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北京旧址上的早期城市

在专门研究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之前，有必要对北京行政区划上曾经存在过的小城市的遗址和范围进行简要的概述。这在中国元明时期的文献中能找到丰富的记载，其中大部分收录于《顺天府志》中。这是一部关于顺天府的地方志，首刊于明万历年间（1593年），1885年经过全面修订后再版。全书凡一百三十卷，对京城及京畿的地理、历史、古迹、文学、宗教等均有记载统计，但没有经过仔细校订和分类，不同章节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大相径庭，甚至前后矛盾，常让人困惑不已。比如，第一卷关于北京城墙的记载就与第二卷有很大出入。因此使用这些资料时须得格外谨慎，并要加以判断和说明。下面的概述，主要依据于《顺天府志》的前两卷和布莱资奈德（E. V. Bretschneider）的一本极具价值的历史研究著作（英文版于1876年在上海出版，法文版于1879年在巴黎出版）。同时，我还特别留意了散见于《日下旧闻考》（初辑于1658年，1744年增订重刊）中的一些资料。

中国历史学家提到的今北京旧址上最早的城市叫作“蓟”。它是当时冀州最重要的城镇，据说早在舜帝时期（约公元前2400年）就已存在。史书上说它“固若金汤”。公元前723年，蓟城成为燕国的都城，公元前221年毁于秦始皇的军队。蓟城位于今北京城的西北角，在西汉时期，它的地位似乎并不重要。

到了东汉，大约公元70年的时候，在蓟以南约10里，即今北京内城西南角处，又建了一座新城。新城称为“燕”，在三国时改称“幽州”，它占据了今北京外城西北部的大片区域。多年以来，除了唐朝皇帝曾派鞑靼人统帅一队重兵驻扎之外，这里几乎没发生什么重大事件，直到935年契丹入侵，占据中国北方，在此建立辽政权。因其作为都城来说规模太小，于是在幽州原址的基础上向西面和南面扩展，建成一座较大的新都城。当时辽朝在北方的辽东已设都城，新城便被称为“南京”，后又以“燕京”之名为人所熟知。

布莱资奈德通过勘察今北京内城以南2.5里和以西4里的西界城墙，确定了燕京西南角的大致范围。东边城墙在今琉璃厂（前门西南方一条书坊、古董店汇集的街道）以西不远的位置，据《顺天府志》引用《辽史·地理志》的记载，琉璃厂曾出土过一块墓碑，碑文中称这个燕京东门外的地方为“海王村”。燕京的北城墙则基本与现今北京内城的南城墙重合。

燕京城大致呈方形，方圆36里。城墙高30尺，宽15尺。建有城楼和供弓箭手射箭之用的楼橹，城开八门：东有安东门、迎春门；南有开阳门、丹凤门；西有显西门、清晋门；北有通天门、拱辰门。

辽宫位于燕京城西南部，整体呈长方形，围有两重城墙。

当辽于1125年被其属国金灭掉之后，都城再次经历重大变化。对此《顺天府志》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但由于没有厘清不同史料之间的相互抵牾，略显杂乱。不过，当中有些材料颇为有趣，值得一记：

金太祖天会三年（1125年，作者注，下同），宗望取燕山府。因辽人宫阙，于内外城筑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后各一门，楼橹墉堑，悉如边城。每城之内立仓廒甲仗库，各穿复道，与内城通。时陈王兀室及韩常笑其过计。忠献王曰：百年间当以吾言为信。

从这段文字来看，宗望（后称太宗） 可能在燕京城内或京畿修建过带有围墙的营地或兵营。直到几年之后，海陵王统治时期（1149—1160年）才大规模扩建燕京，修建了新宫殿。

及海陵立（在1135年至1149年之间，还有另外两位统治者），有志都燕，而一时上书者争言燕京形胜。梁汉臣曰：燕京自古霸国，虎视中原，为万世之基。何卜年曰：燕京地广坚，人物蕃息，乃礼义之所。天德三年，始图上燕城宫室制度。三月，命张养浩等增广燕城，城门十三：东曰施仁，曰宣曜，曰阳春；南曰景风，曰丰宜，曰端礼；西曰丽泽，曰灏华，曰彰义；北曰会城，曰通元，曰崇智，曰光泰。遂以燕为中都，府曰大兴，定京邑焉。都城之门，每一面分三门，一正两偏，其正门旁又皆设两门，正门常不开，惟车驾出入，余悉由旁两门焉。周围二十七里，楼壁高四十尺。楼计九百一十座，地堑三重。

文中所说的城围显然不适用于全城，因为仅燕京旧城就有36里，若只是指新建部分，那么究竟完全是由新城墙围合，还是三面用新城墙一面保留旧城墙，仍不明确。同一古书后面又有记载，全城周长为75里，这显然严重夸大，要么就是刊印错误。应当补充的是，明初敕令测量“南城”（即原来的金中都）时，所得周长为53,280尺（合近30里）。很可能当时旧城就有一部分不存在了。要准确推算金中都的大小几乎不太可能，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比辽都燕京要大得多，并且继续东扩。这一点在中国史书上有明确记载：“金故都当在今外城迤西，以至郊外之地。金盖因辽旧城展拓其东北隅，当与今都城西南隅相接。元王恽中堂事记云：中统元年赴开平，三月五日发燕京，宿通元北郭。” 其他资料也可以证实，金中都位于今北京城的西南部。碑文印证，白云观、天宁寺、土地庙和其他一些位于现在北京内城西部和南部的寺庙，都在金中都的范围内。由此可以断定，金中都包括了旧燕京，向外延伸至现今北京外城以西约4里处，东面则到东便门附近。南城墙可能沿用了旧燕京的南城墙（约在内城以南2.5里处），北城墙在今北京内城南城墙以北约1里处。如果这些推断正确，金中都城墙全长约为54里。

金中都的城墙只是简单的土墙，如果中国史书的记载可靠，那么筑墙用的土是从几里外靠人力运送来的：“筑城用涿州土，人置一筐，左右手排立定，自涿至燕传递，空筐出，实筐入，人止土一畚，不日成之。” （但令人不解的是，为何要从这么远的地方运土？！）

“至卫绍王时，蒙古军至，乃命京城富室迁入东子城，百官入南子城，宗室保西城，戚里保北城，各分守兵二万。大兴尹乌陵用章命京畿诸将，毁各桥梁，瓦石悉运入四城，往来以舟渡运，不及者投之于水。拆近城民屋为薪，纳之城中。蒙古兵攻城，四城兵皆迭自城上击之，蒙古兵凡比岁再攻，不能克。……” 事实上，此次（1213年）金中都能得以保全，主要是因为金国皇帝按成吉思汗提出的条件迅速签订了和约。而在失去对北方的控制之后，他把都城迁往汴梁（南京），那里曾是宋室迁都杭州之前的都城。1215年，金迁都后不久，蒙古军第三次起兵攻打中都，占城之后将皇宫付之一炬。史书记载，大火足足烧了一个月。城内官民惨遭屠戮，大片城区被毁，不过有元一代尚残存着旧时皇宫的重要遗迹。“明初，金宫遗址犹存。嘉靖筑外城（1554年）后，遗迹始渐湮灭。”1260年成为中国北方统治者的忽必烈，似曾有意复原金中都，不过这一计划不久便被另一个更为宏伟的构想取代了。据《顺天府志》记载：“世祖中统二年（1262年），修燕京旧城。至元元年（1264年），都中都。四年（1267年），始于中都之北建今城而迁都。九年（1272年），改大都。城方六十里。”

这在其他类似史料（如《元史》）里也可以得到印证。它扼要记述了北京城的起源和早期历史：大帝国的缔造者忽必烈汗意识到，位于和林（乌兰巴托西南方）的成吉思汗旧营不宜作为都城，帝国的都城应该建在中国，而非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因为那里是最发达的文明和最富饶的物产的发源地。至于中国地处蒙古帝国的东隅，倒是无关宏旨。的确，当时中国是唯一可能建为世界中心的国家。

新城建于1267年或1268年，称为“大都”或“汗八里”（意为“可汗之城”）。“时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赀高及有官者为先，仍定制以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筑室者，皆不得冒据，听他人营筑。筑城已周，乃于文明门外向东五里立苇场，收苇以蓑城，每岁收百万，以苇排编，自下砌上，恐致摧塌。” 显然，元大都的城墙是以泥土夯实于篱笆和芦苇栅之间而筑成的土墙。很可能在明代之前，修筑城墙还未用到砖。

上面的引文仅简单提及新都位于“中都之北”，《顺天府志》里还有更明确的记载：

至元四年，筑新城，城方六十里……分十一门：正南曰丽正，南之右曰顺承，南之左曰文明，北之东曰安贞，北之西曰健德，正东曰崇仁，东之右曰齐化，东之左曰光熙，正西曰和义，西之右曰肃清，西之左曰平则。……大都达今安定门、德胜门（今北城墙二门）外，其时围有城墙。

如果我们承认今北京以北约五里处的残垣为元大都城墙遗址这个事实，那么元大都北面延伸至何处的问题就圆满解决了。这段土城如今仍被俗称为“元城”，而且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解释。明代文献中的记载——元大都北城墙于1368年缩短了5里，也进一步支持了这个推测。《顺天府志》里提到：“洪武初，改大都路为北平府，缩其城之北五里，废东西之北光熙、肃清二门（即东西两城墙上北边的城门），其九门俱仍旧。” 这段文字当可理解为，新的北城墙辟有两座与旧城墙二门相对应的城门，其他七门则保留在原地。《顺天府志》援引《元史》的一段内容也确定了新北城墙的位置：“元之都城，视金之旧城拓而东北，至明初改筑，乃缩其东西迤北之半而小之。今德胜门外有故土城 ，隆然坟起，隐隐曲抱，如环不绝，传为北城遗址。” 称东西二城墙全长缩短了一半，太过夸张，应纠正为缩短了五分之二。尽管如此，这段史料仍不失其重要性，因为它最为清晰地记录了蜿蜒绵亘的土城墙和原来的两座城门。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元大都的西城墙和东城墙，与明代北京城的西城墙和东城墙位置基本一致；平则门和齐化门沿用旧名，和义门和崇仁门则分别更名为西直门和东直门。如果这些城墙的位置发生改变，一定会像城市北界一样被记录下来。不过元大都的南城墙，与完整的明代北京城（今北京内城）的南城墙并不在同一个地方，因为元大都南城墙其实是金中都北界内的一大段城墙。金中都在元代仍有遗址留存，被称为“南城”。上文提到的白云观等建筑位于金中都之内，如果金中都北城墙不在今北京内城南墙以北至少一里处，那么这种情况就不可能成立。据《日下旧闻考》引《元一统志》：兴建元大都时，曾下令于庆寿寺（今称双塔寺，寺中双塔至今仍屹立在今南城墙以北约1.5里处）以南三十步处修筑南城墙。此外，据记载，观象台原位于元大都的东南隅，而其遗址在今城东南角以北约1.5里处的东城墙上被发现。以上证据似乎都表明，元大都南城墙是沿今北京内城南城墙以北约1里到1.5里的地方修筑，而且很可能与金中都北城墙（或北城墙以北几步处）重合。直到十五世纪初的永乐时期，南城墙的位置才有所改动，而北城墙则于此前五十年即由洪武皇帝下诏改过了。从下一章引用的明代史料中能清晰了解这一过程。不过，在进入下一个时代之前，有必要再多收集些有关元大都的资料。虽然它只存在了一个世纪左右，但这期间显然经过大规模营建和修缮。《顺天府志》中有两段文字值得一记：

“二十年（1283年），修大都城。二十一年五月丙午，以侍卫亲军万人修大都城。” 都城于1292年和1322年经过连续的修葺。

“至正十九年（1359年）冬十月庚申朔，诏京师十一门皆筑瓮城，造吊桥。” 似乎直到那时，城门还没有任何永久性的防御设施。蒙古人很可能沿用了史载辽人和金人用过的楼橹，不过这时已经出现了瓮城——在城门前加筑的一道弧形城墙。北京今天带有瓮城和高城楼（马可·波罗曾特别提及），风格独特的城门建筑由此形成。不过当时护城河上的桥仍是木桥，而不是后来的石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代。

元大都的规模比现在的北京内城要大得多，不过上文所引《元史》称城墙全长60里，有些言过其实。如果我们推断的城墙位置正确的话，那么它全长应该不超过50里。中国史书的记载，不是误印就是明显夸张。这种夸张在马可·波罗的游记里体现更甚，我们能够读到这样的描述：

“此城之广袤，说如下方：周围有二十四哩，其形正方，由是每方各有六哩。” 马可·波罗故乡意大利的计量单位，1哩相当于2.77里，由此可以算出，全城长度超过66里，这明显与事实不符。此外还要提醒的是，城市的平面并非正方形，而是北部呈抹角的长方形。被元大都的雄奇壮丽折服的马可·波罗，极尽所能地描绘着他的所见所闻。他的描述总体而言有所夸大，不过也有不少珍贵之处，尤其是对元大都的街道和建筑的介绍，都是独一无二的资料。例如，他曾对城墙与城门有过这样细致的描述：

（此城）环以土墙，墙根厚十步，然愈高愈削，墙头仅厚三步，遍筑女墙，女墙色白，墙高十步。

城墙从城头到城基有明显的倾斜度。尽管城头用砖或石筑有垛口，但在城墙还没有完全用砖包砌的年代，这种坡度是很有必要的。

全城有十二门，各门之上有一大宫，颇壮丽。四面各有三门五宫，盖每角亦各有一宫，壮丽相等。宫中有殿广大，其中贮藏守城者之兵杖。

马可·波罗关于城门的记忆似乎也不准确，事实是有三面城墙各辟有三门，而第四面只有两门，总共有十一座城门。中国文献中对这一点的记载比较一致。马可·波罗称为“宫”的城楼和角楼，与现存的城楼和角楼没什么两样，都是在木架构上以砖砌造的建筑，四周有回廊，檐有三层，向外挑出。这种建筑形制，在元代仿建前代同类建筑的鼓楼上仍有保留。正是由于中国建筑的这种延续性，让我们能够通过研究后来的建筑而对那些已经不复存在的早期建筑的特征有较为清晰的了解。我们因此可以有把握地断定，元大都的城楼基本类同于明代城楼，不过元代的瓮城是否配备有独特的箭楼等问题，则尚存疑问。

马可·波罗也提供了一些关于元大都城市布局和街道的信息：

街道甚直，以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城中有壮丽宫殿，复有美丽邸舍甚多。各大街两旁，皆有种种商店屋舍。全城中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建筑房舍。每方足以建筑大屋，连同庭院园囿而有余。以方地赐各部落首领，每首领各有其赐地。方地周围皆是美丽道路，行人由斯往来。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

元大都布局规整，街道笔直向四个主要方向延伸，把城市分成一个个方形区域。中国古都或多或少都有这种特色，尤其是隋唐两代的都城长安，这种城市布局发展到近乎完善。从长安古地方志的附图来看，城市平面有如一张棋盘，由纵横交错的主干道划分成四个方块，称作“坊”，每个坊又被较窄的街道划分为四个小方块。有时，一座府第或官府就占据一整个坊，而民宅通常只占一个坊的四分之一。元大都的每一坊占地当有8亩，为一户人家所有，足以建造一座华美宅第，其中还有屋舍环绕的院落和带有围墙的花园。这种理想布局在元大都里体现到何种程度很难确定，不过具备了它的主要特点是肯定的，这在北京内城还能看出来——那里笔直纵横的干道，以及尤其是北城的许多旧住宅区，都揭示了井然有序的坊巷布局。不过，马可·波罗把城市比作规整的棋盘，也不尽然。由于受政治和地理因素影响，元大都的城市布局必定有许多不规范之处，而且由于战争、起义和各种殃及都城的灾祸，这些不规范与年俱增。而大部分改建和修缮工程都草草了事，很多小街道修得像蜿蜒小径，而不是划分街坊的笔直道路。尽管如此，城市最初布局的主要特征仍可辨认，值得投入更多的研究。应当指出的是，像长安和元大都这样的都城的平面规划，比任何一个房屋密集、街道曲窄的中世纪欧洲城市，都更接近于以宽阔道路来划分整齐区域的现代西方城市。在这些偌大的中国古城里，视野开阔，房屋低矮，树木和花园隐在院墙之后，比比皆是。

马可·波罗曾提到有“庭院园囿”的“大屋”，可惜他没有进一步描述它们。他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建筑的外观是众所周知的。当然，如果见过一两座中国大宅，也不难举一反三。它们大都差别不大，只是房屋数量和庭院进数不一，花园的精巧程度各有差别——花园是中国家庭最理想的休憩所在。

在元大都的建筑中，马可·波罗唯一予以特别关注的是钟楼。他这样写道：

城之中央有一极大宫殿，中悬大钟一口，夜间若鸣钟三下，则禁止人行。鸣钟以后，除为育儿之妇女或病人之需要外，无人敢通行道中。纵许行者，亦须携灯火而出。每城门命千人执兵把守。把守者，非有所畏也，盖因君王驻跸于此，礼应如是，且不欲盗贼损害城中一物也。

北京城内的钟楼和鼓楼至今犹存，在皇城北部不远处，矗立于东西城墙之间。它们现在的位置很难说处于中心位置，不过马可·波罗关于钟楼位置的描述也不难理解，上文曾提及，元大都向北扩展了约5里，其南城墙又建于现今南城墙以北一里之外的地方。如果考虑到城市平面的这些改动，便可发现钟鼓楼恰好位于元大都的中心，正如其他许多仍保留有钟鼓楼的中国古城一样。此外，《元一统志》及《元史·地理志》中也有记载：“至元九年（1272年），建钟鼓楼于城中。”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能看出，今天所见的钟楼和鼓楼是不同时期修建的。与巍峨壮观的鼓楼相比，钟楼更为秀雅精致。钟楼全为砖砌，辟有汉白玉券门，并有护栏和乾隆时期式样的装饰性女墙。它在1745年大火后被彻底修复。其前身建于十五世纪初的永乐年间，是取代原本位于稍偏东处的元代钟楼而建的。鼓楼比钟楼宽一倍有余，建筑风格也迥然有别：下部为宽大的土城台，以砖包甃，开有两个券洞；上部为双层重檐的高大楼阁，外面环以回廊。整座建筑属于古老传统的样式，巍峨雄伟。它很可能是元代旧建，部分经过修复和翻新。如果将鼓楼与北京其他同类建筑（如建于明代和清初的紫禁城午门）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它的细部结构（如斗拱）要简单许多，而且体量硕大，显示出早期建筑的特征。鼓楼位于通往皇宫的一条宽阔街道的尽头，地势略高，因此显得气势磅礴。它很可能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宫殿式建筑（接近于中国人所说的“台”）；除此之外，北京城内外的元代建筑就只有寺庙佛塔了。

不过，最让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Friar Odoric of Pordenone，于忽必烈去世后不久到访元大都）等欧洲人叹为观止的还是皇宫。尽管他们来自不朽建筑比比皆是的文明胜地，仍视大汗的宫殿为世界奇观：那宫殿广袤恢宏，守卫森严，宫门重重，庭院深深，台榭高耸，楼塔入云，绵延无尽的宫墙，仿佛隐藏着无数不为人知亦不可知的秘密。它的确是这个世界帝国的心脏，其威震八方，睥睨四邻，建构瑰丽，魅力摄人。我不打算在这里专门探究元代宫殿，但不妨援引马可·波罗关于其外观的一般描述，以对元大都这些最重要的建筑有所了解：

周围有一大方墙，宽广各有一哩，质言之，周围共有四哩。此墙广大，高有十步，周围白色，有女墙。此墙四角各有大宫一所，甚富丽，贮藏君主战具于其中，如弓、箙、弦、鞍、辔及一切军中所需之物是已。四角四宫之间，复各有一宫，其形相类……

此墙南面辟五门，中间一门除战时兵马甲仗由此而出外，从来不开。

以上描述所指的是皇城，元代亦称“宫城”。它的平面可能不是正方形，而是长方形，四周环以高墙，四角及各城门上建有壮丽的城楼；周长也不是意大利算法的四哩（合约11里），而是如元明史书上记载的六到七里。马可·波罗后面提及的“高墙”即外部宫墙，与现今北京“皇城”的宫墙一致。据元代文献记载，此宫墙周长为20里，而今北京皇城的周长为18里。如果进一步研究现有文献和古迹，则可以断定元代和明代的皇城范围实际是重合的。对于宫墙内的建筑，马可·波罗仅有片语略述：

此墙之内……别有一墙，其长度逾于宽度。此墙周围亦有八宫，与外墙八宫相类。其中亦贮君主战具……此二墙之中央，为君主大宫所在，其布置之法如下：

君等应知此宫之大，向所未见。……

接下来就是对宫殿内部设施的描述了，因为我们关注的只是城市的外观概况，此处不再引录。元代称此内宫为“大内”，直到现在有时还用这个名称来表示“紫禁城”。

鄂多立克进一步指出，内外宫墙大概相距半箭之地。他有一段简短的概括印证了马可·波罗的描述：“两墙之间则有着他的库藏和他所有的奴隶；同时大汗及他的家人住在内层，他们极多。”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守卫森严、壁垒高筑的军营。大汗的宫殿似乎在向世人宣示，他对四海中国的统治并不是仰仗天威，而是凭借刀剑的威力。此前的中国都城从未有过如此防守严密、围墙重重的宫殿。唐朝长安的大明宫就坐落在城市北部，平面为一个突出城墙线外的矩形，并与南面所有官府机构所在的“皇城”相接。开封的宋朝宫殿也没有像这样防御森严的军事建筑。当然，唐宋的宫殿也有角楼和坚固的城门，但如此突出军事特点，却是蒙古统治者独有的特征。

元大都的其他方面则是仿照古长安城来布局的。长安城呈方形，根据东西南北四个主方位确定坐向，分区规整，街道笔直；元大都也是如此，有几座官府建筑可能也模仿了这些特征。大汗野心勃勃地想把他的帝都建为史上最固若金汤、最精美绝伦的都城，以彰显他的巨大的财富、雄厚的军事力量和稳固的组织能力。1280年，当中国的正统王朝——南宋的顽强抵抗被彻底击败，元大都成为了囊括整个中国以及大部分西亚和东欧地区的庞大帝国的都城。忽必烈汗的统治疆域从朝鲜延伸到波兰边境，在这片广袤的陆地上，没有任何一座城能以其雄奇瑰丽与元大都相媲美。1368年，蒙古帝国灭亡，元大都亦遭破坏，不过其主要建筑随即得到修复，重建后的城墙更为坚固，防御工事也相应加强。自此之后，这座都城便以“北京”为名，成为整个中国的首都。 7K/ZkI7DuajYFTWJ6XpkbhBxYqe7sC3EpG3JPyy2jVeKy1bbSdq4QSz5Ub75IZ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