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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他没有希望了：已是第三次中风。一夜又一夜，我走过这幢房子（现在是假期），看着它掩映灯光的方窗；一夜又一夜，我发现灯火始终微弱而匀称。如果他死了，我想，我会看到烛火反射在灰暗的百叶窗上，因为我知道，肯定会有两支蜡烛点在死者的床头。他常对我说，“我留在世上的日子不长了”，但我并不把他的话当回事。现在我知道了，他是认真的。每天晚上，在我凝视那扇窗户时，我都会柔声地对自己叨叨“瘫痪”一词。听上去总是怪怪的，就像欧几里得几何学术语里的“磬折形”，或者教义问答里的“买卖圣职罪”。可现在，我觉得它听上去就像某个邪恶的罪犯的名字。它让我充满恐惧，但同时我又渴望更接近它一点，好看看它是如何致人死命的。
我下楼吃晚饭时，老科特正坐在炉火边抽烟。不一会儿，姨妈为我端来了麦片粥，此时他开口说话了，就像是在继续刚才说的什么话题：
“不，我不是说他就是个……但他身上总有点怪……有点古怪之处。我要告诉你我的看法……”
他开始抽起烟斗，无疑是为了在脑子里整理自己的看法。讨厌的老傻瓜！我们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个相当有趣的人，喜欢聊酒糟和冷凝之类的事；但我很快就厌倦了他，以及他那喋喋不休的关于酿酒厂的话题。
“对此我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觉得那是一种……怪病……不过也很难说……”
他又开始抽烟斗，并没有告诉我们他有何高见。我姨父看见我瞪着他，就对我说：
“我说，你的老朋友过世了，你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难过吧。”
“谁？”我问。
“弗林神父。”
“他死了吗？”
“是科特先生刚刚告诉我们的。他刚巧路过那幢房子。”
我知道他们都在看我的反应，于是我继续吃我的饭，好像对这消息不感兴趣似的。我姨父向老科特解释：
“这个小年轻和他是好朋友。那位老兄教会他很多，你知道，人家都说他对这孩子抱很大的希望。”
“愿上帝庇护他的灵魂。”我姨妈虔诚地说。
老科特看了我一会儿。我觉得他那双小而有神的黑眼珠子在观察着我，但我依旧低头吃饭，就是不满足他的好奇心。他接着抽烟斗，最后还粗鲁地往火炉里啐了一口。
“我可不愿意让我的孩子，”他说，“和这样的人有过多的往来。”
“你什么意思，科特先生？”我姨妈问。
“我的意思是，”老科特说，“这对孩子们不好。我的看法是，年轻人就应该和他的同龄人一起闲逛，一起玩耍，而不应该……我说得对吗，杰克？”
“那也是我的原则，”我姨父说，“让他学会怎么样去解决问题。这也是我一直对我们这位玫瑰十字会
教徒说的：要多锻炼。你比如，我小时候每天早上都要洗冷水澡，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我到现在还保持这个习惯。教育是很好，很重要……科特先生也许想来一块羊腿肉。”他对我姨妈说。
“不，不，我不要。”老科特说。
姨妈从碗橱里拿出一只碟子，放在桌子上。
“但你为什么认为这对孩子们不好呢，科特先生？”她问。
“这对孩子们不好，”老科特说，“因为他们的脑子太容易受影响。当孩子们看到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它就会产生一种影响……”
我往嘴里塞满麦片粥，生怕我会出言不逊。讨人嫌的红鼻子老不死！
我睡着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尽管我对老科特很生气，因为他言下之意是我还是个小毛孩，我绞尽脑汁想弄明白他那句没说完的话的含义。在黑暗的房间里，我想象自己又看到了瘫痪者那张死灰色的脸。我把毯子拉过头顶，拼命去想圣诞节。但那张灰脸紧紧地纠缠着我。它咕哝着；我知道它想要坦白什么事情。我感觉我的灵魂正在退缩到一个既快乐又堕落的境地，然后我发现那张脸又在那里等着我。它嗫嚅着开始向我坦白，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不停地微笑，它的嘴唇为什么湿嗒嗒地沾满唾沫。但随后我想起它已经死于瘫痪，我觉得自己也在无力地微笑，就好像我在赦免他那买卖圣职的罪行。
第二天早晨，吃完早饭后，我下楼去看大英街的房子。这是一家不起眼的商店，连店名都含糊其词，叫什么“绸缎庄”。绸缎庄里出售的主要是儿童短靴和雨伞；平时，商店的窗户上常常会贴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伞面换新服务。此时看不见那张字条，因为百叶窗已经拉上了。一束黑纱做的丝带系在门环上。两个穷女人和一个送电报的男孩在看别在黑纱上的一张卡片。我也凑上去看：
1895年7月1日
詹姆斯·弗林牧师（生前供职于米斯街圣凯瑟琳教堂），享年65岁。
愿他安息
看了那张卡片，我确信他是死了，而我不安地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如果他没死，我就会走进商店后面那间昏暗的小房间，看见他坐在炉火边的扶手椅上，穿着厚厚的长大衣，几乎要把自己闷死。姨妈也许会让我带一袋精烤牌鼻烟给他，这份礼物会把他从麻木的昏睡中唤醒。把它装进黑色的鼻烟壶里的活总是由我来干，因为他的双手抖得太厉害，让他做肯定会把一半的鼻烟撒到地上。甚至在他把颤抖的大手举到鼻子前，都会有一些鼻烟粉顺着他的手指落到外套上。可能正是因为这些不断飘落的鼻烟雨，使他那件穿旧了的牧师长袍呈现出一种绿锈色，而那块他用来掸掉衣服上坠落的烟末的红手帕，也因为上面积满了一周的鼻烟而黑乎乎的，因此只能是越掸越脏了。
我想进去看看他，但我没有勇气敲门。我慢吞吞地走在向阳一侧的街道上，边走边看商店橱窗里贴着的每一张舞台演出广告。我感到奇怪的是，无论是我还是今天的天气，似乎都没有什么哀悼的气氛，我甚至因自己身上有了一种自由感而感到恼火，就好像他的死使我摆脱了什么东西的束缚似的。我思考着这件事，就像我姨父昨天晚上说的，他确实教了我很多东西。他曾在罗马的爱尔兰学院进修，他教我拉丁文的正确发音。他给我讲地下墓穴的故事，讲拿破仑·波拿巴的故事，他向我解释了各种弥撒仪式、牧师们所穿的各类法衣的不同含义。有时为了取乐，他会问我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比如一个人要怎样做才能够适应环境，或者这样那样的罪行是属于罪大恶极呢，还是情有可原，或者是只能算是个小缺点。他的问题告诉我，教会的有些制度是多么复杂多么神秘，而我原先一向以为它们是最单纯的条例。牧师对圣餐仪式和告解室的保密所负有的责任如此重大，以至于我怀疑是否有人曾鼓起勇气主动去承担过；当他告诉我教堂里的神父们为了阐明这些复杂的问题，曾写过像《邮政指南》那么厚的书，而且像报纸上登出来的法律公告一样字印得密密麻麻的，我也没有吃惊。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就会无法回答他的问题，或者只能给出一个非常愚蠢又片面的答案，对此他的反应基本是莞尔一笑，点几下头。有时他会考我弥撒时说的祈祷文，就是他之前让我背诵的；在我像小和尚念经似的背诵时，他总是若有所思地笑着点头，然后轮流往每只鼻孔里塞大撮的鼻烟。微笑时，他常常会露出他那发黄的大牙齿，舌头伸出来舔着下嘴唇——这一习惯在我刚认识他、对他还不是很了解的时候，常令我感到不安。
走在阳光下，我想起了老科特的话，我努力去回忆在梦里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我想起来我看见了长长的天鹅绒窗帘和一盏古董似的吊灯。我感觉自己置身于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那里的风俗习惯很怪——大概在波斯，我想……但我记不清梦的结尾了。
傍晚，我姨妈带我去他家吊丧。那是在日落之后；但是朝西的窗户上还是映出了一大片暗金色的云彩。南妮在大厅里接待了我们；对着南妮大声寒暄是不符合礼仪的，所以姨妈只是和她握了一下手。老妇人试探地向上指了指，我姨妈点了点头，于是她吃力地领我们走上了那条狭窄的楼梯。她低着头，几乎还没有楼梯扶手高。刚到楼梯口她就停了下来，招呼我们鼓起勇气走向那间开着房门、停着尸体的房间。我姨妈走了进去，老妇人看到我犹犹豫豫不敢进去的样子，就不停地挥手示意让我进去。
我踮着脚进去了。夕阳透过百叶窗的叶片照进来，房间里盈溢着昏黄的光，在它的映衬下，蜡烛的火苗显得苍白又微细。他已经入殓了。由南妮带头，我们三个人在床脚边跪了下来。我假装在祷告，但我无法集中精神，因为老妇人的咕哝声使我分心。我注意到她的裙子钩在背后显得多么臃肿，她的布鞋的后跟有一侧已经磨平了。我产生了幻想，仿佛老牧师躺在棺材里微笑呢。
但是没有。当我们站起来走到床头时，我看到他没有微笑。他躺在那里，庄严又肃穆，穿着布道时的法衣，一双大手无力地握住一只圣杯。他的面相看上去很严厉，灰白的面孔，粗大的五官，黑洞般的鼻孔，脸颊上有一圈稀疏的白毛。房间里有一股浓烈的气味——是花香。
我们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走出那间房间。在楼下的小房间里，我们看见伊莱莎端庄地坐在神父的扶手椅里。我摸索着走向放在角落里我常坐的那把椅子，南妮走到餐具柜前拿出一瓶雪利酒和几只酒杯。她把它们放在桌子上，招呼我们去喝一小杯酒。然后，在她姐姐的吩咐下，她把雪利酒倒进玻璃杯里，再把酒杯递给我们。她还硬要我吃几块奶油饼干，但是我拒绝了，因为我觉得吃饼干会发出太大的响声。她似乎对我的拒绝有些失望，就悄悄地走过去在她姐姐身后的沙发上坐下。没人说话：我们全都凝视着没有生火的壁炉。
我姨妈一直等到伊莱莎叹了口气，才开口说道：
“啊，这样也好，他去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伊莱莎又叹了口气，点点头表示同意。我姨妈用手指摸摸酒杯的柄，然后抿了一小口。
“他是不是很平静地……？”她问。
“嗯，很平静，夫人，”伊莱莎说，“你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断气的。他走得很安详，感谢上帝。”
“一切都……？”
“奥洛克神父星期二一天都和他在一起，给他涂油，做了整套的圣事。”
“那他当时是知道的啰？”
“他很配合。”
“他看上去确实很配合。”我姨妈说。
“我们叫来给他擦身的那个女人也这么说的。她说他看上去就像是睡着了，那么平静，那么安详。没人会想到他会走得那么平静。”
“确实如此。”我姨妈说。
她又抿了一小口酒，然后说道：
“嗯，弗林小姐，不管怎么说，你为他做了你能做的一切，对你一定也是个很大的安慰吧。你们俩都待他太好了，我要说。”
伊莱莎把膝盖上的裙子抚平整。
“啊，可怜的詹姆斯！”她说，“上帝知道我们已经尽力而为了，尽管我们很穷，我们可不愿意看见他躺在里面缺这少那的。”
南妮把头靠在沙发靠垫上，似乎要睡着了。
“可怜的南妮，”伊莱莎看着她说，“她累坏了。那么多活都得我们做，都是她和我做的，去叫那个女人来帮他擦身，然后把他放平了，然后是入殓，最后是安排小教堂里的弥撒仪式。要不是有奥洛克神父，我真不知道我们该做些什么。是他给我们带来了那些花，还从教堂里拿来了两只蜡烛台，在《弗里曼将军报》 [1] 上登了讣告，保管了殡葬的所有文件及可怜的詹姆斯的保险单。”
“他真是个大好人，不是吗？”我姨妈说。
伊莱莎闭上眼睛，慢慢地点了点头。
“嗯，患难见真情啊，”她说，“不管怎么说，碰到丧事，即便最好的朋友都难保靠得住。”
“是啊，真的，”我姨妈说，“现在我确信他到了永恒的天国也不会忘记你们和你们对他的恩情。”
“啊，可怜的詹姆斯！”伊莱莎说，“他没给我们添过什么麻烦。以前他在家里也几乎不发任何声音。不过，我知道他已经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等这一切都结束后，你会想念他的。”我姨妈说。
“我知道，”伊莱莎说，“我再也不用给他端牛肉汤了，而夫人您呢，也不会再给他送鼻烟了。啊，可怜的詹姆斯！”
她停下来，好像是在回忆过去，然后神秘兮兮地说道：
“你听着，最近我注意到他身上有点奇怪的地方。我每次给他端汤来的时候，都会发现他的祈祷书掉在地上，他仰头靠在椅子里，嘴巴张得老大。”
她用一根手指抵着鼻子，皱了皱眉头，接着说：
“但他一直说的还是，在夏天结束前他要挑一个晴朗的日子出去兜风，只是想再看看爱尔兰小镇上的那所我们都出生在那里的老房子，带上我和南妮一起去。只要我们能搞到一辆新式的马车，就是奥洛克神父跟他说起过的走起来没有一点声音、车轮是风湿性的
那种马车，租一天很便宜的——他说，在去那儿的路上的约翰尼·拉什租车行里就有，找个星期天的晚上，我们仨一起坐车去。他一门心思想……可怜的詹姆斯！”
“我主保佑他的灵魂！”我姨妈说。
伊莱莎掏出手绢，擦了擦眼睛。然后，她把手绢放回到口袋里，久久地凝视着没生火的壁炉，一声不吭。
“他总是过于顶真，”她说，“牧师的担子对他来说太重了。然后他的生活又是，可以这么说吧，充满了矛盾。”
“是的，”我姨妈说，“他是个压抑的人，看得出来的。”
一片寂静占据了这个小房间，在这种气氛里，我走到餐桌边，尝了一口雪利酒，然后悄没声地回到我那摆在角落里的椅子上。伊莱莎似乎陷入了一种深深的遐思。我们恭恭敬敬地等她打破沉默，过了很长时间，她悠悠地说道：
“是他打碎的那个圣杯……预示了不吉利。当然，人家说那没关系的，我的意思是，因为里面什么都没有
。而且……他们说是那个男孩的错。但可怜的詹姆斯还是很紧张，上帝可怜可怜他吧！”
“是这样吗？”我姨妈说，“我听说……”
伊莱莎点点头。
“这件事刺激到了他的神经，”她说，“从那以后，他常常一个人闷闷不乐的，不跟任何人说话，独自徘徊。就这样，有一天晚上，他本该去布道的，但哪儿也找不到他。大家到处都找遍了，但就是哪里都找不到他。最后，教区长提议去小教堂里找找。于是他们拿上钥匙，打开了小教堂的门，当时在场的有教区长、奥洛克神父，还有一个提着一盏灯的牧师……你猜怎么着，他果真在那里，一个人坐在黑暗的告解室里，眼睛睁得大大的，对着自己微微笑。”
她突然停了下来，好像听见了什么。我也竖起耳朵听，但是房子里鸦雀无声：我知道老牧师好好地躺在棺材里，就像我们刚才看见他的时候一样，死气沉沉的，庄严肃穆的，胸前放着一只空空的圣杯。
伊莱莎继续说：
“眼睛睁得大大的，对着自己微微笑……于是，他们看到他这副样子，自然就觉得他肯定是哪里出了毛病……”
[1] 应为《弗里曼日报》（ Freeman’s Journal ），伊莱莎错误地念成了“Freeman’s General”，两者发音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