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北京内城的城墙

纵观北京城内规模宏大的建筑，无一能比得上内城城墙那样壮观。乍看之下，它们似乎不够赏心悦目，不像隐蔽在城墙之内的宫殿、寺庙或是沿老街而建的店铺牌楼那样，有着色彩明艳、构设精巧的木结构。但当你逐渐熟悉这座大都市之后，便会越发觉得它的城墙是最为惊心动魄的历史遗迹——绵延广阔、沉稳雄劲，有睥睨四方的气势。初见者可能会感到它们极其古朴，延绵不绝的外观有些单调乏味，但细看之下，就会发现这些城墙无论在用料还是营造工艺方面都富于变化，深具历史价值。它们质朴的灰色墙面历经岁月侵蚀，有些地方被树根撑裂，有些地方被水渍一块块浸损，因此屡经修葺，但整体风格依然保持统一。城墙表面的风格变化节奏相对鲜明，每隔一定距离便有大小不一的坚固墩台；内里则因衔接处极不平整，而且树根和水渍的侵蚀使得多处凹凸不平，故而变化偏于迂缓无序。这种缓慢的变化节奏在靠近城门时突然加快，并在城门外达到高峰：但见双重城楼在延绵的城墙之上巍峨耸立，较大的那座像筑于城台上的宫殿一般，堡垒似的巨大角楼为这变奏的乐章添上壮丽的终曲——可惜这样的角楼如今只剩下两座。

当然，城墙给人的整体印象会随季节、时令、天气和观者角度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从远处看，它们绵延成一线，间中点缀着高大的城楼。和暖的时节，城头会有树丛灌木簇簇伸出，为其添上几分生机。而十月秋高气爽的早晨，景致最为迷人，尤其是向西眺望，明净的长空之下，深蓝色的西山将城墙映衬得分外美丽。明媚的阳光，清晰的景致，斑斓而和谐的色彩……如果你在北京的城墙上见过如此秋色，一定不会忘记。但是，来到城墙下面，就有些让人失望了。三面城墙的墙根下，都是煤棚和肮脏的仓库，更不消说少数不雅的简易搭建和堆积成山的垃圾了。不过也有运河横亘其间，两岸杨柳依依，或是护城河与城墙之间广植椿树和槐树这样的地段。最好是春天来，会有嫩绿的柳枝交织成透明的帷幕，在如镜的水面上摇曳；或是稍晚些时候，满满簇簇的槐花把树枝压弯了腰，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清香。如果你善于选择观赏点，会在这些古城墙周围找到极佳的写生素材。

沿着通向墙头的长坡（中文里称为“马道”，因为循此道可骑马登城）拾级而上，就能到达一处景致盎然、无与伦比的散步场所。你可以在这里徜徉数小时，尽情欣赏那目不暇给的无限风光：掩映在万绿丛中、屋顶金光闪烁的皇城和庙宇，覆盖着蓝绿两色琉璃瓦的华丽府第，带有前廊的朱红色屋宇，半隐在百年古木下的灰色矮小平房，店铺林立、横跨着明丽牌楼的热闹大街，以及一片片小童牧羊的空地——种种景致在脚下伸展开来。只有洋式或半洋式的现代建筑才敢高于城墙。它们像傲慢的不速之客，破坏了原本画面的和谐，仿佛是对城墙守护的蔑视……而这样的建筑正在迅速增加。北京城这样雄奇壮丽、优美如画的风光还能维持多少年？每年有多少金漆雕镂的牌楼被损毁？又有多少带有前廊的古老宅第连带假山嶙峋、亭阁玲珑的大花园被夷为平地，而为三四层高的砖结构现代建筑所取代？更有多少老街被拓宽，多少围绕皇城的朱红色宫墙被推倒，而给电车轨道让路？古老的北京城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破坏。昔日的皇城已面目全非，但没有任何一个官府机构去设法保护这些最值得骄傲、最弥足珍贵的古迹。早已是“民国”了，人们还有什么必要去关心昔日的辉煌？

如果可以对北京的城墙进行适当审察，并让无声的证据诉诸语言，它们必定能道出比任何文字记录更精彩、更准确的关于这个北方都城的故事。它们以土石建构出一部编年史，不断更新补充，直接和间接地反映着北京从建城以来直到清末的兴衰浮沉。发生在这座都城里的大部分变革都在城墙上留下了印记——兵戎破坏及休养生息时期，腐化无能及励精图治的官府、疏忽渎职及热情勤勉的官吏、贫困艰难及繁荣昌盛的时代。此外，以不同方式参与修筑这项惊人防御工事的个体，也留下了各自的印记。但是，如果想要阐述这14哩长的环城砖砌长卷中承载的时代变迁和人类辛劳，就必须掘开地表，并在几处不同的地方凿通城墙，而以现今北京的条件是绝对做不到的。也许有一天，连中国的古都也允许开展考古发掘了，但在那之前，我们只能满足于观察这些古迹的外表，查考记录其早期历史的文献资料。先引用几段《顺天府志》里的记录作为开端，之后再进一步描述这些城墙的现状。

《顺天府志》第一卷先有简略记录：

自明初缩城之北面，而元之规制以改。永乐中，重拓南城，又非复明初之旧矣。 （也就是说，城墙的扩建方式是在南面增筑了一段。）

该书第二卷较详细地记录了这些改造是怎样完成的：

洪武初（1368—1398年），改大都路为北平府，缩其城之北五里，废东西之北光熙、肃清二门，其九门俱仍旧。大将军徐达命指挥华云龙经理故元都，新筑城垣，南北取径直，东西长一千八百九十丈（即每边10.5里）。又令指挥张焕计度故元皇城，周围一千二百六丈（约6.5里）。又令指挥叶国珍计度南城（即金国旧都城），周围凡五千三百二十八丈（约32.4里）。南城故金时旧基也。改元都安贞门为安定门，健德门为德胜门。……创包砖甓，周围四十里（只要城市南端没有扩建，这里的计量就可能接近准确）。其东、南、西三面各高三丈有余，上阔二丈；北面高四丈有奇，阔五丈；濠池各深阔不等，深至一丈有奇，阔至十八丈有奇。城为门九：南三门：正南曰丽正，左曰文明，右曰顺承；北二门：左曰安定，右曰德胜；东二门：东南曰齐化，东北曰崇仁；西二门：西南曰平则，西北曰和义；各门仍建月城外门十座。 （因正南门——丽正门有两座外门，故共计十门，而非九门。）

十四世纪末，明洪武年间，在北平府尚未成为新王朝都城的时候，它的范围和城墙情况大概是这样的。东、西、南三面的旧土墙看似已用砖包砌，但厚度仅有现存城墙的一半，高度也比现在的略低。北面的新城墙也并不比其他几面坚固雄厚多少。我们有理由推断，北城墙后来经过改造，下面的段落里对此将有所说明。

对新王朝的皇室来说，此时北平府绝非安全、舒适的居住地：蒙古人依然雄踞北方，洪武皇帝的将士们历经苦战，才从宿敌手中夺回这座城市。洪武皇帝最初定都南京，并非出于自己的选择，而是从军事需要考虑——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盘踞在北方的蒙古势力才被彻底摧毁。关于北平府是如何逐渐变成明朝都城的，中国史书中有扼要的记载：

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礼部尚书李至刚等言：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统，其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窃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王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制曰：可。其以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

永乐四年闰七月（1406年），建北京宫殿，修城垣。十七年十一月（1419年），拓北京南城，计二千七百余丈（15里）。

最后一句似乎意指明朝时北京南面扩建的城墙有15里。如果从中减去南城墙的长度（11.64里），就仅余3.36里，再平分到东西两面墙上，每面不足1.75里，这大致与我们描述元大都位置时的计算结果是一致的。它与现存北京南城墙之间的距离估算应为1.5至1.75里。

上述北京南城扩建的时间与《顺天府志》第一卷里的记载有所不符：“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重建皇宫，十五年后拓南城，全长四十里。”

如果这段引文所记载的年份无误，那么南城的扩建不是完成于永乐年间，而是在永乐皇帝殁后八年。但这并不符合史实，多种史料记载，永乐时已在大力推动城墙修建工事。最有趣的是一位阿拉伯使节的记载，其中提到1420年一行人从沙哈鲁（Shah Rukh）来到元大都看到城门时的惊叹：“这是一座恢宏而美丽的全石建城市！但城墙仍在营建之中，上面搭盖着成千上万的棚架。”据《明史·地理志》记载，城墙修筑工程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竣工，但又补充说1437年包砌了砖石。那么这次是开先河之举，还是以前就用过砖石？我们需要更多史料以外的信息，才能确切回答这个问题，但至少可以知道一点，很可能在明正统以前，还没正式用砖石包砌过城墙。当然，永乐年间修筑城墙的时候，可能用砖石拦挡过墙内的城土、石灰和砂砾等，但用砖砌出平整墙身，则是后来的产物。需要补充的是，在现存城墙中发现的年款最早的城砖，为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所造。

关于这项包甃砖石的工程，《顺天府志》中有一段较为含糊的记载：

正统十年（1455年）元月，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青、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军夫数万人，修建京师九门城楼。四年四月，修造京师门楼、城壕、桥闸完。正阳门正楼一，月城中左右楼各一；崇文、宣武、朝阳、阜成、东直、西直、安定、德胜八门，各正楼一，月城楼一；各门外立碑楼，城四隅立角楼，又深其壕，两涯悉甃以砖石；九门旧有木桥，今悉撤之，易以石，两桥之间各有水闸，濠水自城西北隅环城而东，历九桥、九闸，从城东南隅流入大通桥而去。自正统二年（1437年）正月兴工，至是始毕。

这段记载将较晚的年份摆在前面，而较早的摆在后面，且没有具体说明，显得相当紊乱。有可能城壕、城河和城门吊桥是先整修的，而城墙、城门和角楼是后来修建，也有可能这几项工程是同时进行的。全部工程历时十二年（1437—1449年），劳役甚众，完成的规模想必也相当可观。

只有假定三十多年前修建的城墙并未妥善完工也没有用砖包砌，才能解释得通这段记载中的修缮工程。因为这期间并无战争动荡，也无自然天灾严重到可以损毁那些建于永乐年间的城墙。在正常情况下，一座城市的城墙可以屹立几个世纪，而不仅仅是留存几十年。新城墙建成之后这么快又大兴土木，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当初的修建尚未完工，或者是外层包甃没有完成；而经过再次整修之后，城墙变得更加坚固和美观。故此，在正统年间，北京的城墙首次呈现出今天所见的壮美外观。

建造城门和角楼的重要性也不亚于给城墙包砌砖面。至少有四座城门（东西各有二门）可能自元代以来就未经改变，新筑的南城墙城门也显然尚未竣工。当时各城门已经修筑有瓮城以及供弓箭手使用的箭楼和供鼓手使用的内城楼——鼓手通过擂响战鼓来鼓舞士气、帮助驱退敌兵。正南门比其他各门都大，因此筑有三座箭楼而不是一座。可惜与城门上其他设施一样，这些箭楼也经过改造。对此我们将在下一章继续进行探讨，并更为详细地描述现存的两座角楼。

除了城墙和城门，对护城河和城门桥也进行了大规模修缮。用砖包砌的新墙确实有必要配以石桥和石砌的河岸，但由于无人过问，现在这些设施整体的损毁情况比城墙其他部分更为严重。护城河的有些河段变成沟渠，还有几处成了死水塘，现在水量比以前少很多，也更不均衡。铺设铁路之后，护城河就失去了作为水道的实用价值，所以对它也缺乏妥善的管理。城墙下的多处旧水闸都成了城市的排水道，铁栅经常被杂物淤塞。只有东面水量相对充沛，在东南角还有一座前面提过的造型美观的桥梁——大通桥，券洞上方饰有雕刻的栏杆和虎头。现在这座桥仍能拦截水流，调节东面的水位。

城门整修完毕之后，有些正式更名。原来的正南门丽正门更名为正阳门，虽然它多被俗称为前门，但正阳门这个官方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南城墙的西门顺治门改称宣武门，不过旧名更常用。南城墙的东门文明门改称崇文门，这个名称也沿用至今，但它更常被称为哈德门，与西面的宣武门相呼应。东城墙的南门齐化门改称朝阳门，西城墙的南门平则门改称阜成门，情况类似，都是旧名比新名常用。另外有四门西直门、东直门、安定门和德胜门，没有重新命名，想必是认为这些名称仍然适用。

不同史料对于竣工后明城墙的长度估算不尽相同。前面所引文献里记载为40里，明朝工部的记录与之相同：“永乐中，定都北京。建筑京城，周围四十里。为九门。” 而《明史·地理志》则记为45里。

这些数字都不那么准确。明城墙的实际总周长介乎41里到42里之间，精确地说，是41.26里，合23.55公里。 城市的平面轮廓也不是一般史料所记载的规则方形。实际上城墙东西两面比南北短了一大截，而且西北有缺角。根据已刊行的现代测量结果，各面城墙长度的准确数字如下：南城墙长6690米，合11.64里；北城墙长6790米，合11.81里；东城墙长5330米，合9.27里；西城墙长4910米，合8.54里。

中国各文献里对城墙高度和宽度的记载也不一致，这并不奇怪，因为城墙各段的差异很大。《顺天府志》里是这样记载的：“下石上砖，共高三丈五尺五寸，堞高五尺八寸，址厚六丈二尺，顶阔五丈；设门九，门楼如之；角楼四，城垛一百七十二；旗炮房九所，堆拨房一百三十五所，储火药房九十六所，雉堞一万一千三十八，炮窗二千一百有八。” 而在其他文献中，城墙高度则记载为33.5尺。

如今已不可能准确指出城墙的高度，因为每隔几步高度就不同，这不仅是多次损毁、修葺的结果，也因为墙根所在的地面有高低起伏，很多地点无法确定墙基的位置和高度。测量城墙高度时，自然会选择地面变化不大或没有变化的地点，但即便如此也只能得到近似值。墙基厚度的测量也是一样，无法用测量杆探穿城墙，只能根据其表面的倾斜度（如图所示）来计算。唯一能准确测出的（误差在1至2吋之间）是城墙顶部的宽度，也就是女墙与垛口之间的距离。尽管有所保留，下面的数值仍是目前所能得出的四面城墙最准确的平均高度：

南城墙（水门以东）：内外侧高度均为10.72米，顶宽15.20米，基厚18.48米。向东接近哈德门，高度不变而顶宽略窄，为14.80米，基厚18.08米。向西接近顺治门：城墙外高11.05米，内高10.15米；顶宽14.80米，基厚18.40米。

东城墙（东直门至齐化门之间）：外高11.10米，内高10.70米；顶宽11.30米，基厚16.90米。齐化门以北处：外高11.40米，内高10.48米；顶宽12.30米，基厚18.10米。（由于水流侵蚀，附近墙顶向内塌陷，形成洞穴。）

西城墙（距平则门以南不远处）：外高10.30米，内高10.10米；顶宽11.50米，基厚14.80米。靠近平则门处：外高10.5米，内高9.40米；顶宽11.30米，基厚15.20米。平则门至西直门之间：外高10.95米，内高10.40米；顶宽14米，基厚17.40米。

北城墙（接近东北角处）：外高11.92米，内高9.20米；顶宽17.60米，基厚22.85米。安定门以东：外高11.90米，内高10.40米；顶宽17.63米，基厚21.72米。德胜门至西北角之间：外高11.60米，内高11米；顶宽19.50米，基厚24米。

南城墙平均顶宽约为15米，外侧高约10.70米，内侧略低几厘米。

东城墙平均顶宽约为12米，或者更窄一些；外侧高约11米，内侧比外侧低有半米。

西城墙平均宽度约为11.50米，外侧高为10.40米，内侧略低几厘米。

北城墙顶宽介于17.60米至19.50米之间；外高11.50—11.93米，内高9.20—11米。

由此可见，东西两城墙的高度和宽度比较接近，只是西城墙整体上更薄更矮一些。它们很有可能是在元代的防御土墙上加建而成的，不过这一推断还没有完全得到证实。

南城墙比东西两城墙厚约3米（或者更多），但高度相近。北城墙明显更厚更高，它比南城墙厚3—4米，外侧的坡度也明显大于其他各城墙。由此可见，彻底重建的城墙比在旧基上扩建的更为坚固雄厚，而且我认为城墙厚度的增加（从南城墙到北城墙）也意味着有一个连续的施工时期。东西两城墙可能是在元代土墙的基础上加高加厚而建成的；南城墙则是永乐年间从平地新筑的，但包砖是后来的事。那时的北城墙很可能仍保持着十五世纪末的原貌，也就是说，高度和厚度远不如现在所见，后来当经过扩建（很可能在十六世纪初）。这一假设从砖构部分也能得到证实。

我们还没有机会考察城墙的内部构造，但从目睹过城墙被凿穿的人们那里（例如在前门修筑侧面通道的时候），可以获得一些信息。据这些知情者称，城墙是由连续的夯土层、砂砾层和石灰层构成，中间偶尔会用一层砖来拦蓄泥土和黏土，在有些地点，大城墙中还包含有小土墙。但这些说法有多大准确度、在什么地点适用，只有凿穿城墙才能衡量确定。而这项工作只能交给将来的研究者去完成了。

前面已多次提及，城墙外面包砌了砖层，它不仅是表面单薄的一层，而是砌了好几层，在某些外层被树根撑裂或水流侵蚀的地方，有时能看到砖层达七八层之多。这么厚的砖层，内部或多或少会有些粗糙和不平整，像灰泥用得太多，砖砌得不够规整。不过外层的包砖通常做得更为细致，最常用的是一顺一丁砌合法，但也不是自始至终应用在城墙的所有部分。仔细观察会发现，城墙表面布满修补和重建的痕迹，已很难看出最初的砖结构。墙根是低矮的沙石板基座（有时是两层），下面是三合土地基，深达两米或更多。如今有些地方的墙基和地基已完全被沙土覆盖，有些地方则因受到水流冲刷墙基下陷，砖层坍塌，保存完好部分的很少。为数不多的那些保存较好的墙段，地基向外延伸出1.5米左右，从而在城墙内侧形成一条极佳的通道。

自墙基向上挺立的城面有不同的斜度，内侧通常比外侧还要陡峭一些。北城墙的斜度为3.5米与不到10米的高度之比，其他各城墙则仅为1.5米与2米之比。城砖层层堆叠，形成梯级，这在斜度最大的北城墙尤为明显：砖梯宽得可以拾级而上直登墙头。外侧的砖层则要平整很多，否则就丧失了防御功能。为加强防御，城墙外侧每隔一定距离便设有一座与墙体同等厚度如方形扶垛般的墩台。北城墙的所有墩台都是同样规制，中间间隔200多米；其他各城墙墩台间的间距则仅有80—90米，规制也不同，在普通墩台之外，还有与城墙内侧的马道相配合的更大的墩台。城墙顶部平面铺以大砖，内侧边缘筑女墙，外侧筑垛口。女墙是一道简单的砖砌护栏，厚60厘米，高80—90厘米，顶部呈圆形。外侧垛墙略厚，但高度至少是女墙的两倍。垛高有1.80米，楔隙（有时误称为“炮眼”）间距则仅为半米。在垛口和女墙下部高于墙顶处，开有方形小孔，前者或可有防御之用，后者则只是用来排水。方孔中有石制管道伸出，但长度并不足以避免让水流到城墙下部的表面。事实上，由于城墙顶部或多或少向内倾斜（如前述尺寸所示）——只有个别地方是从中间向两侧略微倾斜，水流大都是从城墙内侧排出。这种排水设计对墙体损害极大。每到雨季，水流便从顶部倾泻而下，冲刷着内侧的墙身，并大量渗入砖层，尤其是树根灌木撑破的孔洞，导致表面砖层大片疏松脱落，必须一次次进行修葺。而由于缺乏顺畅的排水系统，墙根处的积水同样威胁着城墙的保养。以前沿地基修筑的小型石砌壕沟和下水道，如今也已塌毁。有的变成深深的泥路，有的成了取代护城河的沟渠，水流都没有适当的出口。每当下大雨，水面就会漫过墙基，侵蚀墙根处的石板和砖层，一旦下层结构承受不住上层压力，后果可想而知。城墙内壁的大面积坍塌就是这样发生的。我们沿城墙内侧踏察的时候，这种坍塌和其他大大小小的倾圮随处可见。

《顺天府志》对垛口及“炮眼”（可能是雉堞或楔隙）数量的记载大致准确，在此不必悉数。我们也无法指出城墙顶部曾有多少岗楼，因为除城门和角楼处尚有残存，大多已无迹可寻。清代八旗驻守城墙，以各色旗帜为代表，如今在靠近城门的有些地方，还能看到用来固定旗杆的石板，但旗杆早已不在了。“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 也就是说，北城墙由黄色庇护，它在中国传统五行里象征土；西城墙由象征金的白色庇护；东城墙由象征火的红色庇护；南城墙则由象征水的蓝色庇护。四旗代表的土、金、火、水既是守护城市的基本元素，又能相互制衡，防止发生叛乱，让某一方控制全城。

中国人为北京城的平面布局、四个城区和各个城门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他们把都城设计为指向四个主要方位的方形，并不仅仅是从实用角度考虑，而是以天上星宿的排列为参考依据，他们认为只有合乎天道，才能建造一座真正坚固的都城。这种协调的布局和把城区划分成相等方形的设计原则，在元代已经形成（尽管未完全实施），而明代帝王还想进一步完善，把北京城建成正方形而不是长方形。不过受条件限制最终有所调整。城市和皇宫都面朝南部，面朝太阳——这意味着朝向宇宙的统治者。在最缺乏阳光的西北角，这个方形缺了一大块；与它成对角线的东南角在地势上意味着“下沉”（由于有河道分布，确实如此），但也是中国人观念里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因此古观象台和天坛都位于此。

在这里没有必要深究中国的各种象征，对于西方人而言，它们太过抽象含混。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设计任何一座建筑，无论是房屋、庙宇，还是整座城市，都不会仅仅考虑美学和实用性，而是有着更深层和重要的目的。这些目的，天子的忠实臣民们从来不会疏忽忘记，但他们也从未给予充分解释或完全领会过。 mZO9JeVTolYLVXsSavT4xyeIbR51tcrNGlfuxFV73pybKjfycW2VJDt1bgsMdV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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