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转入战国是个渐进的过程,但秦国最后能够统一六国则有一个明确的起点,即秦孝公重用商鞅进行变法。
《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商鞅取得秦孝公高度信任后,制定具体的法令条文,对以前许多陈规陋习进行全面改革。“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意思是,变法的制度法令都制定好,但没有立即公布,担心百姓不相信,便在秦国都城南门立一根三丈高的干木头,公开招募有能力将木头搬到北城门的人则给十镒金子。要知道,一镒是二十两,十镒就是二百两黄金,但当时都城的规模不大,城的南门到北门的距离顶多四里地,真正的劳动价值恐怕连半镒黄金都不用。所以,人们不信,也没有人去搬木头。然后,又下令给五十镒。之后,有个壮汉便将那木头从南城门扛到了北城门,官府立即兑现了五十镒黄金。这样,人们都奔走相告,说官府说了算数,商鞅说话也算数。于是,法令一颁发,全民响应,各阶层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出现了全国百姓勤劳创造财富的热潮。
不久,秦太子触犯新法,商鞅坚持执行新法,但按照律例不能对太子治罪,便治罪太子的老师即太傅。秦国百姓看到了律法的严格,便开始遵守法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之后,秦国开始了兼并战争,揭开了统一天下的大幕。
后世对于商鞅变法的作用没有异议,都承认其促进历史发展的意义。贾谊《过秦论·上》的开头便说:“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北宋的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遭到保守派的攻击,有人影射他是商鞅,于是他写作了《商鞅》一诗对商鞅变法给予评价。诗云:“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商鞅“徙木立信”的举动其实是权术,是为表现推行新法的决心而必须做的示范而已。试想,在城的南门立根木头,招募人将其扛到城的北门,实际上穿越都城南北时便需要经过全城的中心大街,相当于做了一次大力度的推广宣传。
商鞅本来是魏国的人才,只因在魏国不受重用才到了秦国并为其所用而推行变法,从而使魏国的强邻秦国迅速强大起来。试想,吴起不投奔楚国,商鞅不投奔秦国,他们都为魏国所用将会是怎样的局面呢?当然,这已经是很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了,但这实际上也可以看出梁惠王的不识人,而不识人便不能重视真正的贤人。
就在孟子前往魏国都城大梁的时候,梁惠王刚刚在逢泽(今开封市东南)召集秦、韩、宋、卫、鲁等十二个诸侯国朝见周天子即所谓会盟,而魏国则由于这次会盟才被周天子晋封为王。在这次会盟前,梁惠王只能称魏惠侯,但会盟后就可以称“王”了。由此可见,魏国在当时还是有相当的号召力的。
孟子和万章、公孙丑乘坐的马车进了大梁城的夷门,即东门。夷门曾经发生过动人的故事,但那是孟子身后的事情,是与后来的荀子同时代的,而后世的唐代诗人王维还写过七言歌行体《夷门歌》歌颂侯嬴的千秋义气。孟子师生三人找了一个条件不错的地方住下来,准备先考察一下魏国的民俗民风以及这里的治理情况。
大梁是魏国新建的都城,城里街道整齐,商业繁荣,社会治安也不错。孟子安心地在大梁城住下来,他并没有急于求见梁惠王,也没有到魏国专门接待宾客的地方去做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