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比

北里士满街是条死路，除了基督教兄弟会学校放学的时候，平时一向很安静。一幢无人居住的两层楼房矗立在它封闭的一头，在一块方形的土地上孤立于其他的建筑。街上别的房子，意识到住在它们里面的都是些体面人，用一张张棕色的、沉稳的脸彼此注视着。

我家租住的房子的前房客，一位牧师，是在房子后部的客厅里去世的。由于长期封闭，空气里有一股霉味，悬浮在每一个房间里，厨房后面的垃圾房里散落着无用的旧报纸。在这些垃圾中，我找到了几本平装书，书页卷曲、潮湿：沃尔特·司各特的《修道院院长》《虔诚的教友》和《维托回忆录》。我最喜欢的是最后一本，因为它的书页已泛黄。房子后面有一座荒芜的花园，花园中央有一棵苹果树，周围还有一些枝枝蔓蔓的灌木丛，在一株灌木底下我发现了已故房客留下的一只生锈的自行车打气筒。他是一个非常仁慈的牧师；他在遗嘱中把所有的钱都捐给了慈善机构，把房子里的家具都送给了他妹妹。

冬天来了，白昼的时间越来越短，我们还没吃完晚饭，天就已经暗了下来。我们在街上会合的时候，建筑物的轮廓已变得模糊不清。我们头顶上的天空呈现出一种不断变化的紫色，在它的映衬下一盏盏街灯释放出微弱的光芒。冷气刺骨，我们一直玩到身上发热。我们的喊声在寂静的街道上回荡。我们在房子后面的黑暗泥泞的小巷里尽情地玩，我们打打闹闹，玩了个昏天黑地，从农舍一直玩到弥漫着灰坑气味的黑漆漆的花园的后门，再到有个马车夫在那里给马匹刷毛或者整理缠在一起的缰绳的黑黢黢、臭烘烘的马房。我们再回到街上时，家家户户的厨房窗户上已经透出灯光。如果看到我姨父拐过街角走过来，我们就躲在暗处，直到看见他走进家门。或者看到曼根的妹妹走到门前台阶上，叫她哥哥回家用茶点，我们躲在暗处观察她眯起眼睛东看看西瞧瞧。我们等着看她是待在原地不动还是回进去，如果原地不动，我们就不再躲藏，就会驯顺地走向曼根家的台阶。她在等着我们，她的身影在虚掩的房门里透出的灯光的映衬下显得楚楚动人。她哥哥在服从她之前总要先戏弄她一番，我站在栏杆边看着她。她走起路来衣裙飞扬，柔软的发辫也会左右摇晃。

每天早上我都躺在前厅的地板上，看着她家的房门。百叶窗被拉到离窗框不到一英寸的地方，所以我是不会被她看见的。当她走到门口的台阶上，我的心怦怦直跳。我跑到大厅里，抓起我的书，去追她。我始终让她的棕色人影保持在我的视线范围内，当我们接近即将分道扬镳的地方时，我加快步伐超过了她。无数个早晨，这件事重复发生。我从不和她说话，除了寥寥几句客套话，然而她的名字却像圣旨一般能让愚蠢的我热血沸腾。即便在最不适宜浪漫的地方，她的形象也陪伴着我。每个星期六晚上，我姨妈去购物时，我就必须去帮她拎几只包。我们穿过灯火通明的街道，挤过醉酒的男人和讨价还价的女人，耳边是工人们的一片叫骂声，站在啤酒桶旁做守卫工作的店员小伙的一连串尖叫声，街头艺人带着鼻音的歌声，唱着赞美奥多诺万·罗萨里的那首《大家来吧》，或是以我们家乡的苦难为内容的民谣。对我来说，这些噪音汇聚成了一种生活的感觉：我想象自己拿着一只圣杯安全地穿过一大群敌人。有时，她的名字会伴随着奇异的祈祷或赞美诗突然从我的唇上蹦出来，我自己都不明白怎么会这样。我的眼眶里常常充盈着泪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又有时，我心里似乎会涌出一股洪水，直流入我的胸膛。我几乎不考虑未来。我不知道自己到底会不会和她说话，又或者，如果我和她说话，我该怎样来告诉她我已被她迷得神魂颠倒。可是，我的身体就像一架竖琴，她的言行举止就像是在用手指拨弄着琴弦。

一天晚上，我走进牧师在那里去世的后客厅。那是一个阴沉的雨夜，屋里一点声音也没有。透过一扇破窗，我听到雨水冲刷着大地，如针线般不停落下的细雨在戏弄着濡湿的路面。远处的街灯或亮着灯的窗户在我的下面闪闪烁烁。我要感谢我的目力有限。我所有的感官似乎都想隐蔽起来，我觉得它们就要从我身上溜走了，我紧紧地合起手掌，直到我的双手颤抖，我喃喃自语：“哦，爱情！哦，爱情！”一遍又一遍。

最后，她和我说话了。当她对我说第一句话时，我十分尴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她问我会不会去阿拉比。我忘了我是回答“去”还是“不去”。那肯定是个超棒的集市，她说她很想去。

“那你为什么不去呢？”我问。

她说话的时候，不停地转动着手腕上的一只银手镯。她说她不能去，因为这周她要在修道院里做一次静修。她哥哥和另外两个男孩在争抢一顶帽子，我一个人站在栅栏外。她搭着一根栅栏的尖端，低头看着我。我们房门对面的街灯照出了她那雪白的脖颈的优美曲线，照亮了她的秀发，在那里稍作停留，然后继续往下，照亮了她放在栏杆上的手。她平静地站在那里，街灯照出了她那模糊的身影，照到了她裙子的一角，和衬裙的一条白边。

“你倒能去。”她说。

“如果我去，”我说，“我会给你带点东西。”

那夜之后，从我那半梦半醒的思绪里冒出了多少愚不可及的想头啊！我想消灭这种无聊的、烦扰的日子。我讨厌学校作业。晚上在我的卧室里，白天在教室里，她的形象挡在了我和难啃的书本之间。阿拉比这个词的读音在寂静中召唤着我，我的灵魂沉醉其中，好像被施了东方的魔法。我请求星期六晚上让我去逛集市。我姨妈很吃惊，她希望这不是某个共济会办的集市。我在课堂上回答不出问题。我看着老师的脸由阳光灿烂转为阴云密布；他希望我没有变得偷懒，不用功。我没法把涣散的精神集中起来。我对生活中的正经事几乎没了耐心，因为它们成了我和我的欲望之间的障碍，在我看来，这些正经事就是小孩子的游戏，无聊单调的游戏。

星期六早上，我提醒姨父晚上我要去逛集市。他在门厅的衣帽间里气呼呼地寻找着帽刷，不耐烦地回答我说：

“得了，孩子，我知道的。”

因为他在过道里，我不能进前厅去躺在地上对着窗户。我闷闷不乐地离开了家，慢慢地朝学校走去。空气冷到无情的地步，我的心已经开始忐忑不安了。

当我回家吃饭时，我姨父还没回家。时间还早。我坐在那里盯着钟看了一会儿，它的嘀嗒声使我感觉越来越烦躁，于是我离开了房间。我爬上楼梯，来到了二楼。寒冷、空旷、阴暗、房顶很高的房间给了我自由，我唱着歌从这间房间窜到那间房间。从前窗看出去，我看见小伙伴们在底下的大街上玩。他们的叫声听上去很轻，很模糊。我把额头贴在冰凉的窗玻璃上，远眺着她住的那栋黑房子。我可能在那里足足站了一个小时，却只是在想象中看到了一个穿着棕色衣服的身影，街灯悄悄地照着她脖颈上的曲线，照着她放在栏杆上的手，照着她裙子下面的那条衬边。

当我再次下楼时，我发现默瑟太太正坐在火炉旁。她是个爱唠叨的老太婆，是当铺老板的遗孀，为了某种虔诚的理由收集使用过的邮票。我不得不忍受茶几边的闲聊。晚饭时间已耽搁了一个多小时，我姨父还是没回来。默瑟太太站起来要走，她表示抱歉，她不能再等下去了，因为现在已经八点多了，她不喜欢太晚出门，因为晚上的空气对她不好。她走后，我捏紧拳头，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姨妈说：

“天哪，恐怕今晚上你去不成集市了。”

九点钟，我听见我姨父的钥匙声在门厅的大门上响起。我听见他自言自语，听见他把外套挂在衣帽架上时衣帽架晃动的声音。我能听出这些响动。晚饭吃到一半，我让他给我钱，好让我去集市。他已经忘了。

他说：“大家都上床睡觉了，已经睡醒一觉了。”

我没有笑。我姨妈热心地对他说：

“你不能把钱给他让他走吗？你已经让他等得够晚了。”

我姨父说他很抱歉忘记了。他说他相信俗话说：“只工作不玩耍，聪明的孩子也变傻。”他问我要去哪里，当我第二次告诉他时，他问我知不知道《阿拉伯人告别了坐骑》。当我离开厨房的时候，他正准备给我姨妈朗诵这首诗的开头几句呢。

我大步走在白金汉街上，手里紧紧地攥着一个弗罗林，朝车站走去。街上挤满了买各种东西的人，以及闪烁的煤气灯，这景象使我想起了此行的目的。我在一列空荡荡的火车上找了一个三等车厢的座位。火车令人忍无可忍地延误了很长时间后，终于慢吞吞地驶出车站。它穿行在破败的房屋间，越过一条闪光的河流。在韦斯特兰街车站，一大群人挤在车厢门前；但是列车员把他们往后推，说这是一列专门去集市的火车。我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车厢里。几分钟后，火车停在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木站台旁。我下了车走在路上，看见一座发光的时钟显示现在已是九点五十。一幢巨大的建筑伸展在我的面前，上面写着它那魔法的名字。

我找不到六便士的入口，担心集市就要关门了，便飞快地穿过一个旋转栅门，把一先令递给一个满脸倦容的看门人。我走进一个巨大的展厅，展厅的半空中围着一条长廊。几乎所有的摊位都关门了，大部分展厅连灯都关了。我感到此时的寂静就像做完弥撒后弥漫在教堂里的那种。我胆怯地走到集市的中心地带。有几个人聚集在仍摆着的摊位旁。一张帷幕前，有一只彩灯上写着“音乐咖啡厅”几个大字，有两个人在托盘上数钱。我听着硬币掉在托盘里的声音。

我好不容易才想起此行的目的，便来到一个摊位前，看着瓷花瓶和印花的茶具。在摊位门口，一位年轻女士和两个年轻的绅士有说有笑。我注意到他们的英国口音，听着他们模糊的交谈。

“哦，我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

“哦，但是你说过的！”

“哦，但我没有！”

“她没说过吗？”

“不对。我听她这么说的。”

“哦，你在……撒谎！”

那位小姐看到我，就走过来问我要不要买什么。她说话的语气并不怎么热情；似乎只是出于职责所在。我不好意思地看着放在黑黢黢的摊位门口两侧的两只大花瓶，它们看上去就像东方的守门神，喃喃地说道：

“不，谢谢您。”

年轻的女士挪动了其中一只花瓶的位置，然后又回到那两个年轻人那里。他们又开始谈论刚才的话题。那位年轻女士还回过头来瞥了我一次，或两次。

我在她的摊位前徘徊，虽然我知道待在那里根本没意思，不过是为了表示我对她的商品真的感兴趣。然后我慢慢地转过身去，沿着集市中央走下去。我在口袋里玩着，让两便士和六便士撞在一起。我听到走廊尽头传来一个声音，随即灯就灭了。展厅上方一片漆黑。

我凝视着黑暗，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被虚荣心驱使与嘲弄的人；我的眼睛里冒出了痛苦和愤怒的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