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一位随军多年的妇女这样描述1648年的欧洲：“我出生于战争中，没有家庭、没有国家、没有朋友……我唯一的财富便是战争，而现在我要去哪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摧毁整整一代欧洲人生活的冲突。长久以来，人们不得不相信战争是一切事物的正常秩序，并将其当作看待生活的唯一视角。当然，和平条约的签订尝试改变这种情况，但是条约显然无法治愈数十年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惨痛创伤。

虽然1648年往往被视为三十年战争的结束时间，但实际上在随后的4年多里，谈判仍在继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法国和瑞典于1641年接受条约中的大部分内容。从1643年开始，神圣罗马帝国特使为促进条约的达成而定期参加与法国和瑞典代表的协商会议。尽管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多次表现出不情愿，但是协商最终还是取得了成功。

1644年，在罗马教廷特使的调解下，神圣罗马帝国特使、各诸侯国以及重要城市使者、西班牙与法国大使、瑞士各州与联省共和国代表以及意大利各国王派遣的使者于明斯特市（Münster）举行会议。在奥斯纳布吕克市（Osnabrück），使者们主要就瑞典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问题进行协商。但所有谈判都无限期地进行下去，并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结果。1648年1月，西班牙与联省共和国签署和平条约：西班牙承认联省共和国独立，让出斯海尔德河的贸易利益以及弗兰德地区的领土，并将伯格-普-祖姆（Berg-op-Zoom）、布雷德（Brède）和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等要塞以及一些海外贸易点割让给联省共和国。西班牙借此结束荷兰一侧的军事冲突，以便集中力量对付法国。但在1648年10月24日，西班牙的传统盟友——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德国盟友，尤其是巴伐利亚公爵的施压下，与法国签署和平条约。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条款表现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失败与法国外交政策的胜利。斐迪南三世不得不接受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宗教分裂和皇权削弱的局势。《奥格斯堡和约》最终确定的条款不仅有利于路德派，也有利于加尔文派的发展。关于宗教世俗化，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民众同意恢复到1624年1月1日时的状况，这意味着天主教徒将失去因1629年敕令所获得的补偿。法国及其盟国以“德意志自由”的名义限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加强350个德意志诸侯国的主权，赋予它们彼此之间或与外国结盟的权利，但不包括可能不利于皇帝或共同和平的结盟。各诸侯国内实现高度自治，连帝国议会的权力在其境内都受到限制，某种程度上可称其为“无政府状态”。选帝侯待选人的名额配比也发生了变化，如今由3名新教选帝侯和5名天主教选帝侯组成。而勃兰登堡诸侯则获得哈尔伯施塔特和明登的世俗化主教辖区、东波美拉尼亚的大部分地区以及马格德堡大主教辖区的主权；通过这些领土变动，勃兰登堡诸侯成功控制德意志主要河流的中游地区。

在领土方面，法国获得梅斯、图尔和凡尔登等地，以及阿尔萨斯的大部分地区。由于古斯塔夫·阿道夫将军的胜利，瑞典国王赢得西波美拉尼亚和东波美拉尼亚的部分地区。在收获斯特廷和维斯马两座城市，以及不来梅和韦尔登的主教区之后，瑞典成功实现控制德国主要河流（奥得河、易北河和威悉河）入海口的梦想。瑞典帝国借此将疆域扩展到波罗的海沿岸。

瑞典和法国成为和平协议签订的保证国，这将允许它们对德意志地区进行干预。尽管如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并不意味着三十年战争的结束。例如，波罗的海的紧张局势以及法国与西班牙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仍在继续；作为战争导火线的波希米亚因为战败也受到严重的影响。天主教和新教势力都未能成功实现最初设定的目标。

尽管据称当时的描述夸大了这场战争造成的破坏程度，但是部分地区的确十分荒凉。战争、饥饿和疾病造成奥格斯堡四分之三的人口、符腾堡和图林根五分之四的人口，以及更大比例的普法尔茨人口死亡。波希米亚地区在冲突开始时共有400万居民，而签署和平条约时仅剩80万人。虽然并非所有从波希米亚和其他地区消失的人都死于战争，但是人们流离失所和四处逃亡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更详细的记载显示，战争造成的基础设施和农作物的破坏以及抢劫行径，严重影响了许多村庄和城镇的经济。人民集体的痛苦导致世界末日说甚嚣尘上，使得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信念得以广泛传播。

三十年战争是欧洲最后一场大规模的宗教战争。1648年后，各基督教教派失去对大国政治决策的决定性影响。经过30年的激烈争斗，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袭君主制国家再也无法仅凭一己之力主宰欧洲大陆的版图。在英国和联省的共和制实验将国家政治身份牢牢地置于宗教信仰之上。同样，君主和大臣在行使权力时逐渐不再受到宗教信仰的影响。与此同时，罗马教皇的战略作用逐渐消失。从此以后，欧洲的问题不再是捍卫法律或宗教原则的问题，而是武力称霸的问题。随着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试图在欧洲实行霸权，一种新的政治实践观念接踵而至，并对大部分欧洲国家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