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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这时，我国近代第一所日语专科学校“东文学社”开学，这对于此时“无所师事”的王国维来说，无疑又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东文学社是由罗振玉、蒋黼（字伯斧）等人以私资创立的，社址设在上海新马路梅福里。关于东文学社办学的缘起，据《东文学社社章》第三章《主意》说，“立此社之主意约三端”：“一、因将来中、东（即日本）交涉之事必繁，而通东文者甚少故；二、因译书译报，动须远聘故；三、因中、东人士语言不能私通，将来游历交接，种种不便故。”其《社章》一共六章，第五章《学生》列举“本社收受学生之规则”共有九款：一、学生不限年岁，大约三十以内，十五以外皆可入社学习，但必须中文精通者，方可入；二、学生入社不得中途辍学，中辍者以日之多寡惩罚金，其数别订之；三、学生每人岁出脩金二十元，按节先期交出；四、学生额数不得逾四十人，三年卒业，不三年而学成者亦为卒业；五、学生每日读东文，约定某钟点至某钟点，不得迟到，迟到者不待之；六、学生住馆不住馆，悉听之。住馆及留餐应出资若干，别订之；七、学生贫苦不能出脩金者，经保人担保，亦可来社习学，不出脩金。但将来学成，必在社翻译，以译资酬学费。其供职之年如所学之年。翻译限内容。欲他就者，向担保人加倍索偿学费；八、捐款在百元以上者，子弟来学不受束脩。捐金五十元者，束脩减半；九、学成之学生，即充分学教习及各报馆翻译，皆可由本社推荐及聘请。在第六章《办事》内，还规定：“社中学生学习至数月后，令其学习译书。所译之书，由社中印行；所得利息，永充社中公用。”
以上是关于办学缘起、入学条件及学生权利、义务。当时，发起署名者有：上虞罗振玉、山阳邱宪（即邱于蕃，一字崧生）、钱塘汪康年、溧阳狄葆贤、吴县蒋黼。
东文学社的开学时间是在1898年农历二月六日。王国维立即向《时务报》馆经理汪氏兄弟申请前往就读，并得到允许“每日学三点钟”。这对于王国维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发现，工作与学习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这时，他一面仍在《时务报》馆工作，于书记兼校对之外，还要代汪氏兄弟写信、作文、翻译，事冗薪薄，以至每天“除读东文三点钟外，几无暇晷，与学问丝毫无益，而所入不及一写字人，又奚为哉”！其“抑郁不自聊”之情，溢于言表。对于馆中增加他的工作量而又不增加收入的做法，他更是牢骚满腹。他在给许家惺的信中说：“现在弟学东文，实难间新，已成骑虎之势，馆中可谓计之得矣。”
当时在东文学社担任教职的有日人藤田丰八、冈田佐代治。为了能让王国维摆脱报馆杂务、专心读书学习，藤田曾向汪氏兄弟说情。汪氏兄弟表面上答应，而实际上，所交于王国维办理的事情，不仅有增无减，而且薪水反以学习为由而更加减少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王国维显然不可能集中精力进行学习，其学习成绩也就可想而知。他在《三十自序（一）》中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馆事颇剧，无自习之暇，故半年之进步，不如同学诸子远甚。”在期末举行的考试中，王国维竟然考试不及格。
王国维是东文学社的第一批学员，当时，学社的学员总共才有六位，与王国维一同不及格的还有沈纮和樊炳清，不及格的人数占了半数。按照《社章》的规定，考试不及格理应退学。大体就在这个时候，发生的一件事给王国维的命运带来了转机。学社主办人罗振玉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王国维在同窗的扇面上题写的一首诗：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罗振玉读后大加赞赏，认为作者抱负非凡，因此王国维等三人考试虽不及格，仍然留在学社继续学习。从此，罗振玉也就对王国维格外看重，这一件事成为两人长达三十年友谊的起点。在东文学社学习的这段时间，王国维又结识了许多同窗好友，在以后的生涯中与他关系较为密切的有沈纮、樊炳清、罗振常、罗福成和刘大绅。
沈纮，字昕伯，长于英文。肄业后尝与王国维共为罗振玉编译《农学报》《教育世界》杂志，约于1904年赴欧留学，1918年卒于巴黎。王国维对其才学甚赞赏，且相互以词为遣。
樊炳清，字少泉，一字抗父（抗甫），通英、日文。肄业后，除与王、沈译编《农学报》以外，主要是为罗振玉译辑供师范教育之用的《科学丛书》。此外，还译出了王国维所编《哲学丛书》内之《社会学》，以及《伦理学概论》（以上皆由上海《教育世界》社刊行）。辛亥革命以后，曾供职上海商务印书馆，参与《词源》历史条目编纂。主编《哲学辞典》（商务版，蔡元培序），是近代最早系统介绍西方哲学、美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的辞书之一。又充任《东方杂志》文化栏撰述（多署“抗父”），写过若干专栏文章，并曾节译过雨果的《悲惨世界》。晚年任中学教员，颇寥落。樊炳清年稍长于王国维，亦因入东文学社而与罗振玉交结，并由师友结为亲家（其子娶罗氏长子福成女）。樊、王交谊甚密，王国维《人间词》甲、乙稿序，皆托其名（“山阴樊志厚”）。王国维“自沉”后，樊尝撰《祭文》，追忆两人交往始末。不久，亦病卒（约卒于1930年），终年五十五岁。
罗振常，罗振玉之弟，字子经，一字子敬，号心井，晚号邈园。1899年春自淮安来沪，就读于东文学社，习日文。曾译述日本教育论著多种，悉刊于《教育世界》杂志。1912年春，亦东渡日本，与王氏同居于京都吉田山下之田中村。年余即返沪，开设蟫隐庐书店，搜集与刊印古籍，直至1942年去世。长于版本目录及史学，著有《善本书目所见录》《史可法集》《洹洛访古游记》等。又手批《邵亭知见书目》，尚待整理。生前与沈曾植、缪荃孙、朱祖谋（彊村）、况周颐（惠风）等清末著名学者、文人，均有交往，而以王氏最密。王国维去世以后，尝刊印《观堂诗词汇编》，除为观堂诗词补作识跋以外，并命其长女罗庄整理《人间校词札记十三种》。
罗福成（1884—1960），罗振玉长子，自谓“与观堂共读于东文学社”（罗刊《观堂外集编校记》）。王国维去世以后，秉承父命，协同赵万里等编校刊印王国维《遗书》。
刘大绅（1887—1952），字季缨，一作季英，刘鹗第三子，罗振玉长婿，通英、日文。据刘蕙孙追述：“罗去上海、苏州……均随去读东文班。”则亦尝与王国维同学于东文学社。后赴日留学，归任商务印书馆农商科编辑（《铁云先生年谱长编》）。王国维随罗振玉在上海、苏州、京都，刘大绅亦皆偕同，彼此以诗词为遣，惟所作迄无刊行者。辑《儒宗心法》，著《学易私说》，皆自刊本，以发挥“太谷学派”之说为主旨。
1898年农历五月底，王国维因“脚气病”发作，离开了仅生活了半年的上海，回海宁家中度假养病，一直到本年的九月才又回到上海。
就在王国维在家养病的这短短的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国政坛上又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故。八月五日（公历9月20日），西太后那拉氏囚禁了光绪皇帝，六日晨起，重新垂帘听政，“在便殿办事”，并下令查会馆，封报社，缉捕维新党人，此即所谓的“八月政变”（或称“戊戌政变”）。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海外。在被查的报纸中，以宣传维新思想著称于世的《时务报》当然不能幸免。当王国维重新来到上海的时候，这家报馆已人走室空，馆门禁闭，他也就面临着失业的威胁。幸而罗振玉创设的东文学社及《农学报》，因未参加政治而未被查封，而且两江总督刘坤一还特地命上海道拨款两千元助其续办。罗振玉体念王国维失业后无收入，就请他兼管学社庶务，照旧半工半读。同时，东文学社重新开学之后，学生人数也增加了不少，日本籍教习也随之增多，除藤田、田冈之外，又有上海日本副领事诸井六郎及书记船井辰一郎兼任教习。为了避免与革命党人的牵连，也是因为原社址梅福里地方太小，不能容纳新增加的这么多人，所以学社便迁至制造局前桂墅里。
东文学社的成立，原本是为了从日本大量翻译农业书籍，以日文为主要课程。后来觉得物理、化学都与农业有关，所以学社在第二学年又增加了数、理、化几门课程，还兼授英文。王国维在《三十自序（一）》中回忆说：“次年，社中兼授数学、物理、化学、英文等。其时担任数学者，即藤田君。君以文学者而授数学，亦未尝不自笑也。顾君勤于教授，其时所用藤田博士之算术、代数两教科书，问题殆以万计，同学三四人者，无一问题不解，君亦无一不校阅也。”藤田、田冈二人都是“日本文学博士”，还兼治哲学，让他们教授数理化，的确是勉为其难。不过他们教得还是非常认真的。王国维与他们相处得也非常融洽。不仅如此，他们还是王国维从事哲学事业的领路人呢。王国维自述说：“余一日见田冈之文集中有引汗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顾文字暌隔，自以为终身无读二氏之书之日矣。”这可以说是他接触康德、叔本华哲学的开始。不过，这时由于“文字暌隔”，他还无法真正了解康德与叔本华。因此问题的关键还是学好外语。
除了在东文学社学习日语之外，他还学习了英语。关于王国维在东文学社的学习情况，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回忆说：“我初闻王君之名，时间甚早，大概是明治三十四年左右，我在中国上海留学的时候。当时我的友人之一藤田丰八博士，正在罗叔言君所主办的东文学社教授日文，博士告诉我，他所教的学生某君头脑极明晰，善读日文，英文亦巧，且对西洋哲学研究深感兴趣，其前途大可属望。当时中国青年有志于新学的，大都对政治学经济学有兴趣，而想尝试研究西洋哲学者却极罕见。藤田博士极赏识该生，说了许多夸奖他的话，但是我始终没有与之见面，此某君即后来鼎鼎大名的王静安先生。”为了能够直接阅读康德、叔本华的著作，王国维还学习了德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