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纸张、先知和印刷机

我努力地想着今天是星期几。我星期六早上来到医院，准备在医院食堂与住院医师同事们一起“整理清单”，检查挂号病人的登记情况并大概安排一下全天工作。作为一名低年住院医师，我明白大部分的“脏活累活”都会由自己在周末完成，又因为手外科专业组要随时应答创伤中心的呼叫，我知道自己有可能遭遇60个小时的残酷战斗。万一我运气差了点儿，一个周末呼叫不停，就彻底完蛋了。我刚拿着煎饼和清单坐下，对讲机就把我叫到了创伤中心。

第一位创伤患者发生了摩托车车祸，其主要受伤部位集中在右臂。他的右手已经伤得一塌糊涂——开放性骨折、肌腱暴露、血管破裂、皮开肉绽。我看一眼就知道他的手术得做几个钟头，而这一天才刚刚开始。越来越多的手外伤患者陆续来到急诊室，白天变成了黑夜，而患者并没有减少。直到星期天早晨，我刚有个机会可以小憩一下，又有人在切百吉饼时受了伤，急诊室把我叫下楼咨询。一拨又一拨的外伤患者，源源不断地涌进急诊室；我的工作是稳定病情、评估患者并做好术前准备，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耽搁，就去手术室报到，协助手术。

星期天深夜，一个周末都没睡觉的我能量耗尽，精疲力竭，一个来自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的24岁伐木工人被急救直升机送了过来。他右手的四根手指被连根锯掉，而且巨大的锯条把手指都碾没了。我们只能期望通过手术清理创面边缘，过一段时间这只手就会变成“连指手套”的样子，他还可以像用高尔夫球杆一样用它。过了一会儿，他的家人开车到了。我们总是很难开口，向家属传达没有奇迹发生、断肢无法挽救的沉痛消息。但是，毕竟这是1996年，别无选择。

黑夜慢慢融入清晨，周日变成了周一。这意味着要先开早会，然后去手术室参加全关节置换手术。我依然努力撑着没合过眼，疲劳使我感到极度压抑。很少有人能理解真正的精疲力竭状态，以及疲劳导致的大脑短路和深入骨髓的酸痛。在持续睡眠不足的状态下，我一直表现得不错，但是过了50个小时以后，习惯和意志力开始变得毫无意义。保持清醒需要极度专注，保持反应灵敏则根本不可能。那种感觉好比食物中毒时产生的强烈呕吐感，或镜子反射的一道阳光刺得你睁不开眼，如果思维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下强制断电，身体就会瞬间崩溃，面朝大地，倒在路人脚下。就像你在巴士上小睡时发生了车祸一样，突发的碰撞让你突然清醒，脑袋乱晃，你倒吸一大口气，踉跄的双腿跌跌撞撞地想在幻境中站稳，伸出胳膊想要找个依靠。做住院医师时，这种看似由药物引起的状态，与我大脑最原始部分（我要休息，寻求慰藉，基本需求，除此以外……别无他物）之间的战争，通常会发生在手术室里，就在我们准备做手术的时候。凭借洪荒之力，我奇迹般地熬过了全天的手术马拉松。此刻，我把这个周末的工作在脑子里拼凑整理，想起来今天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再看一眼那位失去右手手指的伐木工人。

佩莱格里尼医生（Dr. Pellegrini）是我的科主任，现阶段他决定着我每分每秒应该在哪儿。那些以急诊室为题材的电视剧和讲述外科住院医师故事的电影，都极其戏剧化地表现科主任严苛地领导着他手下的住院医师，但它们还是大大低估了现实中主任的权力，以及年轻医师的自惭形秽和无助。我在五楼遇到佩莱格里尼主任（我们都叫他“老大”），还有我的住院总医师杰夫·伍德，得知患者家属现在都聚集在病房里。在黑暗的楼道里，我是唯一一个已经三天没睡觉的人。有一天晚上，我同样睡眠不足，在空无一人的医院走廊里，我竟然走着走着就睡着了，踉踉跄跄地撞上了扶手，就像是兄弟会的新人被戏弄以后走回家一样。“老大”就在旁边，大剂量的肾上腺素让我还能保持直立行走，但是我特别后悔自己星期六早晨没多带一套换洗的袜子和内裤。我肯定臭得像个连轴加班的实习医生，屁股泡在三天没换的内裤里，加上裹在湿袜子里的汗脚，让我极度渴望回家躺倒。

我们一行三人在病房里见到患者及其家属，告诉了他们这次意外将永远改变他的生活这一严峻的事实。作为一名蓝领工人，他知道自己未来会永远困难重重。我以为自己是个善解人意的人，尤其是作为一名外科住院医师，但是此时此刻，我已经彻底沦为心理学课堂上的失眠测试对象——只想躺下，顾不得其他事情了。而且我不得不羞愧地承认，我当时还暗自想着，这位也是让我整夜无眠的原因之一。患者家属都是工人阶层，浑身散发着香烟、油炸食物和潮湿发霉的气味。他们了解情况后都低着头，沉默不语。我们一致同意明天再做一次手术，继续为其手部残肢清创。

走出病房，我心中长舒一口气，决定直奔家门。这时我听见患者父亲在黑暗的走廊里大声喊着，叫我等一下。我咬牙切齿，快要气炸了：“ 还有什么事？ 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

患者父亲停了下来。他穿着破旧的法兰绒上衣和粗蓝布裤子，留着一头浓密的短发，红翼工装靴上沾满了泥。我心想他最多也就50岁，然后他犹犹豫豫地开口了：“抱歉占用您的时间，但我有一个问题。”救命，赶紧饶了我吧，快说啊。我心想。

曝晒后的粗糙皮肤和沙哑的嗓音，会让人以为他是一个常年烟不离口而且长期室外劳作的粗人，但是他慈祥的目光透露出一种谦逊的教养。“我不是个聪明人，也不懂医，但是……”他欲言又止。我等着，浑身酸疼。“我活了一把年纪了，今年43岁，看到我的孩子一只手残了，没有未来，就像要了我的命一样。”

他伸出自己粗糙且长满老茧的手，每根手指都因辛勤劳作而粗壮有力。他轻声地问道：“有可能把我的手指截掉给我的孩子吗？”

五千年前，在南美洲、非洲和亚洲，原始部落民族在同一时期，不谋而合地构想出一整套收割野生棉花、将其纺成棉线并织成材料的工序。 如斯文·贝克特在《棉花帝国》中详述的那样，棉花成为一种开启工业革命的材料，既是研究全球航运、资本和奴隶贸易的课题，也表明人们意识到棉花本身是一种理想的多用途材料。俗话说“成功有很多父亲”，这句话可能是在暗示，许多发明家会枉自宣称他人的创新是自己的功劳。但我们换个思路解读，它也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几乎所有的发现和发明的灵感，都是同时降临在多个人身上的。 无论是飞机、电灯、科学理论（比如进化论、相对论、微积分）、卫生纸还是注射针头，“技术进步势不可当”意味着伟大的想法会在同一时间的多个地方竞相盛放，等待收获。

想法的并行发展可以用“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概念来解释，即创新因循的是一种特定且可预测的进程。“在发明或运用钢铁、水泥、电力、计算机以及理解核物理学之前，铀矿的开采并没有什么意义。” 过早提出的发明听起来就像幻想，比如“时光机”，而创新通常是在万事俱备的情况下出现得恰逢其时。演化生物学家斯图尔特·考夫曼（Stuart Kauffman）创造了“相邻可能”（adjacent possible）一词，来解释生物系统为何能在组成过程中通过递进且能耗较小的变化来转化成更复杂的生物系统。 史蒂文·约翰逊在《伟大创意的诞生》（ Where Good Ideas Come From ）中将“相邻可能”这一概念运用到科学、文化和技术领域，“相邻可能是一种变幻莫测的未来，它盘旋在事物当前状态的边缘，就像绘制一张当下如何重塑自己的所有路径的地图……每一种新组合都在其相邻的可能性中增加更新的组合”。

本书在本质上说的就是“相邻可能”。回想起来，外科学的崛起遵循着一种简单的模式：科学家和医生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推动了发现和交流，小型研究团体了解了人体功能，19世纪的医生解锁了疾病发生过程的细胞学基础，20世纪的外科医生发现了治疗方法。每项进步都建基于之前的突破性进展，每项进步又带来向下延展的进步。

出乎意料的是，医学崛起的首要基础是印刷术的发明。印刷革命被称为“人类文明通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一个多项技术结合的经典案例，但是印刷术成为现实还需要一次重大的领悟，而且它恐怕与你以为的不一样。

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因素（也许是冰期）驱使了我们的原始祖先加强他们的社会纽带，语言和艺术方面的重要发展在过去的三万年中一直加速进行着。但是，直到最近五千年才出现了书写文字，也就是说人类99.9%的时间都活在没有文字的世界里。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诞生之前的人类在战胜疾病方面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无法在广泛的学者群体中分享知识的发现。写在纸莎草纸上的手抄文本在向遥远地区的研究者传达新信息方面效率极其低下。医学要想蓬勃发展，让外科学成为现实，需要的是［借用史蒂夫·乔布斯介绍iPhone（苹果手机）时的一句话］ “突破性的通信设备” 。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与文字的发明时期不谋而合，埃及人发现并巧妙地利用了一种十分普遍的植物：纸莎草。埃及的湿地在培育农作物之前都长满了纸莎草，这种四处丛生的翠绿色植物的茎秆呈三棱状，其独特的内部结构将会给埃及社会带来影响长达几千年的改变。纸莎草纸曾经在整个地中海地区被广泛使用，但生产仍然被埃及垄断，而且除了死海古卷以外，其他以纸莎草为载体的文献都出土于埃及。

亚历山大图书馆由马其顿王国的希腊人托勒密一世下令建造，他是公元前3世纪埃及的统治者。这座图书馆不仅位于重要的文化中心和港口，而且其最大的优势在于靠近纸莎草生产中心。“每一艘停靠在亚历山大里亚港口的船都被搜查［文字材料］，查获的所有材料都要为图书馆提供副本。任何主题的作品托勒密都想要，无论诗歌还是散文，三个世纪后，图书馆成为拥有70万卷馆藏的知识宝库。”

盖伦的家乡帕加马位于小亚细亚。当地统治者在同一时期也渴望建立一座宏伟的图书馆，但是托勒密一世察觉到对方是个竞争对手，于是拒绝向这座安纳托利亚的城市运输纸莎草。据普林尼记载，帕加马人只能自己发明创造一种新型书写材料，这种纤薄的材料不仅耐用，而且供应充足。这便是后来众所周知的“羊皮纸”（pergamum）。它由兽皮制成，制造者先将兽皮浸泡在石灰水中，再进行除毛并烘干。之后兽皮被放置在架子上，用石头进一步刮薄并打磨平滑。最终生产出来的羊皮纸非常薄，在适宜的环境下，十分柔韧又耐老化。

欧洲的各国语言都保留了“pergamum”一词作为羊皮纸的名称，但英语称其为“parchment”。羊皮纸的三种主要材料来源是绵羊、山羊和小牛，但最优质的材料是“犊皮纸”（vellum），也就是专门用小牛皮制造的纸，而胎牛皮更是难能可贵！现在世界上仍然在制作羊皮纸，使用范围包括特殊文稿（比如在真“羊皮”上复制文凭证书）、珍品藏书以及图书装订。

耶稣离世后不久，罗马人用羊皮纸取代了木简来制作手抄书。纸莎草纸不适合作为木简册的替代品，因为折叠和缝制的过程会使书脊部分变得非常脆弱。 羊皮纸抄本的使用与基督教的兴起息息相关；在埃及发现的所有早期基督教文献都是羊皮纸手抄书，而同时期的非基督教文献基本都是长卷轴（scroll，拉丁文为volumen，书卷之意）。不同于纸莎草纸，“羊皮纸可以在任何地方制作，在各种气候条件下都能保存完好。但是，像纸莎草纸一样，其制作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并且成本更高。制作一本书可能就需要多达两百只动物。［使用羊皮纸］意味着文献具有重要意义，而且需要持久地保存”。

公元1400年左右，约翰内斯·谷登堡在德意志地区的美因茨出生。尤利乌斯·恺撒离世后不久，美因茨就作为罗马的要塞建立起来了；到15世纪时，这里已经发展成为一座重要的小城镇，是欧洲主要的犹太教学术中心。黑死病在谷登堡出生的数十年前横扫了美因茨，人们把疾病归咎于犹太人群体，认为是他们“向井水中投毒”，数以百计的犹太人在市中心广场上被活活烧死，这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典型的现象。瘟疫让美因茨的居住人口从2万人减少至6 000人， 剩下的莱茵兰人 只能另寻瘟疫的替罪羊，同时又无力承担已经腐败至极的教会提出的无理要求。

谷登堡的家族在当地铸币厂参与帝国货币敕造工作，他从小对铸币工具非常熟悉，包括凸模（punch）、凹模（die）、铸模（mold）。“令人吃惊的是，约翰内斯·谷登堡自幼就被一群工匠包围着，他们能够在钢铁上刻字，其分辨率至少是现代激光打印机的6倍，甚至可能是60倍。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授予了美因茨制作帝国货币的权利，随之而来的是对新设计和新凸模的需求。”

在15世纪早期的莱茵兰，制作印刷机所需的所有零部件，对于工匠来说都已经触手可及。大量使用木螺钉和曲柄臂的压力机，自古以来被用于制酒或榨油，接近15世纪时也用于干燥纸张。凸模在手工艺行业已经很常见，用于制作奖章、硬币、盔甲和装饰品。纸张早在几个世纪前就从中国传入，而纺织业者已经非常熟悉油墨。时机已经成熟，只等一位创新者连点成线，发动革命。

谷登堡在一个金匠家庭中长大，应该亲眼见识过在凸模上刻印单个字母的艰辛。据估计，一个技艺娴熟的凸模工匠需要一整天才能制作出一个凸模；一页标准印刷纸大约需要3 000个凸模。 也就是说，10个工匠组队工作一整年，才能制作出足够的凸模来填满一页纸。“这是个彻头彻尾的噩梦，在经济上毫无成功的希望，完全不切实际，比中国的印刷术差10倍。” 约翰内斯·谷登堡的创意并不是发明活字（type）本身，甚至不是凸模，他的突破性贡献来自一个独特而巧妙的想法——铸造模具，并使模具可以重复使用。

他构想出一种可以重复使用的形式，一种避免每次印刷完字母后都需要重新铸模的模具（见彩插2.1—2.3）。两块立体的L形模具头尾相接包围着凹版（matrix），铁弹簧则用来固定这些可以活动的模块。这种“斜接式”（mitered type）模具还有利于制作出尺寸相同的字母，使印刷效果更具视觉美感。因此，从根本上说谷登堡的媒介革命是一系列过程：先是制造阳模（patrix，即凸模），然后是阴模（即凹版），手动铸模，最后创造活字。他改变了世界，但并不是像我们通常总结的那样“发明了印刷机”，而是发明了一种能够快速打造出可重复使用模具的方法，这种方法才是巨大的进步。

谷登堡是个追求经济效益的资本主义者，但他未曾从自己的发明中获利。事实上，他去世时身无分文，且鲜为人知。油墨、印刷和纸张的实验继续进行着。人们发现橡树瘿（黄蜂幼虫在橡树上形成的球状物）中的化学成分与烟灰、油和水相结合，可以制成理想的印刷油墨。使用动物脂肪为纸张上浆的过程也得到了优化。谷登堡和他的搭档曾致力于控制纸张的湿度，一张湿度完美的纸可以更好地吸收凸模上的油墨。接下来便是其杰作印刷版拉丁语圣经通行本面世的时机了。

放眼乾坤，这部作品在任何意义上都堪称杰作。“谷登堡宏伟的印刷本圣经，两卷共计1 275页，不仅在美感上可以与手抄本相媲美，在精确度方面还要更胜一筹。一场媒介革命正在酝酿。不过，它表面上看起来没有革命性，这一点最为关键，否则没有人会购买。” 其实，印刷本圣经呈现给当时世人的是一种新的书写文字形式，由于中世纪的抄写都非常精准，这套新式的印刷书籍在人们的眼中，可能是一部华丽而优雅的抄录艺术作品。

谷登堡以其惊人的才华和坚韧最终获得成功，但他几乎将一切都输给了他的搭档和同事们，自己勉强维持生计，才秀人微。他制造了史上最伟大的出版物之一，也就此引发了一场革命——宗教改革——让统一的天主教面临永久的分裂。

当我们提到欧洲始于14世纪的求知欲觉醒，只考虑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和美第奇家族对他们的赞助就太过简单了。在科学的前沿阵地，“复兴”的特征之一就是怀恋古典思想，这种怀旧之情在很大程度是由人们在意想不到之地重新发现古代文本点燃的。

在拜占庭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527—565年），没有人能够真正猜到，在不到一个世纪后，掌控地中海和近东地区的无上强权会从阿拉伯半岛内部崛起。其创始者会组织起氏族和部落，提出一种新的宗教，将从尼罗河到阿姆河之间的区域统一于同一种语言之下，鼓励保存古代智者的科学和数学知识。这位先知出生于麦加，当时的那个小村庄现在已经是宗教仪式的中心。至今，穆斯林每日祈祷时都要朝着它的方向朝拜。

公元570年，穆罕默德出生时，麦加已经是朝圣之地，因为“黑石”出现在那里，而黑石据说是易卜拉欣 找来的陨石。在穆罕默德成为领袖之前，每年都有一次公开的休战期，以便交战的部落可以聚集在麦加，朝拜他们各自不同的神灵。重要的是，由于麦加在穆罕默德出生时已经是朝圣的目的地，每年一度的朝圣出现了商业化发展的趋势。

穆罕默德在统一当地部落与氏族并说服他们放弃原有信仰的过程中，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非凡的天赋。他成功地创造出第一个伊斯兰社会的核心。 这看似只是一位荒漠梦想家为小城而设的计略，最终却缔造出一种宗教文化，几个世纪以来，它不仅将希腊人的学识保留下来，而且孕育出新的科学发现。

伊斯兰学者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Seyyed Hossein Nasr）认为，“就像这片土地上乳香的气息飘至罗马帝国和中世纪的欧洲一样，阿拉伯半岛的精神芬芳——圣洁的伊斯兰教——也感染着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无论咫尺天涯”。 伊斯兰教的影响进一步延伸到文化层面，为世界注入了对古代文化的求知欲，保留和翻译了古人的著作，并帮助架起通往文艺复兴的桥梁。“介于罗马帝国衰落和科学革命之间的那一千多年，并非知识的荒原。古希腊的科学成果先后在伊斯兰教的宗教机构和欧洲的大学中得以保留，某些方面还得到了改进。” 阿拉伯半岛又被称为“阿拉比亚之香”（Arabia Odorifera），因其历史上用香料来遮掩腐肉的恶臭，而伊斯兰作家所散发的知识芬芳，成为中世纪仅有的一些“新鲜空气”。

公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时，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已归其伊斯兰神权统治。几十年的动荡中，出现了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支。公元661年，第一个王朝——逊尼派倭马亚哈里发王朝——在大马士革成立。倭马亚家族掌权将近一个世纪，在此期间，其扩张范围涵盖北非、西班牙以及中亚大部分地区。“他们统治了之前属于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开始学习古希腊科学。还有一部分古希腊学识来自波斯，在伊斯兰教崛起之前，波斯王国的统治者就非常欢迎古希腊学者的到来，那时正值查士丁尼一世下令关闭新柏拉图学派的学园。基督世界所失成为伊斯兰王国所得。”

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始于公元750年，倭马亚王朝被阿拔斯哈里发王朝推翻。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在底格里斯河畔建立了一座新城，即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巴格达。阿拔斯王朝最初计划吸纳借鉴的是波斯文化，而当时的波斯人崇尚希腊文化。随着阿拔斯王朝的穆斯林开始接纳希腊哲学、医学和科学（可能还包括诗歌和戏剧），他们最终也接纳了来自埃及、中国和印度等其他地区的古老智慧。结果，阿拉伯帝国呈现出欣欣向荣又错综复杂的社会形态，教育和科学水平普遍发达，成为从希腊哲学家到文艺复兴早期先驱者的信使。

马蒙（813—833年在位的哈里发）派遣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求取希腊手稿，从而开启了世界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知识传输。翻译的传统始于医生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Hunayn ibn Ishaq），后来还包括他的儿子和侄子。译者们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盖伦和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以及欧几里得、托勒密等数学家的专著翻译成阿拉伯语。历史学家菲利普·希提将穆斯林学者智慧的惊人增长与欧洲的停滞不前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在东方的哈伦·拉希德 和马蒙深入探究希腊思想和波斯思想的时候，他们同时代的西方伙伴，查理大帝及其麾下贵族还在浅尝书写自己名字的技艺”。

阿拉伯半岛学识的黄金时代横跨公元8—13世纪，自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以来，这片广袤的区域第一次实现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一，“先前分裂这一区域的政治屏障已经消除，意味着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学者可以相互交流往来”。 阿拉伯科学崛起的同时，伊斯兰教在从比利牛斯山到巴基斯坦的广大地区传播，这并非巧合。而阿拉伯语也成为当时的通用语言，来自非洲、伊比利亚、波斯或者阿拉伯的作家均用阿拉伯语写作。

由哈里发马蒙创立的智慧宫成了全世界的学识中心。亚历山大里亚曾经是知识之都，坐拥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手稿，并以产自本地的纸莎草作为书写原料；而巴格达则成为哲学探索和科学探索的新守护者。在那里，文献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并抄录在当地制作的纸张上，人们可以通过阿拉伯语来阅读所有的文献。 智慧宫在早期吸纳了印度数字（从1到9）、十进制系统和“0”的概念。阿拉伯人用以表达抽象公式的系统（能让世界各地的高中生们大惊失色）由花剌子米（al-Khwarizmi）发明和推广，他将其称为“代数”（al jabr）。阿拔斯王朝的穆斯林掌握了世界上的种种学科知识，包括炼金术、数学、科学和法律。伊斯兰图书馆的蓬勃发展，使欧洲的图书馆相形见绌，西方中世纪的科学与文化也就此长期停滞不前。

阿拉伯传统的奠基人是叶尔孤白·本·伊斯哈格·萨巴赫·肯迪（Yaʿqūb ibn Isḥāq aṣ-Ṣabāḥ al-Kindī），一般被称作肯迪（al-Kindi，拉丁文写作Alkindus）。他出生于巴士拉（今伊拉克南部），拥有阿拉伯贵族血统，被称为“阿拉伯的哲学家”。肯迪博学多才，在翻译亚里士多德和新柏拉图学派的著作，以及希腊科学家和数学家的著作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拉齐（al-Razi，拉丁文写作Rhazes）是中世纪最重要的医生之一。这位学者在波斯出生，在巴格达学习和受训。拉齐不仅翻译著作，还描述了天花和麻疹。更为关键的是，他第一次严肃认真地挑战了盖伦不容置疑的权威。例如，拉齐推测发烧只是一种防御机制，而不是体液失衡问题。他的贡献令人惊叹，他是“一位思考者，明确地质疑一位古代伟人，并通过实证的方法检验了曾经被世人普遍接受的理论，同时对一个领域做出了自己的原创性贡献”。

另一位波斯出生的阿拉伯医生是伊本·西拿（ibn Sina），又被称为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37年在世）。世人普遍认为他是希波克拉底以来最伟大的医生。据说，阿维森纳十岁就已经记住了《古兰经》，他也非常博学，在哲学、科学和医学方面都有大量的杰出作品。他出版了举世闻名的《医典》（ The Canon of Medicine ），这部多卷巨著汇编了大量医学知识，后来被翻译成拉丁文，成为西方数百年的经典。直到17世纪，《医典》都是欧洲各医学院（蒙彼利埃、博洛尼亚、巴黎）的主要教科书。 “威廉·奥斯勒爵士（Sir William Osler）在1913年的演讲中，认为阿维森纳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医学教科书作者’。奥斯勒还补充说，阿维森纳作为一位执业医生，是成功医师的典范，同时也是政治家、教师、哲学家和文学家。” 阿维森纳被称作“中世纪的权威之源”， 他大概是伊斯兰世界丰富多彩的文化启蒙运动中最伟大的使节。

智慧宫以西3 000英里 ，坐落着安达卢西亚（Andalucía），即今天的西班牙，穆斯林称之为安达卢斯（al-Andalus）。穆斯林对西班牙的统治最终于1492年瓦解，但其统治期间正值伊斯兰的黄金时代，当时积累下来的大量文化、科学、语言和建筑传统沿用至今。

阿布·卡西姆·宰海拉威（Abu al-Qasim al-Zahrawi）以其拉丁文名字阿尔布卡西斯（Albucasis，公元936—1013年）闻名于世。他在科尔多瓦附近出生长大，其祖先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安萨尔部落。他被视为中世纪最伟大的外科医生。“跟医学的其他分支比起来，那些虚无缥缈的理论对外科的束缚相对较小，所以［阿尔布卡西斯］力求将医学从哲学和神学中分离出来。” 《医学手册》（ Al-Tasrif ）大约成书于公元1000年，是他将近50年医学实践的成果，其中包含了历史上最早的外科手术器械图片。在此后的500多年里，这本外科百科全书是欧洲大学的标准参考书。阿尔布卡西斯说：“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刻苦阅读古代书籍的结果，我渴望理解书中所讲内容并运用这门科学。然后我加入了自己毕生的观察和经验。”如果说，阿尔布卡西斯是用阿拉伯语写下这本杰作的，那么它是如何找到进入拉丁语世界之路的？

康斯坦丁·阿非利加努斯（Constantinus Africanus），意即非洲人康斯坦丁，约1020年在迦太基的凯鲁万出生。那是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城市，当时已经成为重要的伊斯兰学术研究中心。康斯坦丁首先在突尼斯学习医学，但他走南闯北，曾经到过巴格达、叙利亚、印度、埃塞俄比亚、埃及和波斯，这在他的时代实属惊人。康斯坦丁在返回迦太基（现在的突尼斯）的途中，经过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萨勒诺，当时那里被看作欧洲领先的医学教学中心。但萨勒诺并没有给康斯坦丁留下什么印象，他回到了突尼斯，可能没想过再与那里有什么交集。然而在几年之后，他因涉嫌使用巫术而被流放。非洲人康斯坦丁酷爱图书收藏，同时也是一个穆斯林，他在流放时带上了自己珍藏的阿拉伯语古希腊经典、伊斯兰医学巨著、国际先进的医学培训技术和他自己能讲多种语言的能力。

康斯坦丁综合了阿拉伯人的医学知识，有时甚至随意抄袭，创作了多部拉丁文医书，包括外科手术、预后症状、医学实践、泌尿道、胃肠道疾病和医疗器械的论著。他最著名的长篇巨著是《医学全书》（ Liber pantegni ），这是首部拉丁文的综合性医学著作。 康斯坦丁忙着编写《医学全书》时，他已经皈依了基督教，并成为位于那不勒斯和罗马之间的卡西诺山修道院的本笃会修士。他人生的最后十年都致力于医学教科书的拉丁文翻译工作。

康斯坦丁代表着当时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一个来自地中海的穆斯林皈依了基督教，将阿拉伯语著作翻译成拉丁文，预示着意大利诸行省将重回天主教会的控制之下，拉丁经院哲学崛起，西方世界将主导医学教育领域。萨勒诺将以“世界上第一所医学院”闻名于世（虽然希腊人、埃及人和阿拉伯人会为此争论不休），有些学者将康斯坦丁称为点燃文艺复兴之光的穆斯林。

翻译运动的第二位主要人物是克雷莫纳的杰拉尔德（Gerard，1114—1187年在世）。康斯坦丁是西方世界的外来者，将外面世界的作品和语言引入拉丁文化中，而杰拉尔德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局内人”，他出生于意大利的克雷莫纳，也就是为我们生产斯特拉迪瓦里提琴的城市。他离开意大利，来到了当时仍然属于科尔多瓦哈里发王国的托莱多。在托莱多这座城市里，手稿和图书馆随处可见，既有阿拉伯语的古代典籍，也有伟大的阿尔布卡西斯的新作品。 在接下来的40年中，杰拉尔德翻译了数学、天文学、哲学和医学方面的专著。当时很可能还活跃着“另一个”从事医学翻译的“克雷莫纳的杰拉尔德”，因为那里翻译学校非常普遍，涉及古代学术著作的翻译时，通常有很多作者愿意出力。“杰拉尔德翻译了阿拉伯医学百科全书如阿维森纳的《医典》，开阔了西方医学学者的眼界，让他们看清了一个事实：医学是一种理性科学，可依循逻辑和方法论来研究，并以哲学和自然秩序为坚实基础。”

康斯坦丁和托莱多翻译家们的作品激发了人们学习的兴趣，将欧洲学术从长达千年的漫长冬眠中唤醒。穆斯林使纸张更加普及，加上拉丁语版本的原始资料大量出现，推动了知识分子的觉醒。直到15世纪，手抄书一直是几千年来手稿的标准格式，所有的西方书籍都要经过手工抄写。 抄写员们经常聚在修道院的“缮写室”（scriptorium）里，在一位抄写员主管的密切监督下抄录宗教文本。在谷登堡革新印刷术以前，书籍制作一直是一项异常繁重且成本高昂的工作，但是图书制作的机械化彻底解锁了新思想的传播力。

“文艺复兴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自我发现时期，而不是对过去做后知后觉的解读。” 显然，对于任何一个求知的灵魂来说，文艺复兴都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时代。整个欧洲的联系交往让伟大的思想者们见识到了古典著作与其他智者的洞见。人们都能够接触到专业权威的论著，反过来也激起了讨论和不同见解，对权威的广泛批判也由此触发。

到了15世纪，师徒口授的知识传播方式被永久改写。2 500年前，希波克拉底及其追随者创建了医学和外科学的基础；基督教时代早期，盖伦在那些论著的基础上继续前行，他的权威性在欧洲固若金汤，仅在伊斯兰的智慧宫受到了某些挑战。拉丁语译本和纸张传入欧洲，推动了经院哲学的诞生，促进了萨勒诺、博洛尼亚、帕多瓦、巴黎、蒙彼利埃和牛津等地高等教育机构的兴起。在15世纪中期，正当君士坦丁堡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教堂变成清真寺的时候，印刷术的出现释放了一股知识的洪流：深刻见解、科学观察、星象图表、哲学沉思、宗教观点、政治批评以及有关人体的思考，包括对人体的构成、功能及其功能障碍，还有外科手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发挥作用的思考，纷纷涌现。世界上第一部伟大的医学教科书印刷本，将在1543年由一位29岁的天才精心制作出来，此书将永远改变医学，乃至整个世界。 AUIK1wseFZR04BXVAS7MiD7oItBtS2kp52TAPybmtDWqSKNBzwP/D+yTqBuTyi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