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生命意义源量表(Chinese Sources of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CSMIL)由程明明等(2011)编制,是用以测量中国文化情境下生命来源的标准化工具。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并进行信度和效度指标的检验,中国生命意义源量表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指标,可用于进一步相关研究中。
关于生命意义的心理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心理学家们所忽视,20世纪40年代,心理治疗大师Frankl《活出意义来》( Man's Searching for Meaning )(Frankl,1962)一书的诞生才将生命意义从哲学领域带进了心理学研究领域,成为生命意义研究走向心理学化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生命意义源的研究国外成果已有一百余篇。Kaufman认为生命意义源是个体在人生经历中获得意义的生活事件。这些生命意义源来自于个体过去学习的经验和现在生活的方式,并且因文化的不同而存在变异(Kaufman,1986)。以往的研究证实,生命意义源主要集中在关系、个人发展、宗教以及服务等几个维度。目前常用的测量工具有两个:一是Reker使用定量的方法发展的生命意义源简述量表(Sources of Meaning Profile-Revised,SOMP-R),包括自我关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和自我超越4个维度(Reker,1996);二是Wong基于内隐理论以定量和定性混合研究的方法发展的个人意义简述量表(Personal Meaning Profile,PMP)。该量表相对于SOMP-R发展出了更多具体的意义源,包括关系、宗教、成就、接受、亲密感、超越和公平待遇7个维度(Wong,1998)。
许多研究证明,生命意义源具有明显的“文化印记”。Prager(1997)在一项跨文化研究中指出,个体所认同的价值和意义会被固定在一定的历史文化群体中,人们在获得生命意义来源时具有文化和语言环境的敏感性。因此,无论是SOMP-R还是PMP是否适用于中国文化,都有待于进一步验证。相比而言,国内对生命意义的心理学研究起步较晚,对于生命意义来源的研究实为鲜见,尤其缺乏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生命意义源的测量工具。
中国生命意义源量表由程明明等(2011)编制,共有30个条目,5个维度,分别为社会关注、自我成长、关系和谐、生活享受以及身心健康。问卷采用Likert 7级计分,从1到7的数字表示“完全没有意义”到“非常有意义”的程度依次递加。
按照经典心理测量学的使用规范来实施。
社会关注包含条目4、8、13、14、15、16、17、26、30;自我成长包含条目7、19、20、21、22、23、24、29;关系和谐包含条目5、6、9、10、11、12;生活享受包含条目18、25、27、28以及身心健康包含条目1、2、3。总分越高,表示生命越有意义。所有条目均为正向计分。
采取方便取样的方法,在正式施测阶段发放问卷800份,回收问卷721份,问卷的回收率为90.13%。其中有效问卷637份,问卷有效率为88.45%。
受测者分别来自北京(9.26%)、河南(7.22%)、江苏(40.21%)、湖南(5.52%)、山东(37.79%)等省市。受测者的职业包括大学生(29.92%)、公务员(22.56%)、公司职员(20.72%)、个体户和自由职业者(15.21%)、农民(4.73%)以及其他(6.86%)等,受测者年龄在18~83岁(M=36.70,SD=12.94),年龄在18~29岁35.6%,30~39岁27.3%,40~49岁19%,50岁以上18.1%;其中男性333名,女性304名。将637份有效问卷的数据按照序号的奇偶数分为两半,一半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一半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以及信度和效度的检验。
中国生命意义源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为0.94,分半信度系数为0.89,重测信度系数为0.84。5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在0.71~0.90,分半信度系数在0.65~0.89,重测信度系数在0.78~0.86。以上信度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
中国生命意义源量表5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37~0.79,说明各维度之间存在中等相关。各维度与中国生命意义源量表总分的相关分别为0.88、0.86、0.81、0.74、0.51。所有相关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因此,中国生命意义源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中国生命意义源量表与自尊量表、关注生命意义指标以及生命意义源简述量表存在显著正相关,表明中国生命意义源量表具有较好的效标效度。
对于生命意义的来源确因中西方文化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这些来源的差异,一方面体现了不同文化下,对自我的认识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另一方面源于不同文化的历史根基。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同文化的历史根基造就了不同的人生价值观,使得意义的具体来源各有所倾。中国生命意义源量表既保持了国外同类量表的主要内容,同时在题目和维度上也具有中国本土化的特点。该量表具有良好的项目区分度,信度和效度均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工具。
1. Frankl V. E, 1962.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M].Boston, MA:Beaco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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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eker G. T, 1996. Manual of the sources of meaning profile-revised ( SOMP-R )[M].Peterborough, ON:Student Psychologists Press.
4. Wong P. T. P, 1998.Implicit theories of meaningful lif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rsonal meaning profile. In P. T. P. Wong & P. S. Fry(Eds.), The human quest for meaning:A handbook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pp.111—140)[M].Mahwah, NJ, US: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5. Prager E, 1997.Sources of Personal Meaning For Older and Younger Australian and Israeli Women:Profiles and Comparisons. Ageing and Society , 17(2):167—189.
6. Markus H. R. & Kitayama S, 1998.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personality[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 29(1):63—87.
7.程明明,樊富珉,彭凯平,2011.生命意义源的结构与测量[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9(5):591—594.
8.程明明,2015. 积极意义与生命教育 [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 测评工具研发成果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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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思斯,甘怡群.(2010).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版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4(6):478—482.
3.王鑫强.(2013).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修订版在中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1(5):764—767.
[2] 测评工具研发成果参见:
1.程明明,樊富珉,彭凯平.(2011).生命意义源的结构与测量.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9(5):591—594.
2.程明明.(2015). 积极意义与生命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