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摘要： 晋唐时期正史“艺术传”中存在北朝皇家建筑、园林艺术的相关史料，通过分析与考辨蒋少游、郭安兴和刘龙等人在北朝皇家建筑和园林艺术发展中的作用，与北朝皇家建筑、园林艺术所具有的“措意精巧”的艺术特点，以及有关“妍美俊健”等书法美学特征在古代建筑、园林艺术品评中的重要地位，提示出晋唐正史“艺术传”对于北朝皇家建筑、园林艺术发展研究的重要性，与在古代建筑、园林艺术品评方面的史学价值，以及在古代艺术史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艺术传；建筑艺术；园林艺术；妍美。
中国古代建筑和园林艺术有着十分丰富的遗存。但是，由于中国传统艺术“文人化”的发展，而更加倾向于工匠艺术的建筑、园林艺术则多受到古代著史者的轻视。因此，在中国古代史籍之中比较缺乏相关的史料，尤其是对于正史而言。而晋唐时期编撰的正史之“艺术传”
中则记载了许多有关北朝时期皇家建筑、园林艺术的史料，也即晋唐正史“艺术传”对于古代皇家建筑、园林艺术的发展研究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因此，通过对这些史料进行考辨与分析，可以探究北朝时期有关宫廷、佛教建筑艺术的发展特点和古代建筑、园林艺术品评的美学特征。而且，在晋唐正史“艺术传”中记载的这些书画、工艺和音乐等多表现出艺术与非艺术
的综合，与今天所说的艺术学理论或一般艺术学的内涵有着某种类同性，也说明晋唐正史“艺术传”既对于研究古代建筑、园林艺术的品评有着重要的史学价值，也是中国古代艺术学的早期形态特征。
虽然在晋唐正史“艺术传”中有关北朝皇家建筑、园林艺术的记载比较简略，但是对于研究北朝建筑、园林艺术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因为正史作为官方或皇家所认可的史籍，在一定的层面上具有某种权威性或话语性，尤其是在这些记载之中也包括对于这些艺术活动或创作的品评。在这些品评之中，虽然也包含了著史者对于古代建筑、园林等艺术的个人认识与评价，但却是官方或皇家或当时学界的一个缩影。因此也凸显出晋唐正史“艺术传”的艺术史学价值。而在晋唐正史“艺术传”中有关北朝建筑、园林艺术的史料主要是北魏的蒋少游奉旨营造太极殿与翻修华林园宫殿和池沼以及受命改作金墉门楼，郭安兴主持洛阳永宁寺佛塔的建造，北齐时期的刘龙受令建造三雀台等史实。
1.蒋少游
首先在《北史·艺术传》中记载曰：
蒋少游，乐安博昌人也。……后于平城将营太庙太极殿，遣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趾。后为散骑侍郎，副李彪使江南。孝文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迁兼将作大匠，仍领水池湖泛戏舟楫之具。及华林殿沼修旧增新，改作金墉门楼，皆所措意，号为妍美。虽有文藻，而不得申其才用。……有文集十卷余。少游又为太极立模范，与董尔、王遇等参建之，皆未成而卒。
汉魏南北朝时期兴起的太极殿作为代表皇权之一的宫殿，自三国时期开始直至清代等许多朝代都有所建造，而且太极殿在古代都城作为正殿的出现与成为主要的中心建筑，标志着中国古代都城建筑布局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北魏时期的太极殿在以平城为首都之时与迁都洛阳之后都有仿建与重建，古代“艺术传”记载了蒋少游奉命建造平城太庙的太极殿。494年北魏迁都洛阳，由于蒋少游是在501年离世的，也即虽然北魏迁都之后，对于洛阳太极殿的修建与扩建蒋少游也都亲历而为了，也正如《北史》中所记载的“少游又为太极立模范，与董尔、王遇等参建之”，但是“皆未成而卒”。也即蒋少游对于平城和洛阳太极殿都有所建树。
关于蒋少游受孝文帝诏改造金墉门楼和进行华林园宫殿、园林池沼的修旧增新记载，需要首先考证是洛阳还是平城，因为孝文帝494迁都之时，蒋少游虽然处于晚年，但是仍然在世，包括后来又为洛阳太极殿“立模范”。而杨炫之在《洛阳伽蓝记》中也有相关“金墉城”的记载。“次北曰‘承明门’。承明者，高祖所立，当金墉城前东西大道。迁京之始，宫阙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数诣寺沙门论议，故通此门，而未有名，世人谓之新门。”
洛阳“承明门”正对着金墉城，也就是说金墉门楼可能就是在金墉城的门楼。其次，就是有关“华林殿沼”的改旧增新也没有说是洛阳还是平城，但是在《魏书·郭祚传》中记载曰：“高祖曾幸华林园，因观故景阳山。祚曰：‘山以仁静，水以智流，愿陛下修之。’高祖曰：‘魏明以务失于前，朕何为袭之于后？’。祚曰：‘高山仰止。’高祖曰：‘得非景行之谓？’”
因此，似乎可以推测华林园在平城的时候是没有修建的，但是在《魏书·灵征志上》中记载“世祖真君五年八月，华林园诸果尽花”
。北魏世祖即拓跋焘，死于452年。由此可知，北魏平城与洛阳都有华林园
，只是平城时期的华林园的规模比较小。其实，迁都之后孝文帝就开始着手改建或重建洛阳华林园，因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华林园作为皇家园林艺术的代表具有十分高的政治地位，也是皇权的集中代表之一。因此在此前、当时及以后的许多王朝的都城，包括邺城、建康和洛阳等都会修建名为“华林园”的皇家园林或御苑，而形成“华林园现象”
。华林园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皇家园林，原来称为芳林园，后避讳齐王曹芳的名讳而改名华林园。而“华林殿沼”则是华林园中的宫殿和水渊的简称，据在《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华林园中有大海，即汉天渊池，池中犹有魏文帝九华台，高祖于台上造清凉殿。世宗在海内作蓬莱山，山上有仙人馆。上有钓台殿，并作虹蜕阁，乘虚来往。至于三月楔日，季秋已辰，皇帝驾龙舟鹚首，游于其上。海西有藏冰室，六月出冰以给百官。海西南有景山殿，山东有義和岭，岭上有温风室；山西有娥峰，峰上有露寒馆，并飞阁相通，凌山跨谷。山北有玄武池，山南有清暑。殿东有临涧亭，殿西有临危台。景阳山南有百果园，果列作林。林各有堂，有仙人枣，长五寸，把之两头俱出，核细如针，霜降乃熟，食之甚美。”
而北魏洛阳华林园的主持修建者就是蒋少游和崔长文等人，据《魏书·崔光传》中记载：“光从祖弟长文，字景翰。少亦徙于代都，聪敏有学识。太和中，除奉朝请。迁洛，拜司空参军事，营构华林园。”
之后499年孝文帝死后，宣武帝元恪又委任茹皓主持建造华林园，包括501年蒋少游去世后。
茹皓，字禽奇，旧吴人也。父让之，本名要，随刘骏巴陵王休若为将，至彭城。是时南土饥乱，遂寓居淮阳上党。皓年十五六，为县金曹吏，有姿貌，谨惠。南徐州刺史沈陵见而善之，自随入洛阳，举充高祖白衣左右。……迁骠骑将军，领华林诸作。皓性微工巧，多所兴立。为山于天渊池西，采掘北邙及南山佳石。徙竹汝颍，罗莳其间；经构楼馆，列于上下。树草栽木，颇有野致。世宗心悦之，以时临幸。
因此，经由蒋少游、崔长文和茹皓等人的主持修造，“北魏时期的华林园在继承东汉、曹魏、西晋旧迹的基础上，另加扩建增修，达到最鼎盛的境地。此园从洛阳城外北侧的轂水引水，经西侧的大夏门进园，汇入东南部的大湖天渊池，将园内的玄武池、流觞池、扶桑海等湖池串联一体，向东流入翟泉（又名苍龙海、南池），并与阳渠相通，另设石洞沟通地下。这套水系设置合理，不但带来丰沛的水景，同时还可以在发生干旱和洪涝灾害时保持不枯不漫。”
茹皓与蒋少游一样都是南人入北，他在修造园林艺术方面有着相当的水准，经过他的建造，北魏洛阳华林园更加符合“仁山智水”的中国古代园林艺术的山水特征。
2.郭安兴
在《北史·艺术传》中记载：“宣武、明帝时，豫州人柳俭、殿中将军关文备、郭安兴并机巧。洛中制永宁寺九佛图，安兴为匠也。”
北魏中后时期的郭安兴也是一位大师级的建筑师，他主持建造了北魏永宁寺的九层佛塔，即永宁寺塔。在《魏书·释老志》中记载可知北魏时期永宁寺塔最初是三、五、七层佛塔
，而且是石塔，只是在这之后石塔变成木塔的过程中最终扩展到了九级。北魏杨炫之在《洛阳伽蓝记》中记载了洛阳永宁寺“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
因此，永宁寺佛塔大约有一百多米的高度，在当时号称天下无有。
但是，其中也存在平城永宁寺和洛阳永宁寺的不同，以及有关洛阳永宁寺及佛塔的最早建造时间的问题。在《魏书·释老志》中记载：“其岁，高祖诞载。于时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
所谓“高祖诞载”就是孝文帝元宏出生时，也即是467年左右始建永宁寺，但是，这里记录的是北魏中期的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的另一个比较早的永宁寺，而且，“承明元年八月，高祖于永宁寺，设太法供，度良家男女为僧尼者百有余人”，“太和元年二月，幸永宁寺设斋，赦死罪囚。三月，又幸永宁寺设会，行道听讲”
。这些记载都是在平城，也不是在盛乐（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和林格尔）。因为，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是398年从盛乐迁都到平城的。孝文帝承明元年与太和元年分别是476年与477年，而孝文帝是494年左右迁都洛阳的，据此可知这时平城永宁寺已经建成，但是洛阳永宁寺还没有建，而且，此中还记录了孝文帝多次临幸永宁寺的史实。“又南迳永宁七级佛图，其制甚妙，工在寡双。”
这些有关永宁寺的记载所说的都是“平城永宁寺”，其佛塔最高只有七级。
关于洛阳永宁寺及佛塔的记载也是如此，据《洛阳伽蓝记》中记载：“永宁寺，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
杨炫之认为是在北魏孝明帝熙平年间，即516年左右建造的。《魏书》中记载：“太后父薨，百僚表请公除，太后不许。寻幸永宁寺，亲建刹于九级之基，僧尼士女赴者数万人。”
“肃宗熙平中，于城内太社西，起永宁寺。灵太后亲率百僚，表基立刹。佛图九层，高四十余丈，其诸费用，不可胜计。”
也就是说《魏书》与《洛阳伽蓝记》记载的“洛阳永宁寺”的时间是相符的，而且在郦道元的《水经注》也是这样记载的。
水西有永宁寺，熙平中始创也。作九层浮图，浮图下基，方一十四丈，自金露柈下至地四十九丈，取法代都七级而又高广之，虽二京之盛，五都之富，利刹灵图，未有若斯之构。
郦道元也提到洛阳永宁寺塔是“取法代都七级”，那么“代都”所指是盛乐还是平城，在《魏书》中记载：
天兴元年，下诏曰：“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岁，始作五级佛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缋饰。
天兴元年北魏太祖的年号，也即398年，最初拓跋珪是386年重立代国，并称代王于牛川（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内塔布河即锡拉木林河）
，而“鲜卑的分土定居，是在北魏登国九年（394年）开始的”
，也即在太祖时期正是鲜卑由游牧部落逐渐过渡到“分土定居”的时期，而太祖于398年就迁都平城，也就是说在盛乐可能并没有兴建比较大型的佛寺，而且此段记载的太祖下诏兴修佛寺，是迁都之后的诏书，也是北魏的最早有关建造佛寺的记载，同时也不是七级而是五级。这说明在平城时期的佛寺或佛塔可能并不一定是从七级开始的，而可能是经过多次修建或扩展，佛塔由三、五等级扩展到了七级。也即郦道元所说的“代都七级”是指平城。而且平城时期的佛塔可能是不高于七级，而到了迁都洛阳之后才扩展到了九级。另外，就平城永宁寺与洛阳永宁寺来说，北魏时期不止只有这两处，也在北魏时期出现了“永宁寺现象”，也即以“永宁寺”为代表的佛寺大量兴建的现象
。因此，古代“艺术传”之中有关郭安兴的记载可以从一定的角度了解北魏时期的佛教建筑艺术的演变过程。
3.刘龙
到了北齐时期，“有河间刘龙者，性强明，有巧思。齐后主令修三雀台称旨，因而历职通显”。
这就是北齐时期刘龙奉旨修造三雀台的史实。而所谓“三雀台”也被称为“三爵台”和“雀台”，其中存在有两种说法，其一是“朱雀台”或“朱雀铜台”，就是三个成品字排列的古代歌舞台。其二就是“铜雀台”或“铜爵台”，是大约建安十五年始建的一组建筑群，曹操在大规模修建邺城的时候，“分别于建安十五年、十八年、十九年，在西城墙的北部，以墙为基，修建了铜雀台、金虎台和冰井台，形成了邺城内壮丽的‘三台’景观”。这“三台”又合称为“铜雀三台”。其中又以铜雀台为主体，同时“铜雀台是邺城的制高点，为三台之主台。台上建有房屋120间”
，而且铜雀台两侧有两桥与金虎台、冰井台相连。曹植的《铜雀台赋》还留存于后世，以及后人也有许多诗词歌赋进行吟咏与描述。在中国传统戏曲方面《铜雀台》也成为一幕经典曲目。因此，也就是说“铜雀三台”成为曹魏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建筑艺术而成为某种文化象征的标志，并且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及后代多有修建、扩建和重建。《北史·艺术传》的这则记载表明在北齐时期可能多次进行了修复或整修，北齐后主令刘龙修建“三雀台”的史实在《北齐书》中几乎不见著录，也即“艺术传”中的记载对于中国建筑艺术史来说，具有相当大的史料价值。
因此，就晋唐正史“艺术传”中有关北朝建筑、园林艺术的记载而言，作为北魏皇权象征的皇家建筑、园林艺术在当时的影响力是十分巨大的，同时就这些简略的记载可以探究北朝皇家建筑、园林艺术的发展特点，即“措意精巧”，也就是既符合皇家和宫廷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又具有古代建筑、园林艺术的造型规律和功能特性。尤其是在晋唐正史“艺术传”中也频繁地使用了“巧”的不同词组来叙述或评价各个古代艺术家参与的艺术活动和作品，以及其中所体现出的艺术才能的特点，包括有蒋少游、郭善明、柳俭、关文备、郭安兴等人的“机巧”，刘龙、黄亘、黄兗等人的“巧思”等。例如，比蒋少游要早的郭善明也是一位建筑大师，在《北史·艺术传》中也记载：“文成时，郭善明甚机巧，北京宫殿，多其制作。”
同时“巧”与“妍美”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利用建筑群的布局和建筑体型的变化形成一个具有强烈节奏感的完整的空间序列，以此来突出封建皇权的至高无上的象征”。
这是作为政教合一的北魏政权多以皇家、佛教建筑和以华林园为代表的皇家园林艺术的体型和规模大小来凸显其皇权之浩大的原因，并且使得这些皇家建筑、园林艺术在不断增加或扩大体型和规模的改建、重建的过程中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和园林艺术史上的奇迹。
虽然晋唐正史“艺术传”中对于北朝建筑、园林艺术的品评主要是针对皇家建筑和园林，但是也能够从一定的角度反映出晋唐时期北朝建筑、园林艺术的总体特点。尤其是在初唐时期编撰这些正史的过程中，中国传统艺术包括书画等艺术的美学特征在建筑、园林艺术之中也反映出来了。如前所述著史者对于蒋少游受诏进行华林园宫殿、沼泽修旧增新及改造金墉门楼等的艺术品评，即“皆所措意，号为妍美”，这反映出古代建筑和园林美学与文学、书法等的密切关系。首先，所谓“措意”也就是十分用心去做，而符合“上意”，也多用于文学艺术之中，比如“遣词措意”。而在《隋书·艺术传》中也使用了“措意”一词。
何稠，字桂林，国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琢玉。稠年十余，遇江陵平，随妥入长安。仕周，御饰下士。及隋文帝为丞相，召补参军，并掌细作署。开皇中，累迁太府丞。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金线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作，匠人无敢措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寻加员外散骑侍郎。
何稠于554年江陵城破之后，随其叔叔何妥进入西魏，又仕北周而具有高超的艺术才能，同时在文学方面与蒋少游一样也具有一定的水准。此处“措意”可以表明作为文人或士大夫的晋唐正史“艺术传”的著史者对于古代艺术包括建筑、园林艺术的品评带有十分明显的文学特色，另一方面“号为妍美”的出现也说明与初唐时期李世民对于书法艺术（尤崇王羲之）的推崇以及相当多的文人或士大夫擅于书法或本身就是书法家而对于正史之中的艺术品评产生的直接影响。而这些著史者主要是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令狐德棻、魏征、长孙无忌、岑文本、崔仁师、李延寿等人，包括李世民也参与其中。因此，“由初唐时期主要以李世民所主导的集中编撰与重修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正史的史实可知，这些正史之编修几乎集中了唐初贞观年间的大部分有识之士，或者称为精英人士，并且其中也有从事艺术活动与艺术创作者或艺术家。而且，这些著史者一方面可能受到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国传统书法、绘画和音乐等艺术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可能他们本身也有对于传统书法、绘画和音乐等艺术的不同观点，或者趋同观点，也可能会自觉与不自觉地投影在编撰正史之中。”
这种投影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具有书法美学的特性。
在北朝时期“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加速了南风北浸。北周以后南北书风开始融合，所谓融合实际上是南风领导全国潮流。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书风弥漫南北。大唐开国，唐太宗酷爱书法，尤崇王羲之。在机构上，翰林院有侍书学士，国子监设书学博士，科举也设有‘书科’。潮流上仍然是二王风劲。浓厚的书学氛围，产生了初唐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人都是一方面已有唐代大家的力量气度，另一方面又有二王的姿媚气韵”。
所谓兼具“力量气度”和“姿媚气韵”的初唐书法艺术的美学特点，也可以概括为“妍美俊健”。
所谓“妍美”主要作为中国古代书画艺术方面的美学思想与理论，因为“二王的共同之一特点就是‘妍’。王羲之的书法比起‘锺张’已经‘妍媚’，而王献之的‘媚趣’更胜过王羲之”
。而“妍美”被用于古代建筑与园林艺术的品评之中，表明晋唐时期古代书画理论中的品评标准与美学特征已经运用或渗透到了古代艺术的许多领域，或者是以一般艺术学的角度，“妍美”的美学特点则成为古代艺术发展的共性特征。一般来说，“妍”与“美”“媚”相近，“美”与“丽”“艳”相类。而且，“一个‘丽’字，开启整个六朝宫廷美学”。
同时，六朝南风又深刻影响了北朝艺术的发展。因此，晋唐时期对于作为宫廷艺术的北朝皇家建筑、园林艺术而言，“让艺术的和谐（应与和），情感充沛的（悲）、政治正确的（雅）作品，成为美丽的东西，这是宫廷的趣味本能。艳是最高的要求”
。而“丽”“艳”“媚”，包括与“妍美”有着密切关系的“巧”作为宫廷艺术的美学要求则集中表现在对于“妍美”的推崇，也成为艺术品评的最高标准之一。
因此，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出现了，东晋羊欣的“媚趣”，南朝宋虞和的“古质今妍”，齐梁时王僧虔的“紧媚”“媚好”和“媚孊”等，唐太宗李世民的“尽善尽美”，虞世南的“中和之美”等美学概念。当然，作为帝王的李世民在其中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贞观时期帝王的审美意志成为当时之规范影响到了初唐著史者的审美与品评的标准，而蒋少游等人的艺术的“妍美”特征既符合北魏帝王的好尚，也是著史者选择与评论的依据。但是，其中唐太宗李世民以“尽善尽美”的美学要求推崇“二王”中的王羲之，其实质是使得初唐书法艺术由“媚趣过之”的“新妍”的书风转回到“体势取中”“外妍内质”的王羲之时代，也即对于“妍美俊健”的推崇。因此可以推测著史者和初唐贞观年间的艺术家所认为的“妍美”其实质是呈现出“妍质结合”的特征，也即在总体“妍美”的美学特征之中，以具有内在“风神骨气”者为上，而只具外美者为下。包括正史“艺术传”中“妍美”的书法艺术品评标准在建筑、园林等艺术评价之中的使用也具有“妍美俊健”的意味，即“妍美”是“妍美俊健”的缩写。当然，帝王的审美观念也多受到文人或士大夫的影响，或者说两者多是互相影响的。而且，李世民的“尽善尽美”的折中思想与虞世南的“中和之美”以及传统“中庸”思想是相当契合的。当然，晋唐正史“艺术传”中有关“妍美”或“妍美俊健”的美学特征和标准已经扩展到了几乎整个传统艺术的美学要求之中的。因此，“妍美俊健”之美学特征则具备了古代艺术学的共性特征，同时也说明晋唐正史“艺术传”在古代艺术史学中的特殊地位。
就晋唐正史“艺术传”中有关北朝皇家建筑、园林艺术的史料而言，首先，以蒋少游、郭安兴和刘龙为代表的北朝建筑和园林艺术建造者，被记载在正史之中而成为古代建筑和园林艺术史中十分重要的史料，从而能够探究北朝皇家建筑、园林艺术的发展特点。其次，具有“妍美俊健”的美学特征的北朝皇家建筑、园林艺术，一方面成为北朝时期皇权象征的代表，而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和园林艺术史中的奇迹。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初唐时期以书法美学为代表的品评标准在艺术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由此证明晋唐正史“艺术传”在古代艺术史学研究中的价值。
[1]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杨炫之.洛阳伽蓝记[M]：尚荣，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3]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曹刚华.北魏华林园听诉制度渊源考[J].民族研究，2010（3）：104-106，110.
[5]贾珺.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建康、邺城三地华林园考[J].建筑史，2013（1）：109-129.
[6]郦道元.水经注[M].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
[7]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8]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9]邯人.曹魏遗迹——铜雀台[J].民主，1998（9）：42.
[10]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11]谢九生.中国古代“艺术列传”研究[D].南京：东南大学，2018.
[12]张法.中国美学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13]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