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祐年间,《新修本草》的药图和图经已亡佚殆尽。当时没有相应的著作弥补这一空白。宋代虽然有两部官修本草,仍未达到唐代的规模和形式。因此,编撰图经势在必行。
《本草图经》的编纂是掌禹锡、苏颂、张洞等学者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向朝庭奏请的,并得到了丞相文彦博的支持最终获得朝廷批准,“本用永徽故事”,下诏全国各郡县,将所产药物,不分动物、植物、矿物,一律绘图,并注明开花、结实、采收季节以及功效等,凡进口的国外药物,也都询问关税人员及商人,并取一二种(枚)作样品送往京都,供绘图之用。图注再由苏颂等人编辑整理,撰为《本草图经》,亦称《图经本草》,简称《图经》。此书始自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至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成书,次年镂版颁行,全书20卷,目录1卷,与《嘉祐本草》并行天下。
该书旨在“使后人用药知所依据”,因此在辨正药物来源、形态和讨论药物用法方面着力尤多。苏颂所用资料,来自全国15个州群,故《图经》得以综合反映各地的实际用药经验。全书载药780条(有时数药并论于一条),附图933幅。这些药物中,有新增民间草药103种。苏颂本着“叙物真滥,使人易知;原诊处方,有所依据”的原则,将辨药与用药糅合起来,不拘出处,统而叙之。书中十分重视民间实际经验,补充了较为详细的药物产地、栽培、药物制备等内容,并如实介绍了各地所用药物品种及药材混淆状况。为此,苏颂将各地所上药图和盘托出,为后世了解和解决药物品种问题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资料。然而李时珍批评说:“图与说异,两不相应。或有图而无文,或有文而无图。”这一指责不免失之偏颇。实际上苏颂并未忽视图文必须一致。《本草图经》绝大多数图文是一致的,但在各地所上图文甚多又无法逐一核校的情况下,苏颂采取的态度是:“不敢以臆说浅见,傅会其文,故但阙而不录。”这种严肃的治学态度是值得肯定的。该书的药图是现存最早的雕版本草图。由于来源不一,药图风格并非单一。大多数的药图都尽可能绘出原动植物的全貌,并着力突出药用部分,因此某些药图不免比例失调,少数药图甚至带有示意成分,是其美中不足之处。然而由于绝大多数药图是据实写生而来的,所以对考证药物种类仍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此外,该书在编写时仿唐《天宝单方药图》之例,在依次叙述药物的产地、生长环境、形态、药性、主治之后,附载了众多的方剂,以便临证用药,据统计,该书所引方书达51种,这在当时的本草书中是首屈一指的。苏颂还在书中极力反对服食炼饵,逐一列举其害以警世俗。该书以其坚实的实践基础赢得了后世医药学家的一致赞扬。日本科技史学家薮内清评曰:“《本草图经》已经远远超越了它作为《补注本草》的补充附图的意义,而是(一部)全新的科学的本草书。”
因嘉祐年间所编的《嘉祐本草》和《本草图经》分别版行,医家往往不能兼备,查找药物很不方便。因此又由四川阆中人陈承于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把它们合并起来,编成《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共23卷,并附以古今论说及陈氏自己的见解,又称为《本草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