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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启六年（1626），即后金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怀有射日壮志的后金汗——努尔哈赤，在沈阳以东四十里的叆鸡堡悄然死去，在位十一年，享年六十八岁。
关于努尔哈赤的死，《太祖武皇帝实录》上有这样的记载：
七月二十三日，帝不豫，诣清河温泉沐养。（八月）十三日（按：当为初七日）大渐，欲还京，遂乘舟顺代子河而下，遣人请后迎之，于浑河相遇。至瑷鸡堡，离沈阳四十里，八月十一日庚戌未时崩，在位十一年，寿六十八。
努尔哈赤半身朝服像
从清朝官方档案的记载看，努尔哈赤似乎死于正常的疾病，从发病到病重再到死亡，仅十八天，并且是在治疗中疾病加重后才乘船返回沈阳的，但他还是死在了半路上，只是没有记载是何病。于是有人认为，如果努尔哈赤是死于正常的疾病，那么清朝官方档案记载中就完全没有必要隐瞒努尔哈赤的死因。因为无论多么高贵的人都会生病，也都会因病死亡的，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而如果死亡原因被隐瞒了，其中就涉嫌不可告人的秘密，后世猜测其死亡原因有两种可能：
1．努尔哈赤死于政治谋杀。
2．努尔哈赤死于伤口感染。
基于上述两种可能，于是，清朝官方档案为了隐瞒努尔哈赤这段不光彩的历史而不敢明言其死亡原因，只用“上不豫”“上大渐”等一笔带过。对于以上两种说法，由于目前史料的记载都将努尔哈赤的死因指向疾病，因此，努尔哈赤死于政治谋杀的可能性基本被排除。那么，他的死因就只有疾病这一项了。
本来，人之死因，可以简单归纳为以下两种：一是正常死亡，如病死、衰老死等；二是非正常死亡，因意外死亡，如受伤死亡、他杀、自杀、中毒死、疲劳死、忧郁死等。但由于清朝官方档案对努尔哈赤的死因进行了隐瞒，令人讳莫如深，导致人们对努尔哈赤的死因产生了疑问，并对此提出了两种主流说法，即正常病死说和受伤致死说。
1．正常病死说。这种说法主要来自明朝和朝鲜档案的一些记载。
明朝辽东左都督、平辽总兵官毛文龙在《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中记载：
八月初二日，急归报臣：老奴背生恶疮，带兵三千，见在威宁堡狗儿岭汤泉洗疮。
《明熹宗实录》记载有明朝辽东督师王之臣、辽东巡抚袁崇焕的疏报：
四乡络绎皆云，奴酋耻宁远之败，遂蓄愠患疽，死于八月初十日（应为十一日）。
朝鲜《李朝仁祖实录》记载：
七月间得肉毒病，沐浴于辽东温井（泉），而病势渐重，回向沈阳之际，中路而毙。
另外，朝鲜人罗万甲在《丙子录》中记载：“建州虏酋奴儿赤，疽发背死”；明末学者沈国元在《两朝从信录》中记载：“老奴酋疽发背死”；明末清初学者彭孙贻在《山中闻见录》中亦记载：“建州国汗，疽发于背殂。”
以上记载，称努尔哈赤因背部得了“恶疮”，或“疽”，或“肉毒病”，所以致死。目前，这种说法属于主流。
虽然笔者对“恶疮”“疽”“肉毒病”是否为同一种病不能判定，但如果仅仅是因为患有一种病，清朝官方在档案记载中只说“坐汤”治疗，而不提是什么病的话，似乎又隐瞒了什么。也就是说，如果努尔哈赤真患有其中的一种病而死，是有可能的。但导致努尔哈赤患上这种病的原因，才是更加值得思考探究的事情。经过查询“疮”“疽”“肉毒”等字词解释后发现，它们的病因大都与感染有关，“疮”“疽”是指皮肤感染，“肉毒”是指伤口感染。那么，是什么病灶引起的感染呢？笔者个人判断，这多半与伤口感染有关。因此笔者认为，如果简单地说努尔哈赤死于正常生病，似乎过于简单了些，还应该适当地挖掘其生病的根源。这就牵涉到努尔哈赤死因的第二种说法，受伤致死说。
2．受伤致死说。此说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死于炮伤，另一种是死于偷袭受伤。
（1）死于炮伤说。这种说法主要来自明朝和朝鲜的史料记载。
《明熹宗实录》中记载的兵部尚书、蓟辽经略高第的奏报：
奴贼攻宁远，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抬去，放声大哭。分兵一枝，攻觉华岛，焚掠粮货。
明末清初学者张岱在《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中记载：
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
朝鲜人李星龄在《春坡堂日月录》中记载：
翌朝，见贼拥聚于大野一边，状若一叶。崇焕即送一使，备物谢曰：“老将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岂其数耶！”奴儿哈赤先已重伤，及是具礼物及名马回谢，请借再战之期，因懑恚而毙云。
于是，有人据以上记载分析，明朝军队所炮毙的那个“大头目”或所伤“裨王”就是努尔哈赤。因为炮击伤此人后，八旗兵不仅裹着尸体哭着退兵，而且还对明朝的觉华岛进行了报复性的攻击，以此找回一些丢失的面子。只有努尔哈赤这样级别的“大头目”受伤，才可能令八旗兵在炮击之后，裹其“尸”而哭着退兵，并立刻发起报复性的反击。又因有朝鲜人李星龄在《春坡堂日月录》中明确记载努尔哈赤是在进攻宁远城时受重伤，并因“懑恚”而最终死去。因此更有人坚信，努尔哈赤在宁远城战斗中，被明军的西洋大炮击伤。西洋大炮射程远、威力大，是善于杀伤骑、步兵的利器。
然而，有人对努尔哈赤在宁远城受伤之事提出疑问，认为明军与后金军的宁远城之战中，努尔哈赤不大可能受伤，其理由有二：
理由一：如果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之战中受伤，作为宁远城的最高统帅，袁崇焕应该最先知道，而且应该将此作为自己的战功上报给朝廷，一来邀功，二来鼓舞士气。而实际上，袁崇焕在上报朝廷的奏疏中，并未提及努尔哈赤受伤。
理由二：从宁远城之战到努尔哈赤死亡，有八个月的时间差。在这八个月间的史料记载中，并没有提及努尔哈赤治病。不仅如此，其间努尔哈赤仍然在“整修舟车，试演火器”，还到“远边射猎，挑选披甲”。天命十一年（1626）四月努尔哈赤还亲率大军出征蒙古喀尔喀；五月为防备毛文龙进攻鞍山而回师沈阳；六月出城十里迎接蒙古科尔沁部的鄂巴洪台吉来朝。
因此，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之战中受“重伤”之说，值得怀疑。
对于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之战中是否受伤，笔者认为，从以上记载来看，不能断定努尔哈赤肯定受伤，但也不能否定，其理由有二：
其一，不能肯定努尔哈赤受伤。
如果说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之战中受伤，最先获得其受伤信息的应该是袁崇焕，这可就真有一些强人所难。在两军交战之际，战场上炮火硝烟，乱箭齐射，能看到远处有一“大头目”受伤，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不可能像有望远镜那样，能看清楚受伤的“大头目”是谁。试想，当初努尔哈赤在鹅儿城追杀仇人尼堪外兰时，发现城外四十余人中有一人头戴毡帽，身穿青绵甲，也只是怀疑是尼堪外兰，当时现场没有炮火硝烟，都不能确定那头戴毡帽之人就是尼堪外兰，更何况是硝烟弥漫的宁远城战场呢！那还有必要再去质疑袁崇焕为什么没有看清受伤的“大头目”是不是努尔哈赤吗？如果质疑努尔哈赤的受伤部位，仅从“背生恶疮”或“得肉毒病”来看，并不能肯定努尔哈赤受伤部位是在背部，但也不能否定。而且在硝烟弥漫的两军作战中，更不可能准确断定其背部是否受伤。所以，也只能推测宁远城之战中努尔哈赤有受伤的可能、受伤部位有可能是背部等情况。
其二，也不能否定努尔哈赤受伤。
如果说努尔哈赤回到沈阳后，仍然在令人“整修舟车，试演火器”，甚至还到“远边射猎，挑选披甲”，这也不足为奇。这只能说明努尔哈赤还在时刻备战，准备再次发兵，并不能说明他此时没有受伤。而且虽然在此之前的史料中没有记载其受伤，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努尔哈赤聪慧至极，为稳定军心，从大局出发，故意用备战行动来掩盖受伤的消息。这种做法在战争中完全是有可能的。比如当初讨伐明朝、发布“七大恨”之前，努尔哈赤还在以给诸王建马圈为由掩盖制作装备所需要的伐木行动。所以，即使努尔哈赤真的受伤，也不可能张扬此事并记载之。如果说努尔哈赤还在天命十一年（1626）四月亲征蒙古喀尔喀和六月出城迎接蒙古科尔沁部的鄂巴洪台吉，笔者只想说明一下，这两件重大军政活动事件在《满文老档》中并没有记载。没有记载的原因，也许恰恰说明当时努尔哈赤或因受伤未愈而在休养生息进行调理。之所以受伤八个月之后才死亡，也许是因为受伤后的治疗时好时坏，或者旧伤复发，本来心情就不好，急火攻心，后来又有可能伤口受到感染而最后致死。所以，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之战中受伤一事，目前也只能暂时先保留这一看法。
（2）死于偷袭受伤的说法。这是民间的猜测。这种说法说的是辽东东江部队的小股游击队发起对努尔哈赤的突然袭击，导致努尔哈赤受伤，后来伤口感染生病致死。辽东东江游击队大部分由一批与八旗兵有着血海深仇的辽东原住汉人组成，他们是明朝辽东左都督、平辽总兵官毛文龙从八旗兵屠刀下救出的汉人幸存者，他们憎恨八旗兵，只要能杀仇敌，往往不惜牺牲自己。而且这些人对辽东地形比八旗兵还要熟悉，所以才能孤胆深入八旗兵腹地开展游击战争。由于努尔哈赤平时出行，不大可能身边总是跟随大批的亲兵卫队，所以他们袭击了包括努尔哈赤在内的小股八旗兵后，虽然知道在袭击中致使对方的一个“头目”受伤，但他们和毛文龙一样，在对八旗兵的袭击中总是败多胜少，因此并没有将此事上报给毛文龙，所以毛文龙也就未能得知努尔哈赤在自己下属的袭击中受伤这件事情，而且他们也未必敢肯定和知道这位受伤的“头目”就是努尔哈赤。
对于努尔哈赤在出行过程中受到游击队袭击的说法，笔者除颇感新奇之外，第一感觉就是不靠谱。历来，八旗兵的彪悍和英勇都是有记载的，游击队的战斗力绝对不是八旗兵的对手，加上努尔哈赤身边总有勇猛的将士护卫，即使受到袭击，受伤的可能性也基本没有，因为努尔哈赤和他的八旗兵，除了战斗力，他们的智商也不低，知道如何保护好自己的主帅。
现在，在这两种主流说法之外，还有一种非主流的说法，即努尔哈赤死于伤口感染疾病。这种说法等于是认可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之战中受伤，但由于并没有及时治愈，因此伤口感染并发展为一种新的疾病——蜂窝组织炎。而史料中记载的努尔哈赤所患的“痈疽”症就是现代医学上的蜂窝组织炎。
蜂窝组织炎，简单地说就是一种皮肤伤口的细菌感染，细菌感染侵犯到皮肤皮下脂肪层，因为皮下脂肪本身的排列方式有点像蜂窝，所以这类炎症又称为“蜂窝组织炎”。
中医的“痈疽”概念，不同于西医痈疽的概念。按照中医关于“痈疽”的定义：“毒疮中，多而广的叫‘痈’，深的叫‘疽’。”这样的毒疮被现代医学解释为皮肤的毛囊和皮脂腺成群受细菌感染所致的化脓性炎，病原菌多为葡萄球菌或链球菌。痈发于肌肉，红肿高大，多属于阳症；疽发于骨之上，平塌色暗，多属于阴症。因此，现代医学中的蜂窝组织炎完全可以被归入中医“痈疽”的概念。事实上，蜂窝组织炎可由局部化脓性感染灶直接扩散经淋巴、血流传播而发生。而从受伤引发的局部感染发展为急性蜂窝组织炎，其时间可能很漫长。
因此，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之战中中炮受伤，随后又受到袁崇焕的冷言讥讽，大为上火；回到沈阳后又没有注意休息和调理，而是耿耿于怀，心生仇恨，心情郁闷。加上他常年驰骋疆场，鞍马劳累，本来就年迈体衰的身体，致使伤口不易愈合而导致感染。又由于不懂病理，努尔哈赤带着“痈疽”病不仅远征，还“得肉毒病，沐浴于辽东温井（泉）”，因此导致病灶感染快速扩散恶化，最终死于败血症。因此，归根结底，炮伤是令努尔哈赤死亡的罪魁祸首。当时，为了掩盖努尔哈赤在“西洋大炮”炮轰下受伤，达到稳定军心的目的，清朝官方档案隐瞒主帅伤亡情况也是正常的，这种做法直到现在也还是中外战争兵法中惯用的手法。
笔者对这种看法颇感兴趣并认可，支持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之战中受伤后致死这种说法，即清朝官方档案为了隐瞒努尔哈赤在战斗中受伤并死于伤口感染这段不光彩的历史而不敢明言其死因。
纵观清朝历史，不仅努尔哈赤的死亡没有明确记载病因，就是后来的皇太极、顺治帝、康熙帝、雍正帝、嘉庆帝、同治帝和光绪帝等，他们的死亡，或因档案记载不清，或因人们质疑其记载原因，都被认为是历史之谜。所以，本不复杂的努尔哈赤之死，由于各种史料记载上的差异，以及清朝官方档案记载上的缺失，令人们对史料的真实性与事实真相产生怀疑。因此，努尔哈赤的死亡真相在今后的日子里还会继续被争论下去。
努尔哈赤死后，他的“皇帝”尊号是皇太极追尊的，那是皇太极改“汗”称“皇帝”、改国号“后金”为“大清”之后的事情。
明崇祯九年（1636），即清崇德元年四月，皇太极为努尔哈赤上谥号为“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庙号“太祖”，简称“太祖武皇帝”。
康熙元年（1662）四月十三日，康熙帝改其谥“武皇帝”为“高皇帝”，其谥号加谥、改谥为“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弘文定业高皇帝”，简称“太祖高皇帝”。
雍正元年（1723）八月，雍正帝为其加谥后为“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弘文定业高皇帝”。
乾隆元年（1736）三月十一日，乾隆帝为其加谥号为“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
既然已经介绍了努尔哈赤死亡之谜，以及他死后谥号变化的过程，下面，就让我们再来看看努尔哈赤的崛起和其陵寝之谜吧。
作为大清帝国创业的奠基人，努尔哈赤的青少年时期并不如意，但他凭借着勇敢和智慧，逐步成为女真族的领头人，并因其崛起而带动了女真族和后金政权的兴盛和强大，使得这个原本是地方性的政权逐步过渡为全国性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