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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对癫痫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由于认识水平的时代局限性，古代痫病一般特指癫痫的强直-阵挛性发作或阵挛发作。追溯儿童癫痫病名的演变和源流，它体现了古代医家对儿童癫痫认识的过程，是一个由博返约、逐渐深入的过程。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先秦时期距今年代久远，目前存世医学著作较少，主要以《五十二病方》和《黄帝内经》为主，大部分病名多源于此。病名多样化实质是对癫痫认识的局限性所致，该阶段最显著的特点是惊、痫、痉、癫、狂等病不分或者相混淆，它们均属于神经精神系统疾病，互相交叉。
癫痫的最早记载见于《五十二病方》，书中记载“婴儿病间”“人病马不间”“间者，身热而数惊，颈脊强而复大”，其中“间”后逐渐衍化为“痫”，根据其症状描述更像现代热性惊厥。《素问·奇病论》中“人生而有病颠疾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岐伯曰病名为胎病。此得之于母腹中，其母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精气并居，故令子发为颠疾”，这是对痫病病因和病机的经典描述，至今仍有指导意义。《素问·大奇论》曰：“心脉满大，痫瘛筋挛。肝脉小急，痫瘛筋挛。二阴急为痫厥。”《灵枢·寒热病》曰：“暴挛痫眩，足不任身。取天柱。”故《黄帝内经》建立了痫病的理论框架，是痫病的开山之作。但惊与痫不分，甚至认为是一个疾病，《素问·通评虚实论》曰：“刺痫惊脉五，针手太阴各五。”《颅囟经·惊痫癫证治》曰：“牛黄丸，治小儿胎惊及痫，或心热。又牛黄丸，治孩子惊热入心，疑成痫疾，面色不定，啼哭不出，潮热无度，不吃乳食，大眼翻露白，手足逆冷，呼唤不应。”痫与惊混为一谈。
关于癫和狂的经典描述，《素问·宣明五气》曰“邪入于阳则狂，邪入于阴则痹，搏阳则为颠疾”，《灵枢·癫狂》曰“癫疾始生，先不乐，头重痛，视举，目赤，甚作极，已而烦心，候之于颜……癫疾始作，而引口啼呼喘悸者，候之手阳明太阳，左强者攻其右，右强者攻其左，血变而止……癫疾始作，先反僵，因而脊痛，候之足太阳阳明、太阴、手太阳，血变而止”，同时有分为“骨癫”“筋癫”和“脉癫”的不同。“狂始生，先自悲也，喜忘、苦怒、善恐者，得之忧饥，治之，取手太阴、阳明及取足太阴、阳明，血变而止……狂始发，少卧不饥，自高贤也，自辩智也，自尊贵也，善骂詈，日夜不休……狂言，惊，善笑，好歌乐，妄行不休者，得之大恐……狂，目妄见，耳妄闻，善呼者，少气之所生也……狂者多食，善见鬼神，善笑而不发于外者，得之有所大喜。”从文中描述的症状可以看出与痫病的区别。
关于痉病的最早描述是《五十二病方》，“痉者，伤，风入伤”，“诸伤，风入伤，身信而不能屈”。《素问·至真要大论》曰“诸痉项强，皆属于湿”，“诸暴强直，皆属于风”，都强调了痉病皆由外感而来，尤其“伤后受邪”的病因学说对后世痉病病因认识的影响很大。
因此，该阶段惊、痫、痉及癫狂几种疾病互相混杂，尤其对于惊、痫和痉的区分更为模糊，对其病因与病机的认识也处于萌芽状态，但是已经建立了古代抽搐类疾病的理论框架，对后世影响甚大。
隋唐时期，痫病与痉病开始分开。《诸病源候论·风病诸候下·风癫候》首次指出了“痫者，小儿病也。十岁以上者为癫，十岁以下者为痫”，“病发时，身软，时醒者，谓之痫；身强直反张如尸，不时醒者，谓之痉”，不仅指出了痫与痉的区别，还首次提出了“癫痫”的病名，《备急千金要方·惊痫第三》在继承《诸病源候论》的基础上将痉、痫归纳为“病发身软时醒者，谓之痫也。身强直反张如弓，不时醒者，谓之痉也”。二书从症状和病机上将痫与痉区别开来，但并没有将惊、痫区别开来。
首次将痫证和惊风区别开来的是钱乙。《小儿药证直诀·脉证治法》曰“凡治五痫，皆随脏而治之”，描述了“惊痫发搐”“伤风发搐”“伤食后发搐”“百日内发搐”的不同证治，首次提出了惊与痫的治疗区别。在同时期代表的学术著作《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幼幼新书》《活幼心书》《仁斋小儿方论》中都认识到了惊风和痫病的区别，开始了分章论述，并且认识到惊可以向痫病转化。宋代刘昉《幼幼新书·痫论候法·痫论》引《婴童宝鉴》言：“论病有变痫证。凡小儿如有小疾，早为寻医，勿致稽迟，皆能害命。凡小儿有数疾，久而不医，尽变为痫。壮热久不治为痫；夹惊伤寒不瘥为痫；痰饮不瘥为痫；发惊不已为痫；洞泄不止为痫……以上病状，皆能变为痫疾也。”并且该阶段已经将痫病进行了有效分类，如巢氏风惊食三分法、五脏六畜类痫法、阴阳二分法。因此可以认为该阶段已经建立了古代儿童癫痫的分类方法体系，进一步促进了癫痫的分化成熟。
虽然惊、痫、痉虽各有其说，但惊与痫的区别仍没有完全达成共识。如《阎氏小儿方论》指出“小儿急慢惊，古书无之，惟曰阴阳痫”，尤其对于阴痫和阳痫常与急慢惊混为一谈，直至明清时期仍有认为其是一体的记载，如明代孙志宏指出“小儿急、慢惊风，古谓之阴阳痫。急慢者，后世名之也”，明代王大纶指出“小儿急慢惊风症候，《素问》所谓阴阳痫者是也”。
明清时期，癫痫或痫病开始作为独立病名或章节见于各类医著里。惊与痫基本分别开来，最早见于楼英《医学纲目》，其曰“身热力大者，为急惊；身冷力小者，为慢惊；仆地作声，醒时吐沫者，为痫”，明确区分了痫、急惊、慢惊三者的区别。《东医宝鉴·癫痫》“痰在膈间，则眩微不仆，痰溢膈上，则眩甚仆倒于地而不知人，名之曰癫痫。大人曰癫，小儿曰痫，其实则一”，明确提出了“癫痫”的病名，并且指出了痰与癫痫的关系。曾世荣指出了惊风转痫，“阳痫者，因感惊风三次发搐，不与去风下痰则再发，然三次者，非一日三次也，或一月，或一季，一发惊搐，必经三度，故曰三次，所谓惊风三发便为痫，即此义也”，《婴童类萃》指出“痫之举发，症类争惊，眼白上窜，痰涎壅盛，痰吼如锯，身体僵仆，目不知人，发有轻重，症归于一。其病总归风、热、痰、火四证”。
自此以后，《幼科铁镜》《幼科折衷》《幼幼集成》《医宗金鉴·幼科心法》等儿科名著都将癫痫作为单独篇章进行论述，惊风与癫痫明确分开。他们的研究重点不在病名的区分上，而更侧重于病因病机分析，癫痫的病机模式与现代更接近。《医宗金鉴·幼科心法要诀》总论论述：“小儿痫证类惊痉，发时昏倒搐涎声，食顷即苏如无病，阴阳惊热痰食风。”即较全面地分析了痫病的病因特点。在该时期对惊风与癫痫研究的集大成者是陈复正的《幼幼集成》，陈复正在“惊风辟妄”以及痉病的治疗方面，独具卓见，有补偏救弊之功。他提出了“误搐、类搐、非搐”三个方面，确立了扶正抗痫的治疗思路，创立了集成定痫丸、断痫丸、河车八味丸等有效成方，别具一格。该阶段痫病理论体系已经定型，惊与痫已经完全分离开来，对痫病病机理论的认识也日臻成熟，尤其对于扶正抗痫思路逐步达成了共识，这是癫痫治疗史上的飞跃。
随着西方医学的兴起和汇通，人类对癫痫的认识更加清晰。西方医学认为癫痫系脑部异常放电。王清任在《医林改错·脑髓说》中云：“痫证，俗名羊羔风，即是元气一时不能上转入脑髓。”将病位定于脑与西医学更接近，并且首倡活血化瘀法治疗癫痫，为现代医家所推崇。民国时期津门著名医家张锡纯已经开始认识抗癫痫西药的不良反应，并且强调中药能协助西药撤药，减少复发，“西药治痫风者，皆系麻醉脑筋之品，强制脑筋使之不发，鲜能祓除病根。然遇痫风之剧而且勤，身体羸弱，不能支持者，亦可日服其药两次，以图目前病不反复，而徐以健脾、利痰、通络、清火之药治之。迨至身形强壮，即可停止西药，而但治以健脾、利痰、通络、清火之品。或更佐以镇惊（若朱砂、磁石类）、祛风（若蜈蚣、全蝎类）、透达脏腑（若麝香、牛黄类）之品，因证制宜，病根自能祓除无余也”，至今仍有积极的临床意义。他所创立的加味磁朱丸、定风丹、镇风汤、加味理中丸仍为现代习用。同时随着脑电图技术、影像学技术和抗癫痫西药不断地更新换代，中医药在癫痫的治疗领域也在不断改变，其治疗也更多地吸纳西医学元素，人类对于癫痫的认识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领域的视野都更加广阔和深远。
总之，基于中医学的现代认识癫痫应称之为痫病，其内涵不仅有中医痫证的神昏、抽搐等强直-阵挛性发作，还有西医癫痫的感觉、运动、情感、反射等发作及癫痫综合征。如此，才能使中西医更好地结合，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共同推进对癫痫患者的诊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