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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与西医学构建于不同的理论体系之上，且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影响各自医学的发展，故各有特点。但两者都属于生命科学，用于防病治病。风湿病种类繁多，病因复杂，不少的风湿病与自身免疫功能失调有关，因此，西医学与中医学对不少风湿病都缺乏有效的根治方法。但中西医相互协同，取长补短，则能促进疗效的提高。中西医结合临床风湿病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西医结合事业的整体推进以及学术组织的建立而逐渐发展的。
1840年至1900年，西方医学的输入对中医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西医因诊疗技术特别是外科手术治疗所表现出的显著疗效有别于传统医学的经验，被称为“科学医学”，中医药学遭到怀疑和否定。在医学界，否定中医、主张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与主张中医疗效显著的古籍整理学家、临床学家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在这种情况下，受当时“洋务派”和“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产生了“中西汇通派”。中西汇通派的工作在于力图用西说印证中医，证明中西原理相通，都是科学。同时还深入研究比较中西医学的理论形态、诊治方式、研究方法上的异同，“通其可通，存其互异”。在临床治疗上还采用中药为主加少量西药的方式，代表人物有唐宗海、曹颖甫、朱沛文、恽铁樵、张锡纯等。
唐宗海（1846—1897年），字容川，四川彭县人。他提倡“好古而不迷信古人，博学而能取长舍短”，为早期汇通中西医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著述有《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两卷，认为西医与中医互有优劣，西医长于“形迹”，中医长于“气化”，中西医各有短长，主张“损益乎古今”“参酌乎中外”，并试图用西医解剖、生理等知识来印证中医理论，对中西医汇通派影响较大。另有《本草问答》《金匮要略浅注补正》《伤寒论浅注补正》《金匮要略浅注》《血证论》，以上五书合称《中西医汇通医书五种》。
曹颖甫（1866—1938年），名家达，字颖甫，一字尹孚，号鹏南，晚署拙巢老人，江苏省江阴人。曹氏师承于伤寒学派黄氏，对《伤寒论》研究造诣颇深，主张以经方作为学习中医的基础，被誉为近代的经方大家。曹氏所著医书有《经方实验录》《曹颖甫医案》《伤寒发微》《金匮发微》等。在论述白虎加桂枝汤的作用时说“白虎汤以治其本（胃肠之热），同时加桂枝以治其标（表证之寒）”，进而针对石膏、桂枝又进一步阐释，“则胃取石膏之凉而消热，动脉取桂枝之散而致汗”，中西汇通思想尽显。
张锡纯（1860—1933年），字寿甫，河北省盐山县人。幼习举子业，打下坚实之文史基础，后秉承其父之遗志，改攻医学，精研《内经》《难经》《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及历代著名医家学说，悬壶济世。30岁后又研习西医，既善于化裁古方，又能撷取中西医之精萃，互相沟通。每多化裁古方、糅合中西治法，广泛传播中医，宣扬中西汇通，尤其是中西医生理解剖学、中西药结合之原理。张锡纯接受西医学说，以“衷中参西”为旨，主张“师古而不泥古，参西而不背中”，认为中医之理多包括西医之理，沟通中西医原非难事，临证善于中西药物并用以取长补短，疗效显著，屡起沉疴危症。其平生之学术见解，医疗心得，汇集为《医学衷中参西录》30卷，颇有影响。张锡纯采用西方术语命名中医病症，将“胸痹”归属于“心病”，将“肢痹”归属于“气血郁滞肢体疼痛”。对于痹病诊治，首重正气，以正气虚为本，邪气实为标，治疗强调扶正祛邪，加用活血通络之品以解除气血瘀滞，从而达到标本兼顾的效果。其中最突出的是用阿司匹林治疗热性关节肿痛，取阿司匹林“味酸辛凉，最善达表，使内郁之热由表解散”，可谓心裁别出。这种中西医汇通的诊疗思路对后世治疗风湿病具有启迪作用。
中西医汇通派在中西医学术的交流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讨，在提高疾病临床疗效方面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是由于得不到政府的关心与重视，中西医汇通派的工作一直举步维艰。1929年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该案虽然在全国中医界的强烈反对下未能实施，但对中医事业以及中西医汇通工作都带来了消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把保护、传承和发展传统中医药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不懈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鼓励中西医之间相互学习，提出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药学。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立了“团结中西医”，并将其与“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并列，共同作为新中国的卫生工作方针。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推动之下，我国掀起了西医学习中医的热潮。一大批优秀的西医学人才进入中医高校脱产学习。据统计，从1955年到1966年，全国共培养了4700多名“西学中”人员，成为全国中西医结合领域的开拓者。吴咸中院士用通里攻下法治疗急腹症，陈可冀院士用活血祛瘀法治疗冠心病，沈自尹院士用现代医学方法研究了中医肾本质等，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屠呦呦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她于1959年到1962年在卫生部举办的全国第三期西学中班学习。1967年5月23日，中国启动对抗疟疾的中药研制。39岁的她临危受命，成为课题攻关的组长。她从《肘后备急方》中发掘出青蒿素，经过反复试验，于1971年提炼出的青蒿素对疟疾抑制率达到100%。2015年10月荣获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我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应用中西医两套方法治疗常见病，为基层农村的健康卫生事业发挥了关键作用，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所赞誉的“以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
1980年3月，卫生部召开全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会议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将“中西医并重”列为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
这一阶段，中西医结合风湿病学科也得到了蓬勃发展。首先是老一辈的中医人在中西医病名相互联系方面做了有益的探讨，如中日友好医院焦树德教授将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与尪痹、大偻相联系，广安门医院国医大师路志正教授深入比较了中西医痛风的表现，并将干燥综合征归为燥痹等。其次是在病证结合基础上，研究中医治法，促进疗效的提高。如焦树德教授将类风湿关节炎的尪痹分为三型，国医大师路志正教授从脾论治，江苏南通国医大师朱良春教授运用益肾蠲痹法诊治痹病，安徽皖南医学院国医大师李济仁擅长顽痹诊治，北京中医医院赵炳南教授运用解毒凉血法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上海龙华医院吴圣农教授采用滋阴泻火法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河南风湿病医院娄多峰教授从虚、邪、瘀论治风湿等，各具特色。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风湿病领域，一批西医学习中医人员、中医院校毕业生等，应用中西医两套知识，在病证结合辨证分型治疗、中西医结合临床疗效、中药新药开发以及中医药疗效的现代科学机理方面开展了广泛研究。被誉为“中国风湿病学之父”的北京协和医院张乃峥教授于1984年就积极推广雷公藤制剂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北京中医医院张志礼教授对系统性红斑狼疮开展了中医证型研究。首都国医名师张炳厚教授善治风湿痛证。上海市中医医院沈丕安教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陈湘君教授对系统性红斑狼疮等风湿病病机及治法都有独到见解。陈湘君教授在中西医结合的疗效评价及其机制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胡荫奇教授对强直性脊柱炎的分期分型以及类风湿关节炎治疗方案的优化多有研究。中日友好医院阎小萍教授在继承焦树德教授经验基础上多有创新。北京顺天德中医医院王承德教授对毒性药物治疗风湿病尤有心得，等等。
在中西医结合风湿病领域，学术论点鲜明、成效显著的，秦万章、张鸣鹤、房定亚是其代表。
秦万章，1931年出生于江苏高邮，1953~1957年就读于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医疗系，1960~1964年参加卫生部西学中研究班。他将中西医结合的学术思想贯穿于单味药物的研究，开创了单味中药材现代研究的先河，尤其是雷公藤的研究，被誉为“雷公藤之父”。20世纪70年代开始，秦万章教授率先运用雷公藤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发现总有效率为88.3%，服药2周~2个月后主观症状及客观体征改善明显 ［91］ 。秦万章教授还开展了多项雷公藤生药制剂的研究，如采用雷公藤糖浆治疗190例银屑病，结果总有效率为90.6% ［92］ 。同时，雷公藤用于治疗皮肌炎，可逐步减少和替代激素用量，改善肌力，降低肌酸激酶。另外，秦万章教授主持研制了数种以雷公藤为主的复方，如三藤糖浆、三色片等制剂，广泛应用于临床。
张鸣鹤，1928年出生于浙江嘉善，1955年毕业于山东医学院医疗系，1961年毕业于山东中医学院“西医学习中医班”。他认为 ［93］ ，自身免疫引起的炎症属于中医的热毒，“因炎致痛”“炎生热毒”。在大多数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过程中，外来抗原可视为外感六淫之邪；外来抗原侵袭机体后，机体自我修复和排毒功能失于代偿可看作脏腑功能失调，正气不足；之后形成的循环免疫复合物等病理产物相当于内生邪（热）毒等 ［94］ 。因此，张鸣鹤教授认为，热毒是一切风湿免疫性疾病炎症病理损害的共同病机，清热解毒是基本治法，并系统提出了清热祛风解毒等18种治法。
房定亚，1937年出生于河南邓州，1958年考入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他认为，血管反应是炎症过程的中心环节，且炎症反应均涉及血管壁的损伤。“免疫异常性血管炎”是风湿病的常见共同病理特点。病变早期，受累器官出现各种炎性细胞浸润，释放炎症介质、细胞因子（如TNF-α、IL-1β、IL-1α等），导致血管壁通透性增加，出现水肿、渗出、血流瘀滞，最终导致纤维化和肉芽肿形成等。此外，患者血液中各种炎症介质、自身抗体、免疫复合物、免疫球蛋白等病理产物水平升高，也会影响血液循环，导致血流瘀滞。上述病理变化与中医学中“毒、瘀、络脉受损”的特点相似。因此，房定亚教授认为，风湿病的基本病理特征——免疫异常性血管炎，即毒邪伤络，“解毒通络护脉”是风湿病血管炎的基本治则，临证善用四妙勇安汤治疗风湿病血管炎等 ［95］ 。
学术组织的建立对中西医结合风湿病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有效推动作用。1985年10月由天津中西医结合津华风湿病类疾病医院院长王兆铭教授发起并经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批准，成立了风湿类疾病专业委员会，由王兆铭教授担任第一、二届（1985年10月~2000年9月）风湿类疾病专委会主任委员。在他带领下，先后举办了风湿病诊疗培训班、召开了雷公藤专题学术研讨会、主编出版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风湿类疾病》专著、创办了《中国中西医结合风湿病杂志》，并开展了“风湿四病”的社会调查工作。2000年9月至2006年10月的第三届风湿类疾病专委会由哈尔滨医科大学张凤山教授担任主任委员。在此期间，召开了医院风湿学科建设研讨会和首届国际中西医结合风湿病学术会议，促进了中西医风湿学科的发展。
进入21世纪后，党中央、国务院更加重视中医药，深入推进了中西医结合的事业发展。2003年，面对“非典”疫情，科技部发布了中药防治非典研究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初步筛选出可在“非典”治疗中发挥一定作用的中成药，引起国际社会关注。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坚持“中西医并重”“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等方针政策，首次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2016年8月，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是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的显著优势”。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集中爆发，张伯礼、黄璐琦、仝小林院士等奔赴武汉，分析新冠肺炎的中医病机、证候及发展规律，开展新冠肺炎的救治工作。全国中医药医疗机构派出多支医疗队，共4900余名中医药医护人员驰援武汉，并承担了江夏方舱医院新冠肺炎的救治任务。北京中医医院刘清泉院长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救治组专家，在一线参与危重症救治。他运用通下攻里等法发挥了中西医协同治疗优势。临床实践证明，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起到积极作用，可减少发病率和危重症的发生，降低病死率，提高治愈率。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6月2日专家学者座谈会上提出“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西医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2021年5月12日，在河南南阳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又讲到“特别是经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非典等重大传染病之后，我们对中医药的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们要发展中医药，注重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
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的方针政策，国家有关部门有计划地安排项目、资金，深入推进临床中西医结合工作。从2005年开始，国家科技部在“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专门安排“重大疑难疾病中医防治研究”项目，吕爱平研究员、范永升教授、冯兴华教授、姜泉教授分别承担并完成了“基于二次临床研究的中医药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临床评价”“解毒祛瘀滋肾法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疗效评价研究”“中医药治疗强直性脊柱炎规范化及疗效评价研究”及“类风湿关节炎的中医病证规律及综合治疗方案研究”等项目。上述项目均采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方法，深入开展研究，在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强直性脊柱炎等方面，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推动了临床风湿病中西医结合领域的深入研究。
2018年初，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启动了58个重大疑难疾病中西医临床协作试点项目，表明国家在临床上深入推进中西医结合工作。其中，与风湿病相关的有2项，分别是由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牵头、北京协和医院协同承担的系统性红斑狼疮中西医协作项目和由云南省中医医院牵头、北京协和医院协同承担的类风湿关节炎中西医协作项目。这两个项目分别通过中医、西医医院协同，运用循证医学等方法，开展了对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的中西医结合临床方案疗效评价研究。这些工作的完成对于取中西医之长，制定有中国特色的中西医结合诊治风湿病的临床方案具有重要作用。
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领导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也开展了难治性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共识（指南）的制定工作，浙江中医药大学范永升教授、天津中医药大学刘维教授、上海市光华中西医结合医院何东仪教授、云南省中医医院彭江云教授，分别承担并完成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痛风、强直性脊柱炎、类风湿关节炎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的制定。这些指南的制定对于规范使用中西医结合治法，提高疗效，深入推进中西医结合，有着重要的临床价值。
在这期间，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病专委会进行了数次换届。2006年10月至2015年10月，第四、五届风湿病专委会主任委员由南方医科大学吴启富教授担任。在他领导下，先后举办了中西医结合强直性脊柱炎等专题研讨会，成立了青年委员会，出版了《名医与专科》《风湿病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等专著，建立了中西医结合风湿病网（http://zxyfsb.com）。2015年10月至今，第六、七届风湿病专委会主任委员由浙江中医药大学范永升教授担任。在他带领下，规范了专委会工作程序，充分发挥集体作用，推动各省建立相应学术组织，定期举办了上规模、高质量的学术年会，组织开展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等4种风湿病中西医结合临床诊治指南制定以及健康扶贫与“一带一路”创新驱动工作，编写了《中西医结合临床风湿病学》，先后两次被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评为优秀专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