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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针疗法是指将特制的针具用火烧红针体后，按一定刺法瞬间刺入人体的腧穴或特定部位的治疗方法。自有文字记载至今，火针疗法的发展应用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通过历代医家的改进、发展和完善，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在其发展过程中，火针针具和操作方法也逐步规范，临床应用范围也得到了拓宽，已成为针灸疗法中独特的治疗体系。火针疗法主要是借助火力和温热刺激，通过温阳扶正、祛寒散邪、疏通气血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属于温通疗法的范畴。
火针疗法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黄帝内经》，其记载了火针的针具、操作方法和临床适应证、禁忌证。火针在《黄帝内经》中被称为“燔针”，火针疗法被称为“焠刺法”。《灵枢·官针》云：“凡刺有九，以应九变……九曰焠刺，焠刺者，刺燔针则取痹也。”焠，火灼也。可见，“焠刺”即是将烧红的燔针瞬间刺入皮内的一种刺法，由此得出“燔针”和“焠刺”即为“火针”和“火针疗法”。晋代《小品方》中最早出现“火针”的名称。
《黄帝内经》又将火针称为“大针”，如《灵枢·九针十二原》云：“九曰大针，长四寸……大针者，尖如梃，其锋微圆……”由此可见，火针疗法的专用针，针身粗大、针尖微圆、耐高温、能速刺；若针身细不能耐高温，则在操作时针具容易弯曲、折断，而且不能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黄帝内经》对火针疗法的适应证和禁忌证也做了论述，《灵枢·官针》中提出：“焠刺者，刺燔针则取痹也。”说明火针用于痹证的治疗。《灵枢·经筋》云：“焠刺者，刺寒急也。”说明了火针疗法适用于治疗因寒邪引起的寒痹证候。《灵枢·寿夭刚柔》云：“刺寒痹内热奈何？”，“刺布衣者，以火焠之；刺大人者，以药熨之。”提示火针疗法适宜于体质强壮者。《素问·调经论》曰：“病在筋，调之筋；病在骨，调之骨。燔针劫刺其下及与急者；病在骨，焠针药熨。”说明经筋病、骨病都可以用火针治疗。由此可见，《黄帝内经》中提到火针疗法的适应证有四种：痹证、寒证、经筋病、骨病。针对劳心者（大人）和劳力者（布衣）的不同体质特点，分别施以不同的治疗方法。《灵枢·经筋》云：“热则筋纵不收，无用燔针。”可见，在当时热证是火针的禁忌证。
《灵枢·经筋》提出经筋病的治疗原则“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腧”，即指出了火针的取穴、针刺方法。由此可见，火针疗法早在《黄帝内经》时代就已成为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汉代，火针疗法在临床上的应用已相当广泛，同时提出了火针的禁忌证。如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把火针称为“烧针”“温针”，认为伤寒表证可以用“烧针”“温针”治疗，着重提出了因误用火针而出现的不良现象，强调若用火针治疗，必须严格掌握火针的适应证，并论述了应用火针疗法的禁忌证和误治后如何处理。如《伤寒论》中记载：“太阳伤寒者，加温针必惊也。”“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太阳病中风，以火劫发汗，邪风被火热，血气流溢，失其常度。两阳相熏灼，其身发黄，阳盛则欲衄，阴虚小便难。阴阳俱虚竭，身体则枯燥，但头汗出，齐颈而还，腹满欲喘，口干咽烂，或不大便，久则谵语，甚者至哕，手足躁扰，捻衣摸床。小便利者，其人可治。”“阳明病，被火，额上微汗出，而小便不利者，必发黄。”也可有神志变化，如“阳明病，脉浮而紧，咽燥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若发汗则躁，心愦愦反谵语。若加温针，心怵惕，烦躁不得眠。”少阴病，误用火针可致咳、下利、谵语。“少阴病，咳而下利，谵语者，此被火气劫故也，小便必难，以强责少阴汗也。”《伤寒论》中提出了误用“烧针”“温针”后出现变证的补救措施，如“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复加烧针者，四逆汤主之。”“伤寒脉浮，医以火迫劫之，亡阳，必惊狂。卧起不安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主之。”“火逆下之，因烧针烦躁者，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主之。”
《伤寒论》中还提出了火针治疗后针孔的护理问题，若针孔护理不当，感受外邪，则会并发奔豚。如“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壮……”虽然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操作上尚未有无菌观念，但张仲景已从反面论述了火针疗法的一些不良反应及处理方法。
晋代皇甫谧撰写的《针灸甲乙经》继承《黄帝内经》的观点，肯定“焠刺”是针灸的刺法之一，同时也强调其适应证为痹证和寒证。重申应用火针治病必须考虑体质因素，如书中云：“故用针者，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
晋代陈延之所著的《小品方》中述：“附骨疽……若失时不消成脓者，用火针，膏、散。”可见火针已用于外科病证。作者还首次把火针疗法应用于眼科疾病，如“取针烧令赤，烁著肤上，不过三烁缩也。”
唐宋时期火针治疗范围较前有较大扩展，已经用于内科、外科、眼科、五官科以及急症的治疗；同时，火针的选穴、操作、禁忌等问题均已提出，并有火针治疗的医案记载，从此奠定了火针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
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将火针应用于外科，治疗疮疡痈疽、瘰疬痰核和出血，记载有“外摩膏破痈口……针唯令极热”，“凡痈……有脓便可破之……令脓宜出，用铍针，脓深难见，肉厚而生者用火针。”这是火针疗法治疗热证的最早记载，从此突破了火针只治疗寒证的局限，进一步拓宽了火针疗法的适用范围。如“诸漏结核未破者，火针使著核结中，无不瘥者”，“治酒醉牙齿涌血出方，烧针令赤，注血孔中止”。同时，也用于内科黄疸、风眩等证，“夹人中穴火针，治马黄疸疫通身并黄，语音已不转者”，“夫风眩之病……困急时但度灸穴，便火针针之，无不瘥者，初得，针竟便灸，最良。”风眩指因风而起的眩晕，用火针可以息风解郁。对火针疗法的禁忌穴位明确规定了腹部的“巨阙、太仓，上下脘，此之一行有六穴，忌火针也”。
宋、元是火针疗法运用的兴盛时期，其适应证较前明显增加。宋代王执中所著《针灸资生经》将火针疗法创造性地应用于内脏疾病的治疗中，书中列举了许多类型的有效医案，如治疗消化系统的、治疗呼吸系统的及治疗腰痛的。书中有云：“荆妇旧侍亲疾，累日不食，因得心脾痛，发则攻心腹，后心痛亦应之，至不可忍。与女儿别，以药饮之，痛反甚，若灸则遍身不胜灸矣，不免令女儿各以火针微针之，不拘心腹，须臾痛定，即欲起矣，神哉。”又云：“舍弟登山，为雨所持，一夕气闷而不救，见昆季必泣，有欲别之意，予疑其心悲，为刺百会不效，按其肺俞，云其痛如锥刺，以火针微刺之，即愈。因此，与人治疗哮喘，只缪肺俞，不缪他穴。”书中记载火针治疗腰痛，针到痛止，如“舍身腰痛出入甚艰，予用火针，微微频刺肾俞，行履如故”，又如“有妇人久病而腰甚痛，腰眼忌灸，医以针置火中令热，缪刺痛处，初不深入，即而痛止。”
明代为火针发展的鼎盛时期，有关针灸的著作层出不穷。当时的代表著作《针灸大成》《针灸聚英》《名医类案》等书中均提到了火针，其中高武撰写的《针灸聚英》对火针疗法的论述最为全面，从针具、加热、刺法到功效应用和禁忌等都做了详细的论述。明代高武在《针灸聚英》中指出：为使患者治疗时痛苦小，火针的制作材料应采用韧性大的熟铁，且针不宜太粗，而且在加热时要烧至通红。如曰：“焠针者，以麻油满盏，灯草令多如大指许，取其灯火烧针，频麻油蘸其针，烧令通红，用方有功。若不红者，反损于人，不能去病。烧时令针头低下，恐油热伤手。先令他人烧针，医者临时用之，以免致手热。才觉针红，医即取针。先以针安穴上，自然干，针之亦佳。”
高武认为，为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要求医者进针须准确，深浅须适度。指出：“以墨记之，使针时无差，穴道差，则无功……先以左手按定其穴，然后针之。”还认为火针“切忌太深，深则反伤经络；不可太浅，浅则治病无功；但消息取中也。凡大醉之后，不可行针，不适浅深，有害无利”。在书中亦提到针后对针孔的处理问题。如曰：“凡行火针，一针之后，疾速便去，不可久留，寻即以左手速按针孔上，则疼止，不按则痛甚。”
高武在《针灸聚英》中对火针的功效和适应证做了深入论述，使火针疗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了一定的突破，奠定了火针治病的基本理论体系。书中指出了火针具有行气与发散两大功效。《针灸聚英》中云：“火针亦行气，火针唯借火力，无补泻虚实之害。”又云：“盖火针大开其孔穴，不塞其门，风邪从此而出。”正因为火针有行气和发散的作用，所以高氏认为临床可以消除癥瘕积聚，气行则血行；还可以破痈排脓，发散毒邪。如书中载：“凡癥块结积之病，甚宜火针。”“破痈坚积结瘤等，皆以火针猛热可用。”又云：“宜破痈毒发背，溃脓在内，外皮无头者，但按肿软不坚者以溃脓，阔大者按头尾及中，以点记，宜下三针，决破出脓，一针肿上，不可按之，即以指从两旁捺之，令脓随手而出，或肿大脓多，针时须侧身回避，恐脓射出污身。”“若风湿寒三者，在于经络不出者，宜用火针，以外发其邪。”“凡治瘫痪，尤宜火针易获功效。”这些都是利用火针的行气和发散的作用进行治疗的论述。
在禁忌证方面，高武提出：“人身诸处皆可行针，面上忌之。凡季夏，大经血盛皆下流两脚，切忌妄行火针于两脚内及足，则溃脓肿疼难退。其如脚气多发于夏，血气湿气皆聚两脚，或误行火针，则反加肿疼，不能行履也。”并有“凡大醉之后，不可行针”的警戒。由此可见，高氏对火针疗法的论述是较全面的，也说明火针疗法进入了较成熟的阶段。从此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火针理论体系。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也比较全面地论述了火针的刺法和作用，并阐述了火针治疗痈疽、痹证的机理。还记述了火针治疗目翳的方法：“其法用平头针如翳大小，烧赤，轻轻当翳中烙之。烙后翳破，即用除翳药敷点。”
明代陈实功所著《外科正宗》描述了火针治疗瘰疬：“治瘰疬、痰核，生于项间，初起坚硬，或如梅李，结聚不散，宜用此法针之，插药易消，用缝衣大针二条，将竹箸头劈开，经针双夹缝内，相离一分许，用线扎定，先将桐油一盏，用灯草六七根油内排匀点着，将针烧红，用手指将核握起，用针当头刺入四五分，核大者再针数孔亦妙。核内或痰或血随即流出，候尽以膏盖之。”用这一方法治疗瘰疬屡试不爽。陈实功将火针疗法广泛应用于临床，并成功地治疗了眼科疾患。薛己的《保婴撮要》记载，使用火针治疗小儿气血虚甚的腋痈要“先用大补后用火针”，而肝肾先天禀赋不足的漏疮、肌肉不生则不能用火针疗法。
明代已有火针医案的记载，如江瓘所著《名医类案》全书集录历代名医治案，其中有些病案是应用火针的，如“一男子胁肿一块，日久不溃，按之微痛，脉微而涩。此形症俱虚，当补不当泻。乃以人参养荣汤及热艾熨患处，脓成以火针刺之，更用豆豉饼，十全大补汤，百剂而愈。”
明代杨继洲的《针灸大成》集众家之所长，将火针列为针灸疗法之一。由于《针灸大成》对后世的影响巨大，所以对火针疗法的流传起到了积极作用。
火针疗法在清代仍在应用，如吴仪洛在《本草从新》中将火针用于治疗眼科疾病，消除常人认为火针有危险的偏见。指出：“肝虚目昏多泪，或风赤及生翳膜，头厚生病，后生白膜，失明，或五脏虚劳，风热上冲于目生翳，病亦熨烙之法。盖气血得温则宜通，得寒则凝涩故也。其法用平头针，如控大小，烧赤轻轻当翳中烙之。烙之翳破，即用除翳药敷之矣。”清代吴谦《医宗金鉴》对前人的经验进行归纳总结，提出：“火针者，即古之燔针也。凡周身淫邪，或风或水，溢于机体，留而不能过关节，壅滞为病者，以此刺之。”该文指出“火针”即为《黄帝内经》中的燔针，可治疗外邪壅滞于肌肤与关节的疾病。由此可见，在清代火针疗法的应用范围得到了扩大和发展。
清朝后期至民国年间，随着中医药事业的衰落，加上西洋医学的传布，致使火针疗法的发展也有所停滞。
新中国成立后，火针疗法在临床应用方面有新的发展，出现电火针、电热针等新型火针工具，促进了火针疗法的普及和发展。但火针疗法与整个医学的发展，与其他针具针法的发展不相协调，临床只有少数医师能掌握。
国医大师贺普仁总结火针疗法具有针和灸的双重作用，既有针的刺激，又有灸的温热刺激，火针通过温热刺激穴位和部位增强人体阳气、鼓舞正气、调节脏腑、激发经气、温通经脉、活血行气，因此火针具有助阳补虚、升阳举陷、消癥散结、生肌排脓、除麻止痉、祛痛止痒等作用。
雷火神针是一种特殊的艾灸疗法，施术者将含有药物的艾条点燃直接隔若干层布按压在患处施灸，对疼痛、阴证有良好疗效。
雷火神针实质是一种药艾灸疗法，操作者将若干层布铺垫在病患处，然后将点燃的含有药物的艾条按压在布垫上施灸患处，对痛证、寒证疗效较好。其首次文献记载见于明中期的《神农皇帝真传针灸图》，称为“火雷针”，即“雷火神针”。该书记载了“艾三两，沉香五钱，乳香五钱，苍术一两，麝香五钱，没药七钱，茵陈一两，干姜五钱，羌活一两，广木香五钱，川山甲五钱”的药艾条配方。
明代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中记载了雷火神针法所用药物：“熟蕲艾末一两，乳香、没药、穿山甲、硫磺、雄黄、草乌头、川乌头、桃树皮末各一钱，麝香五分，为末，拌艾，以厚纸裁成条，铺药艾于内，紧卷如指大，长三四寸，收贮瓶内，埋地中七七日，取出。用时于灯上点着，吹灭，隔纸十层，乘热针于患处，热气直入病处”，主治“心腹冷痛，风寒湿痹，附骨阴疽，凡在筋骨隐痛者，针之，火气直达病所，甚效”。上文对雷火神针的制作、所用药物、用法、主治病证做了论述。
清代太乙神针是在雷火神针基础上经过改良而产生的一种药艾条实按灸疗法。药味的增加使其治疗范围进一步扩大，所治病种涉及到内外妇儿各科。在操作上，早期的雷火神针所隔之物由“衣”变为“纸”。至清代又转为隔布施灸，但没有统一的标准，太乙神针统一以隔七层红布为准，并明确要求“药气温温透入，腠理渐开……其一种氤氲畅美之致”的柔和灸感。
雷火神针与太乙神针均为特殊的艾灸疗法，在传承发展过程中，历经明清两代医家的实践和改革，在制作、操作及适应证等方面都已达到成熟。
现代学者在操作方法、临床应用等方面对雷火神针进行了拓展和改进，如赵时碧的赵氏雷火灸改实按灸为悬起灸，虽严格意义上讲已经不属于传统雷火神针的范畴，但是其温和的特点使其受众较多。
在临床应用上，虽然按照古籍中的记载，雷火神针主要被用于治疗疮疡肿毒及诸痛证，但时至现代，雷火神针也时常被应用在一些传统认识之外的病种上，如眩晕、过敏性鼻炎，还有医家将雷火神针与参苓白术散结合治疗功能性腹泻，均可取得明显的疗效。
总之，通过对“火针疗法”的历史沿革及“雷火神针源流”的梳理，整理其治病的作用机理、适应证范围及操作方法，可得出药火针疗法的创立源于“火针”与“雷火神针”。
李白清先生认为，药火针是“焠针”“燔针”的发展，也是后世“雷火神针”的演变，既发挥了针刺、药物的作用，又发挥了艾灸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