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医生,我是凯伦·兰伯特,从伯利兹给您打电话。几年前您曾经治好了我的肩膀,现在我遇到了十分紧急的情况。”电话线那头的声音时断时续,但是我能听出是美国中部口音。“我和我丈夫正在外面旅游,两天前在索道滑行的时候他的保护带断了,结果他从20英尺 高空摔下来。我先生不仅肘关节脱位,同时骨折端还刺穿了手臂。”
凯伦接着解释道,她的丈夫马克被送往附近城镇的一家小医院,但自从他入院48小时以来,她还没得到医生的允许去探望。当地医生给马克的肘部复了位(将关节与断骨固定),但收效甚微。她惊慌失措地向我请求帮助,将她的丈夫从简陋的医务室中解救出来,并将他送回美国。
我和团队立即行动起来,与当地一家空中救护公司合作,让他们帮忙在次日用配备护士的私人飞机将他运送到丹佛。救护车在丹佛国际机场与他们会合,将他送到我所在的一级创伤中心,接着我们在凌晨2点准备好了紧急手术。
我一整天都在为最糟的情况做准备。我担心会发生危及生命的感染,同时很清楚他恐怕会失去一条手臂。我希望我们能尽量降低他终身残疾的风险,最好保留这条手臂的某些功能。当我在术前等候区见到马克和凯伦时,他们看起来疲惫不堪,神情呆滞,这是可以理解的。马克穿着白色手术罩衫躺在轮床上。凯伦还穿着带有旅游公司标志的短袖衫、卡其色短裤和探险凉鞋。正当我准备给他们“大讲特讲”自己会尽最大努力挽救他的手臂时,马克抬头用旅途劳顿的眼神看着我说:
“我想今年夏天还能接着打垒球,而且我不想留疤。”
我在惊诧之余试着找回话题,感觉有必要让他知道自己面临的严重后果。然而我却未能如愿,他认为既然凯伦的肩部重建与固定手术能成功,那么他现在也能康复。我提到仅仅100年前“开放性骨折”的死亡率还高达80%,并试图告诉他,固定肘部的韧带、肌腱和肌肉非常复杂,还有缝合创伤性撕裂是项艰巨的挑战。但我这一番话没有用。我喜欢马克的乐观,却担心他还不理解患上严重并发症的可能性,以及他的手臂将永远不会复原的事实。
结果奇迹出现了,手术异常地顺利。他不仅没有死,也没有失去手臂,并且其手臂功能恢复完好,没有落下残疾。事实上疤痕都不是很明显。上次我跟他见面是在一场垒球比赛之后,我们回想起他遭遇的折磨并评价了最终的结果。那是我最后一次试图跟他说,他差点失去手臂,而且还险些因伤丧命。马克是一名航空航天工程师,这类工作人员在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并不少见。尽管他的智商很高,但他对现代外科学一无所知。事实上几乎所有人,甚至包括很多外科医生,都不了解外科。在我评估他的康复情况,并将他的情况与75年前的类似情况相比较时,马克大为震惊,毕竟在二战前的那些年里,没有钢板,没有螺丝钉,甚至没有抗生素。就在不久前,人们还不相信微生物的存在。虽然人们在19世纪中叶就发现了首个麻醉药,但手术仍是极其危险的,直到一群医学家和科学家证明,居住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肉眼难见的微生物,正是患者感染的原因。这一知识引发了医学和外科学的变革,说服了外科医生在手术前洗手,从而吹响了第一声胜利的号角。
从接受病菌理论到研制出抗生素,中间经过了70年的痛苦挣扎。在此期间,外科学慢慢发展起来,但在我们现代人眼里,当时手术的范围和效果都非常有限。同时还有一系列的发明出现,如聚合物和晶体管,现代合金技术和抗生素,私人医疗保险和医保制度也得以建立,共同促使现代外科医学达到现在的水平。
以关节置换、心脏支架、晶状体手术和神经外科分流术为代表的植入手术均是最近50年左右的成果。现在全世界每年的植入手术数以百万计,这在一个世纪前是不可想象的。这种科学、艺术、狂妄、想象、疯狂、勇敢和耐心的现代结合成就了一场 植入革命 。
现在有很多外科百科全书和外科医生传记的汇编。最近几十年来只有很少几本书,能将那些帮助我们塑造现代世界的离经叛道之人、勇往直前的先驱者描述得栩栩如生。我们缺少的是一种叙事,一种串联起他们的人生,将他们的故事编织在一起,解释“我们如何走到今天”的叙事。
因此,在本书中,我将讲述关于外科学诞生的故事。现代历史学仿佛已经约定俗成,假设这世上真的没有“孤独的天才”,也几乎没有高呼“我发现了!”的时刻。外科这个领域并非如此,有许多名家大师的天才视角被人低估,但他们看得更远,挑战了时代,为改善人类命运做出的贡献比其他任何领域专家都多。以下是他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