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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被投资者视为传统的三大避险货币之一。
日元在国际市场的使用率整体上不如欧元和英镑，而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日本虽然上演了战后经济奇迹，一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泡沫的破裂，经济陷入停滞，进入了“失去的三十年”。
那么，为什么日元能成为避险货币呢？
避险货币，从名称来看，就是回避风险的货币，指的是在国际政治或经济基本面的不确定性上升、全球避险情绪上升等时期，币值稳定或相对升值的一类主权信用货币。也就是说，避险货币不容易受到政治、战争、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开这些风险。
避险货币总体上是比较稳定、不易贬值的，但避险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暂时的。风险事件发生时，并不是说避险货币就绝对不会贬值，毕竟任何货币的市场价格都会有波动，只是说，在风险时期，作为机构投资者都可能出现“手足无措”的情况，对风险事件和环境的分析和解读需要时间，利好或利空无法第一时间做出判断。所以，投资者就普遍愿意持有高流动性的资产，而避险货币不仅流动性强，其表现也与其他风险资产的表现负相关。基于此，全球资金在风险时期就会快速流入避险货币市场，从而使得避险货币的价值在短期内不降反升，最终帮助投资主体实现风险规避和保值增值的效果。
当然，短线资金进入避险货币市场，是为了尽可能多地保护自己的资本免受损失，相当于“少亏就是赚”。也就是说，用大量资金买入作为避险货币的日元，不是为了去炒作赚一笔大钱，是为了一时的“安宁”，而等市场风险缓解或转变，投资机会来临时，便会“离开”这些避险货币。
我们来看一下日元作为避险货币的表现。
当世界范围内发生重大经济危机或政治风险时，日元往往呈现出升值的态势。比较典型的时期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20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时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以及紧随其后的欧债危机期间等。
甚至在“黑天鹅”频现的2016年，无论是英国脱欧公投（6月23日），还是美国总统大选（11月8日），日元都如实反映了市场恐慌情绪的起伏，在上述两项事件发生的次日，也就是2016年的6月24日和11月9日，日元相对美元的最大涨幅分别达到了7.1%和3.7%。
可见，日元的避险属性是较为突出的。在市场躁动不安的时候，日元往往就成为投资者们的避风港之一。
引起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可以说都是一样的：一方面是长期的较低人口出生率，导致年轻人口的占比降低；另一方面是老年人的寿命提高，从而老年人口的占比走高。
2019年，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是87.45岁，男性是81.41岁，整体的平均寿命达到84.43岁，已连续20年保持世界第一
。而2020年，日本总务省发布数据，称该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达3617万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为28.7%，为全球最高
。此外，自2007年以来，日本人口连续15年出现负增长，并于2019年负增长人数首次超过了50万人。
可以说，“年轻”的日本已逐渐变成了“老年”的日本，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而人口数量也在持续下降。
日本人口老龄化的最直接影响，就是劳动力规模的萎缩，导致劳动力价格上涨，生产投资成本上升。同时，老龄人口增加，年轻人口的比例下降，也使得消费下降，比如，房屋需求量下降或停滞不前，进而导致房价下跌，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日本的社会总消费能力较低，总消费水平更是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日本的物价也就难以上涨了。
而且日本科学技术依然在迅速前进，日本的社会总生产效率依然在逐渐提高，人均生产能力得以提升，这也促使日本物价持续下降。
物价下降在许多人看来是好事——大家可能觉得这种情况总比物价过高要好，但如果物价一直下降，可就不是好事了。
试想一下，如果你在日本开办一家企业，各种原材料价格一直在上涨，而你生产的产品，其销售价格却始终很低，产品的利润可以说是在不断地下降的，你该是什么样的心情？
企业在整个经济体中承担着促进生产和增加就业的使命，当企业主没有足够的利润时，敢轻易开工吗？更别提雇佣更多的工人、做更多的投资了，反倒有可能变相地裁员或降低工资。
在经济长期低迷、缺乏通胀预期的背景下，日本社会整体消费不断萎缩。首当其冲的是企业经营收益下降，企业不能发展，国家税收也会面临困难。
由此，日本就陷入了无限死循环当中：年轻人不想消费，老年人不敢辞职，企业无法发展，整个经济仿佛一潭死水，日本更是处于长期通缩的状态。
但通缩不全是坏事， 日本长期通缩的另一面，是日元的“保值增值”，这也是一种货币能成为国际避险货币的主要因素之一。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当一国通货紧缩时，应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应该“放水”来刺激经济。事实上，日本央行也的确是这么做的。在第01讲“钱究竟是怎么被‘印’出来的”中提到过，日本为了应对经济泡沫在20世纪80年代就发明了量化宽松政策。
为了化解日本长期通缩的经济难题，日本央行在1999年引入了零利率政策，即隔夜无抵押拆借利率被降至0%的水平。随后在2001年，日本央行又大力地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进一步扩大基础货币投放。
这个时期的量化宽松政策，主要举措是从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手中购买长期国债。这么做有两个意图：一是增加了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手中的钱（流动性），从而提高其放贷的能力；二是降低了国债的长期收益率，带动市场的长期利率整体下降，从而提高投资者长期投资的积极性。
到了2013年，日本央行宣布实施QQE（量化与质化货币宽松政策），旨在通过资产购买来扩大基础货币规模，从而实现2%的通胀目标。
然而，尽管基础货币投放大幅增长，通胀率目标却迟迟未达到。2016年，日本央行再次抛出重磅消息，宣布成为负利率经济体，通过利率、量化和质化三个维度施行宽松货币政策。2016年9月，日本央行宣布实施收益率曲线控制（YCC），将10年期国债利率控制在（-0.1%，0.1%）区间内，后将控制区间扩大到（-0.25%，0.25%），将货币宽松转向“持久战”。
虽然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拉升日本的通胀水平并没有起到显著的成效，也没有起到挽救日本经济的作用，但是长期的低利率环境却构成了日元成为“避险货币”的另一主要因素。
在外汇市场中，不同参与者都将大部分资金配置在了套息交易中。因为即使在所有的货币对（由两种货币组成的外汇交易汇率）均保持稳定的情况下，这种交易方式依然能够获得稳定的收益。套息对于外汇市场来说，就相当于股票市场的分红。套息交易，简单地说就是做空低息市场的产品，同时在高息市场做多同等数量的产品，即借入低息货币（融资货币），买入高息货币，进而赚取利差。而风险就是即期汇率的变化。套息交易的最终收益就是利差，即高息货币相对融资货币的贬值幅度。
比方说，在日本长期低利率的市场环境下，把钱存入银行，可以近似地视为是得不到什么利息的。而假如美元的存款利率很高，比如年利率8%，这时掌握家庭财政大权的日本家庭主妇便发现，可以先把日元兑换成美元，把美元存进银行获得利息，需要用钱的时候再把美元兑换回日元。在日元与美元的汇率保持稳定的情况下，这样的做法就能够获得比较高的利息回报了，而越来越多日本家庭主妇发现这种方法，于是在外汇市场上曾经有一个专门形容这类人群的称号——渡边太太。
低利率使得日元的融资成本较低，因此在日本以外的地区出现投资机会时，具备高信用和绝佳眼光的投资人就能够轻松地从日本融得巨量而又廉价的日元，也可以将日元轻松转换为其他货币，继而将资金投入其看好的项目。因为比较“便宜”，所以日元成为外汇市场参与者们的首选融资货币之一。
加上日元可自由兑换，那么，投资者就能够选择借入低息的日元资产，用以购买高收益的资产，而在汇率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投资者的收益即为两者的息差。
当风险事件发生时，全球避险情绪升温，套息交易的投资者们会怎么做呢？平仓。
风险来临，外汇市场的不确定性将大大增加，大家都不知道市场会有什么样的走向，那么最明智的办法就是先平仓。投资者将卖出高收益资产，然后买入日元偿还贷款，从而导致日元需求在短时间内上升，推升日元汇率。
另一方面，低利率的环境一定程度上还限制了日本央行继续降息的空间，令日元突发贬值的概率降低。也就是说，当全球性的风险事件爆发时，世界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加剧，高利率货币对应的国家央行倾向于放松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复苏，而日本已处于负利率区间，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空间就很小了。
总之， 套息交易创造了国际投资者对日元的需求，而对一国货币的广泛需求是它成为避险货币的关键。
币值的稳定性与国际化是促使日元成为避险货币的第三个支柱。
从避险货币的运行逻辑来看，海外投资者降低风险资产头寸，同时归还日元融资（需要买入日元）；日本本土投资者降低海外头寸，买入本土资产比如日本国债（同样需要买入日元）。两者殊途同归，都将推高日元汇率。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日元的短期波动幅度很大，比如急速上涨或者下跌，那么投资者必然不会选择它来避险，因为这种货币本身的风险就很大。
而维持日元稳定的条件，有以下两点：
其一，巨量的外汇储备。日本官方不仅拥有世界数一数二的美元储备，民间也拥有大量的美元债权。在本书第02讲“不能明说的‘现代货币理论’”中，曾提到日本连续31年保持全球最大净债权国的地位，这加大了市场做空日元的难度，对于维持日元币值的稳定有重要作用。
其二，失活但有韧性的经济。在本书第18讲“广场协议：如何让日本失去了三十年”中，对于日本在二战以后的经济发展历程有较为详细的介绍，最主要的结论就是，日本在大国经济博弈中的选择，导致日本经济踏入了慢慢“停滞”之路。步入21世纪后，日本的经济虽然难以重回20世纪80年代的巅峰时期，但整体上“家底”丰厚，经济还具有一定的韧性，国内政局也相对稳定，这些外部条件都为维持日元币值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当然，日元的国际化也是必不可少的。“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进入升值周期，给日本提供了抄底的机会，大量日本财团去国外“买买买”。在当时的日本人眼中，美国的资产看起来很诱人，而用日元购买又是如此廉价，于是日本掀起了对美国资产的收购潮。可以说，这是日元国际化的重要一步。
日本长期的低利率，导致在日本国内进行投资很难实现可观的收益。基于此，在量化宽松政策下，大量的日本国内资金到海外投资，日本投资者持有的外国资产价值远远高于外国投资者持有的日本资产价值。
根据2021年5月日本财务省的数据，2020年年末，日本政府、企业、个人在海外拥有的资产余额比2019年年末增加5.1%，并连续9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低息的环境刺激日本本土投资者购买海外资产，使日本积累了大量的海外头寸。
这些跨境资本的流动不仅加速了日本与世界其他发达经济体间的金融整合，也使得日元成为一种高度“国际化”的货币，毕竟大量的交易发生在海外，使日元逐渐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并能够自由流通。
当全球经济动荡时，日元作为避险货币往往会升值，但在2022年俄乌爆发冲突后，日元走势却不如预期。据日本媒体报道，2022年6月7日，东京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32:1，创造了自2002年4月以来的新低。这并不符合避险货币的属性。
那么，日元是否还有“避险”功能？其实，不少迹象表明，日元的“避险货币”光环正在消散。
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且与缩表配合，货币政策明显地向收紧转变。而在疫情与俄乌冲突的叠加影响下，日本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日本央行还在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于是，美日央行货币政策方向持续背离，直接导致了美元和日元走势的转变，日元的波动变得剧烈，从而就有可能不再满足套息交易的条件——币值稳定。
另一方面，前文提到，日本的海外资产丰厚，也就是说，日本的账户盈余主要归功于海外资产储备的现金流，而不是日本企业引以为傲的出口能力。而日本作为一个岛国，自然资源较为匮乏，在能源进口成本激增的情况下，日本在2022年上半年的贸易逆差也创新高。
贸易收支恶化和日元贬值之间的恶性循环或许已经开始，人们对日元避险货币所形成的固定认知也会发生变化。 简单地说，以往每次有危机的时候，资金都往日本跑，大家有了固定意识，愿意用日元做对冲，形成一种避险情绪。一旦投资者们发现日元在风险事件后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升值，日元的表现已“大不如前”，就有可能去寻找新的避险货币。
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日元作为避险货币的三大支柱：人口老龄化使得日本缺乏通胀预期；日本央行开启无限兜底的量化宽松政策，日本成了“负利率俱乐部成员国”的一员，长期的低利率环境滋养了套息交易的“土壤”；日元的稳定性和国际化，支撑着日元成为投资者们套息交易的首选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