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天，我们会重逢在首尔的天空下。

——首尔谚语

我叫辰辉。快满十八岁了。我不能撒谎，因为我有着一双浅色的眼睛，任何谎言都能立刻从我眼中被发现。我的头发也是浅色的，有人以为是染的，但其实我一生下来就是这样，长着玉米黄色的头发，因为我外婆和妈妈在战后营养不良。我生在南部全罗道的一个鱼贩家庭。我父母并不富裕，但我中学毕业后，他们想要让我得到最好的教育，于是他们找了一所天空大学 ，又贷了一笔款。住宿方面，一开始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大姑同意让我住在她位于延世区的小公寓里，公寓就在我的大学旁边，我跟她女儿共用一间寝室，她女儿叫白花，但这个纯洁的名字实在不适合她。我提到这些细节，因为正是这一生活状况和居住条件导致了我后来的那些奇遇，并与学校课程一同完成了我的教育，因为在这个狭小的卧室里，我开始认识到人性可以隐藏的恶意、嫉妒、卑劣和懒惰。

白花比我小几岁，很快我便意识到他们允许我住在这个家里其实是为了让我照顾她。一开始只是一些请求，“辰辉，你是个懂事的孩子，你能不能招呼你妹妹，让她把作业做了（或让她把房间收拾了，或让她帮忙做做家务，或让她完成祷告，或让她把自己的内衣洗了，等等）”，然后，渐渐的，建议变成了更加严厉的劝诫（“你总该知道自己要做出榜样的吧”），最后就是纯粹的命令了：“辰辉！我怎么跟你说的？快去把你妹妹接回来，把她的午餐做好！”

这一状况很快就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白花谁的话也不听。这个十四岁的女孩只对她自己感兴趣，她对着一面具有放大功能的小镜子一照就是几个小时，好战胜皮肤上的各种瑕疵、红斑和粉刺，她用棉签将粉刺里的脓挤出，然后用酒精湿巾擦拭这些创口，接着用一层遮瑕霜遮住伤痕，最后再涂上粉底。她已俨然变成一个美容医学的专家了！

对她提出各种劝告就是一场无休止的战争和连绵不绝的老生常谈，而这些最终总是以喊叫和哭泣收场，要不就是脾气发作，这时白花会往我头上丢来她伸手可及的任何东西，有时朝窗子掷去，盘子、玻璃杯，甚至刀子，我不敢看楼下是否有死人。事后我得收拾残局，还得承受大姑的责骂，“你这个白眼狼，我们为你做了这么多，援助你的生活，如果不是我，你只能在街上要饭，或者回到全罗道那边，找你那些渔民去，在市场上做刮鱼鳞、清鱼肚子的工作”。对此，我能回答什么呢？

正是在那个时期我开始在城里游逛。大学的课程只占用我一部分时间。我用余下的时间漫步街头，或搭乘公交车和地铁去更远的地方。一开始，我穿行在街道上只是为了忘记家里的那些烦恼，与白花合住卧室的肮脏和大姑没完没了的责备。我一走出那间公寓，关上铁门，走下通往街道的陡峭阶梯，就立刻感到如释重负，可以自由地呼吸，腿上随即充满能量，我露出微笑。

街道，是我的历险。我那个位于全罗道的小城镇，日常生活十分平淡。城镇中心只有一两条街，街上有几家商店，大部分是食品店，还有几家饭馆，所有生气在下午五点便偃旗息鼓，一天中最重要的活动都集中在清晨，这时几辆拖拉机拉着满载白菜和洋葱的拖车赶来。我们每年的生活围绕着三个节日，中秋节、新年和大家都忙着去扫墓的清明节。来到首尔时，我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所有街区周围都环绕着宽阔的大道，大道上汽车和公交车来来往往，川流不息。便道上的人群密密匝匝，我不得不学着如何走路才不会撞到反向走来的人，这意味着，鉴于我的身形（我身高一米五十六，体重四十三公斤）我还是得蹦跳着才能避开这些行人，偶尔还得走下便道。一开始，我曾陪大姑去买菜，白花也跟着一起去。她们二人所具有的自信令我惊叹。她们从不离开便道，与此相反，她俩手挽手紧紧靠在一起组成一堵墙，目不斜视地前进。这简直就是坦克招数！而我则小心地跟随在后面，在她们的尾流中。我直视每个行人的眼睛，但这并不符合规矩。甚至最早的时候，我还曾问候街上遇到的行人，特别是老人，直到大姑对我嚷道：“辰辉，你怎么对谁都笑啊？你想让人把你当残疾人啊？”白花嘲讽道：“她是个乡下人，没进过城！”

正是在来到首尔的第一年中我养成了趁人不注意观察他们的习惯。这并不总是件容易的事。你得找个合适的观察位置，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地铁上，可以看到车窗玻璃中反射的人影，但常常不大清晰，而且，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你，因为他们会转向玻璃，并看到你的影像。公交车相对好些，因为有日光，你可以透过窗玻璃观察外面。对于在小轿车内的人，因为公交车更高，你便可以居高临下，公交车停下或沿着便道缓慢行驶，你就有时间仔细观察路上的人，想象他们身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他们从哪里来，他们的职业，他们的烦恼，他们的感情问题，他们的经济困难，又或者他们过去的经历，他们的回忆，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忧愁。

那时我有个小记事本，我在上面记下我所看到的一切，包括对人物简单的描写：

一位五十岁上下的妇人。穿着一件稍显陈旧的黑色大衣，低跟鞋，提着一只带有两个金环提手的人造革女士提包，她梳着一头灰色的小鬈发，嘴唇周围有皱纹。她住在江南区 的一栋大楼里，离了婚的她有一间狭小的公寓，她很想养条狗，但楼里的规定不允许。她叫罗美淑。在一家银行的玻璃窗口后面工作了一辈子，数钞票，做转账业务。她在达到退休年龄前就辞了职。她甚至想过自杀，但没有足够的勇气。

公交车启动的一刻，她与我目光相遇，她看上去吃了一惊，马上掉转目光，随后不久，当公交车缓慢前进，我回首望去，她朝我莞尔一笑。

一个女青年，孤零零站在便道边上，旁边没有公交车站，她似乎在等人，她的男朋友要开车来接她，他已经迟到很长时间了，在她眉间显出一条不耐烦的皱纹。她觉得自己应该离去，但她的双脚好像钉在了地上，让她动弹不得，就像在噩梦里一样……我想叫她高恩芝小姐，我觉得这个名字很适合她。也许明天如果我还乘坐这辆车，660路，她还会在那个地方待着。她男朋友决定跟她分手，不再接听她的电话，但她不敢去他家找他，因为他是个有妇之夫。

一位老婆婆，应该是南方来的，我认得出她被太阳晒黑的脸，田间劳作将她的背压弯了，她到这里来陪她女儿和外孙女上医院，她怕赴约迟到，朝公交车急匆匆跑去，接着又后退几步，她的眼睛很小，脸颊上有鱼尾纹，鼻梁上有一颗痣。她女儿叫尹珍，与一个检票员结婚三年了，她的外孙女叫尹佳，她为她选了个与女儿相似的名字，尽管通常只有姐妹间才会这样。外孙女还有个教名，玛利亚，因为检票员是基督徒。

我将这些名字和地点一一记录，仿佛我会再次见到他们，但我很清楚我不会再见到他们了，这座城市如此之大，就算在这里步行一百万天也很难重复见到同一个人，尽管有句谚语： 总有一天，我们会重逢在首尔的天空下 。

随后我找到了一个观察别人的绝佳地点。那就是钟路区的那家大书店，我每天上完课就乘地铁到那个摆满书籍的地下室去。对我来说，可以接触到这么多书真是难以置信，因为在我全罗道的那个家，由于没有钱买书，我只能从学校借到一些覆盖着好几代借阅学生涂鸦和油污的又脏又破的书。发现了这个别样的世界，我便从此一发不可收。每天放了学我便直奔书店，找个角落坐下，看书、看人。我很快就爱上外文书籍的分类书架。总是信手从书架上取出几本，然后开始阅读。我看了狄更斯的小说，很喜欢其中的一部《炉边蟋蟀》。当我翻开书，周围的一切便消失了，我听到炉火上大铁锅奏响的乐声和炉灰中蟋蟀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发出的哨鸣，我想象自己置身于这间大卧室的火边，听着查尔斯·狄更斯给我讲这个故事，他说着英语的嗓音为我一个人娓娓道来。又或者是玛佐·德·拉罗什的那些小说，比如《扎尔纳的诞生》，还有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后来我发现了埃德加·爱伦·坡的短篇小说系列，我读了《黑猫》《椭圆形画像》，我沉醉在那些词语之中，总是忘记时间。我也看法文书，因为两年以前我就决定学习这种温柔悦耳的语言。那里只有几部法语诗集，其中有我非常喜欢的雅克·普雷维尔的诗。

有时，一个男青年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看我看书，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令我不得不将目光从书上移开。“对不起，”他说，“书店五分钟后就要关门了。”我很难为情，红着脸想找个借口：“对不起，我不知道该买哪一本。”他礼貌地低下头，仿佛并不在乎。“不用，不用，你不用马上决定，可以明天再来。”他个子不太高，有着一双漂亮的杏仁形黑眼睛，精细的鼻子，我想有一天也可以将他加入到我喜爱的人物中来。我立刻给他找到了一个名字，我叫他朴先生。

正是在这家书店，我真正开始观察别人。公交车、地铁，或者便道都不太理想，因为人们总是不停地活动，快速行走，跑着经过。要不就是与此相反，他们停下来将我变成了观察对象，而这对我来说却是最糟糕的，因为其实我所希望的是让自己隐身，可以不被人察觉地观察对方。

然而，有一天，我的生活因某件事发生了改变。当我将一本看过的书放回书架上时，朴先生找到了我。

“来，”他对我说，“我有件东西要给你看。”

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还是顺从地跟着他。或许我在那一刻想象他是要请我在书店工作，那是我的梦想，因为我很爱读书，又很需要钱。我大姑那会儿动不动就对我说“你用去我们很多钱，得想个办法支付你的学费和住宿费”。我表妹知道了，愈发变本加厉，她常常故意把卧室弄得乱七八糟，好开心地看着我不得不跟在后面整理。

朴先生打开他办公桌的抽屉，取出一封信给我看。信里的字是用打字机打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我叫金世莉，但我更喜欢叫莎乐美，因为患病我不能走出家门。我等待一个人给我讲讲这个世界，我非常喜欢故事。这是一则真诚的启事，我将为讲故事的人支付优厚的薪酬。

后面是一个电话号码。

朴先生把信递给我，我不由自主地接了过来，把信折叠起来塞进盛满书本和英语笔记本的书包里。有好几天我都没有再去想它，随后我又找出了那封信，拿起电话，打给了莎乐美。 FkX/kUkDp3jBvfiMO6L1Q1AglEdQoBIlukxMmyXscBP/UjKytEgm1bP9aQtgr0Y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