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赖顿棒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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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尔到布赖顿还没有三个小时，就知道他们要干掉他了。他的手指上沾了油墨，指甲用牙齿啃过，满脸愤世嫉俗的神色，却又显得紧张不安。谁都看得出来他不属于这个消夏胜地——这里初夏的阳光，圣灵降临节从海上吹来的习习凉风，都跟他没有关系，他不是到这里来度假的游客。每隔五分钟，就有一列客车从维多利亚车站送来一批游客。他们乘上本地的小电车，站在顶层，摇摇晃晃地经过皇后大道，然后又推推搡搡地挤下电车，一个个面露惊异，走进了仿佛闪着亮光的清新空气里。新漆过的码头银光闪烁；一幢幢奶油色的楼房远远向西延伸，宛若一幅维多利亚时代色调疏淡的水彩画。这里正在举行微型摩托车大赛，一支乐队在演奏，海滨大道下面的花园里鲜花盛开，天空中几朵淡淡的浮云若隐若现，一架飞机在为某种保健品大做广告。

黑尔本来认为，混进布赖顿海滨的人群中间销声匿迹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除了他，这一天到这里来消夏的足有五万人。好一阵子，他也确实沉浸在这节日的气氛中，只要他的巡行程序许可，他就会喝上几杯金汤力鸡尾酒。他必须严格遵守预定的巡行程序：从十点到十一点不得离开皇后大道和古堡广场，十一点到十二点必须出现在水族馆和皇宫码头，十二点到一点又得行走在老船餐厅和西码头之间的海滨大道上。然后，一点到两点再回到古堡广场，到附近随便哪家餐馆吃顿午饭。午饭后就沿着海滨大道一直走到西码头，再到霍夫镇街道附近的车站去。这就是广告里已经广泛宣传的荒谬可笑的巡行路线。

每一张《信使报》上都登着这样一行广告：“科利·基伯今天在布赖顿。”他的口袋里放着一包卡片，他得把这些卡片一张张塞在他的规定行程上人们不易发现的地方，找到卡片的人可以从《信使报》报社领取十先令奖金。不过，要是谁手里拿着一份《信使报》，并且说的词句合乎要求，向黑尔当面指出：“你就是科利·基伯先生，我来拿《信使报》的奖金。”那就可以获得大奖了。

这就是黑尔的工作，依次在各个海滨城市巡行，直到有这样的一个人向他当面索取奖金才算了事。昨天在南区海滨，今天在布赖顿，明天……

十一点的钟声一响，他便匆匆喝干金汤力酒，离开了古堡广场。科利·基伯从不耍花招，总是戴着他在《信使报》上那张照片里戴的那种带檐的帽子，而且非常准时。昨天他在南区海滨没有碰上当面向他索取奖金的人。报社偶尔也想省下奖金，但是又不想经常没人领大奖。今天他就有责任让人认出来，他自己也希望如此。他在布赖顿海滨，即使在欢度圣灵降临节的人群中都感到不太安全，是有原因的。

他倚在皇宫码头的栏杆上，让经过的人瞅得见他的脸。熙熙攘攘的人群正三三两两络绎不绝地走过，就像一盘铁丝，一圈又一圈地绕开，向他伸展过来，每个人脸上都流露着安详的、决心欢度节日的喜悦神情。他们挤在满满的火车车厢里，从维多利亚车站一路站到这里，还得在这里排着长队等午饭吃，直到半夜才昏昏欲睡地晃荡在火车车厢里，再回到伦敦的狭窄街道和已经打烊的酒馆，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回家去。在这漫长的一天里，他们带着极大的耐性，累得精疲力竭，只为了换取一点点乐趣：这样的阳光，这样的音乐，这样的微型摩托车的突突声。当然了，还有穿行在水族馆回廊下面那两排龇牙咧嘴的骷髅中间的鬼怪火车、布赖顿棒糖和纸做的水手帽。

没有人理会黑尔，似乎也没有人拿着《信使报》。他将一张卡片小心地搁在一只垃圾筐上面，继续往前走；他的指甲仍旧是用牙齿啃过的，手指头仍旧沾着油墨，孑然一身。喝完了第三杯酒，他才感觉到自己实在孤独；在这以前，他一直没把这批游客放在眼里，后来才意识到自己和他们并没什么两样。他也是从同样的街上走出来的，只是现在挣钱多了些，也就注定了要装出一副别有所求的样子。其实，这些码头风光，码头上的西洋镜玩意儿，一直都令他动心。他本想回去，但是现在他只能继续带着他那一脸愤世嫉俗的神情——这也是他孤独的标志——徜徉在海滨大道上。从某个他看不见的地方传来一个女人的歌声：“当我坐火车从布赖顿来到这里。”那歌声有如健力士黑啤酒一般浓郁，从一家酒吧传来。黑尔走进酒吧，步入一个单独的包间，隔着两个柜台，透过一面玻璃隔扇，凝望着那个女人不失风韵的丰满身躯。

她年纪不算大，约莫三十八九岁，最多四十刚出头。她只是略有醉意，模样显得亲切随和。看着她，你会想到吃奶的婴儿。不过，假如她当真养过孩子的话，她也从没让他们拖垮自己的身体——她懂得照料自己。这从她嘴上涂着的口红就可以看出来；她对自己肥硕丰满的身体非常自信也能说明这一点。她并不过分袒胸露臂，但也不是一点儿都不讲究衣着，喜欢欣赏曲线美的人还是能看出她那身上优美的线条。

黑尔正是喜欢曲线美的。这个身材矮小的人，这会儿就以贪婪的、嫉妒的目光望着她，他的目光越过铅水槽里七倒八歪的空酒杯，越过啤酒开关龙头，越过大众酒吧间里两个侍者的肩头。“再唱一个，莉莉。”一个人喊道。她又唱了起来：“有一个夜晚——在一条小巷——罗斯柴尔德勋爵对我讲。”她老是唱不了几句就停下来，因为她动不动就忍不住要笑出声来，歌喉也就难以施展了。不过她记的民谣多极了，简直唱不完，都是黑尔从来不曾听到过的。他嘴唇贴着酒杯，怀着眷恋注视着她。她又唱起了另一支歌，这支歌的渊源想必可以追溯到澳大利亚的淘金热。

“弗雷德，”他身后有个声音喊道，“弗雷德！”

黑尔酒杯里的酒一晃荡，洒到了柜台上。有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在门边瞧着他。他穿一身讲究的旧外套，因穿得太久，料子都磨得很薄了，他脸色憔悴而又专注，带着一股令人望而生畏的、不自然的傲气。

“你在叫谁弗雷德？”黑尔说，“我不是弗雷德。”

“反正一样。”小伙子说着，转身朝门口走去，目光却从瘦小的肩头上面偷瞄着黑尔。

“你上哪儿去？”

“我得去告诉一下你的朋友们。”小伙子说。

包间的吧台边除一个看门老头，只有他们俩。那老头面前放着一小杯度数不高的陈酒，而老头睡着了。“听我说，”黑尔说，“喝点儿酒吧。过来，坐在这里喝一杯。”

“我得走了，”小伙子说，“你是知道我不喝酒的，弗雷德。你老忘事，是不是？”

“只喝一杯，不碍事的。就喝点儿饮料吧。”

“那就快点儿。”小伙子说。他始终盯着黑尔，目不转睛，有点儿惊叹似的——不妨可以想象，一个猎人在密林中到处搜寻某种传奇中的动物，突然发现了一只花斑狮或者侏儒小象；他准备动手打死它们时，就会露出这样的眼神。“来杯葡萄汁吧。”他说。

“唱呀，莉莉，”坐在酒吧里的那些人喊道，“再给我们唱一个，莉莉。”小伙子这时才把目光从黑尔身上移开，透过玻璃隔扇，又望向那胸脯丰满的迷人身体。

“来一大杯威士忌，再要一杯葡萄汁。”黑尔对吧台侍者说。他把酒和饮料端到一张桌子上，但是小伙子没有跟过去。他正以狂暴的厌恶神情望着那个女人。黑尔松了口气，仿佛感到小伙子已经把仇恨像手铐一样暂时打开，将它戴到另一个人的手上。他试图说句轻松的话：“真是个开心的灵魂啊！”

“灵魂？”小伙子说，“你没有理由谈论灵魂。”他又把仇恨重新发泄到黑尔身上，拿起那杯葡萄汁一饮而尽。

黑尔说：“我到这里来只是为了工作，只来一天。我是科利·基伯。”

“你是弗雷德。”小伙子说。

“好吧，”黑尔说，“就算我是弗雷德。不过我口袋里有一张卡片，你可以拿它去领十先令奖金。”

“这些卡片我知道得太清楚了。”小伙子说。他的皮肤白净而光滑，长着依稀可见的细软汗毛，那双灰色眼睛给人一种冷酷的印象，活像一个感情已经变得冰冷的老头子的眼睛。“你的消息，”他说，“我们大伙在今天早上的报纸上都看到了。”他突然咯咯一笑，好像是刚刚弄明白为什么一个黄色笑话这么逗乐似的。

“我可以给你一份，”黑尔说，“喏，把这份《信使报》拿去，看看那上面是怎么说的。你可以领到大奖，十几尼。”他说，“你只要把这张表格送到《信使报》报社去就行了。”

“这么说，他们不放心把现钱交给你喽。”小伙子说。莉莉又在那边酒吧里唱了起来：“我们相逢——是在那人群中——我以为他会躲开我。”“老天爷，”小伙子说，“怎么没人去把那臭婊子的嘴堵上呀？”

“我给你五镑吧，”黑尔说，“我身上只有这点钱了。另外就剩火车票，再没别的了。”

“你用不着火车票啦！”小伙子说。

我穿着我的婚纱，

我肤色洁白，

能跟那白纱相比。

小伙子怒不可遏地站起身，为了稍稍发泄一下极度的愤恨——恨那歌声，还是恨眼前这个人？——他把手里的空玻璃杯摔到地上。“那位先生会付钱的。”他对酒吧侍者说了一声，便大摇大摆地穿过包间的门，扬长而去。就是在这时候，黑尔意识到他们是非要干掉他不可了。

她戴着香橙花环，

当我们再次相逢；

她那副神采风韵，

更显出柔情千种。

看门老头仍然沉睡在梦乡里；黑尔独自在这间空荡荡的包间里望着莉莉。她那丰满的胸脯顶着那件薄薄的粗布夏衣。他暗自思忖：我必须离开这里，必须离开。他悲哀而绝望地注视着她，仿佛他在这个酒吧里凝视着的就是生活本身。但是他不能一走了之，他得干完他的工作，为《信使报》报社干活是马虎不得的。这是一家好报社，值得干下去。黑尔想起自己经历过的一段漫长的“朝圣之旅”，心头不由得涌起一股自豪感——他在街头卖过报，为一家日销一万份的地方小报当过周薪三十先令的记者，又在谢菲尔德干了五年。他又喝下一杯威士忌，一时恢复了些许勇气。他暗暗对自己说，要是他被那帮暴徒吓倒，丢掉差事，那可太没出息了，他绝不能这样。四下里有那么多人，他们又能怎样呢？他们绝对不敢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对他下毒手。跟那五万名游客混在一起，他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到这边来吧，孤独的人儿。”乍一听，他还不知道她是在对他说话，后来他发现酒吧里的每一张脸都在咧着嘴对他笑，这才恍然大悟。他猝然意识到，眼前只有那个睡梦中的看门老头，那帮暴徒要干掉他该是多么容易！黑尔用不着走出大门，他只需要穿过三道小门，从包间和一个“男宾止步”的餐室绕半圈就可以走到另一个吧台。“你要喝点什么？”他说，带着一副感激不尽的神情走到那个大块头女人跟前。她能救我的命，他暗自思忖，只要她允许我一步不离开她就行。

“来杯波特吧。”她说。

“一杯波特！”黑尔对侍者说。

“你不喝吗？”

“不，”黑尔说，“我喝得够多了。我不能喝得昏昏沉沉。”

“干吗不能？今天不是放假吗？来杯巴斯吧，我请客。”

“我不爱喝巴斯。”他看看手表，一点钟了，工作时间已到，他心头一阵焦躁，他必须让每一个地段都有卡片，报社就是用这个办法来检查他的行踪的；只要他稍有玩忽，他们随时都能发现。“跟我去吃点东西。”他以央求的口气对她说。

“瞧他说的。”她冲着她的朋友们喊道。整个酒吧里都回响着她那带着醉意的狂笑。“来劲儿了，嗯？我可能把握不住自己啦！”

“你千万别去，莉莉，”他们对她说，“这个人靠不住的。”

“我可能把握不住自己啦。”她又念叨了一遍，那双透着友善温顺的眼睛眨了一下。

黑尔知道，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她跟他走。这个办法他以前是熟悉的。要是还像过去那样每周只挣三十先令，他就能跟她打得火热，就会懂得该用什么恰当的词句、开什么恰当的玩笑，把她从她的这群朋友身边拉走，带她到小吃店里去套套交情。可是他现在已经对这一套生疏了。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只会翻来覆去地说：“跟我去吃点东西吧。”

“咱们去哪儿呀，霍勒斯爵士？老船餐厅吗？”

“行，”黑尔说，“听你的，就去老船餐厅吧。”

“你们听见了吗？”她告诉酒吧里所有的人——女宾餐室里两位戴黑色圆顶帽的老妇人，独自在包间里酣睡不醒的看门老头，还有她那六七个老相识，“这位先生邀请我去老船餐厅呢，”她故意用文雅的口吻说，“要在明天，我就愿意同你去。可今天我已经在脏狗餐馆有约会了。”

黑尔失望地转身往门口走去。他想，小伙子一定还没来得及向他的同党通风报信，吃午饭时还不会出事，他害怕的是怎么挨过午饭后的那一个小时。那女人说：“你是病了还是怎么的？”

他的目光转向她那肥硕的胸脯，在他看来，她就像可以让人隐身的黑暗，就像庇护所，她见多识广，精通世故。看着看着，他心里不觉隐隐作痛；但是在他那手指上沾着油墨的满脸不屑的瘦小躯体里，自尊心重又抬头，他在心里暗暗骂自己：“回到娘胎里去吧……让她做你的妈……别再自己逞能啦！”

“不，”他说，“我没病。我没事。”

“你脸色不对头。”她热情而体贴地说。

“我没事，”他说，“有点儿饿罢了。”

“为什么不在这里吃一点儿？”女人说，“你可以给他做个火腿三明治吧，贝尔？”酒吧侍者随声应道，没问题，他可以做个火腿三明治。

“不用了，”黑尔说，“我该上路了。”

——上路。沿着海滨大道往下走，他忽而东张西望，忽而回头看看，飞快地混到潮涌般的人群中去。虽然到处都看不见熟悉的面孔，他却仍然提心吊胆。他本来以为，只要隐没到人群中就平安无事了，可是现在，他周围的人仿佛是一片茂密的森林，当地深谙地形的人可以在这片密林中设下置人死地的埋伏。他往前看，只能看见一个穿法兰绒衣服的男人；他回头望，又有一件鲜红的女衫挡住了他的视线。三位老太太乘着一辆敞篷马车经过，安详的马蹄声渐渐消逝，仿佛把安宁也带走了。有些人依旧是这样活着的。

黑尔离开海滨大道，朝马路对面走去。那边人少些，他可以走得更快、更远一些。格兰德大酒店的阳台上有人在喝鸡尾酒；精巧的仿维多利亚时代式样的天棚上，缎带和花朵在阳光下交相辉映；一个看上去像是退休政治家的人，满头银发，身上扑了粉，戴一副老式双片眼镜，坐在那里喝着雪利酒，顺其自然而又不失尊严地任岁月悄然流逝。两个衣着华丽的贵妇，黄褐色头发闪着光，穿着貂皮短外套，从环球酒店的宽大石级上走下来，像鹦鹉似的头挨着头，叽叽喳喳地交谈着知心话。“‘亲爱的，’我冷冰冰地说，‘要是你还不懂达尔·瑞式烫发的话，那我只好说——’”她们各自把涂了指甲油的尖尖的指甲向对方亮了一下，咯咯地笑了起来。科利·基伯五年来头一回巡行程序没赶上钟点。他站在环球酒店的石级下那式样奇特的高大建筑投射的阴影中，突然想起那帮暴徒已经买了他的报纸。他们不用守着那家酒馆等他出现了——他们知道在哪儿可以逮到他。

马路上迎面过来一个骑警。那匹受到主人精心照料的栗色大马温驯地踏在炙热的碎石路上，如同一位百万富翁给孩子们买的一件珍贵玩具。玩具精工细作，令人惊羡，一身皮毛有如古老的红木桌面那般油光锃亮，色泽浓重，还挂着一枚亮晶晶的银牌。你根本想象不到这玩具居然还是派真用场的。当黑尔眼睁睁地看着那个警察从身边经过时，他丝毫没有想到这一层，他不能向他求救。一个男人站在路边端着一个托盘卖杂货，他失去了整整半个身子：腿，胳膊，肩头。那匹漂亮的马经过他身边时，像个阔绰的贵妇人似的娇气十足地把头扭向一边。“鞋带，”卖杂货的人无望地对黑尔说，“火柴。”黑尔没有听见。“刮胡刀片。”黑尔已经走过了，可这几个字却死死地萦绕在他的脑海：他想到一条细细的伤口和钻心的剧痛。凯特就是这样被杀死的。

在前面约十八米的地方，他看见了库比特。库比特是个大个子，一头红发剪成 小平头 ，满脸雀斑。他看见了黑尔，但是不动声色，就像没有认出他一样，只是悠闲地靠在一个邮筒上望着黑尔。一个邮差过来收信，库比特挪了个位置。黑尔看到他跟邮差开了个玩笑，邮差一边笑着，一边往邮袋里装信件。库比特时不时地把视线从邮差身上移开，往街上瞟过来，他在等着黑尔。黑尔一丝不差地知道他要干什么，那帮家伙他全了解。库比特是个慢性子，平时对他挺和善的。他会随随便便地挽起黑尔的胳臂，把黑尔拖到他要他去的地方。

不过，黑尔并没有失去原有的那股子豁出去的傲气，这股傲气中仍有理性的思考。他虽然吓得要死，可他还是暗暗对自己说：“我不会死的。”他自我解嘲道：“我可不是头版新闻人物。”眼下似乎只有这些是真实的：两位贵妇人钻进一辆出租汽车，乐队在皇宫码头上演奏，飞机喷气做出的保健品广告化成一缕白烟，消散在清澈的碧空；而红头发的库比特等候在邮筒旁，倒似乎不是真实的。黑尔转身，穿过马路，快步往回走，准备回到西码头去。他不是想逃跑，而是想出了一个办法。

只要物色到一个姑娘就行，他暗暗对自己说。在圣灵降临节的假日里，准有几百个姑娘在等着人去勾搭她们，请她们喝杯酒，再带她们到雪利夜总会去跳跳舞，然后一起回家，带着醉意和深情，坐在火车的过道里。最好的办法就是：走到哪儿都在身边带上一个见证人。这会儿到火车站去——即使他的自尊心允许他这样做——也必定凶多吉少。他们肯定已经在那儿守着了，在火车站里弄死个孤零零的人从来都不费手脚。他们只要簇拥到车厢门口，或者在栅栏前那水泄不通的人堆里钉住你，你就没命了；凯特就是在一个火车站被科里奥尼手下那帮暴徒干掉的。整个海滨大道上，那些花两便士就可以坐的折叠躺椅上都坐着姑娘，等你去勾搭；全是没有把自己的男朋友带来的姑娘：公司小职员啦，商店售货员啦，理发师啦——一看那式样张扬的新烫的头发和修剪得十分精美的指甲，你就能辨认出哪些是理发师。她们昨晚都在自己的店里等到很晚，互相帮忙打扮到半夜。这会儿她们在阳光下显得昏昏欲睡，却很招摇。

男人们三三两两地在椅子跟前遛来遛去。这是他们头一回穿上夏装：刀口般挺直的银灰裤子，漂亮入时的衬衫。瞧他们的神气，好像压根儿不在乎能不能找到姑娘。黑尔也夹在这些人中间，穿着寒碜的外衣和条纹衬衫，打着松紧带领结，手指头沾着油墨，年纪比他们大十来岁，却非常迫切地想找到一个姑娘。他掏出香烟请她们抽，她们却瞪大了眼睛，像公爵夫人似的瞪大眼睛冷冷地看着他，说：“不会抽，谢谢。”不用回头他就知道，在他身后十八米的地方，库比特正慢悠悠地跟踪着他。

这就使黑尔的举止显得有些古怪。他忍不住流露出绝望的神色。他听见那些姑娘在他身后取笑他，笑他的衣服，笑他说话的神态。黑尔内心深深感到低人一等，他的傲气只表现在自己的职业上，而在镜子前面他就自惭形秽：两腿骨瘦如柴，鸡胸，穿着很不整齐，邋邋遢遢的，倒像是一种标志——他并不指望哪个女人对他动心。现在他放弃了勾搭那些面貌姣好的、打扮神气的，而是心灰意懒地顺着那一把把椅子望去，想找一个貌不出众但可能被他的殷勤打动的姑娘。

没错，他心想，这个小妞准行！他饥不择食、满怀希望地朝一个满脸雀斑的胖姑娘递去笑脸。她穿着粉红衣衫坐在椅子上，两脚几乎够不着地。黑尔在她身旁的一把空椅子上坐下，遥望着那暂时无人关心的大海，浪花绕着西码头的桩子激起层层漩涡。

“抽一支？”他赶紧说。

“抽一支也行。”姑娘说。她说的话很好听，对黑尔来说有如下了一道缓刑令。

“这里真舒服。”胖姑娘说。

“是从城里来的？”

“是的。”

“看来，”黑尔说，“你不会一个人在这里坐一整天吧？”

“啊，我不知道。”姑娘说。

“我正想去吃点什么，吃过饭咱们可以——”

“ 咱们，”姑娘说，“你这个人脸皮真厚。”

“反正，你是不会整天都一个人坐在这里的，是不是？”

“谁说不是啦？”胖姑娘说，“可是，这并不等于我要跟你走呀！”

“好歹去喝点吧，再一块儿聊聊。”

“我倒无所谓。”姑娘说，一边打开一只带镜子的粉盒，又在她的雀斑上涂抹了一层白粉。

“那就走吧。”黑尔说。

“有朋友吗？”姑娘说。

“就我一个人。”黑尔说。

“哦，这样我就不能去了，”姑娘说，“绝对不行。我总不能把我的朋友一个人扔在这里呀。”黑尔这才注意到，再过去一点儿的椅子上还有一个面无血色的姑娘在眼巴巴地等他的回答。

“可你是想去的呀？”黑尔用恳求的口气说道。

“哦，是的，可我实在不能一个人去。”

“你的朋友不会介意的，她也会找到个什么人的。”

“啊，不行，我不能把她扔下。”她脸色苍白、毫无表情地凝望着大海。

“你不会介意的，是吗？”黑尔往前凑过身去，央求似的问那张毫无血色的面孔，可得到的回答却是一声尖厉的苦笑。

“她一个人都不认识。”胖姑娘说。

“她肯定会找到个什么人的。”

“你会吗，迪莉娅？”那个面无血色的姑娘把头靠近她的朋友，两人商量起来，迪莉娅不时发出几声尖叫。

“商量好了吧，”黑尔说，“你可以跟我去了？”

“你一个朋友也找不到吗？”

“我在这里谁也不认识。”黑尔说，“走吧！你爱上哪儿吃饭，我就带你去哪儿。我的要求只不过是……”他悲哀地咧了咧嘴，“你一步也别离开我。”

“不行，”胖姑娘说，“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去——除非我的朋友也去。”

“嗯，那就你们俩一块儿去吧。”黑尔说。

“这样迪莉娅不会有多大乐趣的。”胖姑娘说。

一个小伙子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话。“呀，你跑到这儿来了，弗雷德。”那声音说。黑尔一抬头，看见了那个十七八岁小伙子的灰暗冷酷的眼睛。

“哟，”胖姑娘尖叫一声，“他刚才还说他没有朋友来着。”

“弗雷德说的话，你们不能相信。”那声音说。

“这下咱们可凑上对儿了。”胖姑娘说，“这是我的朋友迪莉娅，我叫莫莉。”

“很高兴见到你们。”小伙子说，“咱们去哪里，弗雷德？”

“我饿了。”胖姑娘说，“我敢肯定你也饿了，迪莉娅？”迪莉娅扭扭身子，又尖叫了一声。

“我倒知道有个地方蛮不错的。”小伙子说。

“那里有圣代、冰激凌吗？”

“有最好的圣代。”他用一本正经的、毫无生气的口吻让她放心。

“正对劲儿，我就喜欢圣代。迪莉娅最爱吃水果冰激凌。”

“咱们该走了，弗雷德。”小伙子说。

黑尔站起来。他两手瑟瑟发抖。眼前只有这些是真实的：小伙子，刮胡刀片割断血管，生命在痛苦中随着热血流尽；而那些折叠躺椅，电烫的卷发，在皇宫码头上飞快绕着圈子的微型摩托车，倒似乎不是真实的。霎时，大地在他脚下晃动，若不是想到了那些人会趁他不省人事的时候把他弄到哪里去，他早就晕过去了。然而，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他平素的自尊心，不愿在大庭广众下吵吵闹闹的本性，仍旧强烈地占据上风，怕自己窘态毕露远甚于害怕死亡，所以他没有大声叫喊；相反地，他倒准备不动声色地悄悄走开。如果不是那个小伙子又开了口，他肯定已经溜走了。

“咱们还是动身吧，弗雷德。”小伙子说。

“不，”黑尔说，“我不去。我不认识他。我也不叫弗雷德。我压根儿没见过他。他这是在耍无赖。”说罢，他就匆匆离开。他低着头，感到一点儿希望也没有了——时间万分紧迫——心急火燎，他只想不停地走，永远待在户外明媚的阳光中。最后，他总算听见海滨大道上远远传来了那个女人略带醉意的歌声，唱的是新娘和花束，百合花和出丧服——一支维多利亚时代的民谣。他于是快步朝那歌声走去，好似一个长久迷路于沙漠的人奔向一团火光。

“哟，”她说，“这不是孤独人儿吗？”她独自坐在那里，守着一堆空荡荡的椅子，这使黑尔颇为惊诧。“男人都上厕所去了。”她说。

“我可以坐下吗？”黑尔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有两便士就行，”她说，“我可没有。”她大笑起来，那丰满的胸脯胀鼓鼓地顶着上衣。“我的包被人偷走了。”她说，“一个子儿也没剩下。”黑尔惊愕地瞪着她。“哦，”她说，“可笑的倒不是这个，是那几封信。这下汤姆的信全被那个人给看去了。信写得可热情了！汤姆知道了会气疯的。”

“你身边没钱总不行吧。”黑尔说。

“哦，”她说，“我可不犯愁。总会有个好心人愿意借我十先令的——等他们从厕所回来的时候。”

“他们是你的朋友？”黑尔说。

“是在酒吧里碰上的。”她说。

“你以为他们还会从厕所回来吗？”黑尔说。

“天哪！”她说，“你不会以为——？”她定睛往人行道上望了望，然后瞧瞧黑尔，又大笑起来。“你赢了。”她说，“他们跟我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不过我的包里只有十先令——当然还有汤姆的那些信。”

“你现在可以跟我一起吃午饭吗？”黑尔说。

“我在酒吧里吃过快餐了。”她说，“是他们请的客。这么说，我好歹还是从那十先令里捞了点回来。”

“再吃一点儿吧。”

“不，我一点儿也不想吃了。”她说着，身子往后一仰，靠在那张折叠躺椅上，裙子一直撩到膝盖上，露出一双漂亮的小腿，然后故意摆出一副卖弄风情的姿态，又添了一句，“多美的一天哟！”一对晶莹的眼睛望着波光粼粼的海面。“让他们骗我好了，”她说，“到时候他们得后悔来到这个世界。在是非问题上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你叫莉莉，是吗？”黑尔问。他没有再见到小伙子，他已经走了，库比特也走了。在他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已经没有一个他认得出来的人了。

“ 他们是这样叫我的。”她说，“我的真名叫艾达。”这个已经通俗化了的古老的希腊名字挽回了一点儿尊严。她又说：“你看上去好可怜。应该赶快去找个地方吃点儿东西才好。”

“你不去我也不去。”黑尔说，“我只想待在这里陪你。”

“哟，这话倒说得中听，”她说，“要让汤姆听见你这话该有多好——他写信倒是挺多情的，可说起话来就……”

“他是不是想跟你结婚？”黑尔说。她身上有一股肥皂味和酒味，一种舒适与安宁，一种悠缓的、催人入睡的肉体快感，还带着一丝爱抚与母性的情调——这一切都从那张略带醉意的大嘴、那令人销魂的胸脯和大腿上暗暗散发出来，钻进黑尔枯竭、惊恐、痛苦的小脑袋里。

“他跟我结过一次婚，”艾达说，“可是那会儿他身在福中不知福。现在哪，他又想回来了。你应该看看他写的信。要没有被人偷去，我一定会给你看的。写出那些话，脸皮真厚。”她高兴地笑着说，“你根本想不到的。而且他还是那么一个不声不响的家伙。嗨，我一向说，活着真有趣。”

“你想让他回来吗？”黑尔说，酸涩和嫉妒从那死荫的幽谷向外窥探。

“我可不这么想。”艾达说，“他的底细我全知道，没什么令人动情的东西。我要男人的话，现在准能弄到比他更好的。”她倒不是吹牛，只是有点儿醉，有点儿兴奋而已。“只要我愿意，找个有点儿钱的人结婚，没问题。”

“你现在日子是怎么过的？”黑尔说。

“赚来的钱都往肚子里灌。”她说着，朝他挤了挤眼，做了个一饮而尽的动作，“你叫什么名字？”

“弗雷德。”他脱口而出——碰上偶然相识的人，他总是用这个名字。出于某种莫名其妙的保密动机，他隐匿了真名——查尔斯。他从孩提时代就喜欢故作神秘，喜欢隐蔽的地方，喜欢黑暗，可他也正是在黑暗中结识了凯特、小伙子、库比特和那整整一帮暴徒。

“你是做什么的？”她乐呵呵地问。男人总爱说东道西，她也爱听。她积存了许许多多男人的经历。

“赌马。”他顺口说道，举起了他的挡箭牌。

“我也喜欢偶尔小赌一把。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透点儿风，就是礼拜六布赖顿那一场？”

“黑小子，”黑尔说，“四点钟那一场。”

“那是一赔二十的。”

黑尔不无敬意地看了她一眼：“信就听我一句，不信拉倒。”

“哦，听你的。”艾达说，“我一向相信别人给我的信息。”

“不管是谁给你的？”

“这是我的规矩。到时候你去吗？”

“不，”黑尔说，“我去不成了。”他把手搭在她的手腕上。他再也不想冒险了。他要去跟报社编辑说他得病了，他要辞职，他干什么都行。在这里性命都保不住，他可不想去跟死神兜圈子玩。“跟我一起上车站去吧，”他说，“跟我一起回城里去。”

“这样的好日子，你要回去啦？”艾达说，“我可不走。一天到晚待在城里也该腻了吧。你看上去是闷得慌了。沿着海滨大道去吹吹海风，对你有好处。再说嘛，我想看的东西还多着哪。我要去看看水族馆和黑岩石，今天我还没去过皇宫码头。皇宫码头上总有什么新花样。我是出来寻开心的。”

“咱们先去这些地方，然后——”

“等我玩痛快了再说，”艾达说，“我喜欢痛痛快快地玩一天。我跟你说过——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我不在乎，”黑尔说，“只要你肯跟我在一起。”

“嘿，你可偷不成我的包啦！”艾达说，“不过，我可有话在先——我这个人爱花钱。这里投个环，那边打两枪，我是不过瘾的。只要好玩的，我都不放过。”

“这么大太阳，”黑尔说，“走到皇宫码头有不少路呢。咱们还是叫辆出租车吧。”不过，他一坐到车里并没有立刻对艾达动手动脚。他只是蜷缩着瘦小的身体坐在那里，两眼盯着人行道。汽车疾驶而去，大白日里并没有小伙子和库比特的踪影。他迟疑了一会儿才转过身来，脑子里想着她那袒露着的诱人胸脯，把嘴唇紧紧贴到了她的嘴上，舌头舔着了一股波特酒味。从司机的反光镜里他恰好发现后边跟着一辆1925年的莫里斯牌旧汽车。车子的顶篷已经开裂，哐哐地颤抖着，前挡板歪歪扭扭，挡风玻璃上布满了裂缝和污垢。他一边同她亲吻，一边望着那辆破车。出租车擦着人行道缓缓驶去，他贴着她的身子也随之轻轻摇动。

“让我喘口气。”她最后说，把他推开，正了正帽子。“你相信做事总要卖力才好，”她说，“就是你们这些小家伙……”她感觉到他的神经在她手按着的地方噗噗跳动，于是连忙通过车里的传声筒向司机喊道：“别停车，开回去，再绕回来。”他好像在发烧。

“你病了，”她说，“应该有人陪着你才好。你哪里不舒服？”

他终于隐瞒不住了：“我快要死了。我心里头直发毛。”

“你去看过医生没有？”

“医生不管用。他们救不了我。”

“你不该一个人出来的，”艾达说，“这个，他们跟你说过没有——我是说医生？”

“说过。”他说着，又把嘴贴到她的嘴上，因为他吻她的时候可以从反光镜里望见那辆颤抖抖地一路跟着他们的莫里斯牌破车。

她把他的脸拨拉开，但仍旧搂着他的身子。

“这些人真发疯了！你的病没那么厉害。要是你真病得那么厉害，我还会看不出来？”她说，“我不愿意看到有谁这么轻易就认输。只要你别那么软弱，这世界还是挺美好的。”

“有你在就没事。”他说。

“好的！”她说，“你打起精神来。”她说着猛地打开车窗，让空气流通进来。她挽住他的胳膊，又害怕又温存地说：“你刚才说医生什么的，不过是骗骗人的吧？假话，是不是？”

“是的，”黑尔没精打采地说，“是假话。”

“这才听话嘛，”艾达说，“刚才你差点儿把我吓坏了。你要是在这辆车里断了气，事情就麻烦了。我想，往报上一登，汤姆可有好戏看了。不过，男人总爱拿这种事跟我开玩笑，总是一个劲儿地想让人相信他们出了什么事，钱啦，老婆啦，心脏啦。你不是头一个说自己快要死的人。他们只是从来不说自己有传染病，是想尽情享受剩下的那点时间，图个快活罢了。没准儿是因为我块头大，我想。他们以为我会像母亲一样照顾他们。我倒不是说，一开始我没上过当。‘医生说我只能活一个月了。’他这样对我说——那是五年前的事了。现在我常常在汉尼基酒馆看到他，好端端地活着。‘喂，你这个老幽灵。’我每次都这么叫他，他总是请我吃牡蛎，喝点儿健力士啤酒。”

“不，我没病，”黑尔说，“你不用害怕。”他不想像刚才那样一点儿骨气都没有，哪怕是为了换取那安详、自然的拥抱。格兰德大酒店一掠而过，那位年迈的政治家正在瞌睡中送走光阴。环球酒店到了。“我们到啦！”黑尔说，“你别离开我，好吗，哪怕我没病？”

“当然行。”艾达说，刚跨出车门就轻轻地打了个嗝儿，“我喜欢你，弗雷德。我一见着你就喜欢你了。你是个乖乖的大好人，弗雷德。那堆人在干什么？瞧！”她快乐而好奇地问道，指着那些整洁笔挺的裤子、色彩艳丽的女衫、光溜溜的胳膊和洗得干干净净的喷了香水的头发。

“谁买我一块手表，”一个男人在人群中间高声喊叫，“我就白送一份礼，值二十块手表。只卖一先令，女士们，先生们，只卖一先令啰。谁买我一块手表……”

“去给我买块手表，弗雷德。”艾达轻轻推了他一把，又说，“先给我三便士再走，我要去洗洗脸。”他们俩站在皇宫码头入口处的人行道上，四周人流熙攘，从那些旋转式栅门进进出出。有的人正在围观那个手表贩子。那辆莫里斯牌汽车已经无影无踪了。

“你用不着洗，艾达，”黑尔恳求她，“你不挺好的吗？”

“非得洗一洗不可，”她说，“我都满身大汗了。你就等在这里，我去两分钟就回来。”

“在这里洗脸不会舒服的。”黑尔说，“去找个旅馆喝点儿酒……”

“我不能等了，弗雷德。真的不能再等了。你乖点儿嘛。”

黑尔说：“这是十先令。趁我现在还记得，你最好把这个也拿上吧。”

“你心眼儿真好，弗雷德。你自己够花吗？”

“快点儿回来，艾达，”黑尔说，“我就在这里等你，就在这栅门旁边。你马上就回来，是吗？我就在这里等着。”他重复了一遍，伸手抓住那道栅门上的一根栏杆。

“嘿，”艾达说，“人家还会以为你是在恋爱呢。”她走下石级，朝女厕所走去，满怀柔情地记住了他的形象：一个瘦小而饱受磨难的人，指甲啃得短短的（她什么细节都不会漏过），手指上沾着油墨，一手紧紧攥着栏杆。“他是个怪僻的好心人，”她自言自语地说，“我喜欢他走进那个酒吧时的模样，虽然我当时还嘲笑过他。”于是，她又放开那略带醉意的热情的歌喉唱了起来，这回唱得含情脉脉。“有一个夜晚——在一条小巷——罗斯柴尔德勋爵对我讲……”她已经好久没有为一个男人这样匆忙做事了。不到四分钟的工夫，她已经梳洗停当，扑了香粉，凉爽、安详，跨进了圣灵降临节午后的灿烂阳光中。但她却发现他已经不在了。他不在那道栅门边，也不在围着那个手表贩子的人堆里。她使劲往人群里挤，想看个分明，结果迎面碰上那个满脸通红、动不动就发脾气的手表贩子。“咦？不花一先令买块手表吗？还白送一份礼，足足值二十块手表呢。我倒不是说这手表比一先令还值得多，光看外表自然是不止这个价钱的。不过白送一份值二十块手表的礼……”她把那张十先令的钞票递过去，拿回零钱和一个小纸包，心里想，他没准儿上厕所去了，他会回来的。她在那道栅门旁边找了个地方站定，打开包着手表的小纸包。“黑小子，”她念道，“四点钟，布赖顿赛场。”然后温柔而得意地想，“这就是他透露的信息。这家伙有见识。”于是，她耐心而又欢快地定下神来，等着他回来。她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城里远远传来钟声：一点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