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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诊治历来都强调治病救人，因此在诊疗过程中，不仅仅关注人得的病，也关注得病的人，包括人的体质、人得的其他兼病兼症、人的心理状态、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等。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和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多的患者不仅仅得一种疾病，很多患者都是数病在身，而且很多疾病的诊治方案之间可能是存在一些矛盾的。这时候，就需要医生在中医学的标本缓急、治病求本、扶正祛邪等理念的指导下，根据患者现阶段的病情特点，综合评估各种诊治方案的优劣，制定出最优治疗方案，并在患者及家属充分知情同意的基础上，尊重患者及家属因为心理因素、信仰因素、经济因素、家庭因素而作出的决定，共同确定最适合的治疗方案。
依据《黄帝内经》的思想，中医学认为人是一个整体，人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胆、小肠、胃、大肠、膀胱、三焦）、五官（目、舌、口、鼻、耳）、五志（怒、喜、思、悲、恐）、五声（呼、笑、歌、哭、呻）相互联系，与自然界的五气（风、暑、湿、燥、寒）、五味（酸、苦、甘、辛、咸）、五色（青、赤、黄、白、黑）、五季（春、夏、长夏、秋、冬）又相互关联，从而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医学观。
中医学的整体观念与西医学的诸多研究也相契合。2017 年，Jeあrey C.Hall、Michael Rosbash和Michael W.Young三位科学家因为发现控制昼夜节律的分子机制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西医学也证实，为患者行24小时血压监测时可以发现人的正常血压在24小时内会出现双峰一谷的昼夜节律变化，上午7～11时及下午3～7时的血压会在较高的水平，而夜间0～3时血压会下降，出现夜间低谷，这也是人体与自然界、与时间是一个相互影响的整体的一个表现。其实，人的血压、体内激素水平、情绪变化等都会受到季节、昼夜等的影响，《庄子·让王》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这其实就是提示我们要有整体观念，要坚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并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中医学以“整体观念”的思想认识恶性肿瘤，以“辨证论治”的方法治疗肿瘤。肿瘤辨证论治中整体观念的指导意义就如同木头上面长香菇，单纯摘除香菇则会反复生长，其根本应在于改变木头潮湿闷热的环境。肿瘤疾病有异于其他内伤杂病，扶正可能助邪，如单纯营养支持治疗可加速肿瘤生长；祛邪可能伤正，如化疗、放疗可进一步破坏脏器功能。因此，肿瘤的治疗应依据肿瘤的属性、局部特征，结合病患整体情况，辨别在气在血、属虚属实，分清虚实、邪正的轻重，调整扶正祛邪治则的平衡，避免过度伐瘤而导致瘤去人亡、过度扶正导致邪长正虚。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五脏相关），人与自然、社会是一个整体，因此中医学强调治疗“得病的人”，通过四诊合参整体评估得病的人，通过有胃气则生及有神无神判断患者的预后，兼顾微观认病辨治“人得的病”。在中医学的整体观念中，人是一个整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环境也是一个整体，这与西医学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理念殊途同归。
说到肿瘤，经常会用香菇与木头的例子做比喻，身体上长出的肿瘤就如同木头上长出的香菇。香菇的生长需要菌种在适宜的温度、湿度、酸碱度及木质养料等条件下萌发生长，仅有菌种而无合适的生长环境或者环境适宜而无菌种都是没办法长出香菇的，就如同种子与土壤的关系一样，二者缺一不可。同样，肿瘤的发生是由于机体的微环境发生一系列变化造成癌基因的激活或抑癌基因的失活导致肿瘤细胞恶变生长。实体瘤是以局部占位为首发症状的全身性疾病，肿块就好比是香菇，而机体的内环境则如同木头。我们知道，治疗实体肿瘤时，手术切除是首选治疗方法，如同拔除香菇，而如放疗、介入、消融等减灭肿瘤病灶的局部治疗手段亦如消灭香菇，但若机体的内环境不改变，大部分肿瘤会复发，甚至出现远处转移，因此仅除去香菇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清理土壤，即改变香菇生长的木头的内在环境，故而消除局部肿块占位只能缓一时之急，根治肿瘤需要的是整体治疗。
肿瘤的治疗，有手术、放疗、微创等局部治疗，也有化疗、内分泌治疗等全身治疗。基因治疗、分子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等针对肿瘤微环境的精准治疗近年来显示出了相当大的治疗优势及巨大的潜力，也成为了目前肿瘤研究的最新动向。肿瘤的生长习性如同木头上长出的香菇，却要比香菇的破坏力强得多，香菇只需要吸收一定份额的养料就足够，肿瘤却是无限膨胀的，并且在它不断增殖巨变的过程中，逐渐侵蚀削伐着机体并产生可能难以预料的并发症，如果不行干预措施，很可能使人快速走向死亡。时至今日，虽然肿瘤的治疗取得了瞩目的成绩，然而，无论是局部治疗，还是全身治疗，都有各自的治疗局限性，攻克肿瘤仍任重而道远。因此，目前的肿瘤治疗模式以多学科诊疗团队（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的综合治疗模式为指导，综合治疗的内容即是整体治疗。
以乳腺癌为例，外科手术是乳腺癌综合治疗中的首要方法，经典根治术是切除全乳及表面皮肤、胸大肌、胸小肌、肌间淋巴结及腋下全部脂肪和淋巴结，使用较广，然而术后仍然有一定的复发率，并发症的发生率亦较高；其后扩大根治术应运而生，即在经典根治术的基础上清除第一至四肋间内乳区淋巴结，较为彻底地清除了乳腺的全部一级淋巴结，有效降低了局部复发率。随着医学的进步、治疗手段与技术的创新、治疗理念的转变及肿瘤知识的普及，人们对于乳腺癌的认识从局部病变转变为全身性疾病。随着新的放疗技术、化疗药物及内分泌治疗药物的问世，乳腺癌有了更多的优选方案，人们对于术后生存期及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也有了更强的美容需求，保乳术加术后放疗、化疗既满足了人们审美的需求也兼顾了术后复发率控制，保证了生活质量。然而，即使是经过了手术及术后规范治疗的早期患者，仍有30％～40％会出现复发转移。晚期乳腺癌虽难以治愈，但不断问世的新型药物可改善患者生活质量，进一步延长生存期，对于乳腺癌的治疗模式探索随之进入到维持治疗的概念。乳腺癌治疗从最初的根治术、扩大根治术到保乳术联合放化疗、维持治疗等一系列治疗模式的转变，将把肿瘤看作局部病变转变为看作全身性疾病，将治疗手段从局部治疗转变为整体治疗，体现了医学的不断进步。西医学对于实体瘤的评价标准从仅关注瘤体大小的RECIST标准转变至关注疗效的修订后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modified RECIST，mRECIST），再到关注患者个体的OS和生活质量的评价标准，亦体现了西医学在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理念上的转变与进步。
整体观是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中医学从宏观着手，从整体出发认识疾病，因而在诊疗实践中有战略指导性优势。中医学将肿瘤的病因概括为虚、瘀、痰、毒，认为癌毒邪发五脏，因此在治疗上不是见瘤治瘤，而是通过辨证论治行以扶正补虚、活血化瘀、化痰散结或以毒攻毒等清除肿瘤生长的机体环境，同时也达到消减肿瘤的目的。改变了木质，香菇自然无法生长。
不仅肿瘤如此，其他疾病的发生都与环境因素密不可分，包括机体内环境及人体所在的自然环境。《素问·宝命全形论》言“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即说明人类依赖自然环境而生存，人与自然息息相关。人与天地自然相通应，自然界气候的变化、时空的转换会对人的身心产生影响，人体如果不能适应外界的种种改变，就会产生一系列机体或心理疾病。以细菌为例，环境中的细菌无处不在，细菌致病力是细菌对环境作出的相应反应，通过表达特定的细菌产物表现出来，这些特定的细菌产物即毒力因子。特定的寄生宿主、各种环境信号如温度、渗透压等都可诱发细菌致病基因的表达，产生黏附素、侵袭素、毒素等毒力因子，对细菌的致病过程起到重要作用。研究者发现只有能侵入大肠黏膜上皮细胞的痢疾杆菌才能引起痢疾，而能否侵入上皮细胞是受到温度调控的。在体内环境中，环境因子常常是共同调控的，即致病基因最终表达与否或表达水平高低是这些环境因子共同决定的。肿瘤的发生即是如此，机体受癌基因与抑癌基因的调控，二者保持着阴阳平衡状态则不发病，一旦机体遭受创伤或身心受到打击，身体在长期极端刺激下内环境逐渐发生变化，微环境的变化刺激机体产生一系列复杂变化，最终导致癌基因被激活，抑癌基因失活，从而促进肿瘤的恶变增殖。
钱学森认为“人体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中医学将人体内部彼此相互关联的脏器归于五脏，将外界的一切事物与现象归类于五行，以此实现人体自身功能与外界时空的联系。五脏中有君主之官、相傅之官、将军之官等，各有次第。五脏功能变化与四时气候变化相对应，藏象功能盛衰与地域的转变有关。中医学通过脏腑将机体内外相互联系，构成了一个脏腑自我调节的网络，一个人体与天地自然相互关联的整体系统。因而，对于疾病的认识也有了相应的归类和一定的规律，五行生克制化、脏腑相传、虚实转化、六淫七情等致病皆有一定规律。基于此，中医学的功能性调节、整体性治疗得以有的放矢。
治疗恶性肿瘤应重视得了肿瘤的人，而不单单是关注疾病本身。患者不但有生理上的问题，还可能伴有心理问题，社会支持系统、经济状况、身心问题与疾病相互影响。WHO指出癌症是一种生活方式疾病，吸烟、饮酒、嗜食腌制或烟熏食品、营养不均衡、肥胖、运动缺乏等不良行为或生活方式与肿瘤发病密切相关。改善生活方式、改变饮食行为等社会医学因素成为防治肿瘤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生活方面，烟、酒精、黄曲霉毒素、亚硝胺、苯并芘、甲醛与恶性肿瘤疾病密切相关。
吸烟有害健康已深入人心，其中吸烟与肺癌相关的研究具有重要地位。1951年，英国科学家Doll和Hill跟踪随访了4万多名医生长达25年，通过前瞻性队列研究，明确吸烟者的肺癌发生率和死亡率远高于不吸烟者，吸烟量越大肺癌死亡率越高，戒烟可以降低患肺癌的风险。
WHO和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ASCO）都将酒精列为致癌物。大量研究数据证明，酒精与口腔癌、喉癌、食管癌、头颈癌、肝癌、结直肠癌、女性乳腺癌、胃癌和胰腺癌等有密切关系，全世界5.5％的癌症发生和5.8％的癌症死亡是酒精引起的。酒精进入体内后，乙醇由乙醇脱氢酶代谢为乙醛，然后再由乙醛脱氢酶代谢为乙酸排至体外。其中间产物乙醛能直接结合DNA，导致DNA突变，甚至引起染色体变异。同时乙醛可以导致体内细胞死亡，诱发慢性炎症和细胞复制，增加癌变概率。中国人多携带突变的乙醛脱氢酶基因，导致无法有效降解乙醛，最终乙醛在体内不断积累。因此有酒精代谢基因缺陷者更应该尽可能地减少饮酒。
花生、玉米、小麦、大米、奶制品之类的食物发霉后常含有黄曲霉毒素。黄曲霉毒素中的黄曲霉毒素B 1 是目前已知的毒性和致癌性最强的物质之一，被WHO认定为一级致癌物。研究表明，摄入黄曲霉毒素的量与肝癌的发生呈正相关。黄曲霉毒素是黄曲霉和寄生曲霉在生长过程中的代谢产物。其中黄曲霉多见于发霉的谷物及有机物表面。若食用发霉食物，则有摄入大量黄曲霉毒素的可能。黄曲霉毒素是脂溶性物质，在280℃以上的高温环境下才会裂解，无论是水洗，还是常用的烹饪方法，均无法有效地、完全地去除发霉食物中的黄曲霉毒素。因此，要尽量吃新鲜的食品，防止因长时间储存而产生黄曲霉毒素。
可见，烟、酒、霉变食物等都是证据确凿的致癌物，中医学提倡养生与治未病，重视饮食禁忌与社会、心理因素。《素问·上古天真论》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其中谈到的饮食、作息、劳逸等养生之道，契合西医学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内涵。
恶性肿瘤是慢性疾病，需要长时间的诊治，需要医护与患者、患者家属之间紧密配合。患者和家属对病情有知情和决策权，而心理、社会因素会影响到疾病的诊治和转归预后。临床中偶尔可见一些患者和家属，因为讳疾忌医，发现早期病灶之后，不积极进行穿刺活检明确诊断，或者拒绝手术、放疗、化疗、靶向治疗等行之有效的一线治疗方案，或是在治疗过程中，因为惰性没有坚持规律治疗和复查，最终导致错过治疗时机。也有患者因经济因素，不能承担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放射治疗等价格较为昂贵的诊疗手段的费用。因此，在真实世界的诊疗过程中，医生面对的不仅仅是人得的病，还要更多地看到得病的人，要根据患者病情，为患者拟定最佳的一线治疗方案。
恶性肿瘤是异质性很大的疾病。同一种恶性肿瘤，可能有不同的病理类型，可能有不同的病灶部位，可能有不同的分化程度，可能有不同的生物学行为，可能对药物的敏感性和耐药情况也不同，因此会有不同的预后。诊治过程中，如果仅仅关注人得的病而忽视了得病的人，则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制定的诊治方案过于片面。
中医学认为在疾病诊治过程中存在“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情况。同病异治是同一种疾病，因其病程、病性、病位、病势的不同，可依据辨证论治给予不同的治疗方案；异病同治是不同的疾病，在疾病的某一阶段，可能出现同样的辨证，则可予类似的治疗方案。西医学的个性化治疗体现了同病异治理念。不同的恶性肿瘤，可能有相同的基因检测结果，从而制定同样的靶向治疗药物方案则类似于中医的异病同治。
针对此问题，中医学认为治疗疾病时要根据不同季节气候特点、不同地域环境特点及患者个体年龄、性别、体质等不同特点，来制定适宜的治疗方法，亦即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和因人制宜。“因时制宜”是根据时令气候节律特点，制定适宜的治疗原则。《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宜同法。”“因地制宜”是根据不同的地域环境特点，制定适宜的治疗原则。《医学源流论》：“人禀天地之气以生，故其气随地不同。西北之人，气深而厚，凡受风寒，难于透出，宜用疏通重剂；东南之人，气浮而薄，凡遇风寒，易于疏泄，宜用疏通轻剂。”北方用黄芪，南方用五爪龙，辅以生地黄、麦冬之类滋阴之品。“因人制宜”是根据患者的年龄、性别、体质等不同特点，制定适宜的治疗原则。
在恶性肿瘤疾病诊疗过程中，我们还经常会看到诸病夹杂的情况。例如一个患者既往患有冠心病、房颤，行PCI术后服氯吡格雷、华法林，又在体检中发现早期恶性肿瘤，若是无基础疾病患者，则应首选手术根治，但患者长期口服抗血小板和抗凝药，会增加手术风险。故此时应在整体观念指导下看到得病的人，而非一个人得的病，在诊治中应该联合肿瘤内科、肿瘤外科、心血管科、药学部等科室联合会诊，即MDT模式。
MDT诊疗是针对疾病，由临床多个学科通过跨学科综合讨论后制定出最优化治疗方案的临床治疗模式。MDT可以避免专科医生的知识局限，为患者提供最优化、最合理的治疗方案。
现在医学的分科越来越精细化，这可以为专科的发展和医生的专业技术发展带来帮助，但也可能会造成学科细分之后诊疗知识盲区的出现。当患者出现多种疾病夹杂，甚至是多种治疗方案相互矛盾的时候，需要主管医生组织多学科会诊，了解各学科专业医师的诊疗意见后，根据中医学标本缓急、治病求本的理念，为患者制定长期的、最优的综合治疗方案。这其实就是要求主管医师要把人得的病汇成得病的人，用整体观念指导中西医结合方案的拟定。
（林龙 贺凡 王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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