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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债所引起国民财富分配之情形如何，可分发行与偿还两段观察：
持券人之应募公债，为以其资金，移转于国库，而持有国家之债权。现在证券交易，极为敏活，持券人随时可以换取现金以供用，所有财产数量，并不减损，因之亦不发生社会财富分配之变动。惟在市场利率变动之时，若公债利率低于市场利率，则公债之所得，比之他项投资为减少，若高于市场利率时，是可增收利益。在强制应募制之下，持券人不易以债券出卖，或可出卖而须折价，债券之流通，既受限制，价值不免减少。在持券期间，固可坐领利息，然能获得活动之处究较小，则承受人之所得，不免减少。若是国家以此项收入，投作某方面之支出，可以增加贫民所得者，是有平等分配之效能。反之，用以增加富人之所得者，则将益增加不平等分配之程度。
公债之付息还本，为以纳税人纳费人之资金，移转与持券人，此中分配关系，约有三层：
贫者财富移转与富者
国家以税收偿债，一般国民之赋税负担增多，在富民之持有债券者，有其特殊利益，以为抵补。而非持券人，但纳赋税，坐待其财富之被移转。按之上章所述各项情由，贫民负担，重于富民，纳税人除缴纳偿债费而外，又须偿付持券人之特别利益。以故在国债制度之下，纳税人于供应政府所需各种费用而外，又必醵集资金，制造社会之金人。
少者财富移转与老者
内债之偿付，以国民之世代而论，为以少者之财富，移转与老者。老者以其财富购买公债之后，可以坐收本息。少者努力生产，而须多有所负担。年老者之能坐享此项所得，由于前日之努力，聚积财产固所应得。然从增加国家生产力看来，有生产力之少年人，因负担之重，其生产力乃不免于蒙受减损。欲少年人增加其生产力，常有减轻其负担之必要，在老年人不能增加生产力者，是无增加其财富之必要，而偿付国债所发生之财富移转，有违反双方需要之处，终必酿成国民之生产力不能作适当之发展。此种情形，各国在欧战后，极为显见。战时各国发行巨额公债，年老者平时积有储蓄，乘时购得，坐获利息。年少者，战时于役疆场，战罢归来，尚须努力生产以偿债，所受负担，乃不免于奇重。年老者，在战时，不劳而获重赏；年青者，劳役而受惩罚，按之国民情感，能无愤闷？在总制国家，凡属国民，各应凭其能力以卫国，其年老无力者，不能强其所不能，驰驱于疆场之上，吾人自不应从个人主义或级别主义较量老少之别。但财富之移转，亦当从国家总制着眼，视各方之需要程度，与以补充。此种任其自然借债权而行强制移转，究于国民道德与经济，为不合理。
地方财富移转于都市
公债所发生之财富移转，又有促成国内各地方财富分配不平等之势，试考我国情形，极为显见。我国之公债持券人，都荟集于上海、南京、天津等处，国家每年偿付内债之数，在10000万元以上，皆流在此等地方，而收入之来源，乃遍于全国各地。内地资金移转于都市，如此迭年增加不已，都市固日趋于繁盛，而内地乃穷困不堪。内地各种营业，皆感资本之缺乏，农村破产，农民流为盗匪，遂演成今日不可收拾之局。然返观都市，一般资本家，虽拥有巨额资金，可以营业，而以内地人民购买力如此薄弱，亦难发展，濒于倒闭，终不免双方交受其困。一般有资产者，群存款于银行，或以之经营投机事业，如民国八年以来之交易所风潮，层出不穷。近年来改营土地投机，投机者盛极而衰，继之以减租运动，都市乡村，同起骚乱。此种全国不安宁之现象，真令人忧愤无极。银行吸收巨额存款，无处可放，只有经营房地产，于是上海有四行储蓄会之22层大厦，有中国通商银行之18层大厦，有华懋地产公司之18层公寓，其他建筑，不可胜数。凡此建筑，只供富人消费之用。在银行固可收取利息，然与国家生产力有何关系？则此18层大厦云者，无宁谓为18层地狱，只有斫丧国家之生产力而已。
从此等分配情形看来，皆为酿成国民经济之畸形发展，国民资金，都集中于富民富地，其有生产力之人民与地方，皆以缺乏资金，欲发展而无由，日呈凋敝之象。按之各国实情，社会财富分配之不平等，依经济之发展而益烈。此种局势之造成，一方面，固由于富者在今之社会有较大之经济活动力；而他方面，政府之财政设施，又给与种种特殊殖利之机会，是为吾人所不能否认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