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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国学大师，他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这是一个让人感兴趣的话题。
陈寅恪在学术上取得的杰出成就，肯定与他的知识结构有直接的关系。
陈寅恪的国学基础从小时奠定。在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的引导下，陈寅恪和兄弟们很小就开始接触国学。而老一辈在教导他们读书时，是从做人开始的。陈宝箴曾以书扇训示陈寅恪的哥哥陈隆恪，表达了他对晚辈读书做人的希望：
读书当先正志；志在学为圣贤，则凡所读之书，圣贤言语便当奉为师法，立心行事具要依他做法，务求言行无愧为圣贤之徒。经史中所载古人事迹，善者可以为法，恶者可以为戒，勿徒口头读过。如此立志，久暂不移，胸中便有一定趋向，如行路者之有指南针，不致误入旁径，虽未遽是圣贤，亦不失为坦荡之君子矣。君子之心公，由亲亲而仁民，而爱物，皆吾学中应有之事。故隐居求志则积德累行，行义达道则致君泽民，志定则然也。小人之心私，自私自利，虽父母兄弟有不顾，况民、物乎？此则宜痛戒也。
——四觉老人书示隆恪
这一则训示，可以看作陈家长辈对后辈的家训。其真髓融会了《中庸》提倡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和《大学》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等自我道德修养的内容，以立志为读书的关键，以做圣贤之徒为读书做人的最终目标。
在具体的学习方法上，陈寅恪的读书是从最基本的读物入门，从最基本的功夫学起。俞大维在评论陈寅恪的读书功底时说：“我们这一代的普通念书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陈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之书。”陈寅恪在留学期间，也带着石印小字本的《皇清经解》和《续皇清经解》，随时诵读。据说，陈寅恪的眼疾与此亦有关系，此二书字很小，这是他的视力下降的直接原因。
陈寅恪在岭南大学时，师生中流传一个说法，要做陈寅恪的学生必须对全唐诗和全唐文了然于心，因为陈寅恪在征引唐代的诗文时，一般不会指明出处。你不熟悉这方面的材料，就无法参加他的课堂讨论，无法与他对话，更不可能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当他的学生——只要他认可收你做他的学生，意味着他对你的知识结构已经认可。当他的学生实在不易！他的学生之一金应熙，在回答别人提出的能懂多少首唐诗时，回答说“两万首”。名师高徒，这是一个例子。
陈寅恪的国学基础，与其家学是分不开的。
一个学者是否一定需要家学为背景，回答显然是不一定。因为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出身于贫寒家庭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在学术上成就一番事业。当然，也有很多学者之所以成为学者，是因为他们出生在一个有着读书传统和对知识学问看重的家庭里，他们对职业的选择和对知识、学问的态度，与家庭的影响有明显的关系。陈寅恪就属于后一种情况。
1890年，陈寅恪出生在一个典型的书香世家。
他的祖上是客家人，原居福建上杭。陈寅恪的六世祖陈腾远从福建迁往江西义宁州（今修水县）。曾祖父陈伟琳是国子监生。陈寅恪的高祖母体弱多病，陈伟琳以一片孝心，钻研医术，后来成为当地名医。郭嵩焘在《陈府君墓碑铭》对陈伟琳的行迹有这样的描述：“六七岁授章句，已能通晓圣贤大旨”，“及长得阳明王氏书读之，并发警敏，穷探默证。”他还行万里路，“所至考揽山川，校其户口、阨寒险易，以推知古今因革之宜，与其战守得失之数”。陈伟琳创办义宁书院，传播知识、探讨学问、培养人才，是他人生中的得意之笔。陈寅恪的家学渊源，应该从这时为开端。
陈伟琳不仅重文化，还有振臂一呼的能力。其子陈宝箴撰有《记义宁州牧叶公济英御城死难事》《义宁同仇录序》，详记其事。陈伟琳亦文亦武，对陈寅恪的人生道路的选择和鲜明的个性的形成，影响不可谓不大。
对陈寅恪影响最大的亲人，当数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
陈宝箴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辛卯正月十八日，排行老三。陈宝箴堪称“经世致用”之材，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可惜却时运不济，一生颇为坎坷。
他在21岁时就成为举人，后从父办团练。父亲去世后，他曾入京参加庚申年会试，不第，在京城宦游三年。宝箴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留京时正遇英法联军攻陷都城，火烧圆明园。他在酒肆遥望冲天大火，悲愤不已，捶案痛哭，旁坐者无不为之震撼。
第二年宝箴回湖南省亲，其间协调过两江总督曾国藩与江西巡抚沈葆桢之间的矛盾，其才干为曾国藩所赏识，曾称他为“海内奇士”，引为座上宾。但宝箴并未留在曾国藩幕府，而是到江西席宝田大营参与军事，屡献奇计。宝箴愿意为人献计献策，却不愿接受官职，席宝田曾保举他为知府，他不就任。到后来，才“因家贫养亲，不得已就末职”，历官署理湘西辰、永、沅、靖道事，河北道，浙江按察使，湖北按察使、布政使，直隶布政使，湖南巡抚等职。湖南巡抚三年，是他大展鸿图之时。他积极推行新政，锐意改革，一时声名大著。湖南局面日新，被认为是“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
宝箴在仕途中，颇有政声。而他和一般官僚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他所交往且关系密切的人多是一些新派人物，如李鸿藻、翁同龢、陈宝琛、张之洞、谭继洵、郭嵩焘、黄遵宪等。也正因为他积极支持光绪皇帝维新变法，当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先是被慈禧太后革职，后在两年后被慈禧密诏赐死。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在文学和政治思想上对陈寅恪的影响最大。他是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授吏部主事。他深感吏治腐败，壮志难酬，又不愿同流合污，尸位素餐，便以侍父为由辞职，回到父亲衙门协理公务。陈三立对时局的评论是尖锐的：
举五千年之帝统，三百年之本朝，四万万人之性命，而送于三数昏佞大臣之手。
——文廷式《闻尘偶记》
陈三立和父亲一样是革新派人物，他与黄遵宪、郭嵩焘、罗正钧、梁启超、严复等思想开明的官员及士人过从甚密。陈三立敢作敢为，甲午战争失败后，他致电张之洞，要求严惩李鸿章：
读铣电愈出愈奇，国无可为矣。犹欲明公联合各督抚数人，力请先诛合肥，再图补救，以伸中国之愤，以尽一日之心。局外哀鸣，伏维赐察。
陈三立有思想，有胆识，有才华，人们把他和谭嗣同、丁惠康和吴保初誉为“晚清四公子”。陈宝箴在湖南的政绩，也有陈三立的功劳。
陈三立辅佐父亲理政，为的是锻炼自己的才干，积累从政经验，为日后大显身手做准备，而不是只满足于做父亲的“助理”。陈宝箴被革职后，三立亦不能幸免。父子二人在南昌赋闲时，深夜孤灯夜话，论及国事天下事，常常相对唏嘘，不能自已。当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和光绪帝逃奔西安时，陈三立还参加勤王运动，企图恢复光绪帝位，重新推行新政。陈三立对政治的关心，于此可见。而当父亲被赐死，他才真正体会到官场之黑暗、政治之无序。对政治的绝望，使他下定决心从此远离政治，在家读书、写作，过一种隐士和文士的生活。他在《赠梁启超》诗中表明了这种意愿：
凭栏一片风云气，
来作神州袖手人。
从此他把主要精力放在诗歌创作和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上。日后虽多次有复出的机会，均婉拒。他在家办新式学堂，开设了数学、英语、音乐、绘画等课程，并送孩子们出国学习。陈寅恪的家庭对他成长的作用，于此可见。
陈三立的诗师法黄庭坚，创作成就斐然，代表着同光体诗的最高成就。作为公认的清末民初诗坛泰斗，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称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醇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伦比”。他的散文，在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的基础上，行文雅洁，绵密精练，自成一家。陈三立在文学上的造诣，对陈寅恪的读书生活的影响是最直接的。
值得一提的是，有过远大抱负并在政治上有过一番作为的陈三立，在内心深处是很难做“神州袖手人”的。宋末元初的方回在《瀛奎律髓》中说过一句话：“有仁心者，必为世道计，故不能自默于斯焉。”一个仁者，实在是无法忘却世事，无论他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进亦忧，退亦忧，才是他们的本性。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陈三立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忧愤不已，一病不起；8月8日，日军进入北平，陈三立不再服药，并拒绝进食，两日后逝世。陈三立这种刚毅的品格和悲壮的行为，对陈寅恪的人格影响是巨大的。
陈寅恪的长兄陈衡恪，长陈寅恪14岁，多才多艺，曾带陈寅恪留学日本，他精于诗、画和金石篆刻，齐白石得到他的指点后，技艺大进。二人的交往是美术界的佳话。可惜天不假年，陈衡恪48岁逝世。这位兄长对陈寅恪的影响也很大。
陈寅恪的祖辈和父辈对他的影响是直接的。一是对他走上治学道路，成为一位文史研究的学者有决定性的作用；二是对他的性格的影响，陈寅恪的特立独行，内心深处对政治的关心和行为上不直接介入政治，与祖辈和父辈的经历有明显的关系。
陈寅恪的西学素养，则是在漫长的十余年留学生活中形成的。不光是陈寅恪，任何一个想真正做到学贯中西的人，其西学部分，都只能通过留学来完成。因为在西方生活和学习之后，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显然要比只从书本得来的印象要丰富和感性得多。陈寅恪在留学的过程中，不仅精通了多门语言，掌握了某些领域的研究中最必要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他学到了在中国的课堂和书本中学不到的研究方法和科学精神。这是他能在后来的研究中保持高水准的一个关键所在。陈寅恪的留学经历，本书的有关章节可参看。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为做大学问而留学读书的经历，陈寅恪的学问就不会达到应有的高度。
把陈寅恪的知识结构作一整理，便一目了然：
语言方面——多种外语和数种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掌握
历史知识——对史料的烂熟于心
哲学知识——古典哲学的深厚修养和对现代外国哲学的接受
文学知识——博闻强记，能用古典诗歌自由地表达思想感情
记忆能力——过目不忘
思维——富有怀疑精神，富有创造精神
治学态度——勤奋刻苦，以文化托命
……
从治学的角度看，一个学者所应该具备的素养，一个国学研究者所应该具有的禀赋，陈寅恪都拥有，而且是第一流的。这就是他能成为大师的主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