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谋生，倾心新学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这场战争以清军败北而告终，这件事给广大爱国热血之士带来极大的震动。王国维也深受感染。本来，父亲王乃誉早就具有“新政”思想，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四个月，父亲还曾手录上海《申报》所载的京师同文馆课程及《翻译书目》给王国维看，认为此“实今时务之急也”，这给王国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王国维向往“新学”之念，更加迫切。他在《三十自序（一）》中说：“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家贫不能以资游学，居恒怏怏。”1895年，康有为联络各省赴京会试举人一千三百余人，进呈《上清帝第二书》，此即著名的“公车上书”。此次上书，朝野上下，莫不震惊。王氏父子，亦颇关注时局，期望“去旧维新”。王国华追述：“中日之战，变政议起，先君子以康梁疏论示先兄。先兄于是弃帖括之学而不为。”然而，王国维以“家贫”不得“游学”，又为减轻“一家十口”的经济负担，不得不于“公车上书”的第二年，在城内沈氏家就任塾师。也就在这一年的十月二十四日（公历11月28日），王国维在家成婚。夫人莫氏，出身商人家庭，系同邑春富庵镇莫寅生之孙女。在这段时期，王国维为谋生计，先后在几家人家任塾师。

1898年初，王国维告别了新婚的妻子，在父亲王乃誉的陪同下一起乘轮船赴上海。可以说，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他此行的目的是到《时务报》谋职。在此之前，他的同窗好友——在《时务报》担任书记的许家惺，因事返乡，所以就请王国维代理其职。

《时务报》创刊于1896年8月9日，是我国近代最著名的报刊，对当时的维新运动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说起《时务报》，自然要追溯到强学会。1895年5月，“公车上书”事件后，康有为又连续上书，并奔走联络，于8月间在北京成立强学会，还编印了《中外纪闻》。强学会是由翰林院侍读学士、充当光绪皇帝珍妃的老师、萍乡人文廷式出面组成。由写过《庸言》一书、最早提出维新变法的户部主事陈炽出任提调（会长）。《中外纪闻》则由康有为的入室弟子梁启超、麦孟华担任编撰。一时政府大臣如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都列名入会。张之洞还捐了一笔活动经费。不久，康有为又在上海活动，成立强学分会，并刊印了《强学报》。强学会以讲求中国的自强为号召。后来李鸿章由于没有达到入会的目的，指使他的亲家杨崇伊以御史身份，上本弹劾强学会结党营私。强学会因此而解散，《中外纪闻》也被查禁。成立不到两个月的上海强学会及《强学报》，也一并遭到查禁。

当时加入强学会的还有两个人：一是当过多年外交官的嘉应州人黄遵宪；一是进士出身、曾当过张之洞幕僚的杭州人汪康年。这两人共同商量用强学会的余款筹办一家报社——《时务报》。黄遵宪还拿出一千元作开办费，同时邀梁启超来上海担任主笔，汪康年自任经理。报馆设在上海四马路右路，驻馆的办事人员大都由汪康年物色，许家惺当时即在被邀之列。以后又陆续邀请了章太炎、麦孟华、徐勤、欧云樵等名人为撰述。

许家惺，字警叔，号默斋，别号东雷，原籍浙江上虞，长王国维四岁，于光绪庚辛年间“恩正并科举人”。汪康年创《时务报》的时候，邀请他充任书记。这是一份职低薪微的工作，工作性质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秘书。不过，对于王国维来说，这样一份工作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一方面，自从王乃誉辞去溧阳县幕一职以后，家庭断绝了固定的经济来源，已经娶妻成家的王国维理应承担起这个任务；另一方面，他也非常向往外面的世界，尤其是像《时务报》这样一份在当时说来是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报纸，更是他所向往的。

王国维到达上海的当天，就在父亲的陪同下拜访了馆主汪康年及他的弟弟汪诒年。父亲早年曾在上海做过买卖，轻车熟路。

在刚到报馆的那段时间，王国维对工作尽心尽力，一丝不苟。对于引荐他、为他提供了这份差事的许家惺，也是充满了感激之情。他在给许家惺的信中说：“足下为我导夫先路，感何可言。” 当时，虽说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已辞去报馆的工作，但康门弟子欧云樵还在《时务报》，这对于王国维来说，的确是难得的学习新学的机会。有一段时间，王国维就拜他为师，在工作之余，只要有机会就向他请教。虽然欧云樵操着满口的广东话，王国维听起来有些吃力，但他的学习还是蛮认真的，老师的态度也是极平和的。据其父王乃誉戊戌（1898年）3月1日日记：

静师欧公，示以传孔教、重民权、改制度。其所行则曰“仁”、曰“诚”。其书重《六经》“公羊”，董子《春秋繁露》《宋元学案》。

所谓“传孔教”，大概是指康有为的《孔子改经考》，而“公羊”、《宋元学案》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授梁启超、陈千秋、欧云樵等人的“草堂常课”。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王国维对于当时改良派的学术思想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只可惜，欧云樵很快也辞去了报馆的工作，赴湖南任“时务学堂”教习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