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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东方国度中，人们见面表达友好通常都会问句：“你吃了吗？”吃，在中国是比天还大的一件事。不论是阳春白雪般“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的记载，还是下里巴人般“民以食为天”的白话表述，似乎都在显示着，没有哪个民族能像中国人的祖先那样，在饮食中倾注了如此多的心血。
自古以来，中国百姓的心愿都非常简单朴素。只要不是“食不果腹”，皇帝是姓“李”还是姓“刘”区别都不大。在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广袤土地上，“自给自足，知足常乐”就是最广大国民的真实心态。事实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民众在历史上经常处于“青黄不接”“朝不保夕”“捉襟见肘”的状态，文献中频繁出现的“满脸菜色”“饥肠辘辘”“吃了上顿没下顿”甚至是“断炊”“揭不开锅”这些词语，都是大众生活的真实写照。“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乡村生活，在中国历史上保持了千年之久。靠天吃饭而种的粮食，房前屋后碎地上自种的菜蔬和家养禽畜的肉蛋，就构成了历史上庶民最基本的饮食。“盐菹淡饭，糠菜半年粮”是大部分农民的基本生活状态，粗糙简陋是基本风格。似乎是这样的饮食造就了庶民坚韧和麻木相融合的性格。有限的土地，沉重的赋税，让广大农民即使风调雨顺也只能基本温饱，若是年景不好，家庭变故很容易三餐难继，若再遇上洪水旱灾，随之而来的就是饥荒瘟疫。
经济条件更好些的大多是城镇的市民、小官员和农村中的小地主，与忙于果腹的农民相比，虽然平时日子紧巴巴，但逢年过节可以改善，偶尔也可以“打打牙祭”，大多过着不上不下的普通生活。到富商和士大夫这里，饮食才真正上升到了“美食”的高度。实际上，士大夫也并不是开始就追求“美食”的，中国的士大夫一直秉承“学而优则仕”的选拔政策，大多都是学霸知识分子，更关注的是德行和抱负，这种传统大概一直持续到唐代。从宋代开始，越来越多报国无门的士人开始把目光转向生活的精致，饮食成了士大夫热衷的话题。
到了元代，士大夫对仕途的积极性进一步降低，由此而后，士大夫阶层对生活饮食美学的注重成为了多数文人的传统。士大夫对饮食从色香味形到器物摆放，再到趣味意境都讲究质感与和谐，情调和文化成了美味的底色。历史上涌现出一大批如苏轼、黄庭坚、陆游、倪瓒、高廉、陈继儒、李渔、袁枚等饮食达人，写菜谱，撰食评，将饮食之“美”都记录在案。
真正每天享用美食的多是真正的贵族，他们或是权倾朝野的权贵，或是威震一方的封疆大吏。对他们而言，天天都是过年，筵席总是相连。“钟鸣鼎食”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水平，奇珍异料是他们的追求。饮食的最高标准则在宫廷。帝王的饮食往往集合了当时技艺最好的厨师，最上乘的物料和最精美的器皿，代表的是那个时代饮食科技和审美的最高水平。
虽然中国饮食文化的绚烂大多集中在上层，但营养的根系却在于处于温饱线上最广大的民众。由广大的民众支撑起越来越往上的市民、贵族和皇族，犹如金字塔一般，但若失去了民众的基础，地基不稳，整个社会也会轰然倒下。因此千年来“民以食为天，王以民为天”就像是“鸡吃虫，虫蛀棒子，棒子打老虎，老虎吃鸡”一样形成了一个闭环。称王的人虽得天下最好的食物，但必须把民众看成天，同时，民众又把粮食看作天。《墨子》曰：
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
不管哪个朝代，让人民吃饱肚子，是治国的基础。所以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将农业放在国政的首位。从春秋的井田制到商鞅而始的开阡陌，承认私有，西晋的占田制，隋唐的均田制再到明清的屯田制，每一次土地的改革都是在想方设法扩大生产。因为只有“仓廪足而知礼仪”。在解决生存的基础上，食物才会被赋予更多超越充饥物的意义。
当然食物并不单指称之为五谷的粮食。《黄帝内经·素问》中提到：“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五谷”通常指谷物和豆类，“五果”指水果坚果，“五畜”指肉类，“五菜”指蔬菜，正是有丰富的果蔬肉菜，才给色香味形不同的菜肴提供了更多排列组合的选择。渐渐脱离了果腹之求的中国人对美味的追求成了一种生活的享受，寄托着日常美好的愿望。孟浩然《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陆游《游山西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这些诗歌中记载的尽管只是用农家自养的禽畜做成的普普通通的菜肴，但对于热爱生活的人来说，享受美食后的欢乐却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