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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谓：“发热而渴不恶寒者温病也。”《难经》谓：“今夫温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内经》谓：“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王叔和认为：“先夏至日为温病，后夏至日为病暑。”孙思邈之《千金方》言：“伤寒论所谓之阴阳毒，实乃温病之范畴！阳毒目赤斑斑之如锦纹，阴毒面青肢冷，脉细数，后者不治若死。”王安道曰：“夫惟世以温病混称伤寒……以用温热之药，若此在以用温热之药因名乱实，而戕人之生，名其可不正乎！”汪石山创新感温病之说曰：“有不因冬月伤寒而病温者，此春温之气可名曰春温，如冬之伤寒，秋之伤湿、夏之中暑相同，此新感温病也。”后来叶天士创卫气营血辨证，吴鞠通创三焦辨证，在诊断上注重舌象之观察，在方药上提出了辛凉解表，增液补阴，与伤寒之辛温解表，急救回阳迥异。
综上所述，古人对温病和伤寒的认识，大体有以下几点：①伤寒与温病是同类病患，所谓同类指同为热病；②伤寒口不渴，温病口渴；③冬天伤了寒，春天便生温病，发于夏至前者为温病，夏至后者为暑病；④温病也有不因冬伤于寒者，春夏秋冬四季皆可新感温病，此条与上条说明先贤在实践中已意识到部分温病有传染性和潜伏期，对《内经》之观点予以大胆补充、纠正；⑤温病用辛凉之药，伤寒用辛温之品。
笔者历临床40余年，对上述经典论述予以诠释之。古人通过临床实践已明确认识到在外感热病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别，其中用仲景辛温解表有效者名曰“伤寒”，同辛温解表无效者名曰“温病”。后者发病之初即有口渴脉数，前者则无此也。以此古人认为二者之病原应该不同，治法亦当有别，病程转归亦属各异。因为缺乏现代实验研究之条件，古人在冥冥之中能有如此正确之认识已属难能可贵。
笔者谓温病与伤寒之区别，应在临床实践中去逐步确认。温病用辛凉，伤寒用辛温。辛凉之代表方剂有桑菊饮、银翘散；辛温之代表方剂有麻黄汤、桂枝汤。笔者积40余年之临床经验，深知桑菊饮、银翘散之最有效适应证，是现代医学之咽喉炎、扁桃体炎以及由此继发之细菌感染性支气管炎及肺炎；麻黄汤、桂枝汤之最有效适应证，则是普通上感、流感及由此继发之病毒性支气管及肺部感染。以方测证，温病之病应以病菌性疾病为主；伤寒之病应以病毒性疾病为主。现代实验研究证明，麻、桂可高度抑制病毒之生长；桑、银则对各种致病菌有效，尤其对各种化脓球菌具明显之抑制作用。传统中医称前者为辛温解表，称后者为辛凉解表。凉者寒也，热则寒之，说明银翘有去热之功效，故名清热解毒药；温者热也，寒则热之，说明麻桂有散寒之效，故名温阳辛散药。现代医学称急性扁桃体炎及其以此为起点之支气管和肺部感染，血象中白细胞总数上升，嗜中性粒细胞占优势；上感、流感及其以此为起点之支气管炎和肺部感染，最初之血象以白细胞总数下降、淋巴细胞占优势为主，后期合并细菌感染则白细胞总数上升，嗜中性粒细胞亦可上升。
综上所述，温病可看作是细菌引致之一系列发热及急性、热性传染病；伤寒则系病毒引致之一系列发热及急性、热性传染病。始则如是，继则二者交叉至感，界线便不甚分明了。因此温病中晚期亦常用伤寒方，如白虎汤、承气汤、麻杏石甘汤。伤寒中晚期，亦辄用温病方，如银翘散、五味消毒饮等。外感热病之晚期，按温病说则伤阴、动血、伤神，按伤寒说则伤阳、亡阳，现代医学认为类似上述之证候有休克、出血、呼吸衰竭、电解质紊乱、脱水等，此为一切急性热病之最后转归，即无论伤寒或温病均可出现上述症状，因而急救回阳及益气养阴等法并非伤寒与温病各领其一。笔者在长期临床实践中认识到伤寒与温病之早期有病原之不同，中晚期后，基于机体自身免疫力之低下，全身代谢、内分泌、自主神经功能之紊乱，加之病毒与细菌之相互交叉感染，二者在治疗上大的原则理应基本相同，因此温病之清热解毒、凉血止血、益阴增液与伤寒之清热泻火、通腑攻下、急救回阳可同时应用，双管齐下。五味消毒饮、清瘟败毒饮、清营汤、化斑汤等可与白虎汤、承气汤、四逆汤等同时应用或在一方中加减变通。
由此观之，古人“伤寒”与“温病”之争，如无现代医学之佐证，则如京戏三岔口之夜打，永无休止，究竟孰是孰非？一方面应以中西医结合的观点，对症入座、以方测病；一方面则须通过实验研究，由微观去认识。伤寒方、温病方确是千锤百炼的好方剂，这份宝贵遗产之应用理应与现代医学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出它的巨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