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康熙大帝的死亡之谜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戌时，畅春园的清溪书屋，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位皇帝——六十九岁的康熙帝因“偶感风寒”溘然长逝，结束了他在位六十一年的皇帝生涯。新皇帝雍正的即位，宣告了康熙王朝的结束，国家也自此走进了雍正王朝。

当一个人死去，关于他的一切就都成了过去时，关于这个人的一切似乎没有必要再去理会了。然而，作为一代帝王的康熙帝，因其特殊身份，他的死却并没有因为时代的改变而被人忘记，人们对他的死产生了无数的猜测，并且大多数人都怀疑他的死并非官方所说的病死。因为人们觉得他死前死后的一系列现象均不大正常，更不合乎情理，似乎有人在暗中操纵着一切，于是认为他的死很是蹊跷，死得很不寻常，也很凄惨。而又据一些档案记载分析，康熙帝的死不仅出乎人们的意料，也是他自己没想到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人们认为康熙帝觉得自己的安全没有保障。因为人们清晰地记得，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初四日，当康熙帝再次宣布废太子允礽 时，曾悲凉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朕不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并且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一道上谕中，康熙帝曾提到“‘五福’以‘考终命’列于第五者，诚以其难得故也”。这似乎在暗示，他将来有可能不得善终。当康熙帝死后，人们再次细细品读并体会康熙帝的这些言语时认为，康熙帝感到自己的生命没有安全保证，其处在随时都可能被害的危险境地。

其次，人们在档案中发现了无法解释的可疑之处。人们在查看现有的史料时发现，康熙帝之死有可疑的地方，这两处记载的内容是这样的：

1.乾隆朝文人萧奭所著《永宪录》记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初七日，康熙帝由南苑回到畅春园，次日有病，传旨：“偶冒风寒，本日即透汗，自初十至十五（日）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必启奏。”但十三日戌时，康熙帝就死于畅春园了。

2.据满文档案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二月初七日，皇十四子允奉召自甘州（今甘肃张掖）赴京奔丧途中，在陕西双山堡，与奉命前来署理大将军印信的宗室延信相遇。允执手延信，痛哭失声，反复问询有关康熙帝去世前的情形。延信告称：

查仓事毕，我等于十一月初六日前往海子（南苑）奏闻。是日，见到主子，主子面询仓务，我等良久方散。看得主子气稍虚弱，颜面亦瘦些。翌日（十一月初七日），主子就回畅春园住了。我等八旗大臣相约后，初十日又去（畅春园）给主子请安。奉旨：“尔等不要再来。”自此，我们没有再去。十四日方闻此事……

值得注意的是，在康熙帝死前，畅春园的皇三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贝勒允禩、皇九子贝子允禟、皇十子敦郡王允、皇十二子贝子允祹、皇十三子允祥等都没有察觉到康熙帝“病危”，也没有任何应对“病危”的措施，比如召御医等记载。相反，在康熙帝十一月初七日生病以后，官方《圣祖仁皇帝实录》对康熙帝死前的三天记载都是“朕体稍愈”。这三天的记载如下：

辛卯（初十日），皇四子胤禛三次遣护卫、太监等至畅春园候请圣安。上传谕：朕体稍愈。

壬辰（十一日），皇四子胤禛遣护卫、太监等至畅春园候请圣安。上传谕：朕体稍愈。

癸巳（十二日），皇四子胤禛遣护卫、太监等至畅春园候请圣安。上传谕：朕体稍愈。

从上面的记载来看，康熙帝在这三天的病情并无大碍，即使没有痊愈，但也没有恶化的趋势。然而十三日的《圣祖仁皇帝实录》却记载道：十三日丑时，康熙帝病情开始严重；十三日戌时，康熙帝就死了，而且死得很快，均未见有任何救护措施。相反，在这段时间内，康熙帝召见了守候在畅春园的几个皇子，还召见了皇四子胤禛。需要说明的是，《圣祖仁皇帝实录》是雍正帝即位后命人编纂的，上面是如何记载的，雍正帝心里可是最明白的，如果记载的不是事实，或者记载的内容不符合他的本意，那是绝对不行的，这一点是肯定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记载那三天康熙帝身体无大碍呢？

有人说，康熙帝病重时之所以未采取救护措施，是因为康熙帝对自己的病情没重视，可是他身边的皇子、大臣，尤其是太医院的御医难道也没有对康熙帝病情重视吗？也有人说，康熙帝在十三日这天，已经被秘密隔离，失去了对政局的掌控。其证据是，康熙帝召见皇四子胤禛“谕令速至”，而皇四子胤禛竟然七八个小时后才前来。而据初九日《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康熙帝令皇四子胤禛恭代自己十五日的南郊大祀，但其地点距离畅春园的路程并不算很远。于是据此分析，康熙帝的“偶冒风寒”是被人给利用了，他的死绝不是简单的病死，绝非正常。

既然属于非正常死亡，那他就有可能是被人害死的。那又是谁想害死康熙帝呢？很显然，想得到皇位的人最有可能是凶手。遍查档案记载发现，皇四子胤禛对康熙帝的“病情”最为关注，并且行迹最为可疑。于是，康熙帝的皇四子胤禛便成了人们最大的怀疑对象。其证据是，在畅春园的皇子还不知道康熙帝已死的情况下，康熙帝的遗体在深夜已被转移到了紫禁城的乾清宫，并且是将康熙帝伪装坐在黄舆内运回去的。对此，《永宪录》有如下的记载：

上晏驾后，内侍仍扶御銮舆入大内。……诸王非传令旨不得进。次日至庚子（十九日），九门皆未启。

《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十三日皇四子胤禛进见问安康熙帝三次；《世宗宪皇帝实录》则记载，十三日皇四子胤禛进见问安康熙帝五次。在康熙帝生命的最后四天，皇四子胤禛总共五次派人问安，三次“进见”，一次被“诏见”，可就是这唯一的一次召见还去晚了。最为重要的是，《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十三日寅时，隆科多宣谕：皇四子胤禛为皇帝。皇四子胤禛巳时进入畅春园康熙帝寝宫时，康熙帝则是仅仅“上告以病势日臻之故”。寅时至巳时，其间为四个时辰即八个小时。对此，人们不免产生疑问：既然是立皇四子胤禛为皇帝，胤禛何以在四个时辰后才到达畅春园呢？康熙帝与胤禛的对话时间是巳时，康熙帝死亡时间为戌时。巳时为上午九点至十一点，戌时为晚上七点至九点。康熙帝与胤禛的对话时间是晚上十一点之后，父子之间能对话，就说明当时康熙帝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后来传闻甚广的“人参汤”事件，当发生在这次对话之后，并且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也没有否认给康熙帝进献人参汤这件事，不否认就是默认。雍正帝为了证明自己的皇位不是夺自一奶同胞的十四弟允，称康熙帝曾对孝恭仁皇后说：“汝之小儿子（皇十四子），即与汝之大儿子（皇四子）当护卫使令，彼也不要。”并且对此还进一步解释说：“康熙帝的年岁已高，哪有将皇位传给远在几千里之外的皇十四子的道理？天下再傻的人，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如果说雍正帝的解释令人感到出奇，那么更令人称奇的是，在康熙帝死后的十一月二十五日，雍正帝谕令内阁：“隆科多应称呼‘舅舅’。嗣后启奏处书写‘舅舅隆科多’。”康熙帝生病后，隆科多一直陪伴在其身边，又是宣读康熙帝“遗诏”的托孤重臣。

那么，隆科多何许人也？

隆科多，佟佳氏，镶黄旗满洲人，一等公佟国维第三子，康熙帝的孝懿仁皇后的亲弟弟。他当时的职务为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掌管着北京城及宫廷的安全保卫。

由此可见，隆科多并非皇四子胤禛的亲舅舅。又知，胤禛与他的亲舅舅并无过亲的往来。而雍正帝对隆科多的深入认识是在康熙帝死后。其依据是，雍正元年（1723）正月，雍正帝在年羹尧的奏折中曾这样批示：

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

翻译过来，其意是：舅舅隆科多，此前朕与尔先前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朕之功臣。何以在极短的时间内，隆科多就成为雍正帝的“功臣”呢？况且雍正帝自己承认“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因此，人们难免这样想：雍正帝自己说的这句话又暗含着哪些意思呢？这句话是否可以理解为，胤禛即位之前与隆科多交往并不多，但在康熙帝死后胤禛当上皇帝这件事情上，他没少出力？然而，当胤禛的皇位稳固后，隆科多被罗列犯有四十一条罪行，囚禁在畅春园外的三间房里，并于雍正六年（1728）六月死去。据说，隆科多曾说过这句话：“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将至之时。”于是有人认为，隆科多的死是雍正帝的杀人灭口，是为了掩盖他即位不合法之举。因为宣读康熙帝遗诏时，除皇子外，只有隆科多一人在场，而隆科多并非唯一的皇亲国戚及重臣。而且又有人考证，目前存世的康熙帝遗诏有两份，一份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一份保存在中国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遗诏分为汉文和满文两部分，前部分是汉文，后部分是满文。虽然两份遗诏都严重受损，但还是可以看出来，保存在北京的遗诏有明显的涂改地方，而且其汉字部分似乎是两个人书写的；保存在台北的遗诏，不仅工整，而且汉字部分盖有两处“皇帝之宝”印文。据分析，台北的遗诏是正本，北京的遗诏是修改后的副本。于是，“遗诏造假”也成为怀疑康熙帝非正常死亡的佐证。因此，康熙帝生病时及死后诸多事情，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与胤禛的行为和表现联系在一起，认为胤禛的即位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巨大阴谋的“成功”，以至于即使康熙帝是真的暴病猝死，人们也无法相信康熙帝是病死的，更何况康熙帝之死及胤禛即位前后，胤禛的一些行为和表现，确实又无法给予合理的解释。因此，康熙帝的死成为雍正帝无法摆脱的嫌疑。

现在，无论康熙帝死因在历史上的真相如何，最终，康熙帝的棺椁被雍正帝风光且又隆重地葬入了清东陵的景陵地宫，并且长眠至今。

康熙帝成为一代伟人，其能力和本事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这与他在童年的经历和所受的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幼年的他非常勤奋，后来在两位“贵人”的帮助下，他终于登上了皇帝宝座。当上皇帝的他虽贵为天子却能居安思危，知天命并洞察人事。他还健在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身后事。虽然他生活节俭，但当他死去的时候，人们发现其遗物种类很多，极尽奢华。 gnLvCqdvbqv2c4Cmt8bRmflczM3gKFf/2aA7NMZGCNZRZX4N7xRLLjQgLRftqay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