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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之法与做人之道

原文
谕纪泽

(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字谕纪泽儿:

余此次出门,略载日记,即将日记封每次家信中。闻林文忠家书,即系如此办法。尔在省,仅至丁、左两家,余不轻出,足慰远怀。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 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至于写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迟钝,吃亏不少。尔须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书一万则几矣。至于作诸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 ;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骈体文,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弥不肯为矣。

至于做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弓问仁”一章,言敬恕最为亲切。自此以外,如立则见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正其衣冠,俨然人望而畏,斯为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孔言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尔心境明白,于恕字或易著功,敬字则宜勉强行之。此立德之基,不可不谨。

科场在即,亦宜保养身体。余在外平安,不多及。

涤生手谕(舟次樵舍,下去江西省城八十里)

再,此次日记,已封入澄侯叔函中寄至家矣。余自十二至湖口,十九夜五更开船晋江西省,二十一申刻即至章门。余不多及。又示。

译文

我这次出门,约略记了些日记,就将日记附在每次的家信中。据说林文忠公则徐的家书,就是用的这个办法。你在省城,除了到丁、左两家走动外,不轻易出门,我很欣慰。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天缺一不可。看,就像你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愈文集、《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一样。读,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白杜甫韩愈苏轼的诗、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的文章,非高声朗诵则体会不出其中雄伟的气概,不恬静地吟诵则探求不到其中深远的韵味。拿富人家积累财产来比喻,看书相当于在外做生意,能够获利三倍;读书相当于在家谨慎守护财富,不轻易花费。用兵家战争来比喻,看书相当于攻城略地,开疆拓土;读书相当于深沟坚垒,守住地盘。看书与子夏的“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至于写字,真书行书篆书隶书各种书体,你既然非常喜欢,一定一天都不要间断。既要求好,又要求快。我生平因写字太慢,吃亏不少。你要力求敏捷,每天能写楷书一万来个字就很好了。至于各类文体的写作,也应该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再想有长进就很难了。四书文、试帖诗、律赋、古今体诗、古文、骈体文,这些都要认真学习钻研,一一试着下笔写作。年轻时不要怕献丑,必须要有狂者进取的志趣,此时不试着去做,那么以后肯定更不愿意做了。

至于做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论语》“仲弓问仁”一章,讲“敬恕”最为亲切。自此以外,如“立则见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正其衣冠,俨然人望而畏,斯为威而不猛”。这些都是讲“敬”的最好下手之处。孔子说“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孟子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这些都是讲“恕”的最好下手之处。你心境明白,于“恕”字上大概容易出成绩,在“敬”字上则要继续努力。这都是立德之基,不能不谨慎对待。

马上就要参加科举考试了,你要好好保养身体。我在外平安,其他的就不多说了。

涤生手谕(此时船到樵舍,离江西省城还有八十里)

另外,此次日记,已封入澄侯叔的信中寄到家了。我自十二日到湖口,十九日夜里五更开船去江西省,二十一日申刻(十五时至十七时)就到了章门。其他就不多说了。

评点

曾氏在此信中提出读书的四字诀,即看、读、写、作。

看,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阅览。读,即高声朗诵。曾氏认为,读史书、子书,宜用“看”。因为“看”可速度快些,可做到在短时间内多接触些必须阅览的书,即所谓博览群书,泛舟书海。对于经典之作,对于诗文词赋,则宜用“读”,要高声朗诵,慢吟长叹。这样,方可在抑扬顿挫的朗读声中,领略其雄伟之气势、深远之韵味,并进而熟记于胸,随口可背。为了说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他一连打了三个比喻。一比之为赚钱:“看”如同在外做生意获大利;“读”如同在家慎守财产,不让它随便花费了。二比之为打仗:“看”好比一鼓作气,攻城略地;“读”好比守住所得的战利品。三比之为获取知识:“看”如同子夏所说的每天知晓自己所不曾知道的,因而努力求知;“读”也如同子夏所说的,每日温习功课,不将所学的忘记。一句话,“看”好比快速地大量地猎获,“读”好比谨慎地稳固地保守。

写,即写字。曾氏自认写字写得慢,不能适应某些场合,故而要求儿子能练就一手又快又好的字。曾氏有个特点,即自己有所短,若别人恰有此长的话,他便特别看重此人;不像有些人,恰恰相反,要抑人之长来显示自己所短的并不是短。

举个例子来说吧。曾氏幕府中有个名叫罗伯宜的秀才,此人没有别的长处,就是字写得又快又好,每天可誊抄一万二千个楷书,晚上还有兴致跟别人下围棋。曾氏很赏识他,也发给他三十两银子的月薪,跟那些拟书牍奏稿的幕僚一样的待遇。

相反的也有个例子。左宗棠出身举人而非进士,他后来做了总督,接见属官,先看履历,凡进士出身的一律排后,先接见举人出身的,并多次对着下属发表他的举人优于进士的高论。他的理论是:进士在未中之前一心读应试文,没有真学问;中进士后即去做官,再也没有时间去获取真学问了。举人则不然,中举后他有很宽松的环境去求取真才实学,而后来之所以能做官,也不是仗功名而是仗本事。故举人出身的官强过进士出身的官。世人都不能接受他这个“妙”论,知道他无非是借此护自己出身不过硬的短罢了。

作,即作诗文,各种类型的诗文都要练习作,不可因作不好而止步。说到这里,曾氏给儿子讲了两个极为重要的人生阅历:

一是“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一个人在少年时要有志向有抱负,志向和抱负都不妨取大取远些,甚至狂妄点都不要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之作为到底会有多大,前程到底会有多远,谁都不可能预料,它将会受到日后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此时宜做高远宏伟的设想,从而促使自己为达到此目标而付出更大的努力。古话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这就是说,制约的因素将有可能对预先的设计打折扣。那么“取法乎上上”呢,也许有可能“得其上”。苟如此,岂不甚好?所以少年时代不妨做一个狂者;有进取心的狂者,远胜无大志的规矩孩子。西方人常说“上帝原谅年轻人的过错”。就是说,年轻人缺乏经验,犯错误可以原谅。社会既然对年轻人有这种宽容,为何不充分利用这种宽容来为自我价值的实现做一番拼搏?纵然失败了,还可以再干;纵然可笑,也让别人笑去。“丑”对年轻人不可怕。“初生牛犊不怕虎”,许多有识的年轻人就是凭此种不怕丑的精神做出了超越常规的业绩,令长者感到后生可畏。社会的宽容是有限度的,人到了中年后,便会逐渐感觉到四周的苛刻,也便不想在此种氛围中再“丢人现眼”了。从另一面来看,此人也便从此锁定在这个层面上,难以有大的超越了。

二是“作诸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曾氏的意思是诗文创作须在三十岁之前奠定基础,搭好大的框架,如果这一步在三十岁之前没有走好,日后要想有超过常人的成就很难。这话很有道理。曾氏号称诗文高手,他所创立的湘乡文派,在近代文学史上自有其不可否定的地位。来到京师不久,他就以诗文引起京师文坛的注意,而他的诗文创作的业绩,也在为他结交朋友提高知名度方面帮了大忙。他曾说过:“吾作诗最短于七律,他体皆有心得,惜京都无人可与畅语者。”当时,著名学者邵蕙西劝他编明文选本。这些都说明曾氏的诗文已有了相当的地位,那时,他也不过三十出头。衡之古来诗文大家,除开一个“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更无第二人是在三十岁以后再努力而成大名的,更多的倒是少年早慧,十多岁二十来岁便文名远播,如贾谊、王勃、李贺,等等。

作诗文与做学术研究有不同。诗文尤其是诗,更多地偏向于艺术方面。作为艺术,它需要天分,需要感觉,具体地说需要语感。天分要靠早期开发,语感要靠小时培养。所有这些,都立足于一个“早”字,而且也可以在早期便出成果。

至于学术研究,积累功夫更显得重要,还要深思熟虑,探微抉隐,故而不到一定时候难以见成效。

这就是诗文方面的少年天才层出不穷,而像王弼那样的学术上的天才少年古今罕见的原因。 0dV7wm2j3eVBgORLVJJck/oqiDJKk+DloziK8GJWBnBzgYiygW6rsYZsT38y7z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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