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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医学中，风湿病是指一类以侵犯关节、骨骼、肌肉、血管等结缔组织为主的疾病，其分类复杂，病种繁多，与免疫、代谢、感染、遗传、退行性变相关，多数为自身免疫性疾病。风湿病包含100多种疾病。1983年，美国风湿病学会将这些疾病共分为十大类，这一分类后被世界卫生组织采纳。十大分类如下：弥漫性结缔组织病，如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脊柱关节病，如强直性脊柱炎、银屑病关节炎；退行性关节病，如骨关节炎；晶体性和代谢性关节病，如痛风和假性痛风；感染性关节病，如直接感染引起的莱姆病和间接感染引起的反应性关节炎；神经相关疾病，如腕管综合征；肿瘤相关疾病，如肺部原发肿瘤引起的骨、关节症状；有关节和骨表现的疾病，如弥漫性特发性骨肥厚、变形性骨炎、致密性髂骨炎；无关节和骨表现的疾病，如腱鞘炎、筋膜炎、血管舒缩障碍；其他，如纤维肌痛综合征、结节红斑、结节性脂膜炎等。
“风湿”一词来自古希腊语“Rhuma”，是流动的意思 ［1］ 。公元前4世纪《希波克拉底全集》中提出了著名的“体液论”，认为人体生命取决于产生于脑的4种基本体液，即血液、黏液、黄液和黑液；若四种体液异常，则会导致疾病发生；而“风湿”一词描述了因体液异常导致关节等部位疼痛不适这一情况，但其具体定义和临床范围并不明确。此外，该书还描述了涉及关节病变的18种典型表现。1547年，Audrew Boord设想黏液与关节炎形成相关，提出产生于脑的风湿体液是一种黏液，因从脑流至身体下部而导致病变，若关节受累则会出现肿胀、发红、充血。法国人Cuillaume Baillou（1558—1616年）首次使用“rheumatism”命名风湿病，认为其是一组独立的系统性肌肉骨骼疾病。1940年，Bernard Comroe确定了风湿病学家（Rheumatist）的命名。1949年，Joseph L.Hollander编辑的教材中介绍了风湿病学（Rheumatology）。1858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Benjamin Hobson编纂并在上海出版的《医学英华字释》（A Medical Vocabulary in English and Chinese）可能是现存最早的英汉医学字典，该字典中收录了“rheumatism”“gout”等风湿病相关词汇，分别被翻译为“风湿”和“酒脚风”。1942年，Klemperer把胶原组织存在类纤维化改变的疾病，包括风湿热、类风湿关节炎、皮肌炎、多动脉炎、系统性硬皮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统称为“胶原病”。1952年，William E.Ehrich建议将“胶原病”改名为“结缔组织病”。可见，风湿病概念的提出要远早于胶原病和结缔组织病，胶原病和结缔组织病是根据受累部位命名的。时至今日，风湿病的范围已相当广泛，远远超出了胶原病/结缔组织病的范畴。自身免疫病是指免疫系统对机体自身抗原发生免疫反应而导致自身组织损伤引起的疾病。自身免疫病是根据发病机制命名的，其范畴与胶原病/结缔组织病存在交叉，但大多可纳入风湿病范畴。
1880年，法国医生Augustin-Jacob Landré-Beauvais对类风湿关节炎进行了首次临床描述，他报告了9例女性患者，这些患者以手指和腕关节肿胀疼痛和活动受限为主要临床表现，并逐渐出现肘、膝、足等部位的关节症状。Landré-Beauvais认为这些患者患有一种与痛风不同的疾病，并称之为“原发性衰弱型痛风（primary asthenic gout）”。他认为，真正的痛风通常发生于强壮和富裕的人群，而“原发性虚弱”导致该病的发生，且该病发生与贫穷有关。1819年，Benjamin C.Brodie对类风湿关节炎的病变特点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述，他强调了其典型的慢性进程，指出病变不限于关节，滑囊和腱鞘也可能受侵犯，并首次认识到滑膜炎是其主要病理改变。第一个真正将类风湿关节炎从痛风中区分出来的是英国医生Alfred Baring Garrod。1847年，Alfred证实了痛风患者血液中含有高水平尿酸，而有些被诊断为“痛风”的患者体内则不存在这种情况。因此，他把这部分患者所患的疾病重新命名为“风湿性痛风（rheumatic gout）”。直到1890年，Alfred的第四个儿子Archibald Garrod才确立了“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这一疾病名称 ［2］ 。他后来解释道：“……大多数所谓的‘风湿性痛风’与真正的痛风和真正的风湿病均不相关，它们有各自独立的病理基础……；假如情况果真如此，那么‘风湿性痛风’这个名词则是双重错误……我提出‘类风湿关节炎’这一名称，它不会引起任何误会，而且提示该病是具有风湿性疾病的一些外在特征的关节炎或关节病。”1922年，英国卫生部批准类风湿关节炎作为正式命名，而美国风湿病学会则在1941年才采用了这一命名。
西方医学之父Hippocrates描述了一种他称为“herpes esthiomenos”的皮肤溃疡，这被认为是对红斑狼疮皮肤病变的最早描述。“lupus”一词源自拉丁文，是狼的意思，最早出现于10世纪的英国文学中。直到19世纪，lupus才被Herbernus用来描述一种严重的貌似被狼咬过的皮肤病。Robert William（1757—1812年）将面部皮肤的破坏性、溃疡性疾病定义为lupus。1846年，Ferdinand von Hebra描述了一种“主要发生在面部、脸颊和鼻部，呈蝴蝶状分布”的皮疹，并分别用“Seborrhea Congestiva”和“butterfly simile”来描述圆盘状皮疹和颊部皮疹。1851年，Pierre A.Cazenave将一种可能是盘状红斑狼疮的皮肤病命名为红斑狼疮。1872年，Moritz Kaposi提出狼疮不仅仅有皮肤表现，还会出现发热、淋巴结肿大、关节炎等全身症状。1895年至1904年，William Osler诊断了29例红斑性疾病，并指出，该病不仅表现为皮肤红斑、关节炎、淋巴结肿大，还可以导致肺脏、肾脏和心脏受损，并将其命名为“系统性红斑狼疮” ［3］ 。
1888年，波兰外科医生Hadden首次描述了1例同时有口腔干燥和泪液缺乏的患者。1892年，Mikulicz报告了1例泪腺、下颌腺和腮腺肿大患者，该患者的腮腺活检组织中显示有大量淋巴细胞的浸润，此后泪腺和唾液腺的肿大被称为“Mikulicz病”。1927年，Houwer首次强调了丝状角膜炎与关节炎之间的联系。1933年，瑞典眼科医师Sjögren描写了19例干燥性角结膜炎患者，其中13例合并关节炎。尽管当时他未对这类疾病进行命名，但他不仅认识到本病是一种系统性全身性的疾病，而且首先系统而详细地描述了该病的眼部病变并提议将丝状角膜炎这一术语改为干燥性角膜结膜炎，故此后该病被命名为Sjögren综合征。1953年，Morgan和Castleman指出，Mikulicz病和Sjögren综合征属同一种疾病。1965年，Bloch等人基于大样本病例分析，首先提出“原发性干燥综合征”这一概念，并较为全面地阐述了本病的临床、病理等，且发现该病与淋巴瘤有一定的联系。
Hippocrates首次描述了硬皮病相关的皮肤病变，指出在一些皮肤紧张、干燥、变硬的人中，这种疾病最终导致无汗。18世纪初期，意大利医生Carlo Curzio最早详细描述了这种疾病。他将患者的症状描述为坚硬的木头样皮肤。1836年，Giovambattista Fantonetti首次以“硬皮病（Scleroderma）”命名此种疾病，指出该病由于皮肤绷紧造成关节活动范围减少，并伴有皮肤颜色深暗且呈皮革样的表现 ［4］ 。1945年，Robert H.Goetz首次将硬皮病这一概念作为一种全身性疾病进行描述，并提出用进行性系统性硬化命名该病，以强调这种疾病全身性、进行性发展的特点。后来鉴于本病可以平稳控制，修饰词“进行性”被删除。
1559年，帕多瓦大学的助理研究员Realdo Colombo描述了脊柱疾病的骨骼病变，这是强直性脊柱炎相关病变首次出现于公开医学文献中。1693年，爱尔兰医生Bernard Connor通过研究法国墓地出土的骨骼，首次描述了强直性脊柱炎的病理学改变，并提出男性患者可能因肋骨关节融合而呼吸困难，同时脊柱融合导致脊柱难以转动和弯曲。俄国神经病学家Vladimir von Bechterev（1857—1927年）基于3位患者的一系列病史，提出椎骨的慢性炎症过程导致僵硬、骨融合和脊髓病，并推测该病的主要致病因素是遗传素质和创伤后脑病。同时期的Adof Strümpell和Pierre Marie不同意他的看法，他们认为脊柱炎是有别于类风湿关节炎的一种风湿性疾病，致病的重要因素既非创伤、也非遗传。强直性脊柱炎曾被称为“Von Bechterew病”“Marie-strümpell病”“类风湿性脊柱炎” ［5］ 。1904年德国病理学家Eugen Frankel首次将该病称为“强直性脊柱炎”。直到1963年，美国风湿病学会决定采用“强直性脊柱炎”的命名取代“类风湿性脊柱炎”。
在古代西方，银屑病与麻风病和其他炎症性皮肤病经常被混为一谈，并且这种混乱持续了几个世纪。1世纪的罗马帝国期间，Cornelius Celsus首次描述了银屑病，但当时他认为，这是由葡萄球菌感染引起的脓疱疮。Galen（131—201年）首次使用术语“psoriasis”描述了眼睑和阴囊部位的瘙痒性鳞屑状病变。英国医生Robert Willan（1757—1812年）成为第一位明确定义与银屑病有关病变的医生。他注意到这种疾病从膝盖和肘部开始，逐渐累及头皮、手指和脚趾；还描述了不同形式的银屑病：Guttata，Diffusa，Gyrata，Palmaria，Unguium，Inveterata。1841年，Ferdinand von Hebra在改进Robert Willan关于皮肤病的术语和分类的过程中，明确将银屑病从麻风病中分离出来。1818年，Jean-Louis Alibert提出银屑病与关节疾病之间的关联性。1860年，Pierre Bazin首创“银屑病关节炎（arthritic psoriasis）”这一病名 ［6］ 。
关于白塞病最早的描述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Hippocrates在他的《流行病》一书中描述了一种流行于小亚细亚的疾病，特点为“口腔溃疡”“生殖器炎性渗出”“眼部持续炎症”，以及“皮肤大疱疹性病变”，但他仅仅提到这些症状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未进行定名。直到1936年，土耳其皮肤科医生Hulûsi Behçet首次系统描述了这一类疾病，提出了口腔溃疡、生殖器溃疡和眼炎三联征。为纪念这位医生，此后该病被称为“Behçet综合征”。此外，因白塞病过去盛行于丝绸之路沿路一带，尤其是土耳其，而在北美和北欧国家其发病率要低得多，故也曾被称为“丝绸之路病” ［7］ 。
痛风（gout）源于拉丁文“gutta”，意指痛风性体液的异常流动，在中世纪和希腊语“podagra”为同义词，“podagra”指足痛风，“gonagra”指膝痛风，“chiagra”指腕痛风。Hippocrates在《希波克拉底全集》中描述了5个与痛风有关的关节病变，认为该病主要发生于性成熟的男性，podagra最常见，疼痛固定在足趾而不致命，暴饮暴食与纵欲过度易引起痛风急性发作。但是，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痛风与其他关节炎混杂在一起。英国的Thomas Sydenham（1624—1689年）首次开始区分风湿病中不同疾病的尝试，他从“痛风”中区分出一种主要发生于青壮年人的急性热性多关节炎。1768年，英国著名内科医生William Heberden在《医学汇编》中首次明确区分痛风和关节炎。1776年瑞典化学家Carl W.Scheele从痛风患者的肾结石中分离出一种当时未知的有机酸，并将其称为结石酸（Iithic acid）。后来，该有机酸被法国化学家重新命名为尿酸（acide ourique）。1847年，Alfred Baring Garrod证实了痛风患者血液中含有高水平尿酸，并在痛风患者的皮下组织和关节软骨中发现尿酸盐。他推测痛风可能是肾脏排泄能力下降或尿酸生成增加的结果，而急性痛风是尿酸钠盐在关节或周围组织中沉淀所致。1962年，Joseph Hollander、Dannel Mccarty、J.Seegmiller等人在关节腔内注射尿酸钠，从而证实了这一伟大假设。
中医学认为，风湿病是人体营卫失调，感受风寒湿热之邪引起；或日久体虚，内生痰浊、瘀血、热毒等，导致正邪相搏，从而使气血、经络、筋骨，甚至脏腑痹阻，失于濡养而出现肢体关节疼痛、麻木、肿胀、活动受限、僵硬变形等症状为特征，甚则累及脏腑的一类疾病。对风湿病中医理论的系统继承和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1年，在路志正、赵金铎、谢海洲等老专家倡导下，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成立了最早以研究中医风湿病（痹证、痹病）为主要方向的科室即内科研究室。1983年9月在大同成立中华全国中医内科学会痹症学组。1989年在江西庐山成立全国痹病委员会，该会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几次学术会议讨论后确定将“痹病”更改为“中医风湿病”，认为“风湿”病名自古有之，既有较为严谨的内涵和外延，也符合中医的命名原则，同时也避免了“痹”为病名所引起的与其他病种交叉错杂的弊端。风湿病病名的提出有利于中医学术的发展，有利于中、西医学术的交流，有利于临床的研究，也有利于中医学知识的普及和推广。1986年3月卫生部在北京召开的中医证候规范学术会议上，在老中医专家和中西医结合专家提出的《疾病定义草案》中确定了中医风湿病学的概念。可见中医风湿病包括的疾病范围很广，更加符合实际。
中医对风湿病的认识自古有之。《黄帝内经》中提出的痹是中医对风湿性疾病的最早归类。据考证，“痹”字原作“畀”。“痹”作为病名，首见于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内有“疾畀（痹）”的记载。《黄帝内经》中分设《痹论》《周痹》专篇。《素问·痹论》曰：“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着痹。”此为最早对痹的发病病因以及根据病因进行分类的记载，也是“痹证”“痹病”“痹候”的病名渊源。《素问·痹论》进一步提出了“五体痹”“五脏痹”。人有五体（皮、肉、筋、脉、骨），五体感受风寒湿邪可成五体痹，“以冬遇此者为骨痹；以春遇此者为筋痹；以夏遇此者为脉痹；以至阴遇此着为肌痹；以秋遇此者为皮痹”。倘若五体痹进一步发展，可内舍五脏，影响其功能而成五脏痹，“五脏皆有合，病久而不去者，内舍于其合也。故骨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肾；筋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肝；脉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肌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脾；皮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肺”。五体痹与五脏痹有着密切的关联，为后世医家的病证结合研究奠定了基础。
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一书中提出了“风湿痹候”“风痹候”“血痹候”等。巢氏总结前人经验，对痹证发病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诸病源候论·卷之一风病诸候》记载：“痹者，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成痹。其状肌肉顽厚，或疼痛。由人体虚，腠理开，故受风邪也。病在阳曰风，在阴曰痹；阴阳俱病，曰风痹。”书中强调人体虚弱、正气不足为痹证发病之本，感受风寒湿邪为痹证发病之标。而且，巢氏基于《素问·痹论》中对行痹、痛痹、著痹的描述，进一步提出了“风湿痹”的概念，认为“其风湿气多，而寒气少者为风湿痹也”。
唐代孙思邈继承《黄帝内经》《金匮要略》及《诸病源候论》对痹证的认识，认为“诸痹由风寒湿三气并客于分肉之间，迫切而为沫，得寒则聚，则排分肉；肉裂则痛，痛则神归之；神归之则热，热则痛解；痛解则厥；厥则他痹发，发则如是。此内不在脏而外未发于皮肤，居分肉之间，真气不能周，故为痹也”。孙氏把五体痹、五脏痹同归于“六极”门下，强调了痹证由“痹”到“极”、由实到虚的演变发展过程，并把痹证的发生看作虚损病过程的一个阶段，把痹证的治疗看作虚损的治疗来论述。《千金要方》提出了风痹、湿痹、寒痹、热痹、周痹、筋痹、脉痹、皮痹、骨痹、胞痹等10余种痹，并指出“各有证候，形如风状，得脉别也”，强调了诸痹在症状上虽有些相似，但诊脉时需注意鉴别。此外，孙氏创立了治痹名方——独活寄生汤。《千金要方》中记载：“夫腰背痛者，皆由肾气虚弱，卧冷湿地当风得之。不时速治，喜流入脚膝为偏枯、冷痹、缓弱疼重，或腰痛、挛脚重痹，宜急服此方。”此外，孙氏创立了犀角丸治疗“热毒流入四肢，历节肿痛”之热痹。
在中医文献中，凡提到“风湿”的，其含义一般有二：一是指病因；二是作为疾病的名称。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就有关于“风湿”的记载。《神农本草经》中记载“风湿”有26处之多，《黄帝内经》中除痹论篇外，以“风湿”单独出现者有17处。汉代张仲景《金匮要略》中首次明确提出以“风湿”作为病名，并提出了风湿在表、风湿兼气虚、风湿兼阳虚以及风湿兼表里阳虚的证治。“病者一身尽疼，发热，日晡所剧者，名风湿。此病伤于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所致也。可与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风湿，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芪汤主之。”“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若其人大便坚，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术汤主之。”“风湿相搏，骨节疼烦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者，甘草附子汤主之。”清代喻嘉言《医门法律》以“风湿”作为专论，详尽论述风湿为患引起肌肉、关节病证的机制及处方。由此可见，中医“风湿病”的名称，自古有之，并非受近代西医学的影响而命名。
“历节”“历节痛”的记载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治》中设有“历节病”专论，“寸口脉沉而弱，沉即主骨，弱即主筋，沉即为肾，弱即为肝”，“少阴脉浮而弱，弱则血不足，浮则为风，风血相搏，即疼痛如掣”，“盛人脉涩小，短气，自汗出，历节疼，不可屈伸，此皆饮酒汗出当风所致”。说明肝肾不足、气血亏虚为历节病之根本，若兼感外邪，即发为历节病。桂枝芍药知母汤治疗以“诸肢节疼痛，身体魁羸，脚肿如脱，头眩短气，温温欲吐”为主症的风湿历节，乌头汤治疗以“病历节不可屈伸，疼痛”为主症的寒湿历节。基于仲景“历节病”，后世又相继提出了“历节风”“白虎病”“白虎历节”“白虎历节风”这些相关病名。《诸病源候论·卷之二风病诸候下》提出“历节风”病名，“历节风之状，短气，白汗出，历节疼痛不可忍，屈伸不得是也”。唐代王焘《外台秘要》将关节剧痛，如虎咬之状，昼轻夜重者，称为“白虎病”，“白虎病者……受此风邪，经脉结滞，血气不行，蓄于骨节之间，或在四肢，肉色不变，其疾昼静夜发，发即彻髓酸痛，乍歇，其病如虎之啮，故名曰白虎之病也。”宋代许叔微《普济本事方·风寒湿痹白虎历节走注诸病》提出“白虎历节”病名，“白虎历节诸风疼痛，游走无定，状如虫啮，昼静夜剧。”宋代窦材《扁鹊心书》中将“走注疼痛，或腰背足膝拘挛，两肘牵急”者称为白虎历节风，此后明清时期的许多医书上也有类似的记载。
有学者认为 ［8］ ，“痹”与“历节”虽症状相似，但两者发病特点及传变特点不同，痹的发病重视湿邪，可兼夹风寒等邪气，侵袭肢体，临床以肢体重着、活动受限为主症，常伴有疼痛、不仁、麻木等症状，传变日久则损其相合之脏腑；历节发病强调肝肾不足、筋骨失养，致使外邪易犯筋骨关节，久则瘀血、痰湿、风寒湿等胶结，关节变形，临床以手足关节疼痛为主症。
约公元前8世纪，在我国藏医《四部医典》中已有“痛风”一词的记载。此后，南梁陶弘景所整理的《名医别录》中亦有“痛风”一词的记载，其言“独活，微温，无毒。主治诸贼风，百节痛风无久新者”。朱丹溪中首次提出“痛风”病名，在《格致余论》中专列“痛风论”，提出“痛风者，四肢百节走痛，方书谓之白虎历节风证是也”，直接将痛风称为白虎历节风证，将它从其他以关节、身体疼痛为主症的痹证中区分出来。朱丹溪所创痛风之名，对后世影响极大。但后世医家对痛风的病名归属多有分歧，认识不一 ［9］ 。明代戴思恭、清代董西园、清代唐宗海等人认为痛风即痹病，如戴思恭在《推求师意》中曰：“痛风，即《内经》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明代虞抟首次将痛风称为痛痹，在《医学正传》中曰：“痛风（古名痛痹）……夫古之所谓痛痹者，即今之痛风也。”明代张介宾、清代吴谦、清代顾世澄等人认为痛风即风痹、行痹，如《景岳全书》中载：“风痹一证，即今人所谓痛风也。”此外，痛风还有其他别名，如明代沈之问在《解围元薮》中提出：“痛风……又名旋风。”清代陈念祖《时方妙用》曰：“风者，肢节走痛也。《内经》谓之贼风，后人谓之痛风，又谓之白虎历节风。”林珮琴《类证治裁》曰：“痛风……《灵枢》谓之贼风，《素问》谓之痛痹，《金匮》谓之历节，后世更名为白虎历节风，近世俗名箭风。”
值得注意的是，中西医虽然均有痛风病名，但在中西医发展史上，两者内涵并不完全相同，中医痛风病证可包括西医痛风、风湿热、类风湿关节炎等疾病 ［10］ 。
“狐
”作为病名，首见于仲景《金匮要略·百合狐
阴阳毒病脉证治》，“狐
之为病，状如伤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闭，卧起不安。蚀于喉为惑，蚀于阴为狐。不欲饮食，恶闻食臭，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蚀于上部则声喝，甘草泻心汤主之”“蚀于下部则咽干，苦参汤洗之”“脉数，无热，微烦，默默但欲卧，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鸠眼；七八日，目四眦黑”。可见，狐
病有咽喉、阴部、眼部溃蚀的症状，与白塞病基本相似。
张仲景在《金匮要略·百合狐
阴阳毒病脉证治》中提出了“阴阳毒”的证治，“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文，咽喉痛，唾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主之。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去雄黄、蜀椒主之”。《诸病源候论·卷之八伤寒病诸候下》对阴阳毒进行了更详细的描述，提出阴阳毒可见发热、手足指冷的症状。“夫欲辨阴阳毒病者，始得病时，可看手足指，冷者是阴，不冷者是阳。”“阳毒者，面目赤，或便脓血；阴毒者，面目青而体冷。若发赤斑，十生一死；若发黑斑，十死一生。”基于中医古籍中对阴阳毒的描述，一般认为阴阳毒与红斑狼疮相对应。此外，《诸病源候论·卷之三十一丹毒病诸候》记载：“赤丹者，初发疹起，大者如连钱，小者如麻豆，肉上粟如鸡冠肌理。由风毒之重，故使赤也，亦名茱萸丹。”有学者认为以上赤丹的描述与红斑狼疮的皮肤病变很相似
［11］
。
尪痹是指具有关节变形、肿大、僵硬、筋缩肉卷、难以屈伸、骨质受损症状的痹病。“尪痹”病名是焦树德教授根据《金匮要略》历节病“诸肢节疼痛，身体魁羸，脚肿如脱”的记载，于1981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华全国中医药学会内科学会成立暨首届学术交流会”上提出的。此后，“尪痹”作为独立的病名，逐渐被中医药学术界所认可。1994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中，将“尪痹”列为正式病名。鉴于尪痹以关节肿痛变形、缠绵难愈为特点，通常认为此病与西医类风湿关节炎相对应。
历代古籍中并无“燥痹”病名，但燥邪致病相关的论述，可散见于中医古籍之中。《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燥胜则干”的记载。《素问·五常政大论》云：“阳明司天，燥气下临，肝气上从，苍起木用而立，土乃皆眚。凄沧数至，木伐草萎，胁痛目赤，掉振鼓栗，筋痿不能久立”；且该篇首先提出“燥毒”之论，指出燥盛不已，蕴酿成毒，煎灼津液，阴损益燥。金代刘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有“诸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的论述。
“燥痹”作为病名，首见于《路志正医林集腋》一书，后被《中国痹病大全》收入。路志正教授认为，“风寒伤人化热，风热伤人化燥。热则耗液，燥则伤津。病初起在经络、在体表。络脉痹阻而关节、肌肉酸痛，体表燥热则少泪、少涕、少唾、少汗而肤痒”。《黄帝内经》与历代著作中，有风痹、寒痹、暑痹、湿痹、热痹等五种痹，却无燥痹一名，故路老提出燥痹，其临床表现类似于西医干燥综合征。
从上述可见，中西医对风湿病的认识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西医对风湿病的认识始于公元前4世纪的《希波克拉底全集》。在近代科学如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推动下，欧洲传统医学与实验生物学的结合诞生了现代西医学，此后西医脱离传统医学视角开始对风湿病有了全新的认识。在我国，古籍中关于“痹”的记载最早见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黄帝内经》对“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此后历代医家在《内经》的基础上不断补充与扩展，深化了对风湿病的认识。
近代以来，随着西医学的传入，两种医学体系不可避免地互相碰撞又相互联系。其中，风湿病的命名首当其冲，如19世纪中期英国伦敦会传教士Benjamin Hobson编纂的《医学英华字释》中将收录的“rheumatism”“gout”等风湿病相关词汇分别翻译为“风湿”和“酒脚风”。此后，现代医家试图在中西医风湿病病名之间建立更加具体的联系。类风湿关节炎在中医古籍中可归为“痹病”“历节”“风湿”“鹤膝风”等范畴，焦树德教授首创“尪痹”后，现代中医多将其归为“尪痹”范畴
［12］
。系统性红斑狼疮病情复杂，除关节炎、皮损等外在表现外，还有全身性系统性损害。中医古籍中有类似的记载，但并无红斑狼疮这一病名，基于古籍中的描述，一般将红斑狼疮归于“阴阳毒”“红蝴蝶疮”等病范畴。根据干燥综合征眼干口干的临床表现，以及中医学中燥邪致病的特点，路志正教授首创“燥痹”病名，并将干燥综合征归为“燥痹”范畴
［13］
。硬皮病属于中医“痹病”范畴。局限性硬皮病仅有皮肤表现，属于“皮痹”范畴；系统性硬皮病除皮肤表现外，尚有全身性系统性病变，又可归类至“脉痹”“五脏痹”范畴。强直性脊柱炎属于中医“痹病”范畴，古人亦称之为“龟背风”“竹节风”“骨痹”“肾痹”“大偻”“背偻”等。焦树德教授提出用“大偻”来代表强直性脊柱炎，已得到中医界的普遍认可
［14］
。银屑病的皮肤损害与中医“白疕”“蛇虱”“疕风”等类似，而其关节病变可归为中医“痹病”范畴。白塞病的临床表现与中医“狐
病”相似，故一般将其归为“狐
病”范畴。西医痛风属中医“痹病”范畴，尤其与中医“痛风”“痛痹”“白虎历节”症状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中医风湿病学和西医风湿病学并不可完全等同，两者密切联系又相互区别。虽然中医风湿病学和西医风湿病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一致，即两者所涵盖疾病的损伤范围和临床症状是一致的，但由于两者分属不同的理论体系，因而对风湿病的病因、病理、分类、诊断、治疗、预后和转归等方面的认识又是大不相同。同样，中西医风湿病病名的相互对应关系并不代表两者概念的完全等同。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种以慢性、侵袭性关节炎为主要表现的自身免疫病，早期以关节肿胀、疼痛为主症，若病情持续进展，晚期可出现关节畸形、功能丧失，同时可伴有脏器损害。中医把类风湿关节炎归属于痹病范畴。中医痹病范畴十分宽泛。广义的痹病泛指机体正气不足，卫外不固，邪气趁虚而入，脏腑经络气血为之痹阻而引起的疾病；狭义的痹病特指肢体经络痹阻，以肌肉、筋骨、关节发生疼痛、肿胀、麻木、重着、屈伸不利，甚则畸形为主要临床表现。临床上，痹病通常指的是其狭义范畴。可见，痹病涵盖的范围除了类风湿关节炎，也包括涉及肌肉、筋骨、关节病变的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强直性脊柱炎、银屑病、痛风等疾病。因此，鉴于类风湿关节炎关节肿痛变形、缠绵难愈的特点，焦树德教授提出用尪痹代表类风湿关节炎。红斑狼疮是一种以自身抗体产生、免疫复合物形成，进而导致靶器官损伤为特征的典型的自身免疫性结缔组织病，因病情轻重及损伤脏器的个体差异，导致本病临床表现异质性较大。皮肤型红斑狼疮的病变通常局限于皮肤，在鼻梁和双颧颊部出现呈蝶形分布的红斑为其特征性皮肤病变，现代医家通常将这类红斑狼疮归属于“红蝴蝶疮”范畴。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变往往累及多系统多脏器：除了皮肤损害，若患者以肌肉关节疼痛为主要表现，此类红斑狼疮可纳入“阴阳毒”范畴辨证论治；系统性红斑狼疮后期可进展为狼疮性肾炎，出现头面、眼睑、四肢、腹背，乃至全身浮肿，此时则应将其纳入“水肿病”范畴辨证论治；若累及血液系统，患者以慢性贫血为主要表现，则应纳入“虚劳病”范畴辨证论治。可见，红斑狼疮应根据其病变轻重及受累脏器的差异归属于不同的中医病证范畴，以更精确地指导临床诊治。中西医皆有“痛风”病名，但两者内涵相近却不完全等同。西医痛风是指因嘌呤代谢紊乱导致尿酸产生过多或肾脏排泄尿酸减少，血尿酸升高，进而尿酸盐结晶沉积于关节、肾脏等部位导致关节炎发作及肾损伤的一种疾病。中医认为，痛风是由于人体阴阳气血失调，外邪乘虚而入，引起肢体游走性剧痛为主要特点的一种病证 ［15］ 。可见，中西医痛风关节炎发作特点相同，故西医痛风性关节炎与中医痛风基本相似。但也有学者基于研究历代古籍对痛风的阐述，提出中医痛风的概念包含了西医痛风、风湿热、类风湿关节炎等疾病 ［10］ 。此外，西医痛风若主要累及肾脏或皮下等部位，导致痛风肾或痛风石形成，此时则不适宜简单照搬中医痛风方案，而应灵活辨证施治。
总之，中西医虽然对风湿病的认识视角不同，但研究对象是一致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中西医风湿病病名之间具有相近、相似的关系，但两者并不完全等同。在临床诊疗的过程中，中医病名诊断不能一概而论，需根据风湿病病情轻重、病变部位、疾病阶段等实际情况，在明确西医病名诊断的同时，给予最贴合的中医病名诊断，有助于更好地指导后续的辨证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