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

是乔·狄龙把荒凉的西部介绍给我们的。他有一个小型的图书馆，收藏有《米字旗》《勇士》《半便士奇迹》之类的老刊物。每天傍晚放学后，我们都会在他家后面的院子里碰头，玩印第安人打仗的游戏。他和他的胖弟弟利奥，就是那个小混混，保卫着马厩里的草料棚，在我们对它发起猛攻的时候；或者，我们会在草坪上玩一场阵地战。但是，不管我们打得有多勇猛，我们从未把敌人包围住或俘虏了，每一次战斗都以乔·狄龙跳起庆祝胜利的战舞告终。他父母每天早晨都去嘉丁纳街参加八点钟的弥撒，狄龙太太身上那股清爽的味道会弥漫在他家的大厅里。但对我们来说他打得太凶了，因为我们的年纪和胆子都比他小。在院子里活蹦乱跳的时候，他看上去有点像印第安人，头上顶着一只旧茶壶，手里敲着一只铁皮罐头，大喊大叫：

“是啊！雅卡，雅卡，雅卡！”

刚听说他捞到了一份神职工作时，大家都不相信。然而，这是真的。

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在我们中间散布开来，在它的影响下，文化和气质上的差异都可以忽略不计了。我们拉帮结伙，有的是为了壮胆，有的只是开开玩笑，还有些人几乎是出于恐惧：我也是后者中的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一群心不甘情不愿的印第安人，我们之所以入伙是因为担心自己显得太勤奋好学或太柔弱。西部荒野文学中描述的那种历险记和我的天性之间隔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但至少，它们为我打开了一扇逃避现实的大门。我更喜欢那些在邋遢的凶丫头和俏丽的大美妞之间经常传递的美国侦探小说。尽管这些故事并没有什么不妥，尽管故事的意图有时还颇具文学性，但在学校里也只能偷偷地传阅。有一天，巴特勒神父检查《罗马史》中的四张拉丁文翻译作业，发现笨笨的利奥·狄龙带着一本《半便士奇迹》。

“这一页还是这一页？是这一页吗？好，狄龙，你站起来说！”

“这天刚刚……”

“继续！这天怎么了？”

“这天天刚亮……”

“你复习了吗？你口袋里藏着什么东西？”

利奥·狄龙交出小报的时候，大家的心都在怦怦地跳，脸上却都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巴特勒神父翻了几页，皱起了眉头。

“这是什么垃圾？”他说，“阿帕奇酋长！你就看这种东西，不学习罗马史？我不希望再在学校里看见这种破烂玩意儿。写这种东西的人，我想，是个拿稿酬换酒喝的可怜虫。像你这样受过教育的孩子，也会看这种东西，真让我大跌眼镜。如果你是……公立学校的，我还能理解。好吧，狄龙，我强烈建议你，现在开始好好学习，否则……”

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听到这样的训诫，我觉得狂野大西部的魅力也大打折扣了，此外，利奥·狄龙那张胖脸上显露出来的懵懂的表情也唤醒了我的一部分良知。不过，在学校的约束力鞭长莫及的地方，我又开始渴望那种狂野的感觉，渴望只有那些混乱的编年史能给我提供的摆脱现实之感。每天傍晚的战争游戏最终就像白天在学校里上课一样令我厌倦，因为我想要经历真正的冒险。但我又想，真正的冒险不会发生在留在家里的人的身上：必须去外面寻找。

暑假快到了，我下定决心要从沉闷的学校生活里解脱出来，哪怕一天也好。我和利奥·狄龙，还有一个叫玛奥尼的男孩，计划着要逃学一天。我们每个人积攒了六便士。我们约好上午十点在运河桥上见面。玛奥尼的姐姐会为他写一张请假条，利奥·狄龙则会让他哥哥去替他请病假。我们商量好沿着码头街一路走到摆渡口，然后乘渡船去看“鸽棚” 。利奥·狄龙害怕我们可能会遇到学校里的巴特勒神父或别的老师；但是玛奥尼非常明智地问道，巴特勒神父去鸽棚干什么呢。我们放心了：我从另外两位手上分别收来了六便士，同时也给他们看了我自己的六便士，这样就完成了我们计划的第一步。实施计划前的那天晚上，我们最后一次聚在一起商量时，全都有点激动。我们握手，哈哈大笑，玛奥尼朗声说道：

“明儿见，伙计们！”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好。早上我第一个来到桥边，因为我家离得最近。我把书藏在花园尽头灰坑旁边的茂盛的草丛里，从没人会去那里，然后沿着那里的运河岸边往前走。这是六月第一周里的一个暖和晴朗的早晨。我骑在桥头拱顶上，欣赏着我昨晚拼命刷白了的那双劣质的帆布鞋，看着温顺的马儿拉着一车生意人上山。林荫道两旁的大树的枝丫上全都挂满了嫩绿色的叶子，阳光透过树叶斜斜地照射在水面上。花岗岩的桥面上暖和起来，我开始用手拍打着栏杆，合着我脑子里的一首曲子的节拍。我非常开心。

在那里坐了大约五到十分钟的光景，我看到穿着灰西装的玛奥尼走了过来。他微笑着爬上山，走到桥上，骑上栏杆坐在我旁边。我们等在那里的时候，他从鼓鼓囊囊的内侧口袋里掏出一只弹皮弓，告诉我他在弹弓上面所做的一些改进。我问他为什么带弹弓来，他说是为了和鸟儿们寻寻开心。玛奥尼随心所欲地使用俚语，把巴特勒神父叫作老煤油灯。我们又等了一刻钟，还是没看到利奥·狄龙。玛奥尼终于跳下栏杆，说：

“走吧。我就知道死胖子会打退堂鼓的。”

“那他的六便士……？”我问。

“没收了，”玛奥尼说，“对我们来说不是更好吗——我们俩现在有了一先令六便士，本来只有一先令的。”

我们沿着滨河北路一直走到硫酸厂，然后右拐进入码头街继续往前走。我们一走到没人的地方，玛奥尼就开始玩印第安人打仗游戏。他追赶一群衣衫褴褛的小姑娘，手里挥舞着没装弹子的弹弓，有两个衣衫褴褛的男孩子路见不平，就朝我们扔石子，玛奥尼提出我们应该教训教训他们。我反对，因为那些孩子年纪太小了，于是我们继续往前走，这群衣衫褴褛的小孩子跟在我们后面鬼叫：“龟孙子！龟孙子！”他们以为我们是新教徒，因为肤色黝黑的玛奥尼在帽子上别着一枚板球俱乐部的银徽章。我们走到烙铁厂边上，在那里玩起了攻防战；但是我们玩不成功，因为至少得有三个人才能玩。于是我们痛骂利奥·狄龙，骂他是个孬种，并猜测到下午三点放学时莱恩先生会抽他多少下手心。

随后我们来到了河边。我们在喧闹的大街上溜达了很长时间，街道两旁有高高的石墙。我们看着起重机和引擎在那里工作，驾着嘎吱嘎吱的马车的车夫们不时冲我们吼，因为我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挡了他们的道。我们到达码头时已是中午，码头工人们好像都在吃午饭，于是我们也买了两个大葡萄干面包，坐在河边的一根铁管子上吃。我们欣赏着都柏林生意兴隆的繁忙景象——远处的驳船上冒出缕缕青烟，林森德港口那边的棕色渔船，对面码头上正在卸货的白色大帆船。玛奥尼说出海乘这样的大船该有多过瘾，就连看着船上的高桅杆的我，也看到了，或者说想象到了原本在学校里没好好学的地理知识，那些知识在我眼皮底下逐渐变得具体。学校和家似乎离我们很远，它们对我们的约束力也似乎在减弱。

我们乘渡船过了利菲河，付了摆渡费，船上还有两个工人和一个拎包的小个子犹太人。我们简直严肃到了庄重的程度，但在一次目光短暂地相遇后，我们俩都笑了起来。我们上岸后看着一艘优雅的三桅帆船在码头上卸货，这一幕我们刚才在对面的码头上已经看见了。有个过路人说它是一艘挪威船。我走到了船尾，试图辨认上面刻着的字，但我不识，于是我又跑回去看那些外国水手中有没有绿眼睛的人，因为我总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但水手的眼睛是蓝色的，灰色的，甚至是黑色的。唯一一个眼睛可以说是绿色的水手是一个高个子，每次跳板掉到水里时他都会高兴地喊叫，以此逗码头上的人们开心。

“好吧！好吧！”

看厌了这样的画面，我们笃悠悠地走进了林森德。天气变得闷热起来，杂货铺橱窗里发霉的饼干看上去白乎乎的。我们买了一些饼干和巧克力，在渔民们居住的肮脏的街道上边走边吃，我们走得慢悠悠，吃得很专心。我们找不到乳品店，就进了一家小杂货店，买了两瓶山莓汁柠檬水。玛奥尼喝掉饮料就来了精神，在一条小巷子里追着一只猫，但猫跑到一片开阔的田野逃走了。我们俩都觉得很累，一来到田野那边，就立即爬上田垄上的一面斜坡躺了下来，因为从那里可以看见多德河。

天太晚了，我们也太累了，无法实行参观鸽棚的计划了。我们必须在四点前回到家里，否则我们的冒险就会被发现。玛奥尼遗憾地看着他的弹弓，我不得不提议乘火车回家，趁他的兴头还没有再次起来。此时太阳已躲到了几团云层的后面，我们的脑子陷入了昏沉，食物也只剩下了一点碎屑。

田野里除了我们没有旁人。我们默默地在斜坡上躺了一会儿，我看见一个人从田野尽头走过来。我嘴里嚼着一根女孩子们用来算命的绿颜色的草梗，懒洋洋地看着这个人。这人慢吞吞地从田埂上走过来，一只手放在屁股上，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根拐杖，轻轻地拍打着草皮。他穿着一套墨绿色的破烂衣服，戴着一顶高高的帽子，我们以前把这种帽子称为“尿壶”。他的胡子是灰白色的，看上去很苍老。走过我们的脚下时，他抬起头来匆匆看了我们一眼，然后继续走他的路。我们的目光追随着他，看见他走了大概五十步后，又转身走了回来。他慢慢地朝我们走来，不停地用拐杖敲击着地面。他走得实在太慢了，以至于我都要以为他是在草丛里寻找什么东西呢。

他爬上斜坡，走到我们旁边停了下来，和我们打了一声招呼。我们也和他打了招呼，他在斜坡上小心翼翼地慢慢地坐了下来，坐在我们旁边。他开始谈论天气，说今年夏天会很热的，又找补说，和他小时候比——那是在很久以前了——现在的季节变化非常大。他说人的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无疑是学生时代，如果能重返青春，他愿意付出一切。在他表达这些令我们颇有些厌烦的感想时，我们保持沉默。然后，他谈论起了学校和书本，问我们是否读过托马斯·摩尔的诗或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和莱顿勋爵的作品。我假装他提到的每一本书我都读过，最后他说：

“啊，我看得出你和我一样是个书呆子。不过，”他指着睁大眼睛看着我们的玛奥尼，“他不一样；他贪玩。”

他说他家有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和莱顿勋爵的全集，而且对它们百读不厌。“当然，”他说，“莱顿勋爵的有些书是不适合给小孩子看的。”玛奥尼问为什么小孩子不适合看——这个问题让我觉得既尴尬又生气，因为我担心那人会认为我和玛奥尼一样蠢。然而，那个人只是莞尔一笑。我看见他发黄的牙齿间的缝隙很大。然后他问我们，谁喜欢的女孩子多。玛奥尼轻描淡写地说自己有三个小情人。那人问我有多少个，我回答说一个也没有。他不相信，他说我肯定有一个。我无语了。

“告诉我们，”玛奥尼顽皮地对那人说，“你自己有几个？”那人像刚才一样又笑起来，说他在我们这个年纪时有很多喜欢的。

“每个男孩，”他说，“都有一个小甜心。”

就他的年龄来说，我觉得他在这点上的态度相当开明。我心里觉得，他说的关于男孩和小甜心的话是有道理的。但我不喜欢他的措辞，我也不知道他说话时为什么会一抖一抖的，就好像他害怕说错什么或突然觉得冷似的。他又接着说开了，我注意到他的发音很好听。他开始和我们谈论起了女孩子，说她们的头发有多么柔顺多么美、她们的手有多柔嫩，还说如果你真正了解了她们，就会发现其实所有的女孩都没你想得那么好。他又说，没有任何东西比看一个漂亮的小姑娘，看她那雪白粉嫩的手和飘逸的柔发更让他欢喜的了。他给我的感觉是，他在重复说着他早就在脑子里背出来的话，或者是陶醉于自己的话里的某些字眼，他的大脑在围着同一轨道慢悠悠地转啊转。有时，他说话的样子好像只是在说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有时，他压低声音神神秘秘地说，好像是在告诉我们什么他不希望别人偷听去的秘密。同样的措辞他重复了一遍又一遍，或者是稍稍变换一下词组，并用一种单调的声音把它们说出来。我一边听他说，一边继续凝视着山坡下面。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独白停了下来。他慢慢地站起来，说他不得不离开我们一分钟，或者几分钟，我不用改变视线方向，就能看到他慢慢地离开我们，向田野那边走去。他走后我们依然保持沉默。沉默了几分钟后，我听到玛奥尼喊道：

“哎哟！快看他在干什么呀！”

因为我既不回答他，也不把头抬起来，玛奥尼又叫道：

“依我看……他就是个古怪的老傻帽！”

“万一他问起我们的名字，”我说，“你就叫墨菲吧，我叫史密斯。”

我们没再多说什么。我还在考虑等那个人回来又坐在我们旁边的时候，我是该待在原地不动呢，还是该走开。还没等他坐稳，玛奥尼就看见了之前逃走的那只猫，连忙跳起来沿着田野追猫。那个人和我一起看着这场追逐。猫又逃脱了，玛奥尼往它跳过去的那面墙上扔石头。扔完石头后，他开始漫无目的地在田野尽头转悠。

过了一会儿，那个人跟我说话了。他说我的朋友是个很顽皮的男孩，问他在学校里是否经常被抽鞭子。我想气愤地回答他说，我们不是会挨鞭子的公立学校的学生，如果他的说法正确的话，但我保持沉默。他把话题转向对男孩子的体罚。他的大脑，仿佛又被自己的语言迷住了的大脑，似乎在围着一条崭新的轨道慢悠悠地转啊转。他说如果一个男孩子表现得那样的话，就应该挨抽，应该狠狠地抽。如果一个小孩调皮捣蛋、不服管教，没有什么比好好地请他吃一顿鞭子更好的教育方法了。抽手心和掴耳光都不管用的：他需要的是美美地吃一顿热腾腾的鞭子。我对他的这种想法感到惊讶，不由得抬起头来看他的脸。我看到的是一双深绿的眼睛，在紧蹙的额头下。我随即又转过头去。

那人又开始了他的自言自语。他好像忘记了刚才自己所持的开明观点。他说如果他看见一个男孩和女孩搭讪，或者是有了自己的小甜心，他就会用鞭子抽他，抽了又抽；这样做可以使他牢记不要和女孩子说话。如果一个男孩有了自己的小甜心，还不肯承认，他就会给他一顿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孩子挨过的鞭子。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干这个更让他称心如意的了。他向我形容他会如何来鞭打一个这样的孩子，就好像在披露某个精心策划的秘密。在这个世界上，他说，没有什么比抽鞭子更让他欢喜的事了；在他用单调的口吻把我引向这个秘密的时候，他的声音变得几乎充满了感情，几乎像是在恳求我一定要理解他。

我一直等到他的自言自语又停了下来。然后我突然站了起来。为了不暴露我的焦躁，我故意拖延了一会儿，假装把鞋带重新系好，然后说，我必须走了，我和他说了再见。我平静地爬上斜坡，但心里因为害怕他会抓住我的脚踝而怦怦直跳。当我到达坡顶，转过身来，眼睛不朝他看，用嘹亮的声音对着田野喊道：

“墨菲！”

我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被硬逼出来的勇敢，我为自己的卑鄙伎俩感到惭愧。我叫了两遍名字，玛奥尼这才看见我，并用一声“嗨”来回答我。他从田野那头朝我奔过来的时候，我的心几乎都要跳到嗓子眼了！他飞奔着，好像是赶来救我性命的。我无比惭愧；因为在我内心深处，总有点瞧不起他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