰好被派到了广东，本以为林则徐会看在童年小伙伴面上给安排个肥缺，不料久无结果。那人找人一打听，林则徐则很干脆，说你以前那件事我还记得，“儿时心术如此”，连一文铜钱都要贪，而现在当官了，我决不相信你会保持廉洁。
那人碰了钉子，便托关系改派到了别的省，而此后其果如林则徐所言，让他中箭落马的正是贪污受贿。
林则徐晚年给子孙分家产，三个儿子一人拿到了六千串铜钱，全部铜钱加起来按银价折算还没一万两白银。要知道，林则徐任官四十年，仅封疆大吏就做过二十年，到老只能留下这点积蓄，称得上是官场中的奇迹。因此，后来连曾国藩都对他弟弟说，大吏能清廉到（林则徐）这种样子，“真不易及”，我们这些人很难做到啊。
自古及今，清官都不是判断好官的唯一标准，但林则徐的厉害之处在于他还有绝不低于陶澍的实干作风和能力。
陶澍在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后，曾在年轻翰林们中间组织诗社，几乎将道光年间的“千里马”都比了下去了，包括龚自珍、魏源都曾加入过诗社。原因是，这个诗社不光讨论如何写诗作赋，还研究“实学”，与道光帝曾倡导的“实政”可谓相得益彰。
明清一代，科举考试皆以“程朱理学”（也称宋学、新儒学）为正宗，试卷的标准答案都是理学家们所提供的。在高榜得中之前，陶澍这些人也没有一个敢逾越雷池半步，但是等通过考试步入仕途后，他们马上就发现自己学过的大道理亦即所谓“义理”至多可以用来提高一下自身修养，办事的时候却百无一用。于是，这些聪明人便想到把义理中“内圣外王”的含义拓展开来，从而以“经世致用”的学问来填补“外王”之不足，这就是清末“实学”的最早起源。
在研究“实学”的诗社里面，陶澍居首，林则徐排老二。当然，林则徐还是个有心人。早在林则徐坐船进京赴试时，他就一路上向人打听关于漕船的事。对此，别人觉得很奇怪：“马上就要考试了，你不多读书，问这些干什么？”
当周围投来疑惑的目光，林则徐只是一声叹息：“读书人什么事不要留心呢，怎么可以漠然而视之？”
林则徐和陶澍都想到了一块儿，因为漕运、河工、盐政是被称为帝国“三大政”的。“三大政”搞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国家兴衰，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早期“实学”乃至“实政”关注的核心。
有心才能办事。1831年，道光帝调林则徐治理黄河，这是“河工”中的重点，也是难点。
要跟黄河对峙，最现成的办法就是把秸秆即摘了穗的高粱秆堆成一垛垛用以防护大堤，但是每年数不清的钱投下去就是难以见效。林则徐一语中的，说弊端就出在秸秆上，他检查这些秸秆堆时不看头几层光鲜的，而是专门从里面几层抽取秸秆，结果发现全都是杂草和秸根。
林则徐抽丝剥茧，顺着秸秆一路追查下去，谁是问题秸秆的提供者便追究谁的责任。这下子无人再敢造次，只能全都老老实实地把合格的秸秆如数送来。
在林则徐之前，奉旨治理黄河的大臣不少，但没有谁能有这样的见识，也没有谁可以做得如此精细，加上出任督抚期间的其他出色政绩，林则徐很快就得到了皇帝的关注和认可。
无论陶澍还是林则徐，他们对禁烟的态度都很坚决，而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在缉拿烟贩、收缴烟具方面更被视为地方上的楷模。当道光帝就禁烟一事遍询诸臣时，林则徐上书请用重典，并断言：“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道光帝收到林则徐这一附片后，起初并未有任何表示，亦无上谕下发，直到后来发生了皇族吸毒和天津缉毒两大案这才感到情势严重，并嗟叹道：“呜呼！烟毒不除，朕有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
在获悉天津案的次日，道光帝下了一道特别的谕旨：“林则徐著（着）来京陛见。”
林则徐奉令进京后，在一个月内受到道光帝连续八次召见，且每次召见都特准在“紫禁城内骑马”。在紫禁城内骑马是清代皇帝给予重臣的一个特殊礼遇，其本意确是要让大臣骑马代步，但后来考虑到能得此礼遇的臣僚多数已经一把年纪，光是跨上马背就不容易，同时紫禁城内守卫森严，怕把马给惊了，反而弄得秩序一团糟，于是实际上“紫禁城内骑马”就变成了大臣坐在一个小椅子上，由两个侍从抬着入朝。
除了把林则徐抬入朝中，道光帝还让人在朝中地面铺上了毡垫，以方便正式交谈。前者从乾隆帝起即有先例，后者却是大清开国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不仅一般大臣享受不到，甚至就连曹振镛这样七老八十走路都要打晃的三朝元老也不可能有这个礼遇。
当然，礼遇跟责任也是相匹配的，给多高的礼遇，就要准备承担多大的责任。此时，道光帝已将鸦片视为“中国一大患”，他把除患的使命交给了林则徐：“朕任命你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以便正本清源，将鸦片斩草除根！”
1839年3月10日，经过两个月的舟车劳顿，林则徐抵达广州。履任之后，林则徐就像当年治理黄河那样，一条条对照禁烟令，哪个疑点都不放过，并且谁的人情也不给。此时，这位钦差大臣只知道鸦片这个大患不除，国家就难以看到明天，所以他决不轻言放弃。当然，至于林则徐未来在世界禁毒史上的分量，他自然是更不知道的。
林则徐致信洋商，要求鸦片贩子们必须在三天内将走私入境的鸦片全部交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广东不是第一次禁烟，过去也曾是查获鸦片最多的一个省份，但作为鸦片走私的源头和最大集散地，这里的鸦片贸易却一直都没有消停过，而且还眼看着是越查越多，其中一个弊病就是洋商会拿银子去衙门开路，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林则徐突然来这么一手使得“潜规则”就失效了，以至于鸦片贩子们一个个惶惶不可终日。
商人重利，虽然怕归怕，但这些人还抱着侥幸心理，在磨磨蹭蹭地察看风向。在这种情况下，林则徐传令封锁驻广州的英国商馆，同时缉拿商馆内最大的鸦片贩子。
林则徐的雷厉风行，让正在澳门的义律坐不住了。义律的身份是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其职责是保护在华英商的利益。见英商们已成困兽，义律赶紧穿上全套海军服从澳门赶到了广州。
义律要进商馆，但遭到了官军的阻拦，于是便拔出一把剑做出一副要跟人决斗的架势，结果硬是挤进了商馆——毕竟他也是个洋人的大头目。
直到进入商馆后，义律才感觉自己的脑袋嗡嗡作响起来。原来，商馆里面的日子真苦啊：在雇佣的中国仆人撤走后，商馆里三百多号洋人，包括义律在内，只好自己做饭、洗衣服，由于水源被切断，到后来他们甚至只能用洗澡水来烧饭。
义律的“英雄梦”被削得粉碎，他转而劝告那些惊慌失措的商人：“再不把鸦片交出去的话，咱们都得饿死、渴死在这里。”
“我们收购鸦片可是花了大价钱的呀，又不是被海关没收，如果这么白白交出去，岂不是要把老底都给赔光啦？”鸦片商人们靠走私牟取暴利，虽然明知道政府除派义律前来交涉外，短期内不可能还有其他援救渠道，但他们牢记在心的仍是一个“利”字。
此时，义律真的有些后悔到广州来了。对于这些要钱不要命的鸦片商人，义律也只好用谈生意的办法来解决矛盾：“这样吧，你们把鸦片全部交给我，然后我再上缴给中国人，王国政府将对你们被没收的所有财产负责。”
有了这句话，洋商们乐开了花。在商馆这么多天的煎熬之后，大家巴不得早点从水深火热之中解脱，他们担忧的仅仅是一个血本无归的问题，而现在义律既然以政府的名义出面担保就没什么担心的了。
眼看禁烟风头如此之紧，鸦片上缴都是早一刀晚一刀的事，于是鸦片商人同意上缴——“交，全交”，甚至有人把尚在路上或储存在福建沿海的鸦片也交了上去。
林则徐将收缴到的鸦片集中于广东虎门，亲自进行点验，以防洋人偷梁换柱。检验的结果是，两万余箱鸦片都是真货。
确认无误后，林则徐奏请派人解送鸦片进京，而道光皇帝的答复是在海滨就地销毁。
1839年6月3日，虎门销烟开始。当时，如何销毁鸦片是个技术难题，最简单的办法是用火烧，弊病是烧不完的鸦片渣会渗进泥土，难保那些瘾君子不会挖地三尺把这些渣土再给刨出来。
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时采用的是水泡法。销烟人员事先在海边凿一个大池子，投以盐卤和石灰，使鸦片得以完全溶入池子的海水里，然后再趁退潮时往大海里冲。
为此，林则徐还特地祭告海神，说他只能将鸦片这种毒品冲入大洋之中，请海神让水族生物腾出一片海域，以避其毒。
这是19世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件，经过连续四十多天的销毁，两万余箱鸦片全部化为乌有。虎门原本只是中国南部海边一个并不起眼的小镇，然而亦因此被载入史册，为天下人所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