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医学的孕育、形成及发展过程必然携带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她不仅是一门医学，也是中华哲学与文化传承的载体。哲学是文化的中枢，哲学亦是医学的顶层设计，而学界中素有《易经》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说法，儒家尊之为“六经之首”，道家奉之为“三玄之冠”，故中华哲学的源头多认为当为《易经》，中医学亦深受《易经》的影响。在众多受《易经》启发的思想家中，老子将其描述天地万物运行规律的卦象符号凝练成哲学概念“道”，并在《道德经》中提出“道法自然”，其含义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是影响并指导中医学最主要的核心哲学思想之一。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是指事物本身固有的、是其所是的根据和自身活动的内部根源，即指事物自身所具有的本性。“辅万物之自然”即指遵从事物发展的自身趋势，“不敢为”指不过多地人为干预。这种顺应自然的哲学观指导和影响了中医养生观与治疗学，是中医学的特色，也是有别于西医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孕育了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
《吕氏春秋》认为中医学是“生生之道”，第一个“生”是动词，第二个“生”是名词，为生命、生机之意。中医养生学不仅汇集了我国历代劳动人民防病健身的实践和智慧，也融合了儒、佛、道、法等各家的思想精华，是中医学体系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养生，也称摄生，是中国哲学永恒的话题之一，《周易·系辞》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提出了师法自然的准则。“道法自然”包含了“天人合一”“形神合一”的思想，即顺自然、形神兼修的养生法则。《黄帝内经》（下简称《内经》）作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明确提出“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形与神俱”，“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等有关防御外邪入侵、顺应四时变化调摄、规律日常饮食起居、少私寡欲等顺应自然、形神共调的养生方法。
养生与食疗是不可分割的，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食治篇》中讲“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提倡养生祛病先用食物调治，不效再行药物干预的观点。中医养生观体现了主动预防、积极养生的理念，不仅对西医学三级预防有启蒙作用，也为一级预防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具体的实施手段，体现了中医学的先进性、前瞻性。
“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出自《汉书·艺文志》，意思是生病后顺其自然、不去干预，可以达到中等医生的水平，可见中医学很早就意识到机体具有自我恢复与调节机制。中医学认为天人相应，人体阴阳与大自然阴阳的升降转化活动是相对应的，人体实现疾病的自愈也与天之阳加于人增强正气，从而使某些邪气尚浅的疾患在一定的时间出现自解相关。《伤寒论》论述六经病时提到了各自的自解时间，如“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等。西医学认为人是典型的自组织系统，具有通过内部生理的调节达到维护平衡和治愈疾病的自我调节、自我康复的能力，这是机体防御能力、损伤修复能力、应激能力及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等协调的结果，与中医学基于整体观念的包括五脏六腑阴阳自和、五行亢害承制等内在自愈机制的理论是一致的。《伤寒论》六经病各篇、霍乱病篇有诸多关于自愈的条文，其相关文字表述有“必自愈”“必愈”“愈”“欲愈”“解”“欲解”等，如《伤寒论》第58条云：“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一般延伸理解为若邪气尚浅，正气初损，机体通过自我调节以祛邪外出可达到“阴阳自和”而自愈。“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寓意中医认为疾病从本质上是自愈而非治愈的，所谓“上医之道”是指医者要顺应自然之道、顺应患者自愈的能力和节律，审察病机、因势利导联合养生导引及食疗等手段，促其恢复“阴阳自和”的健康状态。《素问·脏气法时论》曰“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这便是顺应五脏生理，善用五味以调和五脏的防治模式。
西医学在面对各种疾病时，往往采用“对抗性”治疗，一味追求对抗、打压的模式势必造成化学药物的过度使用甚至滥用，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并发症，而且损害了机体自我修复的节律和能力，一病变多病，药物也越服越多，以致终身用药。“有病不治，常得中医”的自愈模式强调的是“不敢为”，指邪气尚浅、病情尚轻时，不过多地干预，依靠养生、导引及食疗而非药物调动机体，使之发挥自我调节能力抵御病邪而自愈。
《素问·刺法论》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评热病论》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中医学认为正邪决定疾病的发生发展，其转归有三：一是正胜邪退，则病愈；二是邪胜正衰，则病进；三是邪正胶着，疾病转为慢性。因此治疗时应评估正邪状态以决定采用先祛邪后扶正，还是先扶正后祛邪，或者扶正与祛邪同时兼顾的治法，通过扶正祛邪-调阴阳的导引、针灸、食疗、药物等干预措施促进带病机体自我恢复达到阴阳自和的健康状态。中医学主张无论是祛邪还是扶正，均“中病即止，不必尽剂”。《素问·五常政大论》言：“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这里的“毒”指药物偏性，非现今毒药之意，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治疗任何疾病，除了药疗外，养生食疗等手段可扶助正气，促进正盛邪退，故应留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给机体使其自我痊愈康复。《伤寒论》全篇均重视机体自愈能力，尤其在行发汗、涌吐、逐水等治疗时更为注重“中病即止”，适当调摄，避免过药伤正，如在记录桂枝汤服用法时注明“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等。
中医有“汗、吐、下、和、温、清、消、补”治病八法，其中祛邪方法多而扶正的手段少，其排序亦颇有深意，“汗（发汗）、吐（涌吐、吐纳）、下（排泄二便）”本是人体的生理排泄途径，然而中医治疗理念及方法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她深刻认识机体自我新陈代谢和调节的规律，以人为本，故而治病祛邪遵循其自然规律立法。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即有相关论述：“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其在皮者，汗而发之。”《伤寒论》也有同样的认识，遵循大道至简，太阳病篇占全书半数篇幅以上均是讲汗法，剩下的部分多涉及下法与吐法，通过药物食养等调治使邪去而正气来复，促进机体的恢复。
“天气氤氲，万物化醇”指出天地阴阳交感合和而化生万物，“和”是最具特色的中国古代哲学智慧，“和”思想深刻影响着道家、儒家，进而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命脉。《周易》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论语·学而第一》言：“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重礼，华夏素有礼仪之邦之称，而礼的推行以和为贵，因此孔子把它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它也是儒家所特别倡导的伦理、政治、社会原则，对于自然、社会中的一切差异、分歧、矛盾都具有化解的能力。这样的思想认识长期以来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各阶层和各方面。中医根植于中华文化，同样“和”思想深入中医学理论体系，即以重视人体内部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特征，以追求脏腑、经络、气血、阴阳的平衡协调为目标，“和”始终贯穿整个中医学治疗、养生、康复系统，并最终形成中医理论的精髓，使之有别于世界其他医学，关注的焦点不只是特异性病因和局部病理改变，而是人的整体功能。“和”思想为中医整体观及辨证论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体现在具体的治疗中，特别是和解剂中的各种治法和方药都表现出了“和而不同”的思想。
早在《内经》中就提出了“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的对于阴阳调和重要性的认识。“阴平阳秘”是《内经》运用阴阳五行理论对人体生命对立统一规律的总结，是对生命活动中各种功能之间复杂关系的抽象概括，是中医健康观的诠释。其核心在于强调“和”是人身体本能的内在要求和趋向，“自和”是人体生命活动中固有的、内在的、本质的特性，是生命的根本规律。中医学把人体看作一个以五脏为中心的有机整体，其在时间和空间上始终维持着相对动态的平衡，即“和”状态。这在中医基础理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如阴阳以平为期、五行生克制化协调有度、营卫气血以和为贵、中焦如衡非平不安、少阳为枢调和为用等，进一步强调了人体与自然、社会应处于和谐状态。
从汉字字义理解，“疾”和“病”都从“疒”部，“疒”由“广”和“冫”构成，“广”即“厂”，代表人之机体；“冫”为寒水，代表阴阳失调；二者合一而成“疒”，意为生命、机体处于阴阳失调状态。一旦外邪侵入，或正气虚衰，致机体阴平阳秘状态“失和”即为“非阴平阳秘”的病态。中医学就是运用中药的四气五味的偏性、药物归经及功效等特性，基于整体观念指导从辨证确立的“证”入手，调治人体“非阴平阳秘”的“失和”状态，“平其不平”，使其达到新的“阴阳和”而治愈疾病。
“自和”是阴阳的根本属性和规律，在人的生命活动中客观存在并必然地发挥着作用。中医学基于系统论指导下的整体观与“和”的人文思想建立的“阴平阳秘”的健康观与“非阴平阳秘”的疾病观具体体现在“辨证论治”，辨证，即在整体观念指导下运用不同的辨证思维分析当下是何种非阴平阳秘状态，也是区别于西医学的本质特征之一。
基于对“失和”是疾病本质的认识，中医治疗的根本目的是“和其不和者也”（《景岳全书·和略》），《内经》总结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在治疗方面，“和”法属中医治疗八法之一，具有调和表里、上下、气血、脏腑等多病位和阴阳、寒热、虚实等多病性的作用，是中医学多维度综合治疗的范例；在养生方面，“和”是遵循“和于阴阳，调于四时”，“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形与神俱”这种顺应自然、动静有时、劳逸结合、阴阳平衡、形神共养所达到的最佳境界；在方剂配伍方面，体现在重视药物的升降结合、收散兼容、寒热并用、攻补兼施等，利用五味之偏性以调整脏腑之偏颇，达到阴平阳秘的和谐状态。
《素问·至真要大论》指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说明调和阴阳，补偏救弊，恢复阴阳的动态平衡，是临床治疗的根本原则，故中医辨证应用食疗、药物、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心理疗法等治疗阴阳失调的状态，以达到“人即安和”的平衡稳态。《素问·生气通天论》言“因而和之，是谓圣度”，强调了“和”的重要性。其后，汉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创制了一系列和解剂，尤其在《金匮要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大体可归纳为调阴阳和营卫、和解少阳、表里双解、调和肝脾、调和胃肠、调和寒热、调和气血、分消上下八类，将《内经》的治法精神用于临床，为和法的形成演变及组方用药奠定了基础。
可见，在中医治疗观中，“和”不仅是形而上的思想指导与终极目标，也是形而下的具体治疗方法，这恰恰体现了“和”的丰富内涵，是仁厚的人文思想的渗透。
中华文化变道、儒、佛三家思想的影响，三者各有不同，但它们有着共同的支点，即所谓殊途同归，都落脚到“中和”二字上。
《中庸》有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易经》亦有“中以为志”等，儒家的“中和”从社会伦理的层面展开，可理解为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这正代表了中医的治疗理念，注重平衡、中和，而非简单对抗，这是中医学与西医学的重要区别。“中”与“和”在中华文化中常相通，但“中”代表的“中庸之道”与“和”所体现的“和谐共融”的状态亦有不同，这就好比“中”是血液基因，“和”是精神气质，有“中”的基因表达，才有“和”的面貌特征。“中庸”思想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医学在认识疾病、治疗疾病方面都反映着人与天地自然平衡和谐相处的指导理念，因此治疗以顺应、协调为主，最终促进机体自和。
正是基于“和”的思维，中医辨证之本质即在于运用脏腑辨证、八纲辨证、六经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分析是何种非阴平阳秘的“失和”病态，进而基于“中”的理念应用“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坚者削之，结者散之”等治则治法，用“中和”的方法利用药物的偏性纠正“失和”的病态。因此与辨证相对应，中药的应用并非类似西药的基于针对特定病原的杀灭与针对特定靶点的拮抗、阻断或兴奋等药理作用，而是分析中药的四气五味、归经与功效主治，利用药物的偏性纠正表现为不同证型的“非阴平阳秘”状态。如麻黄性温，味辛、微苦，归肺经、膀胱经，功在解表散寒、发汗、利水消肿，可用于风寒袭肺的表实证。取其辛能发散、温可散寒等特性治疗风寒表实证，正是“和”理念与“中和”方法的体现，若分解为麻黄素来理解就已经西药化了。
“中”的治疗方法的目的依然是“中和”“调和”以求“阴平阳秘”从而达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健康状态。《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即“用中”，“和”是“用中”后达到的一种最佳状态，亦即“阴平阳秘”的状态。这与西医学采用的“对抗性”治疗有所不同。针对病因明确且相对单一的疾病，如特定细菌、病毒感染性疾病，西医对抗性治疗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针对衰老与肿瘤等复杂的多基因病变就因缺乏针对性而力不从心，甚至会损害人体自我协调平衡的能力。“中庸之道”则可或突破或补充西医学认知的局限性，以“证”为依据论治，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依然有其举足轻重的指导意义，并取得良好的疗效。
国医大师周岱翰教授指出“中医治疗‘得病的人’，与西医治疗‘人得的病’是有所不同的”，道出了中西医治疗目的的不同，这也决定了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别。中医学是健康医学、人文医学，“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个体差异，通过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采用养生导引、食疗及药物针灸等各种手段防病治病，达到维护人身、心及社会属性多维度获益才是目的。以肿瘤学为例，中医学对于中晚期恶性肿瘤提倡“带瘤生存”，在让患者“相对有质量地活着”的前提下尽各种治疗方法以延长生存时间。西医肿瘤学最初以TNM分期来进行肿瘤的评估，只关注肿瘤大小体积，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RECIST）则从只对瘤体大小评估到考虑瘤体缩小的疗效评估，这种不够完善的标准与理念指导下的西医肿瘤学在相当长时间内必然会见瘤治瘤，直到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建立以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和生活质量为要素的疗效评估体系，才回归到重视肿瘤患者本身从治疗中的获益上来，其关注的重点不再只是肿瘤，而是增加了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时间的考虑，也正契合了“以人为本”的精神，与中医学殊途同归。
中医学是中国医学，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分支。道家与儒家的朴素唯物观与医学结合得到的延续与发展，构建了中医学“道法自然”指导下的整体观念，基于阴阳五行（亢害承制）学说的脏腑理论，“和”的人文理念指导下的“阴平阳秘”健康观与“非阴平阳秘”疾病观及相应的辨证体系，基于儒、道两家“中”“致中和”理念构建的治疗观、理法方药体系，以及“以人为本”的疗效评价等，这也正是中医学体系与西医学体系的差异所在。
（王雄文 贺凡）
［1］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87-89.
［2］张雪薇，王小丁.论“生生之道”在传统文化中的体现［J］.中国医学人文，2015，1（8）：11-13.
［3］邓磊，李伟锋.《伤寒论》自愈机理的探讨［J］.四川中医，2004（2）：18-20.
［4］孙榕，叶庆莲.《内经》和法的重要特点——自和［J］.江苏中医药，2008（10）：14-16.
［5］张玉清.“阴阳自和”探析［J］.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91（3）：5-6.
［6］高平，鞠宝兆.《黄帝内经》与《伤寒论》“和法”探讨［J］.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19，33（5）：10-12.
［7］王新陆，田思胜.儒家“致中和”思想与中医稳态理论［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1999（9）：50-52.
［8］王雄文，林龙，李佩华，等.周岱翰诊治肿瘤的中医学术思想探讨［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15，32（4）：762-7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