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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 王琴 性别：女 年龄：48岁
职务：宁夏女子监狱一监区监狱长
我父亲就是一名狱警，因而我从小对监狱、罪犯并不陌生。因为了解狱警的辛苦，所以我的理想很明确，不做狱警，而是做个医生，我认为这和父亲的职业差不多崇高，同样挽救人，父亲做的是救人于迷途，而医生是救人于伤病。
但我后来还是继承父业，成了监狱老弱病残监区的一名狱警。有的时候，我会自嘲，感觉命运还是多少垂青了我，让我实现了部分理想，不过救治的人群有点特殊，是群伤残服刑人员。
我是从1997年真正开始和罪犯打交道的。说心里话，那时人也年轻，一想到天天面对的是群罪犯，多少会心生茫然。2005年，银川青少年犯管教所跟女子监狱合并为宁夏女子监狱，我被分到一监区。一监区押犯的人员结构相当复杂，基本是老、弱、病、残及新入监的服刑人员，这个监区的犯人多半焦躁不安，不服管教。不仅如此，在这个监区里，那些半身不遂、截肢后入狱、生活不能自理的犯人也比比皆是，而我要做的工作就是，保障这个监区所有服刑人员的安全和生活起居以及对新入监服刑人员的入监教育。一监区的犯人走了老的，进来新的，而我的工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8年从未改变。
都说8年抗战都能胜利，但在监狱里，有时改造一个犯人所付出的辛劳和时间远不止8年。
2005年，我刚到一监区时，从二监区转过来一位很难管教的杨姓（以下简称“杨某某”）女服刑人员，我也听说过她的一些情况，杨某某因故意伤害致死罪被判无期徒刑，但她自认为自己无辜委屈，不服法也不服改造，态度顽固，她转过女子监狱的所有监区，但照样让所有狱警无计可施。
记得在一次服刑人员学习中，杨某某说要上厕所，我让她稍微等会儿，她就把尿尿在裤子上，让她去尿她又尿不出来，平常就更是状况连连，不是肚子痛、肚子胀，就是头疼，反正毛病很多。平日里，她也一副我行我素的样子，从不服从管教，看着谁不顺眼就骂谁，说的脏话难以入耳。从我来一监区到现在对她改造已经有8个年头了，但效果都不明显。
她有病了不吃药，没病了装病，管严了抵抗，管松了又无事生非，我就这样观察了杨某某8年，到今天我都不能确定杨某某是否真的情绪稳定，是否从心底里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真的，有时只要想起杨某某，我甚至会产生深深的挫败感。
在一监区工作，我们不得不接触有传染病（艾滋病、梅毒、肝炎、肺结核）的犯人，有的罪犯清楚自己身患传染病，但入狱以后绝不会跟我们主动讲，她们担心被我们狱警或者是其他同犯知道了，而对他们另眼相看，所以狱警只能加强自我防范意识。
我曾监管的一位服刑人员，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一名艾滋病患者。刚入狱的时候，她的病情处在潜伏期，精神状态非常好，体检的时候也没查出来。突然一次犯病，我们起初都以为是高血压或是心脏病，也没有任何防护，而是贴身看押把她送到医院，等检查报告出来才知道是艾滋病。报告出来的那一刹那，我真的有些绝望了，共处了这么多年，日常起居、吃喝拉撒都是我在照顾她，而她居然没用起码的良心待我们，隐瞒了这么一件可怕的事。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今年3月份刚送来的马某某身上，她犯故意杀人罪入狱，曾吸食过毒品，还身染性病（梅毒），但是没和我们坦诚相告。她的病是在入监教育的时候检查出来的，为了让她卸下心理包袱配合治疗，我和干警每天跟她零距离接触，还不能有丝毫嫌弃之心。
狱警的职业性质决定了我们不能像普通人那样陪伴老人、守护孩子。有时当事业和家庭发生矛盾时，我的情绪也会有所波动。
由于我们一监区押犯结构复杂，基本都是老弱病残，需要我们一天24小时严格管控，包人到位，要熟知每一位服刑人员的情况，及时了解犯人的思想、精神和身体状况。
比方说，我们监区有个年纪最大的女犯，她今年78岁，曾吸食毒品，入狱已两年。刚入狱的时候看上去比街上的乞讨者还可怜，奄奄一息，家人也不愿意管她。我们只能把她当作一个病人先给她治病，生活上得像家人一样无微不至照顾，并且是贴身照顾，走路一直搀扶，她吃饭、吃药、洗脚、洗澡、如厕等都得由我负责。真的，想想这些，就越发觉得对不起我父亲，直到父亲去世，我似乎都没有为他做过太多事，没能好好照顾他。这件事，至今还压在我心里，我觉得自己是个不孝顺的女儿。
我觉得亏欠女儿的也太多。女儿参加四川大学研究生招考复试，原本说好我陪她去参加复试的。但那时一监区送来一个押犯，患有精神分裂症，拒不认罪，还有暴力倾向，时刻会伤及他人。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只得留岗确保服刑人员和干警的安全。
女儿复试完跟我通了个电话，委屈地说：“妈妈，别的同学都有家长陪在身边参加复试，就我是一个人。”我听后很心酸，而我也只能对她说：“一个人去了好，独立，还能学会担当。”没办法，狱警的女儿必须学会独立，因为她的妈妈有时真是身不由己。
乔建萍刘建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