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不古不今之学

陈寅恪是当代中国了解外语最多的一位学者，这是没有争议的。但陈寅恪究竟学习了多少门外语，最精通的是哪几种，有什么绝活，人们大多不太清楚。据季羡林的文章《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我们可以大致了解。

陈寅恪先生的家属和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师在清理陈寅恪的遗物时，发现他一直保存着在德国留学期间的一些笔记本。这些笔记本在半个多世纪里，辗转大洲与大洋，历经战乱和浩劫，竟然得以保存，本身就已是奇迹，而后世人们从中更可了解到一位奇人的语言学习过程。

经人们整理，涉及各类语言的笔记本有这样一些：

藏文十三本

蒙古文六本

突厥回鹘文十四本

吐货罗文（吐火罗文）一本

西夏文二本

满文一本

朝鲜文一本

新疆、中亚文二本

佉卢文二本

梵文、巴利文、耆那教十本

印地文二本

俄文一本

希伯来文一本

东土耳其文一本

这是他在德国时的学习笔记。而德语、英语、法语等几种主要语种还未在笔记中。笔记本中的语言，只是陈寅恪所学习语言的部分，且大多是较生僻的语种。加上他掌握的几种重要语言，他认真学习过的语言近二十种。

具体而言，陈寅恪所学语言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是工具语言。梵文、巴利文、印度古代俗语、藏文、蒙古文、西夏文、满文、新疆现代及古代语言、伊朗古代语言、古希伯来语等，是研究对象语言。他还注意过印地语、尼泊尔语等。在研究的语言中，他致力最勤的是中亚、新疆一带的语言（包括相关的历史文化研究），其次是对藏文和蒙古文的研究。

他对研究对象的语言的关注，体现的是一种求实的精神。即他要研究某一时期或某一民族的文化、历史或文学，就要尽可能掌握或熟悉相关的语言，以求真义，而不是借助别人的眼光或说法来进行解说。后者可能与事实会产生一定的距离。一个有志于言必己出的学者，就只好采取这种面向对象直接体会的方法。陈寅恪对学习梵文（也包括学习外语）与研究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他在读《高僧传》笔记中有一议论：

……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发挥其特性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是辗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不能直接其文化本源。研究本源首要通达其言语，中亚语言与天竺语言同源，虽方言小异而大致可解，如近世意语之于拉丁。按《出三藏记集》卷八僧叡大品经序谓：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可知中亚人能直接通习梵文，故能直接研究天竺之学术本源……

研究某种文化首先掌握与之相关的语言——这是陈寅恪学习掌握外语的唯一目的。仅此一端，就可以想见他要付出比一般研究者多得多的精力。也正因为如此，陈寅恪在一些领域的成就令后人无法企及。

陈寅恪的一些研究成果，就直接得益于他对该研究对象的语言的掌握。独得之秘，源于独特的工作方式和超出他人的辛苦。

陈寅恪对梵文的学习值得一提。他在美国哈佛大学时，随Lanman学习梵文和巴利文两年，在德国柏林大学随Luders又学了近五年。回国后，在北平，又与在北大做教授的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研究梵文四五年。他在梵文方面所下功力之深，在全国学人中，无人可及。不过，后来他放弃了这方面的优势，而是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南北朝和唐代的历史方面。但他运用梵文的知识，还是解决了一些重要问题。如他在语言学方面曾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四声三问》。文中论到，中国语言本身是存在四声的，但四声的分辨却一直不易。最后发现四声这一现象，就是靠梵文的启示。吴宓在《空轩诗话》中对陈寅恪的这一研究成果给予极高评价，认为此文和《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是“治中国文学者所不可不读者也”。

许世瑛在《敬悼陈寅恪老师》一文中说：“寅恪师并非是一位语言学专家，但是他写的《四声三问》一篇论文，确是一篇千古不朽的论作，我每次讲‘四声’的时候，一定向同学们介绍寅恪师这篇大著。”

他学习梵文的目的并不是要当外语教师，而是为了自己的研究。在佛教典籍方面，他的语言学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他能运用梵文、巴利文、藏文、满文、蒙古文等多种文字对佛经进行校勘，并有所发现。对于唐代诗人王维，人们都知道，他字摩诘，名和字来源于《维摩诘经》，但对“维摩诘”本身的意义则不甚明了。陈寅恪根据梵文本义指出，维是“降伏”之意，摩诘是“恶魔”。因此，王维的名和字之间有着联系，即“降伏恶魔”。而分开看的话，则成了名为“王降伏”，字为“王恶魔”。

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除了讲课，还负责若干指导学科，这些科目与他所研习的语言都有一定关系。如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摩尼教经典与回鹘本译本之研究，佛教经典与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者之研究，等等。

陈寅恪学习满文为的是研究清史，这从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转记兰孟博的所言可知：

在清华时，不论天气多冷多热，他常乘车到大高殿军机处看档案。清时机密都以满文书写，先生一本一本看，那是最原始的史料，重要的就随手翻译。暑假我要回家，他交给我一张单子，上头全是满文。他说：“这些字，字典查不到，而且都是关键字，若不能译，译出来的也都无用了。你回吉林，遇到懂满文的满人，向他请教。”我回来时替他解答了八九十个字，他如获至宝，说帮助很大。他若不失明，大高殿的满文全译出来，对清代史之研究，将有很大的贡献啊！失明后只能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点点东西，实只是先生学问中的九牛之一毫。

对蒙古源流的研究也靠的是他对蒙古语的掌握。

陈寅恪对语言的学习，还源于他的一种独特的见解，即“读书须先识字”。这本是他对国学的态度。读中国书，当然要先认汉字。受家学的影响，他从小就对说文、对训诂学用过苦功。同样的道理，读外国书，最好也要识“外国字”。陈寅恪精通多门外语，恐怕这是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