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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负担，通常以货币计算，例如国债有100000万元，是即为100000万元之国债货币负担。在国债存在之日，货币负担，亦即存在。自社会全体观之，本年度需要经费之数，来自举债，不从课税，在十年后偿还，是即在十年后课税，在此十年之期间，国民纳税之数，得以纾少。则是以举债代替课税之作用，只于延缓课税之期，于还本之日。但其负担，并不因迟课税而延缓，实与债额之存在而同存在。例如100000万元之国债，每年利息为5000万元，仍须国民每年纳税偿付。在国债存在期间，国民未纳税还本，由国民以之投于生产事业，使其每年发生5000万元之利息，每年由国家征收之，移转与债权人，以充利息之偿付。纳税人虽保有此100000万元资本之所有权，而其发生之利息，俱为国家征去，及至十年之后，连此100000万元之数，一并征去，或在此十年之内，分期陆续征去。债务延付之实情，既为如此，是与不举债改为自始即由国民缴纳100000万元之税，果有何异？在延付之情形下，如果纳税之资本利息为5厘，国债利息亦为5厘，则是纳税人未蒙受若何损失，债权人亦未获取若何利益。惟借债还债之行政费用，数额虽小，要亦为纳税人之特殊负担。按之此理，国民全体所受国债之负担，迟还早还，并无区别，或国家不举债。而以赋税代替，其为负担，亦无以异。所不同者，在课税，国民有赋税之货币负担，若以举债代替课税，则此项赋税负担，化而为国债之货币负担，以待将来之赋税负担，加以化消而已。
至各个国民之负担，在赋税与在公债之下，有其殊异之处。在赋税，各人应纳之数，皆现时征去，而在公债，持券人保存此债权凭证，在偿还期到来之前，可以尽量利用，以之作经济活动。至于纳税人们，在此期间，或知其所负国债负担之巨，暂时虽得保持其资产，然预知将来，终必征收以去，凡欲维持其资产原额者，于是努力节约，努力聚积，使乘此期间所获之储蓄，足偿赋税。国家之加税偿债，既非俟到期时之一次征收，而为分年征收，则每年纳税人之储蓄，恰可适合纳税之用，及至偿还完了之时，纳税人仍得保有其资产之原额。是在债务偿还之经过期间中，有促使人民努力储蓄之好效果（亦即为增重纳税人之主观负担）。但此良好效果，即在赋税压迫之下，亦可获得。人民因税之重，不能不增加努力，期于课税之后，资产减少，迨至将来，仍能恢复其原额，是与公债有同等之效力。由是言之，国家以公债代替赋税，可使人民在少纳税之前，努力储蓄以偿债，若以赋税代替公债，可使人民于纳税之后，努力储蓄以恢复其资产原额，则两者之效果，并无殊异。
然按之实际情形，两者之效果，常难相等。第一，若以赋税代替公债，人民以所得或资产缴纳与国家之后，其生产力不免较前弱减。第二，若以公债代替赋税，则人民感觉现时赋税负担之轻纾，支出又不若何之增多，因而不愿努力储蓄，试问国民资本，从何增加？其能预察将来赋税之重，作未雨绸缪之计，即于平时努力储蓄，预备国家将来之来征收者，实少有其人，则上述期望，毋乃近于理想，反不若赋税有压迫之力，促逼人民努力者，较可获得良好结果。第三，以赋税代替公债，人民乃按照现时所有财富分配情形，纳税于国，以分配赋税之货币负担，若以公债代替赋税，迨将来偿还之时课税，则以上述两项原因，将来人民之财富分配，发生异动，穷者致富，富者变穷，则各年度各人所纳之税额，彼此恒有变异。而况国家税制，常有改变，今年加重此税，明年减轻彼税，各人从所得与消费以纳税者，彼此又有变异。因此之故，国民各个人之货币负担，在公债与在赋税之下，乃因时而异矣。
两种货币负担之情形，既为如此之殊异，究应如何，方为正当乎？不可不加以判断。凡国家现时所需之经费，若以应依现时国民财富分配之情状而分配负担者，则当现时课税，是为根据于能力说之原则。若以经费支出之利益发生于将来，于是就享受利益而于将来得增加所得之辈课以税，则当现时借债，将来课税偿还，是为根据于利益说之原则。然利益说在财政学理之中，早已失去其确当性，因之以公债代替赋税，使负担贻留与后人者，乃为不合理之政策。