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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中，动物觅食是一种普遍现象，动物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体生存发育和繁殖后代的需要，往往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提高觅食效率，力求消耗最少的能量，花费最少的时间，获取最大的收益。
动物在觅食过程中会依照自身捕食能力和对食物的偏好，对猎物进行搜寻、追逐、捕捉、处理和摄取。自然界中聪明的动物根据长期觅食的经验，早已把猎物的搜寻时间、捕捉难度、处理时间、食物大小以及食物的能量值都做了精准的收益计算。食物的净值（可食用部分）和处理时间（从捕获猎物到吞食食物所花费的时间）之间的比值，会被它们作为衡量觅食收益最重要的一项标准。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促使每种动物都尽可能优化自己种族的觅食经济性，也只有这样，这类动物才能更加高效地捕食，从而增加其生存和繁殖的机会。
松鼠如果发现食物很大并且距离树木较近，就会把它带到树上去吃，因为体积大的食物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吃完，长时间在地面进食会增加松鼠自身的危险性。松鼠对于体积小的食物常常会就地吃掉，因为长期的经验告诉它，吃体积小的食物花费时间少，短时间在地面进食的危险性小，并且可以避免往返运送食物消耗相对较多的能量。海滨蟹以贻贝为食，选择的贻贝的大小往往就决定了海滨蟹能够获得的能量净收益的多少：贻贝太大，破壳花费时间长，单位时间能量收入会下降；贻贝太小，破壳容易但是含肉量少，经济性就差。松鼠和海滨蟹在自然界长期觅食的经验教会了它们，在觅食时如何实现经济收益最大化，动物们也是基于这样的原则做出最本能也最正确的选择的。
虽然动物在觅食过程中，通常会选择经济收益最高的食物，但当外界环境发生变化，或者因采食便利性、营养需求等需要“换口味”时，也会适当调整“菜谱”。例如，用大虫子和小虫子饲喂大山雀的实验表明：当大虫子密度增加时，大山雀有高度的选择偏向性——选择大虫子；而当把小虫子的密度增加到原来的2倍时，大山雀在采食大虫子的同时，也会采食一定量的小虫子。
通过动物在自然界中觅食的现象可以发现，在自然环境稳定不变的情况下，当动物处于饥饿状态时，单位时间内能够获取的食物量成为觅食效率的衡量标准。但是，当自然环境和需求发生变化时，动物的觅食选择就会变得复杂起来，它们除了希望获取更多的食物，也会把食物类别以及“菜谱”的丰富程度作为觅食考量的重要标准。同时，觅食时更有利的地理位置、更适合的方式（包括移动方向、移动方式和移动速度）等因素也会被综合考虑。
美国管理学教授斯蒂芬·P.罗宾斯在《管理学》一书中给出了效率的定义，即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
经济学界对效率有两种理解，即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
古希腊学者色诺芬在《经济论》中提出了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的概念雏形。
色诺芬强调实现效率管理的主要途径是井井有条，也就是对于已有的（给定的）资源进行良好管理，避免浪费，这是静态效率的概念雏形。同时，色诺芬还补充性地提出了企业家利用行动（贸易和投机）做生意以增加财产的努力，这里提到了企业家行动的价值，也就是动态效率的概念雏形。
但是由于第一、二次工业革命的巨大影响，机械物理学中强调的“浪费最少”的能量效率概念，对经济学发展也产生了影响。20世纪初，强调“避免浪费”的静态效率对于商业组织产生了巨大影响。1911年，美国管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在其所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主张所有产业应建立监督工人，以避免任何形式的浪费的部门。 [1] 同时期的很多理论也都是静态效率的延展，例如：帕累托效率和卡尔多改进等等。正如美国印第安纳州圣母院大学历史经济学教授菲利普·米洛夫斯基（Philip Mirowski）所指出的：“新古典经济学是19世纪初机械物理学的翻版，使用同样的方法，运用相同的原则：守恒以及浪费最小化。” [2] 在当时需求大于供给的工业时代，企业家的创造性和消费者的需求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如何避免浪费，如何最优配置“固定”的资源。如同处于饥饿状态的动物在环境稳定的情况下衡量觅食效率是否最优的逻辑一样，在不挑食的前提下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获取，工具运用、方法优化和种类选择都被有意识地弱化或忽视了。
时代发展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进入体验经济时代，社会经济环境和个体需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众多响应市场新需求的企业脱颖而出。这些企业不是依靠“避免浪费”而快速崛起的，而是凭借对市场潜在需求的释放和满足快速发展壮大，并产生了巨大影响力的，它们无疑是高效率的。
延续色诺芬的动态效率理论雏形，众多学者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论证。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德语版出版于1912年，英文版出版于1934年，书中将企业家作为创造性和协调性的驱动能量，认为这种能量持续不断地推动市场和文明的进步。 [3] 2008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德索托教授进一步诠释了动态效率理论，认为只关注资源最优分配的静态效率完全忽视了企业家的创造力，其效率假定的“不同人的效用能够比较”等前提根本不能成立。德索托教授说：“根据新的动态市场思想，业已确立的新古典经济理论范式的整套理论将像一沓纸牌一样崩塌。”德索托教授的动态效率概念，重点强调企业家的创造性和协调性，同时强调私有产权保护是激励和保护企业家创造性的前置要素。 [4] 1992年，纽约大学教授伊斯雷尔·柯兹纳在其出版的《市场过程的含义》一书中表明：“企业家能够警觉地发现现有市场选择协调模式中的缺陷，在发现和消除缺陷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使市场趋向于动态平衡，但无法最终达到均衡。” [5] 柯兹纳教授认同新古典经济学中市场可均衡性的观点，但不认同实际可以达到均衡，仍然坚持非均衡论，强调企业家基于对市场警觉产生的创造性和协调性，推动市场趋向于动态平衡。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众多学者对于动态效率理念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发展指引，但大多停留在理论概念层面。
学术研究和商业实践之间的专攻差异，使得其在企业如何理解市场动态平衡本质和趋势，如何持续创造和协调市场趋于均衡的实践方法论方面未能深入。本书认为企业家持续不断的创造性和协调性，一定是基于其对周期演进底层规律的深入理解，进行的完整思考和整体驾驭，而不是“灵光乍现”的产物。针对前文提到的理论在实践中的延伸，本书基于对经济周期演进规律本质的分析，提出了一套针对动态效率理念的整体实践方法论，并结合商业案例进行了阐述说明。
本书所阐释的动态效率理念中，约束条件决定了空间边界，需求层级决定了空间容量，而价值诉求则是整体空间的主轴。每个人的需求都会遵循自我一致性理论 [6] ，以自我价值诉求为核心，依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7] 逐步升级，广泛而一致的个体价值诉求构成了普遍的社会认知。在现实世界中，时间/空间、资源和协同共存组成了个人的现实世界，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人口结构、层级市场和社会认知等构成了社会层面的现实世界。用户需求作为核心被置于主要位置，企业对用户个体的需求和约束条件本质的理解，构成了有效使用资源的前提条件。（见图1-1）
图1-1 动态效率理念中现实空间概念图
如前文所述，动物在自然环境和需求发生变化后，觅食选择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群体饥饿情况下的吃饱问题，而且是需要根据自然环境条件变化，满足不同群体吃饱、吃好、吃满意的问题，动物也会根据外部物资供应量、物资种类、觅食综合成本、自身诉求等方面，做出最优的动态效率选择。
新经济时代环境里，资源供应极为丰富，如何在保障消费者个体需求被最大化满足的同时，达到企业价值创造和社会资源利用的收益最大化，兼顾企业利益（成本×效率）和消费者利益（体验）的动态效率成为新消费时代下的重要议题。
（1）企业如何将消费者利益和企业利益整合为一体，而不是像静态效率时代一样把供给方利益最大化放在第一位？
（2）企业如何形成从消费者视角出发，兼顾企业利益的思维与行为模式，而不是一味试图通过节约成本提高企业经营利润？
（3）企业如何以价值创造为出发点，生产供应满足消费者需求、解决消费者痛点并超出消费者预期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一味地通过同质化竞争获取市场份额？
（4）企业如何对内与员工同心、对外与伙伴同行，在与内外生态伙伴一起为共同目标奋斗的过程中，找到共同的价值和意义，而不是相互猜疑和博弈？
（5）企业如何通过价值创造发挥社会公民角色作用，解决社会痛点问题，发挥商业向善作用，而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取利益？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处于新经济时代的企业不得不思考和解答的核心问题，这些既是商业问题，也是社会问题。
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了国民收入的快速增加，也迎来了社会文化和人民精神世界的不断丰富，完成了从传统单一的同质文化社会向弹性多元的异质文化社会的转变。
新局面里社会资源被合理化利用，消费者的愿望和需要能够被更好地满足，企业也因为价值创造和创新而发展。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本书详细诠释了动态效率理念以及实践方法论。企业将客户（群）个性化体验需求的满足作为动态效率的核心决策要素，并依照该决策要素对企业利益（成本×效率）进行高效精准匹配。企业持续增长的核心就是最大限度地解决目标消费人群的需求与约束之间的矛盾，满足目标消费人群需求，而企业增长的空间是由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在成本、效率、体验三大维度上，针对目标人群解决痛点、满足需求的能力决定的，企业在这三个维度上的竞争力组合就是企业增长的空间。（见图1-2）
图1-2 动态效率理念中的企业增长空间示意图
消费需求理论研究表明，正常情况下，人的需求首先倾向于追求数量上的越多越好，而在数量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人们会追求多元化的“更多种类”型消费，这样会带给人更大的满足感。但是实证研究表明，人们在追求“更多种类”的多元化需求选择时，不会严格遵循等量的原则购买不同的商品，而是依照自己的偏好和需要赋予不同消费内容不同的权重，所以多元化需求的满足最终会呈现出非对称结构。
例如，五连包装的方便面销售好，不仅是因为价格优惠，还因为人们在支付能力和储存空间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对于日常消费的产品品类，总是希望拥有得越多越好，如同小朋友拥有五颗糖果的满足感总是比拥有三颗的满足感要多一些。某高端即食面品牌推出的六种口味的组合套装，受到了消费者的广泛欢迎。通过访谈发现，消费者感觉用同样的预算，一次可以拥有多种选择，会有更高的满足感和满意度。当我们去购买文具（本子、笔、直尺和橡皮等）时，通常情况下，即使预算足够，我们也不会按照文具种类平均分配预算，而是依照自己的需要和喜好进行非等比分配。
人类的需求，总是依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所描述的需求层级进行有序升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强调人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一种需求占主导地位，其他需求处于相对的从属地位。例如：一个饥肠辘辘的人，人生目标就是找到食物填饱肚子；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会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危险的，从而变得紧张焦虑、彷徨不安，他对生命的追求是安全；归属与爱需求强调与他人建立情感联系，以及隶属于某一群体并在群体中享有地位；尊重需求既包括自我概念中自我认可的成就，也包括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与尊重；自我实现需求则是指人希望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潜能，不断完善自己，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实现自己理想中的需要。
在马斯洛看来，需求是由低级向高级呈现波浪式推进发展的，在低一级需求没有被完全满足时，高一级的需求就已经产生了，而当低一级需求的高峰过去但没有完全消失时，高一级需求就会呈现逐步增强的趋势，直到占绝对优势。低层次的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以后，它的激励作用就会降低，其优势地位将不再保持下去，高层次的需求会取代它成为推动行为的主要原因。
《工人日报》的记者在2019年，曾通过调查不同年龄结构家庭的消费账本，讲述时代变迁下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变化。采访中，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的50后李健讲述：“小时候想吃肉，没有肉票是买不到的。一条肉，瘦肉省着炒菜，肥肉炼荤油，油梭子拌饭吃。最远是去北京，坐一整夜的卧铺火车，下馆子吃得最多的是面条。”2019年，李健退休4年，儿女在上海生活，夫妇两人退休工资的30%要花在餐饮和旅游上。李健每周都要开车去会员店购买进口食品：德国的香肠、厄瓜多尔的白虾、新西兰的羊排、美国的黑鳕鱼……也会去附近的超市购买每盒12只装的柴鸡蛋。过去几年里，夫妇俩去了十几个国家旅游。过往几十年里，李健家的饮食从最初省着吃、有的吃、敞开吃，到后来讲究营养搭配和绿色健康，条件不断改善，家庭支出中也会有一大部分花在旅游等高一级需求上。这些年，李健的日子越过越好，这也让他在亲朋好友聚会时感觉良好。
来自边远山区的小李，研究生毕业后，开始在一家外资公司工作。刚开始的一个月里，小李认为赚钱很重要，因为他要解决在大城市里的衣食住行问题。项目经理对大家的工作不满意时，小李总是比其他同事更为紧张，他希望顺利通过试用期，在这座城市里安定下来。下班后，小李积极参与同事们的饭局……一年多后，小李获得了同事和领导的认可。入职三年时，小李在公司发起了远程支持边远山区儿童英语教育的公益活动。工作的三年时间里，小李的需求从最初的生理需求，快速迭代升级到安全需求、归属与爱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人的意识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变化，但这种变化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影响。人的意识具有强大的独立性。人在满足需求的过程中，会与环境产生一种互动，这种互动包括经济、文化、道德等方面。互动会在主体内心留下一段印记，这段记忆、经历、情感具有长久影响。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很多人的财富得到了快速增加，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在短期内会刺激消费，但是个体基本的消费价值观并不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同步升级。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生活节俭，一日三餐基本都在公司食堂吃；除了特殊场合，他总喜欢套件夹克，脚上穿的鞋子也是有些旧的布鞋。作为成功的企业家，按照宗庆后自己的估算，他每年的消费不会超过5万元。宗庆后自己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苦惯了，我小时候都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后来做生意也吃过不少苦，钱都是自己一点一滴辛辛苦苦挣出来的，真的不太会享受。”类似宗庆后这样的企业家还不少，我们会发现很多出身普通的超级富豪，都还是会持续使用之前习惯使用的价格低廉的大众品牌，甚至终生保持着成功以前的消费习惯。
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也不少。买车时，同一收入水平的人会选择不同的品牌，有的人选择宝马，有的人选择奔驰，还有的人选择奥迪、沃尔沃。根本原因就是消费者有不同的底层价值观需求。如宝马、奔驰的消费人群就有不同的价值诉求，宝马消费者更加看重科技感、乐趣等，奔驰消费者则更加看重尊贵、豪华等，这些诉求是由人的底层价值观驱动的。
从个体而言，需求的满足不仅是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还是个体价值诉求的外在表达方式，在需求满足的过程中，完成个人价值感知的完整过程。不同的群体，由于在价值观形成时期的约束因素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价值体系。比如同样在欧洲板块的东欧和西欧，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外部环境、宗教文化、人口结构以及对于发展机遇的把握等的差异，导致了东欧和西欧有着较大社会需求差异。同样，过去40年高速的经济发展和文化融合，也使中国从传统单一的同质文化社会，转变为弹性多元的异质文化社会。例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主流价值观是“传统”“务实”“拼搏”等，随着Z世代成为主体消费人群，现代社会的价值观转变为更加丰富多元的价值观组合，大众阶层的主流价值观为“大众流行”“品质”，年轻潮流群体的主流价值观为“新超酷”“个性”，新兴精英群体的主流价值观为“优雅”“活力”，而富裕阶层的主流价值观则为“尊贵”“经典”。
在基本生存需求被满足的前提下，人们的价值诉求创造了需求需要被满足的“愿望”，同时也是推动需求实现的关键决策因素。这时候，可支配收入等其他约束因素往往只能起到“调整”或“阻止”购买的作用。根据BCG（波士顿咨询公司）与腾讯广告合作发布的《2018中国奢侈品数字消费市场洞察》，全球奢侈品销售额的1/3来自中国消费者，50%的消费者居住在中国前15大城市以外，30岁以下的奢侈品消费者贡献了42%的消费。我们不禁要想，为什么中国接近一半的奢侈品是由90后购买的？主要原因是90后生活在更加富足的年代，他们也懂得犒赏自己，通过购买奢侈品来表达自我实现、生活自由等价值诉求。
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特定需求的满足，消费者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满足动机是实现自身价值诉求，因此，这些动机可能无法被完整表达出来。有时候他们即使知道，可能也不愿意承认。人类表层的需求满足行为是复杂而多变的，相对于表层的消费行为而言，即使面对需求的迭代升级，人们内心的价值诉求也常常是牢固而稳定的，个体价值诉求创造了自我最本质且真实的需求。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一书中讲述了人一生需要背负的约束，也正是这些约束构成了人类的现实。阿德勒在书中讲道：人类面对的第一大约束是我们所居住的小小星球，地球的空间是有限的，资源也是有限的，我们需要与地球资源更好地共存，只有放长眼光并考虑可持续性，才谈得上谋求个人更好的生活与整个人类的福祉；第二大约束是单一个体绝无可能与世隔绝地达到其目标，人总是或多或少与其他人发生关联，我们个人的生活乃至人类的生命能够延续，全依赖与他人的协同共存；第三大约束是如何自我调节，理解两性的存在以及依赖两性关系解决人类繁衍问题，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只有通过繁衍才能实现生命的延续。通过对阿德勒所提出的人类三大约束的理解可知，空间、时间、资源和协同共存构成了人类从古至今所面对的现实，而人类一切的努力和进步，都是在尽可能地扩展延伸这些约束因素，从而扩大人类约束因素构成的空间。
（1）时间、空间约束：表象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对应的是时间和空间有限带来的机会有限，不愿意面对不确定性的人，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会认为把有限的空间、时间用在一件事上机会成本很高。人总是希望在当下就做出面向未来的正确选择，未来确实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如果一切真的是完全确定的，那么这种“确定”就会落入人的预期之中，并反映在回报中，这样回报便不会再有任何意外的波动。而如果将时间、空间投入不确定性高的未来，人们就会预期有更高的回报作为风险补偿，投资和储蓄的目的就是在未来获取更多的收入。对个体和组织而言，预期回报率的高低来自对未来风险和收益的权衡，如果能够做出对未来的环境和趋势的“精准”判断，就是对时间、空间约束最大的释放。
（2）资源约束：资源的相对有限对应的是人类欲望的无限，如前文所述，人总是希望越多越好，当满足了越多越好的预期之后，就会希望越多元越好，同时，依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波浪式迭代升级需求，对个体而言，寒冷时希望有衣服可以御寒保暖，有了衣服希望能够耐穿，之后对款式、品牌、联名等不断增加要求，最终也许只有全球知名设计师私人定制才能满足。从社会角度而言，有资源的约束就会存在竞争，在市场化的竞争规则中，竞争最终的结果就是谁对有限资源的应用效率最高，谁就能获得更多资源的支配权。
（3）协同共存：古话说“独木难支”，个体的能力总是有限的。人的精力和体力有限大家比较容易理解，注意力和认知也有一定的上限，实验表明，人可以一边听歌一边读书，但是无法一边唱歌一边读书，就像电脑CPU（中央处理器）一样，如果开启的任务太多，速度就会变慢甚至崩溃死机。在现实世界中，人们总是需要相互协同才能完成复杂的工作，对个体而言，协同不仅可以更有效地完成工作，还可以实现更高级的个人需求（归属和爱、被尊重等）。对社会而言，不断优化的社会协调机制，在更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的同时，也将个人行为引导向社会和谐的大方向。
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曾经讲过：“将来人类的知识将会大大增长。今天我们想不到的新发明，将来会屡屡出现。我有时候几乎后悔自己出生过早，以致不能知道将要出现的新事物。”回首人类百年历史，突飞猛进的科技发明和创新使人类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汽车的发明改变了我们的出行方式，结束了舟车劳顿数月才能到达千里之外的历史；电话的发明改变了我们的沟通方式，消减了他乡客“家书抵万金”背后的无奈；冰箱的发明改变了我们的食物储存方式……这些改变在很大程度上释放了人类原有的约束。
人类需求的升级节奏随着约束的释放而快速迭代升级，释放约束的最大能量来自时代的变迁，包括理论创新、技术突破和战争等等。我们熟悉的几次工业革命，对人类约束的释放是史无前例的，也极大地推动了人类需求的升级和满足。
很多科技创新都始于科学家基于好奇心的突破性发明，之后经过很长时间在有限范围内的应用和持续的跟随性研究，在特殊历史时期，在特定的组织以实用为目的的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欧洲发达的航海业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的发明，蒸汽机使单位时间的产出得以大幅度提升。蒸汽机最初应用最广泛的两个行业是挖矿业和纺织业，挖矿业使用蒸汽机大幅度提升了抽去矿井里的水和矿石运输的效率，纺织业则通过使用蒸汽机实现了大规模的生产。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的机械设备，基本可以理解为皮带、轴承和蒸汽机的联动装置，存在着为追求稳定性而不得已增加机械复杂连接和复杂连接对动能的消耗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存在着由于单一动能装置限制，而不得不在一个地方不断扩大工厂规模的问题。1831年法拉第发现的电磁感应定律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电动机的发明改变了所有机器都是单一动力来源的状况，起到了输送和分配能量的作用，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现了效率的提升。
在《我们如何走到今天：重塑世界的6项创新》（ How We Got to Now–Six Innovations ）一书中，作者史蒂文·约翰逊通过介绍制冷、钟表、镜片、水净化、录音和人造光这6项创新的发展历程，展示了科技进步对人类约束的释放历程。例如，玻璃最早形成于2600万年前，二氧化硅颗粒在利比亚沙漠高温炙烤下，形成了新物质——玻璃。公元1291年，玻璃开始被大规模制造。玻璃的出现带动了后来的很多新发明，包括镜片、玻璃纤维、镜子等。这些伟大发明在很大程度上释放了人类的约束：镜片推动了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发明；显微镜让人类有机会了解生命的基本结构——细胞，并基于对细胞、病毒、细菌的认识发明了疫苗和抗生素，从而有效延长了人类的寿命；望远镜将人类对宇宙的认识扩展到了地球之外。
与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通过顶部强压的方式推动，从供应端出发快速提高生产效率、节约劳动力成本不同，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革命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机器人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更多的是从底部以技术推动创新和自组织一点点发展出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产生的互联网，解决了人类信息高效传递和人与人高效连接的需求。第四次工业革命产生的人工智能和移动互联网，通过万物互联、万物智能的方式，在释放约束满足人类更高阶愿望和需求的同时，也带动了新兴产业的崛起。人类对外太空的探索和对虚拟世界的探索等，也都是通过对约束因素的突破，更大程度地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求。（见图1-3）
图1-3 工业革命对商业社会的影响
随着社会文化和科技的日新月异，约束因素所构成的空间被不断延伸，人的需求伴随着期望的变化也同步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从个体角度而言，之前所属的需求迭代升级和约束因素组成的现实世界，达到了动态平衡。而从社会整体角度而言，约束条件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史、宗教文化和自然条件等因素，社会层面的约束条件和需求关键要素是诸多个体相关要素的“加总”，社会约束包括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和社会认知两个因素，而社会需求则涉及人口结构和层级市场两个因素。
（1）人均GDP：经济学中衡量经济发展的宏观指标，由社会产品与服务的产出总额和总人口计算得出，主要用于间接衡量居民人均收入。一般来说，人均GDP越高，人均可支配收入就越高，人们在预算资源上的约束相对就越小，对社会消费而言，消费的绝对规模就越大；但由于不同收入阶层对同一需求的重要程度定义有所不同，同样的需求在不同阶层消费占比并不相同。对于收入较低的个体/家庭，必需品支出占比高，即恩格尔系数大；而恩格尔系数相对较小的个体/家庭，更多的收入用来投资和储蓄，在一定时间内他们的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下降。对后者而言，收入约束进一步释放时，储蓄的必要性下降，代表当时需求要素的消费比例再次升高，直到满足后再次收缩，周而复始，社会整体需求和人均GDP相应呈现出多级U形关系。
（2）社会认知：由社会文化和信息获取共同决定，社会文化决定了需求偏好，而信息获取决定了需求预期。回顾全球一些典型国家的社会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社会高速发展带来约束的超高速释放，这样的背景往往会伴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文化交融，消费者的价值诉求也会逐步裂变，形成新的但是稳固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直接影响了消费需求。例如处于二战后经济复苏期的日本、英国和美国，都产生了主体社会文化之外的亚文化圈层，这些圈层带来了新的需求。同样，科技进步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及时性和广泛性，这些信息的获取帮助人们有了更多的自我认知和判断，从而形成了稳固而被广泛认可的范式转移。
（3）人口结构：不同年龄个体的需求会有所不同。年龄较小时，消费需求高而且以必需品为主；到一定年龄时，大额消费增加，比如住房、汽车、教育和医疗等；年龄再增加时，储蓄增加，消费需求会在一定周期内减弱；而到老年时，多数的收入都会用于消费。当然，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需求的层次会迭代升级。这样的改变到了社会层面，就会形成该层面的需求特征，从而影响社会整体需求结构。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人口数量一直在增加，但生育率一直在放缓，同时随着物质条件和生活水平的提升，人类寿命一直在延长。人口增加、生育率和死亡率降低直接导致人类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哈佛大学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教授戴维·布鲁姆（David Bloom）在2020年发表的文章《人口2020：人口结构成为经济发展速度和进程的潜在驱动力》中，描述了人口老龄化对于未来全球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巨大挑战。老龄化社会到来，直接的表现就是人口红利时代经济特点的改变。人既是劳动者也是消费者，当劳动人口总量超过消费人口总量时，社会供给总量就超过相对需求，社会经济的特点就是储蓄率高、低通胀、低利率；而当消费人口总量超过劳动人口总量时，就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和错配并导致经济增长乏力。
（4）层级市场：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不同层级市场的消费者之间可支配收入差距大，可支配收入低的人群考虑到未来一段时间无法改变收入，以及对未来消费支出增加的预期，将会抑制消费、增加储蓄。而对于可支配收入高的人群而言，基本的需求已经得到了满足，收入的增加并不会带来消费的增加，按照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收入越高，平均消费倾向越低。从社会整体而言，各个层级市场的消费者之间的可支配收入差距大就会抑制整体消费需求。对一个国家/区域而言，通过增加人口流动、产业迁移等方法可以提升各个层级市场需求升级的速度，从而促进整体社会需求的增长。2021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共同富裕示范区正式落地浙江，除了现实意义，也可以带动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一书中写道：“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定的规律性，如果赶走耳边的杂音、拨开眼前的迷雾，事物发展的本质将无比清晰。”
取得（过）市场领先地位的企业，往往都是能够高效合理安排资源，并给用户提供独特价值的企业。但是，对企业而言，有些独特价值延续性长一些，有些独特价值延续性短一些，这一方面取决于竞争对手跟进的速度，另一方面取决于时代变迁的背景下，企业所提供的价值对动态变化的需求与约束条件的适应性。
从投资视角而言，独特价值最初往往会获得较高的预期回报率，但是当其随着企业规模扩张而被兑现后，投资者对企业曾经创造的业绩就会逐步“淡忘”，转而找寻当下具有更加“独特”价值的高增长企业。这也是一些有着高市场占有率的行业龙头企业，打败了众多竞争对手，但是股价增长却表现平平的原因之一。
企业保持持续增长的源泉，在于持续的价值创造。这份价值创造要么来自企业为用户（群）提供的独特价值，要么来自最大化满足用户基本需求的通用价值。在动态效率理念里，企业如果能够根据目标用户（群）定位，在保持用户（群）体验最佳的同时，实现企业成本和经营效率的最优化，使用户（群）需求在约束条件下得以最大化满足，就具备了持续增长的源泉。针对消费人群的动态效率平衡就是持续增长的核心。
如上文所述，在《工人日报》记者2019年的采访中，70后马彦辰讲述了自己家20年内换了三次电饭煲的故事。马彦辰说：“第一次买电饭煲是1999年，‘三角’牌，上下两层，当时市场上的产品不如今天丰富。因为经济能力有限，买来就为了早上蒸饭能快些，偶尔会煳锅，用了8年。第二次买电饭煲是2007年，当时开始考虑电饭煲的性能和品牌，买了‘松下’牌的，不仅能煮饭，还有定时、保温、煲汤等多种功能，煳锅、粘锅等状况也改善不少。今年（2019年）买电饭煲，口碑、性能、全世界的好品牌以及煮出来的饭的口感都考虑了，最后看准一款智能预约电饭煲。这款电饭煲通过电磁加热技术煮饭，微电脑感知米粒受热状态，前一晚预约定时就能煮好早饭。”1999年、2007年、2019年，马彦辰家换了三次电饭煲，这三年中国人均GDP分别是1100美元、3100美元、11000美元。
在上海工作的小蓝是泡泡玛特早期的粉丝，她购买的第一个盲盒是Molly（虚拟形象）。小蓝把这个噘着嘴、湖绿色眼睛的小女孩当女儿一样对待。小蓝说：“我一个人在这个城市工作，也需要陪伴，而且让自己开心很重要。去年，我每个月花几十元买一个盲盒，拆的时候很满足。”泡泡玛特70%的消费者是女性，其中都市白领占比最大，这些年轻都市白领需要陪伴、需要悦己，愿意为自己的爱好买单，不算昂贵的盲盒刚好满足了年轻都市白领的需求。2016年，小蓝购买第一个Molly时，上海的月平均工资是6500元。2020年，小蓝每个月买一个盲盒的这一年，上海的月平均工资是10338元。
过去20年里，“马彦辰”们的可支配收入平均增加了10倍，之前想买没钱买的约束因素减少了，消费需求自然也就逐步升级了。“小蓝”们用1%的月收入获得了“陪伴”和“悦己”的精神满足。致力于满足“物质需求”和满足“精神需求”的企业，通过对用户消费需求的把握，不断创造、优化和升级产品满足用户需求。就是在这样约束不断释放、需求不断被满足的过程中，社会进步了。进步发生在需求与约束的动态平衡之中，发生在需求和供给的迭代升级过程之中。
现在，需求变化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远远超过了增量社会时代产品主导市场的阶段。星巴克除了咖啡，还给大家提供了社交空间。但是，随后人们发现社交空间不一定要在星巴克咖啡馆，也可以自己构建，所以就有了互联网咖啡，30分钟快递送达。30分钟之内，你可以用咖啡做介质，在任何你喜欢的地方构建社交场景。之后，大家觉得这样有些时候还是不方便，参与感也不够，这时候基于冷萃技术的口味还原速溶咖啡就出现了。
从古至今，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人们的需求升级层次和价值诉求维度都是相对恒定的，个体和社会的约束因素也没有改变，唯一变化的是每个维度上的“数值”和“权重”。通过需求和约束之间的动态平衡，二者所构成的现实被逐步扩大并稳定下来，这种“扩大”推动了社会的巨大进步。
[1] Frederick W. Taylors,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 New York and London:W.W. Norton and Company,1967.
[2] Philip Mirowski, More Heat than Light: Economics as Social Physics, Physics as Nature's Economic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3] J.A.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4.
[4] Jesús Huerta de Soto, The Theory of Dynamic Efficiency ,London: Routledge,2008.
[5] Israel.M. Kirzner, The Meaning of Market Process , London: Routledge, 1992.
[6] 消费者自我一致性理论是消费者进行比较的心理过程和结果，具体指消费者对于品牌的感知和自我概念（如实际自我、理想自我、社会自我和理想社会自我）的一致性匹配关系。Islam, T.,Attiq,S., Hameed, Z., Khokhar, M., Sheikh, Z., The Impact of Self - congruity(Symbolic and Functional) on the Brand Hate: A Study Based on Self - congruity Theory ,London:British Food Journal,1966. https://doi.org/10.1108/BFJ-03-2018-0206.
[7]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结构是心理学中的激励理论，包括人类需求的五个层次，通常被描绘成金字塔内的等级。从层次结构的底部向上，需求分别为：生理（食物和衣服）、安全（工作保障）、归属与爱（友谊）、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五个层次的需求可分为不足需求和增长需求。前四个层次通常被称为不足需求（D需求），而最高层次被称为增长需求（B需求）。1943年，马斯洛指出，人们需要动力实现某些需求，有些需求优先于其他需求。Maslow, A. H.,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Washington, DC : Psychological Review,1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