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导篇
科技浪潮中的隐喻与人文主义未来

未来畅想曲

1957年，美国著名科技杂志《大众机械》审慎提出：“21世纪20年代初期，美国的道路会变成气动管道。”

1959年，美国邮政局局长高兴地提出：“未来我们用火箭送信。几小时内，信件就可以从纽约到达加利福利亚。”

1965年，美国科幻电影《史前星球之旅》上映，电影中人类已经在月球上建立了永久基地，人类宇航员旅行了数千万千米登陆金星探险，并且在金星的表面发现了众多奇异的动物和植物，包括已经在地球上灭绝的恐龙。

1997年，《连线》杂志也曾做过相似的预测：大约在2020年前后，人类可以登上火星一探究竟。

如今，2020年却以一种如梦如幻的姿态将现实猝不及防地展现在人类面前：1月，澳洲山火导致12亿只动物死亡；2月，非洲蝗灾、猪瘟让1900万人食不果腹；3月，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6月，洪水侵袭中国24个省份……然而在曾经的影视作品中，2020年听起来是一个异常遥远的年份。

想象中的这一年，《银翼杀手》中汽车已能够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穿梭飞行；《捍卫机密》中人类只要戴上一个头盔，无须说话就可以直接利用人脑传输资料；《机器战警》中被科学家改造成半人半机器人的“铁甲威龙”守卫着城市的和平；《终结者》中人类打造的机器人甚至开始统治世界。

在科幻世界里，2020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此时人类应该早已能够轻松地上天入地、遨游太空，享受着高度的科技文明。据维基百科不完全统计，至少有97部电影的时间线涉及2020年。然而，如今的世界并没有像科幻电影里一般变得赛博朋克（Cyberpunk），车还是不能在空中行驶，人工智能依旧不能代替真人，“脑联网”没有出现，也无法买张机票飞去火星……关于2020年，我们没想到的事情确实太多了。

尽管人类在各类影视作品、科幻小说中畅想的2020年没有实现，但在科学技术这一当今最大生产力的推动下，人机共存时代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来临。两次工业革命让人类的生产力大大提高，最近一百年创造的知识和财富远超过去几千年的总和，这让人类有了从未有过的雄心壮志。当机器人、人工智能、云计算等这些已经被实际应用的技术日益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人类有理由期待更加自动化的生活。

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当科技成为我们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时候，智能经济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我们需要意识到，在智能社会，纵使人类占有主导权，人与科技之间的关系也是处于不断动态博弈的过程中的。现代的日常生活被各种智能产品环绕着：无人驾驶、人脸识别、智能药丸、教育机器人等，这些智能结晶代表的是人的认识理性和实践理性所取得的空前成就。尤其是2016年以来在人与人工智能的竞赛中，人工智能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彰显着科技理性力量之强劲。

自苏格拉底、柏拉图直至黑格尔，西方传统哲学对启蒙理性的强大信念是这个理性化、祛蔽化的智能社会的基因和底色。然而对理性趋之若鹜和盲目骄傲必然会使原本作为目的的理性产生质变——工具理性裹挟着现代人走向了幸福生活的反面。

实际上，“智能社会”本身就暗含矛盾。它是“充满智能机器的社会”与“人类的社会”的结合体。但机器与人类作为两种本质及属性截然不同的存在，两者的结合必定是极其复杂和充满矛盾的过程。事实上这种矛盾早已露出端倪，在人工智能产品不断更新换代的过程中，人与机器之间早已不仅仅是使用者与服务者之间的“主仆”关系，而是发生了机器不可思议的胜利、人过度依赖机器、机器意外“主动”伤人，直至催生出科幻电影频频上演机器主宰、奴役人类的恐怖想象。人工智能本是人类为实现更美好、更理性的生活的伟大发明，但在一次次突破人类能力的胜利中，科技理性却成了满足人类欲望的借口。理性被囚在欲望牢笼里丧失本性，欲望却打着文明的幌子肆无忌惮。

上文提到了科技在科幻电影中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力量，但同时也展现了科技放大的“黑暗面”：畸形的人类欲望在超级人工智能面前暴露无遗，人也不断遭受着欲壑难填之苦。《机械姬》中的漂亮机器人成了满足肉体欲望的工具；《人工智能》中机器人实际上是去世亲人的复活，教人逃避死亡；《她》中男主人公利用虚拟女友逃避现实中的正常人际交往。以往那种只会吃苦耐劳的机器人并不能令人感到满足，出于各种商业、政治、战争目的，人工智能产品层出不穷，不断刺激着人全身心的各种欲望。

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在推动社会进步的时候，也可能推动人性的异化以及扭曲，而这种异化和扭曲反过来会进一步推动技术进步，引发更多的负面性。一个个更先进、更智能的人工智能产品，只能暂时填补欲望之壑，却无法构建人与机器世界的和谐伦理秩序。《她》中的主人公沉溺于虚拟智能世界，难以适应现实社会。现代版的洞穴之喻表明，我们不再害怕黑暗的虚幻之物，却害怕面对现实的光明。电影中的超级人工智能不仅仅是幻想，它表明了现代人早已不再满足于冷冰冰的科技产品，而是想发明一种像人的玩物来满足私欲，自己去扮演全知全能的角色，不用承担现实责任。这是否意味着科技这一丰富的养料正在助长人类自私的基因？

更进一步说，这是与人类历史的现代性相关的课题，正如涂尔干表述的那样：“现代把自己置于过去的对立面，然而源自过去，并使之长存。”而进入后现代之后，我们难以在历史中找到相似的范式，尤其是如何与人工智能相处的层面，人类是缺乏经验的。关于未来的畅想无论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都反映了对人性善恶的不同假设和预期。以异化的概念来说，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上：人“天生”是善良的，但被社会腐化了。相反，涂尔干的失范概念则源于这样的假设：人“天生”是个倔强执拗的生命体，其自负自大的品性必须由社会加以严格约束。上述第一种观点被认为与卢梭的观点接近，第二种观点则接近霍布斯的观点，但是无论哪个观点都与现代性带来的人性的探讨相关。

从这个意义来说，未来的畅想实际上是人类世界进入人机共生世界的规则和范式命题，而非仅仅关于科幻对社会发展的想象。

黑镜的隐喻

作为人机共生时代的重要产物，随处可见的电子设备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一方面在所谓的“现实”与“虚拟”两重世界之间划定了无法逾越的界限，另一方面又是这两重世界接触和交流的唯一媒介。仪器设备开启的屏幕带来无尽的信息，会令人沉浸、流连于其中的声光幻境，而无法意识到其边框的存在；而它只有在关闭时才会暴露出自身的物质性，显现为一块黑色的镜子。镜子里承载的是一种深不可测的科技伦理力量：我们在凝视着深渊，深渊也在凝视着我们。

在对镜子的多重隐喻理解上，中西方具有不同的视角。乐黛云在《中西诗学中的镜子隐喻》一文中以镜子为线索，讨论中西方两种文化的内在差异。她指出，西方的镜子更侧重于反映层面，司汤达、歌德、雪莱等作家都曾将文学比喻为一面镜子，凸显文学对现实的映照作用；相对而言，中国文化受佛教、道教影响较深，更侧重于强调镜子的虚空与包容性，常用它来代指人的内心，最具有代表性的意象是《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其他的文化时，会发现镜子具有更为复杂多元的文化内涵。例如，在伊朗设拉子的光明王之墓与德黑兰的镜宫等建筑中，碎片状的镜子成为最核心的装饰品，它们组成繁密的几何花纹装饰于建筑的内壁，跳动的灯火在其映照中碎裂成无数细小的光点，无比璀璨地构成灵动而有圣洁感的图景。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装饰法一方面利用了镜子的特性，另一方面又规避了宗教禁忌——伊斯兰教禁止以人或任何有眼睛的生物的画像作为装饰，而无数细小的、彼此交错的镜片恰好消解了可辨识的人像。

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在创作著名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之后，1871年又续写了《爱丽丝镜中奇遇记》。这一次，爱丽丝不再掉入兔子洞，而是穿过家中的镜子来到镜中世界。镜子的中介赋予了这个梦幻之地一些与现实相反的规则，譬如，越是想要走近远处的山便越是远离它，如果想要切开蛋糕就不得不先转动它，等等。同时，这面镜子也将世界分为了两部分，在表层现象世界的对立面，是讽刺与戏仿它的荒诞世界。可以说，正是镜子这个中介物的加入，增添了一重讽喻维度，打断了原本的叙事节奏。在童话的结尾处，作者用了很长的篇幅叙述爱丽丝醒来之后如何兴奋地寻找梦中红后、白后、矮胖子的现实对应物。在这里，镜子同样隔开了现象世界与镜像世界，而镜像世界以颠倒的方式提示着现象世界之下的真实。

相比之下，英国科幻电视剧《黑镜》中“镜”的文化隐喻性要复杂得多。与上述经典镜子的隐喻不同，它不再是真实与虚幻二元想象的界标，而是尽可能隐藏自己，从而放任镜中世界侵占、替代现实世界。在《黑镜》中，传统的分隔两重世界的镜之隐喻变为令镜中主体与现实主体彼此融合、交换的双向透膜。这种想象敏锐地把握到了数码之镜的特征，同时以嘲讽和荒诞的方式将之展示出来。无疑，文化中的“镜”之隐喻往往与主体构建有关，而《黑镜》也正是借助“镜”提示着我们今天日渐模糊和破碎的主体所面对的科技时代困境。

一方面，《黑镜》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媒介化生存的后人类状况。媒介化生存颠覆了人类作为理性主体的完满幻想和人类在技术面前的统治地位。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指出，自我观念全是通过对他者（镜像）的认同建构起来的，这种建构乃是外在性的。“自我”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镜像的欺骗，我们看到的镜像是幻想的操作，是想象出来的“理想我”。这使得我们的欲望成为他者的欲望，我们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人们躲在黑镜之后，释放着黑暗的本性。而这看似源于自我的本性和欲望，却又是被媒介操控者制造和利用的。媒介成为拉康理论意义上的“大他者”，具有巨大的符号化能力。由此，媒介完成了对人类的“阉割”，推动人类欲望结构的单极化。这种被科技催化的媒介，就如同火一般，既可以为人类带来希望，又可以烧毁一切。

另一方面，《黑镜》还通过展示大量可能的赛博格（cyborg）形态来进一步深化对异化问题的思考。赛博格就是身体与媒介（技术）的合一。《黑镜》中的赛博格可分为两种：实体赛博格和赛博空间代理人。前者存在于现实中，而后者存在于赛博空间中，两种形态是相互渗透的。赛博格带给人类的挑战是人究竟有没有本质。当“我”的身体全被他者（机器）替代时，“我”还存在吗？这个时候，“意识”可靠吗？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备受关注的文化作品不仅仅是技术悲观主义式焦虑的产物——它的最大价值实际在于其批判性与反身性共存的科技反思。作为《黑镜》中获誉甚高的一集，《一千五百万点数》搭建了一个任何人都不得不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们每天都被各式各样的科技化电子屏幕包围，而他们所能做的只是不断在室内的动感单车上骑行，在为所有电子屏幕提供电能的同时为自己挣取“点数”。当点数达到一千五百万时，人们便能够参加电视节目Hot Shot（一个尖酸刻薄版的“达人秀”），而只有通过参加这个节目被评委发掘，这些人们才能摆脱每天蹬车和被强制观看各种娱乐、色情节目的命运。为了让心爱的女孩艾比实现音乐梦想，黑人宾将自己的点数捐献给艾比，并陪伴她走上了Hot Shot的舞台。正是在这个舞台上，关于“爱”的歌声第一次响起：你可以责备我，但知爱的人他会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评委既不懂“爱”也不关心艾比的梦想，而是近乎威胁式地建议她到色情频道发展。

按《黑镜》的风格，艾比最终接受了评委的建议——“爱”被排除在了“世界”之外，滞留在这个体系之中的只有无尽的“性”，就像赫胥黎写下的那个故事：性可以尽情享用，而爱则不必拥有。悲愤的宾拼命重新挣回了点数，最终再次来到了Hot Shot的舞台。在表演结束之后，他用电子屏幕的碎片抵住喉咙，向在场的评委破口大骂：“在你们眼中我们都不是人，在你们眼中我们都是饲料……我们不知道什么更好的东西，我们只知道这些虚伪的‘饲料表演’和买狗屎商品。我们与人沟通和自我表达的方式就是买狗屎。我们的最大梦想就是给电子形象买个新应用，那玩意都不存在！……我们日复一日辛苦劳作所为何事？只是为了给大大小小的格子和屏幕供电！”

可以说，这段激情澎湃的演讲基本涵盖了作为“神剧”的《黑镜》所涉及的诸多话题：科技预言/寓言、消费社会、媒介控制、技术豢养以及人的异化。当然，《黑镜》的“美丽新世界”不仅暴露了某种科技“撞击”必然带来的问题，而且借助于科技这面“镜子”，当今时代的种种症结也得到了观照：注入了人类原有记忆的人工智能在何种程度上可取代其人类本体（《马上回来》）？被克隆的虚拟意识体能否享有人的基本权利（《白色圣诞》）？《沃多时刻》中深谙大众媒体话术的虚拟人物沃多最终在政坛走红，与后来特朗普的成功当选形成了有趣的对照；而《白熊》和《急转直下》更是借科技之力对我们当下的拍照围观、打分点赞等社交行为进行了极端化的展现。

这就是黑镜——当屏幕上的光亮渐消，漆黑的面板终于暴露了被遮蔽的真相，“世界先是变丑，然后熄灭”。科技由此显示出其荒凉的一面。不过，这里不可忽视的是黑镜中映射出的交互图像：黑镜作为一种隐喻具有的自反性。人类一旦进入虚拟世界，其主体性就被解构了，并以新的编码方式重构为另一种形态。当我们回溯性地重构，得到的便是一个扭曲了的“我”。这就是第二自我（即赛博空间代理人）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巨大裂缝。更严重的是，第二自我还会对真实自我造成伤害。网络的便捷性加速了第二自我取代真实自我的趋势。但真实自我被取代之后，第二自我无法具有人的爱恨情仇，于是一种自反性的悖论出现了。这使后人类主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如幽灵般徘徊在“精神——身体——精神”与“人文主义——后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这一螺旋结构中。黑镜的隐喻，就是人性在科技浪潮中的狂欢下的反思，这也是理解本书的关键——在反思过程中推动社会治理新范式的探索。

伦理与治理

回到智能社会本身，我们反思人工智能的发明和制造是为了什么呢？我们是想追求一种和谐美好的生活，一种人类与智能机器友好共处的文明社会。这种社会可以从如下3点定义。

第一，智能社会是真实的世界，而不是虚拟空间。盲目追求科技理性的生活方式，迷失于过度消费的圈套里，我们就会忘记生活的本来面目，不知不觉中过一种“假的生活”。

自20世纪以来，特别是现象学打出“面向事情本身”的大旗以后，人们对科技理性、工具理性的反思和批判就从未停止过。在某种意义上，智能社会正是这样一种无处不以数字量化来显示其存在的社会。监控一个井盖、记录一辆车的轨迹乃至透视一个人的心思，人工智能几乎能将任何实体以简洁无误的数字全方位展现给我们。

但真实的人类社会不是这样的，人类社会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人作为这个世界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是存在先于本质；人工智能则相反。人是主动的、生成的、创造的、超越的，有生命力的，相应的世界是变化的、丰富的，是高于科学世界的。完全以科学世界那种量化方式作为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就会丧失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幸福生活将变得不可能。只有反过来，以生活世界为起点，才能更合理地解释、理解以智能社会为代表的科学世界。人类运用人工智能，不是为了自保和延续，而是将其作为生活帮手，把人从繁杂事务中解放出来，更好地发挥创造性，使人有更多闲暇享受生活乐趣和智能社会的便利。

第二，智能社会是自由而全面的，而不是精英阶层独有的。换言之，智能社会要解放的不是少数社会精英，而是大多数普通人。人工智能也许会是社会文化区隔的工具，但在斗争的另一面，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智能社会中也可能会发生微妙变化。特别是当人和人工智能的矛盾日益明显时，就更加凸显了人与人之间友好交往的必要性。因为人不是人工智能，人的本质必须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生活意义的建构也必须来自主体经验的体悟。只有与人（而不是机器）相处，广泛体验社会，人的生活才会更明朗，对生活的记忆才会更深刻，生命的状态才最自然，幸福的感觉才最切实。我们对更文明的智能社会充满期待，这样的社会应该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更注重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第三，智能社会是快乐社会而不是享乐社会。家务机器人、助老机器人、儿童看护机器人、宠物机器人等各种新奇的人工智能产品不断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这些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身体劳累之苦，满足各种感官享受。

人们常把这种享乐当作伊壁鸠鲁式的快乐，但是快乐在伊壁鸠鲁那里除了肉体无痛苦外，还注重心灵无纷扰的状态。因为纯粹的肉体快乐只是消极快乐，能够克服人为制造的欲望才是真实的快乐。在智能社会中，真实的快乐绝不会仅停留在感官层面，必定来自人在精神上的充实和宁静。在这样的社会中，人能坦然地面对人之为人的局限性和不完美，不被欲望禁锢于消极快感中。人就是要过一种理性的生活，一种不伪装的、人的生活，而非神的生活。只有克制欲望，回归人的理性，才能真正感受智能社会的美好。

当前，我们离理想的智能社会还有很长的距离，人们面临的挑战在于，科技行业习惯于向前看，更多地关注产品创新、技术落地、产业变现等问题，这对行业而言是件好事。当写字楼里西装革履的高管、兢兢业业的程序员都在整齐划一地朝着这些目标前进时，很少有人愿意接受一种有益的做法，即认真观察“后视镜”，以便能够利用过去的经验预测转弯处的问题。然而，观察“后视镜”，即通过梳理历史信息，时刻紧扣科技发展趋势的脉搏，迎接日益严峻的科技社会伦理难题，对“科技高速路上”的任何一家科技公司来说都是意义重大的。

关注“伦理后视镜”，从而不断调整前进的角度和速度，近年来已经慢慢被一些公司所重视。实际上，对于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至少从2017年开始就有不少大科技公司关注并采取行动了。早在2011年，微软公司、IBM公司和多伦多大学就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领域非常需要消除偏见之后的公正性。从技术层面解释，这是因为人工智能中大多数算法模型的工作方式都是“黑箱”，研究人员通常只知道输入的内容和输出的结果与质量，但无法解释清楚人工智能算法内部的工作机制。如果人工智能研究者利用带有偏见的数据集或者在调整参数时加入自己的偏见，就有可能导致人工智能输出结果的不公正。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14年，微软研究院启动了FATE（Fairness Accountability Transparency and Ethics in AI）项目，旨在提升人工智能的公正、可靠和透明度。这个项目团队每年组织一次名为FAT in ML的专题讨论会，邀请人工智能领域内多位资深技术专家分享新的研究进展。Google公司重金收购的英国DeepMind公司在2017年启动了DeepMind Ethics & Society项目，并提出了两个目标：一是帮助技术人员践行道德，二是帮助社会预测人工智能的影响，让所有人受益。

对于科技公司而言，人工智能不仅不是万能灵药，而且是很有风险的技术，因此需要拥有“瞻前顾后”的能力才能在产业竞争中游刃有余。在人工智能的“黑箱”可以被清楚理解和完整解释之前，一个值得参考的建议是，先确立人工智能的基础法则。当然，由于人工智能的影响早已超越一般性的组织，因此全球都在制定人工智能治理的原则，并根据这些原则提出适合当地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欧盟的人工智能治理法则，即基于人工智能伦理的治理生态。早在2015年1月，欧盟议会法律事务委员会（JURI）就决定成立专门研究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发展相关法律问题的工作小组。2016年5月，JURI发布《就机器人民事法律规则向欧盟委员会提出立法建议的报告草案》（ Draft Report with Recommendation to the Commission on Civil Law Rules on Robotics ），呼吁欧盟委员会评估人工智能的影响，并在2017年1月正式就机器人民事立法提出了广泛的建议，提出制定《机器人宪章》。2017年5月，欧洲经济与社会委员会（EESC）发布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意见，指出人工智能给伦理、安全、隐私等11个领域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倡议制定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建立人工智能监控和认证的标准系统。同年10月，欧洲理事会指出，欧盟应具有应对人工智能新趋势的紧迫感，确保高水平的数据保护、数字权利和相关伦理标准的制定，并邀请欧盟委员会在2018年初提出应对人工智能新趋势的方法。为解决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引发的伦理问题，欧盟已将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确立为未来立法工作的重点内容。在推动本地化人工智能伦理走向治理上，毫无疑问欧盟是走在前面的。

基于这个现状，我们认为人工智能治理对于现代社会的组织（国家、社区、企业、家庭等）是不可或缺的命题，因此撰写了本书，探讨人类从社会的伦理反思到治理生态的系统逻辑，这个命题可以作为技术伦理到技术治理的创新尝试。可以看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4.0）正当其时，当下人们讨论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配对、生殖克隆之时，技术发展导致的伦理困惑议题已成为一种新常态。其中浮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作为人类扩展世界、拓展自然的手段，技术在迅速扩展之时也扩展到人类自身。简言之，人类也成了人化自然的一部分。由此，现代科技爆发式发展促使人类重新审视生命的定义，尤其是作为“主体”的人类自身与其他物种的关系。此刻，似乎已经通过科技“掌握”一切的人类却逐渐开始迷茫、困惑，我们如同几千年前的先人一般再次追问那些恒久问题：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人与机器的价值核心差异是什么？只有在我们搞清楚这些问题的时候，再去思考人工智能伦理，才会有清晰的思路。

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革命的结果无法预测，毕竟历史无法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最后的技术革命，但严峻的直接威胁、长期的结构性失衡和紧张的局势引发了国际上对人工智能伦理和治理的热议。在这场讨论中，“伦理”一词经常被用来表达对人工智能潜在威胁的合理担忧。关于人工智能伦理和治理的讨论，最有争议的就是世界范围内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原则框架定义，这些定义主要由大型互联网平台、跨国公司、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各国政府提出。

尽管某些伦理原则存在细微（但关键）的差异，但各种人工智能原则框架都强调未来的人工智能应该是安全的、可解释的、公平的和可靠的，并且其收益应该由社会共享。这些定义似乎达成了一个国际共识，即人工智能应该被用来为人类谋福利，应以人为中心、负责任、值得信赖，并应始终将能动性交给人并为人所监督。

然而，这些积极的人工智能原则框架反而证实了当今的伦理和治理能力不足以防止或减轻人工智能的破坏性力量，而且这些潜在破坏力明显具有全球影响和历史意义。几乎所有的框架都是从狭义角度分析人工智能风险，没有考虑技术的双重属性与实际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国际事务之间的联系。这些人工智能原则框架忽略了人工智能最有可能推动而非改变社会、政治、经济和国际事务的历史发展。人工智能将越来越多地作出自主决策，但短期内它不会脱离人类并实现完全自主。我们不能依赖人工智能承担一个卓越的、超级有益的、以人为中心的“指引者”角色，以指引人类过上普遍公平、有尊严的生活。虽然很多人工智能原则很容易被确立，但考虑到人工智能风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确立新的治理方法以执行人工智能原则将更加困难。

如果需要解决以上问题，我们应具备的知识体系一定是跨域的，因此在本书中我们不仅讨论技术伦理所涉及的伦理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等人文学科，也会涉及计算机科学、生物学以及人工智能等理工学科。我们相信，唯有打破学科边界，将知识拓展到相应学科的交叉领域，才有可能为我们解决不确定世界中的复杂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考框架。值得庆幸的是，在人工智能尚不具备真正的智能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在为其制定规则的路上了，这也是我们撰写本书的思想基础，即拓展和建构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突破启蒙时代早期的观念，持续探索人类自身和外在世界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必不可少的积极选择。这样的研究是多向的，既包括继续进行生命科学、人工智能和其他科学与技术的研究和发明，也包括为了应对这些已经出现或即将出现的现象而进行的对策研究，甚至包括预防的研究，而后一种研究要通过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研究来完成。

回顾地球数十亿年的历史，智人这个物种用了短短7000年就发展出人类文明，并成为这个星球上脱离了自然的约束并决定其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那么究竟人类和其他动物有什么区别，使得其成为一个特殊物种呢？在众多理论中，由英国学者凯文·莱兰提出的基于信息传递效率的文化驱动理论已经得到了最新研究成果的有力支持。这个理论认为，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类拥有含义丰富的口语或符号语言，这使得人类从文化中学到的东西比其他动物更多并具有继承性。在现存的生物中，人类是唯一突破了文化变革阈值的物种，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基因－文化协同演化过程。换言之，人类社会之所以会出现大规模合作现象，就是因为人类具备这样的社会学习和教育能力，能够实现在其他生物群体中存在的合作机制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文化群体选择的合作机制，从而成为独一无二的物种。

因此，我们对人工智能伦理研究的立足点就在于人文主义，即通过以人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传承和社会知识系统的建构来保障人的中心和主体地位。我们可以看到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精神就是持续地促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筹划人的发展和进化，借助于日新月异的科学和技术，持续地提高人类自身而使其得到升华。人的性质如果不能变化，那么它的前景就不是中止并永远停留在当下，而是趋向于被淘汰和消亡。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蕴含了如下的自信和精神：人类本身的发展和进化在今天已经开始呈现出文化的与物理的统一趋势，这正是人们应对人类前景的积极观点的根据所在。

过去数年间，科学家提议用“人类纪”作为地球的一个地质年代，这个地质学概念的提出有重要的观测数据和研究数据基础，最具代表性的就是7000年人类文明史带给现代人类的现状。在人类纪之前，具有大规模地改变地球生态和气候的力量来源于地球自身；而人类则用人工设计取代了自然选择，将生命形式从有机领域延伸到无机领域，将人工设计放在自然中去塑造环境。最重要的是，人类正在运用科技的力量对自身的进化方向施加影响，包括生物工程、赛博格工程和非有机生物工程等，这一系列问题都与人工智能的伦理等课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即关于人的自我认知和技术伦理问题等，这也是读者理解本书的基点：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如何建立一种合理的人机共生的秩序？我们将通过12章来阐述这些问题，从社会发展的现代性到数智化风险社会，从医疗人工智能到深度合成技术，从计算法学到人机共治，等等，相信这些内容会使读者有足够的知识去理解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这个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问题。欢迎各位读者与我们一同开启这次关于人类未来的思想“奇幻旅程”。 eVPt3vw1eoZ7TRVc/ysxVJMkZC4DDoArqv2fWNXtUB4ohrk0CAT/GaBr1MBC2Je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