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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书过一些年后会出版新版本，我把这称为老调重弹。老调重谈总要保持老的基调，否则就是另起新曲了，但也需要一些新味，听来有点新意，否则就无人再听。乔治·吉尔德的《财富与贫困：国民财富的创造和企业家精神》（以下简称《财富与贫困》）就是这样一本老调重弹的书。
说到乔治·吉尔德的这本书，我们必须说回到20世纪80年代红极一时的供给学派。供给学派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全盛于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执政时期。
供给学派亦有其历史渊源。
经济学家中一些人是重供给即生产的，认为一个经济体的强弱取决于其本身的生产能力，这是国民财富的来源，而且生产能力决定需求。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就是这样。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成为这一学派的核心理论。要让供给增加，就要让企业自由竞争，因此，这一派是主张自由放任的。
但经济中经常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这又如何解释呢？于是，一些经济学家把眼光转向需求，认为短期中，经济是由需求决定的。最早重视需求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和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集大成者是凯恩斯。凯恩斯主义就是需求经济学。根据这一派的看法，需求不达引起危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调节的必然结果，因此需要国家干预。所以，认为供给重要还是需求重要也成为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的分水岭。20世纪80年代供给学派的兴盛，正适应了当时自由放任回潮的时尚。由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引起70年代经济衰落，所以80年代回到自由放任成为主流。英、美等西方国家经济政策走向自由化，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就是代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探索市场经济改革之路。
供给学派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的。不过构成供给学派的人都不是学有所成的经济学家。有的人虽然是经济学专业出身，但远没有成为“家”，如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阿瑟·拉弗和艾伦·雷诺兹。其他的或者是政客，或者是新闻记者，如史蒂夫·福布斯、大卫·斯托克曼、温宁斯基，以及本书的作者乔治·吉尔德。吉尔德学的专业是文学，之后当记者，充其量是社会学家。如今，他和尼葛洛庞帝、麦克卢汉被誉为“数字时代的三大思想家”，他的著作《企业之魂》《知识与权力》和《通信革命》影响甚大。
而且，供给学派并没有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就是表明税率与税收关系的拉弗曲线。而这条曲线是拉弗在与一位政客吃饭时，为了解释这种关系，随手在餐桌的纸巾纸上画出来的，因此也被戏称为“餐中曲线”。他们的论述主要是政策主张，如减税、减少社会福利，以刺激生产、增加供给，以及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等。但是，经济学家都不承认这是个经济学流派，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就没有收录它的词条，主编对此特别说明，尽管它红极一时，但缺乏一个理论体系，因此不能成为一个经济学学派。
但里根在竞选时对供给学派的观点极为看好，他的竞选班子的许多成员都隶属于供给学派，乔治·吉尔德就参与制定了里根的“经济复兴计划”。里根上台后，采用了减税、减少政府干预等自由放任的政策，使得美国经济复苏，这更为供给学派添彩。撒切尔夫人采用类似政策，使英国经济走出长期停滞，实现了复兴。这些使自由主义思潮又焕发了新春。
供给学派的许多观点发表在报刊的文章中，专门的著作并不多，除了本书，还有一本温宁斯基的《世界运转方式》。
《财富与贫困》初版是1981年供给学派红极一时时出版的，当时受到高度评价，被称为“美国新右派的资本主义宣言书”。供给学派主将、里根政府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大卫·斯托克曼自购30册，送给里根的助手们。在国内，上海译文出版社在1985年曾出版此书。2012年，作者又出版了新版的《财富与贫困》。从基本结构看，老调未变，但更新了许多内容，而且也增加了许多内容。从中文版看，原版25.9万字，新版36.8万字，这就是新味。本文按新版的内容介绍。
第一部分“资本主义的使命”论述的是资本主义是最适于财富创造的制度。该书认为，这套制度是人类创造力和自由的体现，是通过信仰来克服物质力量约束的经济体制，是一种不断创造的动态力量，推动企业的成本不断下降，并创造更多的财富。而这种制度的核心是企业家的存在。作者说的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上就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近代思想史上，苏联解体、苏东社会主义的剧变，并没有使资本主义取得相应的胜利。左派知识分子否认资本主义；右派知识分子拥护资本主义，但也承认资产阶级伦理的衰落、资本主义文化中的矛盾及其止步不前的未来。人们认为资本主义存在道德缺位，而作为这种制度核心的企业家都是“强盗大亨”。作者正是要驳斥种种对资本主义的“曲解”。
资本主义缺乏正确的伦理观吗？作者认为，资本主义的黄金规则是“别人财星高照，自己也会跟着受益”。这是实现和平与繁荣的关键，也是人类社会实现进步的源泉之一。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观念并不是贪婪与谋利的利己，而是互利的利他。这种利他的基础在于贸易，贸易具有互利性。贸易会刺激供给，从而刺激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资本主义并非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零和经济”。穷人的穷与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经济机遇的多寡基本上没有联系。许多贫穷的移民，如犹太人在美国成功变富，说明了这一点。仅仅关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福利制度只会让穷人更依赖政府补贴，让他们更穷。真正的贫穷与其说是收入状况，不如说是精神状态。关注分配是因为大多数的统计视角误读了财富与贫穷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可以用黄金法则（“别人财星高照，自己也会跟着受益”）去治理这个社会，让它变得越来越好。
从这个黄金法则出发，资本主义始于给予。想要从商业活动中获得回报，不能依靠贪婪、欲望或自私，而要依靠一种非常近似利他主义的精神，依靠设身处地地照顾他人的需求，依靠仁慈、友好和勇敢。利他主义就是指尊重他人的需求，或者以满足他人的需求为导向，人们希望用价值更高的物品回报赠与者，这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欲望。“给予”是资本主义的关键动力和道德基础。要使经济保持增长，就必须依靠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家。只有他们能够理解市场需求，拥有可以自由支配的资本，并深度参与公司经营，让别人分享自己的盈利，获得新知识和投资技能。有了他们，经济才能发展。
作为供给学派的主要成员，吉尔德推出了供给学派的基本观点。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给予他人礼物，就必须先有供给。“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为了需求，必先供给。他一再强调“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理。他批驳了对需求的强调，尤其是凯恩斯主义的观点。经济学家主张的促进平等和抗击贫困的方法增加了税收，最后都会破坏生产，减少需求，因为需求来自供给。由此他强调了供给学派的核心理念——减税。
财富不是消费能力或资源储备，而是能带来未来源源不断收入的能力。所以真正的财富就是人民的斗志和创造力。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劳动者的思想和精神面貌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资本和劳动合同的重要性。在一个自由企业中，劳动的质量和投资的数量都取决于劳动者和资本家的积极进取精神。重要的资本其实是人的信心和想象力。与此相似，贫穷也不在于收入而在于精神，穷就是因为不想富，所以福利政策并不能解决贫穷问题。要摆脱贫困，只有依靠工作、家庭和信念。穷人应该信奉的原则是为了向上流动，不仅要参加工作，而且要比优于自己的阶层付出更多的努力，要维持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和家庭。信念包括相信男性，相信未来，相信不断给予能够带来不断增加的回报，相信贸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等等。
许多人认为，企业家在资本主义早期起过重要作用，但今天资本主义进入“成熟”阶段，对社会发展起作用的是大公司与政府机构联合起来，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传统意义上的发明家和投资者已没有用武之地。企业家还有未来吗？作者并不认为政府可以代替企业，也并不认为大企业如何重要，因为它们达到巅峰之后会高度僵化，创新能力已经萎缩。他指出，只有一些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家才具有企业家精神，他们才是在认真同贫困作战，大多数劳动岗位的提供者正是那些小型高科技企业。从长远来看，这些新兴产业的小企业必然会在市场竞争中成为赢家。这取决于政府能否给他们提供充足的发展空间，以及政客们是否理解自由人和自由财富的价值。
对未来，我们有自由、平等、和平与友好的理想，但现实是，我们的社会不可能完全消除等级制度及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一个社会无法实现各个阶级的一体化，也无法实现机会均等。基于这种观点，作者指责仇富行为，并批驳各种仇富的观点。他认为，流行这些观点的地方都是贫困持续存在和扩大的地方，而且正是对这些错误观点的盲目崇信造成了贫困。
如果说第一部分是理论论述，那么第二部分就是政策建议。因为政策建议是以对现行政策的批评为出发点的，所以第二部分题为“政策危机”。所谓政策危机，是指现行政策的危机，作者正是在对现行政策的批判中得出新的政策建议。我们已经指出，供给学派缺乏一个完整严谨的理论体系，从第一部分的内容概述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们的中心是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因此第二部分更显示了供给学派的特色。
首先是对福利制度的批评。任何个人、家庭、公司或整个国家都会面临不确定性，会遇到“黑天鹅”式的风险，从而需要保险体系。保险最初是个人或公司自己的事，也可以成为一种商业行为，由保险公司按商业原则来承担风险。所以，在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先兴起的行业都是保险业，福利模式与合作模式都是私有企业体系的组成部分，资本主义必须在敢冒风险和追求保险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分界线可以用保险公司常用的“道德风险”来界定。道德风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或者说当签约的一方不完全承担风险后果时所采取的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自私行为，如买了防火险而放火。在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中，国家建立了福利制度，承担了失业、伤残、老年贫穷、单亲孩子及其他风险，这就弱化了经济中的发明创造和企业家精神。政府福利政策引发的道德风险显而易见，“失业救助计划”加剧了失业，“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刺激了一些父母离婚，等等。一些计划的道德风险超过了福利。作者认为，美国的福利制度很久之前就引发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各种福利制度的收益开始递减，并对经济活动起到了阻碍作用。70年代美国主要福利项目增加到44种，是GDP增速的2.5倍和平均工资增速的3倍。这就减少了个人储蓄，从而减少了投资。80年代后，福利体系扩张。然而福利制度有不可逆的特征，这就使福利制度的种种改革如“负所得税”，难以实施或只有短期的效果。当前美国的福利制度已经侵蚀了工作和家庭，导致穷人持续贫穷。
其次是对歧视的误解引起的保证平等的制度。在美国历史上，黑人曾受到歧视，这种情况近60年来已得到改善，但今天许多不同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受歧视者，这就产生了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和一些旨在创造公平权利的机构。这些机构取得了成就，但它们正迅速演变成黑人进步的障碍。在一些案件中，法官否定了劳动供求决定工资的经济规律，剥夺了劳工在雇主竞相提供的工作机会中选择工作的自由。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导致黑人贫穷的是就业市场的种族主义，提出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即受歧视的黑人处于收入低的劳动力市场。事实上，这把就业市场的状况简单化了。由此又产生了文凭主义，而这也没带来好结果。这种文凭至上贬低了勤奋、毅力和干劲的价值，增强了福利的吸引力。政府为实现平等的全民就业又推出了一些措施，实施失业保险制度，但这又充满了道德风险，使人们失去了真正掌握知识的机会。
最后，追随拉弗主张减税。左翼经济学家主张增税和管制工资与物价，而且增税是针对富人的。但增税会降低富人创业和投资的信心，并刺激他们大肆挥霍财富。而工资与物价管制不仅无益于应对通货膨胀，还会造成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快速增长的科技企业。拉弗曲线说明，税率超过一定限度后，增税会引起GDP降低，政府税收减少。因此，降低税率对经济有利。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的减税政策的确刺激了经济。同时减税也可以激发企业扩大生产的积极性，从而增加供给，降低物价，起到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减税要和提高政府部门与服务业的效率相结合。从长远来看，美国的根本问题不是通货膨胀，而是生产率下降。增税会使更多人从事地下经济，减少研发，从而不利于生产率提高。因此，减税才是促进美国长久增长之道。
供给学派在根本上是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学派，一直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但现实是政府的干预越来越多。因此第三部分为“信仰推动的经济”，以此反对政府推动的经济。
该书认为，经济是由创新推动的。这种创新也就是熊彼得所说的“创造性破坏”。这是资本主义，也是任何一个社会前进的动力。在创造性破坏中，大公司和小公司都没有绝对优势。大公司尽管有许多优势，但缺乏勇于冒险的企业家精神和灵活性，因此数以百万计的小公司是创造性破坏的主要源泉，是颠覆性变革的发起者。这样，经济就以个人能动性为基础。政府的监管体系适用于规范的产品和行为模式。这种体系存在严重隐患，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而且监管体系越全面，越容易被庸才主导。这种监管正成为创造性破坏的敌人，它是对创新意识和企业家精神的打击，使过时或不正当的商业行为存在下去。因此要减少政府干预。
哈佛大学教授赫希曼在研究发展中国家时发现，在跌跌撞撞中取得成功的背后，存在一种难以琢磨的力量，他称之为“隐蔽之手”。这就是人类的创造力。而任何政府的计划都难以成功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美国。为了实现增长，仅仅有开放性还不够，还要有“鲁莽的酿酒商”，即固执鲁莽的性格，有凯恩斯所说的动物精神，以及一种基本的乐观主义和冒险愿望。以国家干预和计划来抑制这种精神，不仅违背了资本主义精神，也违背了人性。从信仰中我们知道，如果自由的人类对未来充满信心，并矢志不渝地致力于实现这种未来，那么他们终将走向成功。
作者认为，物质进步是精英人士创造的，这要求他们长年累月勤奋工作，并具有牺牲、献身和冒险精神，因此他们获得高额回报是应该的。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人们应该有信仰，因为认知是重要的，而认知来源于信仰。人们的创造性思维要求有信仰。信仰者要相信自己的直觉，相信自己思维的自发性创造，并努力探索，使之达到试验和认知的地步。创造性思维的关键规则可以概括为有信仰、有爱、开放、敢于直面矛盾与可证伪性。经济发展的关键规则是信仰、利他主义、扩大投资、充分竞争和允许破产。
左派和右派人士都认为美国在衰弱，而其根源在于债务。但作者认为，繁荣的主要威胁不是债务，而是限制人们自由发挥创造力的经济制度。他认为，里根的真正成就在于实现了供给政策的转变，这极大地扩大了全球私人经济活动的范围，并提高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所以，要解决美国的问题，就要为企业投资和创新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这就回到了供给学派的基本主张：政府少干预经济。
从全书可以看出，作者身为供给学派的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变。他在美国属于右派，所以他本人和他的著作引起广泛争议并不奇怪。他的许多观点，如否认黑人遭到歧视，肯定贫富差距的扩大，认为应当削减福利支出等，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对。不过，我们读一本书不是为了批判它，而是为了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从这一点看，这本书对我们的启示还是不少的。
第一，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重视需求，而吉尔德把重点放在供给上。应该说，供给与需求对经济都是重要的，但不同的时期与地方，重点各有不同。当出现供给过剩的危机时，需求当然重要。凯恩斯把重点放在需求上，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相关。但从长期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状况仍取决于供给，即生产能力。在这种意义上，吉尔德和供给学派强调供给是有意义的。从美国70年代的情况看，美国的问题还真不是需求，而是生产率下降等属于供给的问题。在很多时候，需求是个伪问题。不是总体需求不足，而是供给的结构与需求不匹配。供给永远是经济的核心问题，由于一时需求不足而把需求作为中心，是一种误导。当然，供给并不是一般的生产能力，在今天，它应该是以高科技和创新为中心的。
第二，对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的批评是正确的。一个国家需要国家层面的保险和福利，但超过一个度，福利的副作用就大于积极作用。福利的确引起道德风险，养了一批懒人。瑞典等高福利国家的衰弱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建立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应该是低标准、广覆盖的，即保证所有人的基本生活。超过这一点就是浪费了。高税收、高福利绝不应成为我们的目标。
第三，本书提出的利他主义也十分有意义。企业为赚取利润而生产，无可厚非，但如果不从消费者的立场出发，不生产别人真正需要的东西，利润目标也就无法实现。在这层意义上，利他与利己是一致的。但先要从利他的目的出发，才能实现利己。这正是作者强调利他主义的意义。只有从利他的目的生产，才不会出现需求不足，供给才有意义。
第四，肯定了少数精英在增加供给中的作用。就经济进步而言，少数精英的创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没有福特，有今天的汽车业吗？没有比尔·盖茨，有今天的信息产业吗？如果没有福特、盖茨，也会有其他精英。个人的遗传基因不同，努力程度不同，所处环境不同，决定了他们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不同。这不是英雄史观，而是对少数人作用的肯定。当然，创新还需要众人的工作，在这层意义上，是人民创造历史，但人民要有领头人，领头人就是精英。笼统地说人民创造历史是没有意义的。当代科技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认识到精英人士的意义，显得特别重要。
作者读了大量的书，在这本书中引用了许多学者的不同见解，也介绍了美国的现实，这对我们了解国外思想动态与现实都极有帮助，能拓展我们的视野。
乔治·吉尔德 著，《财富与贫困：国民财富的创造和企业家精神》，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