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可能是人类记忆的一部分”

奥斯瓦尔多·费拉里：在您再次启程之前，博尔赫斯，我希望您能跟我讲一讲新旅行的行程：这次是从法国开始，随后是英国，接下去是美国。那就先就说说法国吧。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第一站法国，要出席一场讨论一个人的会议，他会震惊于竟然有人举行一场会议来讨论他：卡夫卡。也就是说，一个极好的主题——一个无限的主题——就像，卡夫卡的作品一样。以爱利亚的芝诺的悖论为范本的作品（这是卡洛斯·马斯托纳蒂告诉我的），例如，无尽奔跑的乌龟——永远不会抵达目标的运动——这个想法。呃，就这样，马斯托纳蒂对我说——很有道理——卡夫卡以一种悲悯的方式调用了它。那是卡夫卡的伟大发明。我当时必须在某个机构前面发言，它初看上去很是沉闷，但却并非如此：“科学与文学院”。不过，他们告诉我说我可以选择话题，看看我是否能找到我喜欢的题目，那是一次公开对话——但愿和这次和您的对话一样——也就是说，一次轻松的对话。然后我要接受我的剑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我已经接受过牛津大学的荣誉学位了，还缺少另一所伟大学府——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第一所是博洛尼亚的，我相信，随后是英格兰的，随后是法国的，以及，更晚一点——很让人诧异——是德国的海德堡大学，然后才是其他的。在那之后我还将接受一个荣誉（是由里奇侯爵组织的，在纽约）。我不确切知道它包括什么，但我有理由感到惊讶和感激。另外，这是一个机会，去漫游或是置身于这三个国家，法国，英国和……我想要花上几天来淘书，尤其是在伦敦。在书店里，是的。然后是纽约。因此这是一场不那么多样的旅行，跟我刚刚结束的那次相比，那一次去了……西西里、威尼托、维琴察，然后是希腊的克里特岛——都是很不同的地区：当然，克里特人认为自己比希腊人早得多，他们看希腊人都有点贫嘴。总之，在所有地方民族主义都在兴起。如果一个人生在右边两米，左边两米，就已经犯下了一个错误，没有生在中间……这也出现在了，很不幸，西西里岛。在那里他们坚称自己是诺曼人。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选择了诺曼人，而不是……好吧，有何不可，我也有些诺曼血统呢。在这最后一次旅行中，当然，我也去了日本，并两次飞越了北极。这是一次难得的经历，纯粹就是感觉自己飞在北极上空，因为什么也觉察不到，对不对？（笑）尽管玛丽亚·儿玉告诉我说，似乎看得见几座冰山，但仅此而已。然后，就是知道自己飞在北极上空（它也不知道自己就是北极），很自然（笑）。

——既然，这么说，这次旅行是从法国开始的，博尔赫斯，也是从卡夫卡开始的；我想我们就谈论一下他吧。我不知道您是否已经有了一个想法，在那里以何种形式展开这个主题；当然，您已经多次写过有关卡夫卡的……

——是的，但我会尽可能不去自我抄袭（笑），因为最好还是抄袭别人而不抄袭自己。无论如何，这是我一直在做的，我宁愿抄袭别人……但有时，在八十四岁以后——因为我从来不重读我写的东西——我一直在抄袭，有时是糟糕的，我曾经说的多少还算不错的东西。我一直在糟糕地复述它们。总之，这事经常会发生。不，关于卡夫卡我要指出的是如果一个人阅读别的伟大作家的话，他必须不断地进行英语中所谓的“make allowances（让步）”——我不知道用卡斯蒂语究竟怎么讲——他必须这么想：这是在那样的时代写的，一个人必须考虑那么多东西。例如，我们拿最好的例子来说，那大概就是莎士比亚了吧。在莎士比亚这里，您必须要想到他是为了一群永远不是由他选择的公众写作的。他必须要延续长达——我们现在称之为五幕，尽管当时是持续的一整段——总之，是一定的时间长度，另外，他也再现，他必须以传统的，他人的情节作为出发点。然后，他必须让自己的人物契合这些情节，有时不一致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我相信哈姆雷特，但我不是很肯定地相信……我可能要做出一番努力才能相信，哈姆雷特的鬼魂。但我不是很肯定地相信丹麦的宫廷、相信那些诡计，我不相信。说到麦克白，我相信麦克白，我相信麦克白夫人；我愿意相信那些帕西——她们也是女巫——但我不知道我是否相信那个寓言。这大概是一个例子吧。而至于所有的作家，一个人必须这么想：他们是在那样的时代，在那种状态下写作的。他必须把他们放到文学史里面。这样他就可以原谅或者容忍某些事情了。然而，在卡夫卡这方面，我相信卡夫卡是可以超越他的历史环境来阅读的。我们看到非常重要的两点：卡夫卡的大部分作品是在一九一四年战争期间完成的。曾经发生过的最可怕的战争之一——肯定令他饱受了折磨。而且，他又是犹太人，那时反犹主义已经成形。他住在奥地利，在波希米亚，当时还是奥地利的一部分。他死于柏林，我相信。所有这些情况，生活在一个被围困的国家，一个起初获胜而最终战败的国家。这一切应该都回响在他的作品里，然而，如果读者对此不了解的话是注意不到的，因为这一切全都被卡夫卡改头换面了。然后是另一件事，更稀奇的事，就是卡夫卡是表现主义者的私人朋友。那些表现主义者主导了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美学运动，比超现实主义，或立体主义，或是区区未来主义，区区意象主义要有趣得多。呃，那可以算是文学艺术的某种全面革新。也是绘画的：我们可以想到恩斯特·巴拉赫或科科施卡，或其他人。卡夫卡是他们的朋友，他们写作，他们在持续不断地更新语言，编织隐喻。或许可以说表现主义最伟大的作品是乔伊斯的著作，尽管他不属于这场运动，他写作也不用德语而用英语，或者说用他的英语，那是一种非同凡响的英语——一种独一无二地以复合词语构成的英语。也就是说，我们掌握了这两件事：表现主义，伟大的文学运动，卡夫卡曾在两本刊物之一上发表过，我不知道是在 Die Aktion 还是在 Sturm 上，那是两本表现主义刊物。我当时订阅过它们，我说的是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当时我第一次读到卡夫卡的文字：我是如此麻木，它在我看来纯粹是很温驯的样子，有点平淡，因为它周围是表现主义者们各式各样的词语华彩（笑）。嗯，其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也就是说，卡夫卡会成为我们这个备受折磨的世纪的经典伟大作家。很可能在未来他还会被人阅读，人们那时不会特别清楚他是在二十世纪初写作的，他是表现主义的同时代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同时代人。所有这一切都可能被遗忘：他的作品可能是匿名的，或许，随着时间的流逝，会配得上是这样。那是一个作品能够要求的最高奖赏，不是吗？嗯，只有不多几本书能达此境界。

当人们阅读《一千零一夜》的时候，人们便接受了伊斯兰教。人们接受那些世代编织的寓言，仿佛它们是出自单独一个作者，或者不如说，仿佛它们没有作者一样。事实上，它们既有又没有作者：因为某件由世世代代如此雕琢，如此打磨的东西已经不归属于任何一个个人了。现在，在卡夫卡这方面，很可能卡夫卡的这些寓言已经成为人类记忆的一部分了。很可能发生在《堂吉诃德》身上的事也会发生在它们身上，不妨这么说：人们可以失去《堂吉诃德》的所有版本，无论是卡斯蒂语的还是翻译的，全都可以失去，但堂吉诃德的形象已是人类记忆的一部分。我相信这个想法，即一个可怕的程序，不断延长，直至无限，大概就是那几部小说的根基，当然，卡夫卡不愿出版它们，因为他知道它们是无结局的，它们有责任成为无限的……《城堡》《诉讼》，可能是人类记忆的一部分，会以不同的名字，在不同的环境下被改写，但卡夫卡的作品已是人类记忆的一部分。我相信我会在法国这么说的，我会指出它们的经典地位，以及我们可以阅读它们而忘记它们的环境——发生在很少作家身上的事情，据我所知——是的。

——吊诡的是卡夫卡既已拥有这经典地位，我们却永远被告知由卡夫卡在先前时代和我们时代之间建起的桥梁是躲不开的；连同乔伊斯、普鲁斯特，还有亨利·詹姆斯一起。

——嗯，或许亨利·詹姆斯更接近于他吧。普鲁斯特我不相信会对他有兴趣，乔伊斯绝对不会，因为乔伊斯对应于表现主义，也就是说，艺术是激情的，但也是词语的这一理念。我要说：对于乔伊斯而言重要的是他写下的每一行。当时卡夫卡周围全是那些充当或想要充当乔伊斯的人，他们对此一无所知。然而，卡夫卡写的东西……他是以一种十分简单的德语写作的。简单到让当时还在学习德语的我，也可以理解。其他人则给了我很多麻烦；那些表现主义者，例如：我非常敬佩的约翰内斯·比彻 ① 变成了，最大的表现主义者。我不理解比彻，而更糟糕的是，我根本无法领悟我正在透过这些文字游戏阅读的东西。

——但是，我们也被告知，要对我们时代做出一个可靠的解释，我们不可以缺少卡夫卡的帮助。

——是的，但卡夫卡比我们的时代更重要，当然。是够可悲的：卡夫卡必须挺过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简单化。二十世纪，当然，我们挺过去了但并没有太多的骄傲。带着某种对十九世纪的怀旧，感觉上像是对十八世纪的怀旧。好吧，或许斯宾格勒是对的：我们正在衰落，我们感到怀旧是对……当然，说到mon vieux temps ，是的，或许我们是对的。在豪尔赫·曼里克的《对句集》（ Coplas ）里有一处就涉及这一点。但那是反讽的，他说：“恰如我们眼中所见，一切过去的时光/都是更好的。”“恰如我们眼中所见”，然后是“一切过去的时光 / 都是更好的”，没错。叔本华所说的：我们把过去看成更好的，但我们也把它看成某种停滞之物，我们不是演员，我们仅仅是观众。相反，在所谓的当下，我们是观众但也是演员，并有一个责任的观念，一个危险的观念与之关联在一起。至于过去则不然：过去，尽管可怕……我们甚至可以，带着某种怀旧想到罗萨斯的时代，因为它尽管可怕，但已经过去了。因此它在时间之中是固定的，它的可怕意象也是如此。相反，当下可以威胁我们，就像生命在我们活着的每一个瞬间威胁我们一样。

——确实。我想要提到的另一件与卡夫卡有关的事是这样的：一位您认识的作家，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论卡夫卡的文章，我最近刚刚看过。我指的是卡门·甘达拉。

——我认识她，保留着跟她一起最美好的回忆，是的。我曾经读过她的一篇故事，题为《有人居住》，对不对？我不记得了，看起来很像科塔萨尔的《被占的房子》，或者主题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涵盖面吧。

——嗯，涵盖面，是的。

——她提到卡夫卡，说了一句打动了我的话：她说，终其一生，卡夫卡都在追寻“缺席”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上帝。

——是啊，人们问过我很多次。我不理解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据她所说，卡夫卡始终是一个宗教精神，无论如何。

——是的，但一个宗教精神可以不信仰一个人格化的神。例如，佛教神秘主义者不信仰一个人格化的神，但这并不重要：信仰一个人格化的神的理念不是宗教精神的必要部分。还有泛神论者，例如，或斯宾诺莎，根本上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说“deus sive natura”，上帝或自然——这两个概念对于他来说是一样的。然而，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则不然，因为基督教需要信仰一个人格化的神，一个对他的行为做出判决的神。例如，在爱默生的《代表人物》这本书里，神秘主义者的典型是斯威登堡，而斯威登堡信仰自己而不是一个人格化的神，并且相信天堂或地狱都是人自己选择的。也就是说，在死后——他明确地说——一个人会在一个陌生的领域找到自己，碰到各种各样的陌生人，有的很吸引他，有的不然。他与吸引他的人走在一起。那些吸引他的人，如果他是一个恶人的话，就是魔鬼。但他跟魔鬼在一起比跟天使在一起更自在。如果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跟天使在一起就很自在。但这伴侣是他自己选的。而一旦他置身于天堂或地狱了，便不愿去到另外的地方，因为他会遭受极大的苦痛。斯威登堡相信一个人格化的神，他自己，理所当然。但泛神论者，一般来说，并非如此。重要的是在宇宙中要有一个道德的命题。如果有一个道德命题能让一个人感觉得到的话，他便已经有一个宗教的头脑了。而且我相信我们应该试着去信仰一个道德的命题，尽管实际上，它并不存在。但归根结底，这并不取决于我们，不是吗？无论如何，我们的行动应该遵循我们的道德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